“哎唷！咱们的老卡列克 又来了！”

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小职员，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 。他把身子靠着窗口，狼吞虎咽地啃着一块面包，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有心开玩笑，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摔得那么准，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还跳起来，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 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

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停下来说：“喂，西蒙宁，别跟人捣乱；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不管当事人怎么穷，到底也是个人！”

凡是当跳沟的，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向法院递状子以外，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带送情书什么的。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

永远不哀怜人，一味地撒野，不守规矩，常常编些小调，喜欢挖苦人，又贪心，又懒惰。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他要是个人，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老师的错儿。

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提着一条腿，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

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拟一份状子的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忽然停下来轻轻地说道：“这怪物，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

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

“……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喂，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十八俩字不能用阿拉伯字！）……自重掌大政以后，即深知……（深知什么呢，这大滑头？）……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加惊叹号，后面加六点。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故圣虑所及，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将不少忠实臣下（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或拨归公共机关，一律发还；吾人不揣冒昧，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

念到这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等会儿，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喂，你们要开玩笑的话，只消告诉他，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看这老坏蛋来不来。”

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颁布于一八……（你们赶上没有？）”

“赶上了。”三个书记一齐回答。

谈话，起稿，捉弄人的计划，都在那里同时进行。

“颁布于一八……（喂，蒲加老头，诏书是哪年颁布的？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纸张倒耗费不少了。）”

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真要命！”

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嚷道：“怎么！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

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说道：“一点不错；他写的是：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

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

西蒙宁嚷道：“怎么，于莱先生，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

“快点儿抹掉！”首席帮办说，“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于莱先生，以后别这样乱搞！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 ！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

高特夏还在问：“颁布于……颁布于……（蒲加，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

“一八一四年六月。”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

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五个胃口极好、目光炯炯、眼神含讥带讽、小脑袋、鬈头发的职员，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进来！”便一齐抬起头来。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继续写他的账单。

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三角形的勃里乳饼、新鲜的猪排、玻璃杯、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这些食物的腥味、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他那时正在跑法院。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拍卖的公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标着大主顾的姓名，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并且，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大家在这儿进出，谁也不在这儿逗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人眼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在职员是一个教室：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满是油垢的家具，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地传下来，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切羊皮纸条的模子，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所以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跟别的事务所一样，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固然，魔窟还不限于此：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称斤掂两，计算价钱的；卖旧货的人堆破衣服的铺子，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歌衫舞袖的下场，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但赌场，法院，娼寮，奖券发行所，全是污秽凌乱、不堪入目的。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也不外乎这个原因。

“我的刀子在哪儿？”

“我吃早饭呢！”

“该死！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

“诸位，别闹啊！”

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正在关门。可怜虫战战兢兢，动作很不自然。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所以很客气地找跳沟的说话，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地对待他。

“先生，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

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仿佛说：“我是聋子。”

“先生，你有什么事啊？”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他手里晃着刀子，交叉着腿，把跷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

那倒霉蛋回答：“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

“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

“是的，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

“东家还睡着呢，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

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只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瞅着，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唯恐挨打似的。由于职业关系，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他显然是很累了，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只得叽哩咕噜地走掉，可是决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

他回答说：“先生，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我可以等他起床。”

蒲加把账结好了，闻到他的巧克力香，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把老人打量了一番，瞧着那件卡列克，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

“先生，他们说的是实话。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倘若你案情严重，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吧。”

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脸上往往变化多端，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便不再理会那老人，只管吃他们的早点，和牲口吃草一样地大声咀嚼。

临了，老人说道：“好吧，先生，我今天晚上再来。”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

一般可怜虫儿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使他们显露原形。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他们就更急切地把自己交给上帝。

西蒙宁没等老头儿关上门，就说：“喝！这不是吹牛吗？”接着又道：“他的神气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首席帮办说。

“不，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高特夏说。

蒲加嚷道：“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

“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高特夏回答，“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摆七零八落、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灌着水，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难道你们没留意吗？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

台洛希道：“他可能又是贵族，又是当过看门的；那也有的是。”

蒲加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

高特夏回答：“我可以赌东道，他要是当过兵，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

“好极了。”蒲加说。

“喂，先生！先生！”西蒙宁打开窗子叫起来。

“你干什么，西蒙宁？”蒲加问。

“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他一定知道的。”

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

“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高特夏嚷道。

“让我来对付吧。”蒲加回答。

可怜的人回进房子，怯生生地低着眼睛，也许是怕过分贪馋地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

蒲加和他说：“先生，能不能留个姓名，让敝东家知道……”

“敝姓夏倍。”

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莱，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

“可是在埃洛阵亡的夏倍上校？”

“一点不错。”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说完就走了。

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

“哎哟！”

“妙啊！”

“嘿嘿！”

“噢！”

“啊！”

“这老滑头！”

“真有意思！”

于莱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特洛希先生，你看白戏看定了。”

大家又是叫又是笑，夹着一大堆惊叹词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

“咱们上哪个戏院呢？”

“歌剧院！”首席帮办说。

“且慢且慢，”高特夏抢着回答，“我没说请大家看戏。只要我高兴，我可以带你们上萨基太太那儿 。”

“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

“怎么不算数？”高特夏回答，“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诸位，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请大家看点玩意儿。什么叫作看玩意儿？无非是看些可看的东西……”

西蒙宁插嘴道：“这么说来，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

高特夏继续说：“……同时是花了钱看的。”

特洛希道：“花了钱看的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玩意儿；你这个定义不准确。”

“听我说呀。”

“朋友，”蒲加道，“你明明是不讲理嘛。”

“那么居尔丢斯 算不算玩意儿？”高特夏问。

“不算，”首席帮办回答道，“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

高特夏说：“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意儿。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

“胡说八道！”西蒙宁插了一句。

高特夏骂道：“仔细我打你嘴巴，小鬼！”

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

高特夏尽管申说理由，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便转换话题：“而且，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夏倍上校明明死了，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法洛伯爵。法洛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

蒲加道：“这件公案搁到明天再说吧。诸位，工作要紧！该死！我们这儿简直一事不做。先把你们的状子写完，赶着第四民庭没开庭以前递进去。案子今天要开审的。来，快点儿！”

“倘若他果真是夏倍上校，西蒙宁假装聋子的时候，还不赏他一脚吗？”台洛希这么说着，认为这个理由比高特夏的更充分。

蒲加接着说：“既然事情还没分晓，不妨马马虎虎，到喜剧院去瞧泰玛演尼罗吧。咱们定一个二等包厢，给西蒙宁买张正厅票。”

首席帮办说完便在书桌前面坐下，大家也跟着坐下了。

高特夏重新念他的稿子：“颁布于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六月——（要写全文，不能用阿拉伯数字。你们赶上没有？）”

两个抄副本的和一个抄正本的一齐回答：“赶上了。”他们的笔尖在公文纸上咯吱咯吱地响着，办公室内的声音活像小学生捉了上百只黄金虫关在纸匣里。

起稿员嘴里又念着：“恳请钧院诸位大人……（慢点儿！我得把句子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搅不清了。）”

蒲加也在那里自言自语：“四十六……（嗯，不错，一个人常常会搅不清的！……）加三等于四十九……”

高特夏把底稿重新看过了，一口气念道：“恳请钧院诸位大人仰体圣谕意旨，对荣誉团秘书处之行政措施迅予纠正，采用吾人以上申说之广义的观点制成判决……”

小职员插嘴道：“高特夏先生，要不要喝一口水？”

“西蒙宁真淘气！”蒲加说，“喂，小家伙，赶快把这包东西送到安伐里特宫去。”

高特夏继续念他的文件：“……以保障葛朗里欧子爵夫人之权益……”

首席帮办听了叫起来：“怎么！你胆敢为葛朗里欧子爵夫人告荣誉团的官司做状子吗？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啊！你真是个大傻瓜！赶快把你的状子，连正本副本一齐丢开，等将来办拿伐兰告救济院案子的时候再用吧。时间不早了，我要办一份等因奉此的申请状，还得亲自往法院走一遭……”

上面那一幕可以说是人生趣事之一，将来谁回想起青春时代，都不由得要说一声：“啊，那个时候才有意思哇！”

半夜一点光景，自称为夏倍上校的老人跑来敲但尔维先生的门了。但尔维是塞纳州初级法院治下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年纪很轻，在法院中已经被认为最精明强干的一个。门房说但尔维先生还没回来，老人说是有约在先，便上楼走向法学大家的屋子。将信将疑的当事人打过了铃，看见首席帮办在东家饭厅里的桌子上整理一大堆案卷，预准第二天依次办理，不由得大为诧异。帮办见了他也同样吃了一惊，向上校点点头，让他坐下了。

“先生，你把约会定在这个时间，我还以为是说笑话呢。”老头儿说着，像一个潦倒的人勉强堆着笑容一样，特意装作很高兴。

首席帮办一边工作一边回答：“帮办们说的话虚虚实实，不一定都是假的。但尔维先生有心挑这个时间来研究案子，筹划对策，确定步骤，布置防线。他的过人的智慧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他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间才得清静，想得出好主意。他开业到现在，约在半夜里商量案子的，你是第三个。东家晚上回来，把每桩案子都考虑过，每宗文件都看过，忙上四五个钟点，然后打铃叫我进去，把他的用意解释给我听。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他接见当事人；余下的时间都有约会；晚上出去应酬，保持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他只有夜里才能研究案情，在法典中找武器，决定作战计划。他一桩官司都不肯打输，对他的艺术爱好到极点，不像一般代理人那样无论什么案子都接。你看他多忙，所以钱也挣得很多。”

老人听着这番解释，一声不出，古怪的脸上表现一副痴呆的神气；帮办看了一眼，不理他了。一会儿但尔维穿着跳舞服装回来了；帮办替他开了门，仍旧去整理案卷。年轻的代理人在半明半暗中瞥见那个等着他的怪当事人，不由得愣了一会。夏倍上校一动不动，跟高特夏想请同事们去瞧的、居尔丢斯陈列馆中的蜡人像一个样儿。呆着不动的姿势，倘不是对幽灵似的整个外表有陪衬作用，还不至于教人惊奇。但这个老军人又瘦又干；脑门故意用光滑的假发遮着，带点儿神秘意味。眼睛里头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翳，可以说是一块肮脏的螺钿，在烛光底下发出似蓝非蓝的闪光。惨白而发青的脸又长又瘦，正是俗语所说的刀锋脸，像死人的一样。脖子里绕着一条品质恶劣的黑绸领带，在他上半身成为一条棕色的线，线以下的身体被黑影遮掉了。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大可把这个老人的头看作什么物象的影子，或是没有装框子的伦勃朗笔下的肖像。帽子的边盖在老人额上，把上半个脸罩着一个黑圈。这个天然而又古怪的效果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使白的皱纹，生硬的曲线，像死尸般阴沉的气息，格外显著。僵着不动的身体，没有一点儿暖意的眼神，跟忧郁痴呆的表情，以及白痴所特有的丧失灵性的征象，非常调和：他的脸也就特别显得凄惨，非言语所能形容。但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尤其是诉讼代理人，在这个衰败的老头儿身上很能看出深刻的痛苦的痕迹，看出毁伤这个面貌的灾难的标记，好比成年累月的滴水把一座美丽的大理石像破坏了。当医生的，当作家的，当法官的，一看见这副神奇的丑相，就体会到整个的惨剧。这面目至少还有一点妙处，便是很像艺术家一边跟朋友们谈天，一边在镂刻用的石板上画的想入非非的图形。

生客看到诉讼代理人，不禁浑身一震，仿佛诗人在静寂的夜里被出其不意的声音把诗意盎然的幻想打断了。老人赶紧脱下帽子，站起来行礼；不料衬在帽子里面的那圈皮，油腻很重，把假头发粘住了，揭落了，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脑壳：一条可怕的伤痕从后脑起斜里穿过头顶，直到右眼为止，到处都是鼓得很高的伤痕。原来可怜的人戴这副肮脏的假头发，就是为遮盖伤痕的；两个吃法律饭的眼看假头发突然揭落，没有半点儿好笑的心思，因为破裂的脑壳简直惨不忍睹，你一瞥之下，立刻会想到：“啊，他的聪明都打这里溜掉了。”

蒲加心里想：“他要不是夏倍上校，至少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人！”

“先生，”但维尔招呼他，“请教贵姓？”

“鄙人是夏倍上校。”

“哪一位夏倍上校？”

“在埃洛阵亡的那个。”老人回答。

听了这句奇怪的话，帮办与代理人彼此瞅了一眼，意思是说：“嘿，简直是个疯子！”

上校又道：“先生，我想把自己的情形只告诉你一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诉讼代理人天生都胆子很大。或许因为平时接触的人太多了，或许因为知道自己有法律保护，或许因为对本身的职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像教士与医生一样，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害怕。但尔维向蒲加递了个眼色，蒲加便走开去了。

“先生，”代理人说道，“白天我倒并不怎么吝惜时间；可是夜里的每一分钟我都是宝贵的。因此请你说话要简洁、明白。只讲事实，不涉闲文，需要说明的地方，我会问你的。现在你说吧。”

年轻的代理人让古怪的当事人坐了，自己也坐在桌子前面，一边听着那阵亡上校的话，一边翻阅案卷。

上校开言道：“先生，也许你是知道的，我在埃洛带领一个骑兵联队。缪拉那次有名的冲锋是决定胜利的关键；而我对于缪拉袭击的成功又颇有功劳 。不幸我的阵亡变了一桩史实，在《胜利与武功》 上报告得非常详细。当时我们把俄罗斯的三支大军截成两段，但他们立刻合拢，我们不得不回头杀出去。击退了一批俄军，正向着皇帝统率的主力冲回去的时候，忽然遇到一大队敌人的骑兵。我向那些顽敌直扑过去，不料两个巨人般的俄国军官同时来攻击我：一个拿大刀往我头上直劈下来，把头盔什么都砍破了，直砍进我贴肉的黑绸小帽，劈开了脑壳。我从马上翻下来。缪拉赶来救应，带着一千五百人马像潮水般在我身上卷过，那真是非同小可！他们报告皇帝，说我阵亡了。皇帝平时待我不错，那一次猛烈的冲锋我又是有功的；他为谨慎起见，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把我救过来，派了两名军医来找我，预备用担架抬回去；他吩咐他们：‘去瞧瞧可怜的夏倍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当时口气太随便了些，因为他真忙。那些可恶的医生早先眼看我被两个联队踏过了，大概不再按我的脉搏，便说我死了。于是人家按照军中的法律程序，把我的阵亡做成了定案。”

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故事虽然离奇，却很像真的；便放下案卷，把左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校。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先生，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法洛伯爵夫人吗？”

“你是说我的太太！是的，先生，我知道。就为这个缘故，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奔走了上百次，毫无结果，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决意来找你的。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那是事后才知道的。一八一四年，我在斯图加特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和我解释，说我受伤的当口，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牲口和人都像小孩子折的纸玩意儿一般被打倒了。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一定把我压在下面，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也不至于受到流弹。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可是先生，当时一醒过来，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睁开眼睛，又看不见一点东西。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也极显著地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也知道我快死了。这个念头，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无法形容的苦楚，对我不生作用。耳朵轰轰地响着。我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最后，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发觉在我的脑袋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留有一个空隙。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上面斜靠在一起，底下分开着。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居然很运气，碰到一条手臂，像赫格利斯一般的手臂 ，救了我的命。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我早就完了。你不难想象，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我说我们，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我毫不放松地顶上去，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你瞧，我不是活着吗？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从人肉堆中翻上来，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维持我的呼吸。临了，先生，我终于见了天日，冰天雪地中的天日！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幸而我的血，那些同伴的血，或是我的马的烂肉，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凝结之下，好像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等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我便大声叫救命，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太阳出来了，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来呢？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把身子往上挣扎。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 的时候。总而言之，先生，那些该死的德国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吓得只有逃命的份儿，教我看了又急又气；我这么说，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过了不知多久，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简陋的木屋。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听两位主人说来，想必是那种病。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后来他们把我送进埃斯堡城里的医院。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那好人叫作斯巴区曼，听我有头有尾地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现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份而在埃斯堡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埃斯堡，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回复。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牢里。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夏倍上校呢！’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夏倍上校：唯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噢！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

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尔维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给我十个泰勒 ，认为我各方面说话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我但求不成其为我。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

“先生。”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听着你的话，我觉得像做梦。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上校的神气挺悲伤，“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 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做打官司的根据……”

“什么官司？”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前的痛苦的处境。

“先生，法洛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像我这样一个叫花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像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着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

“先生，请你把故事讲下去吧。”代理人说。

“请！”可怜的老头儿抓着年轻人的手叫起来，“请这个字儿从我受伤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

上校说罢，哭了。他感激之下，连声音都没有了。他的眼神、动作，甚至于静默，所表现的深刻的意义，非言语所能形容，终于使但尔维完全相信，并且大为感动：

“听我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打牌赢了三百法郎，很可以拿出半数来促成一个人的幸福。我马上办手续，教人把你所说的文件寄来；没寄到以前，我每天借给你五法郎。你要真是夏倍上校的话，一定能原谅我只帮你这么一点儿款子，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还得挣我的家业。好了，请你往下说吧。”

自称为的上校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一会：没有问题，他所遭遇的千灾百难把他的信心完全毁灭了。他现在还追求军人的荣誉，追求他的家产，丢不开自己，大概只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那是在任何人心中都有根芽的：炼丹家的苦功，求名的人的热情，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现，凡是一个人用事实用思想来化身为千万人而使自己伟大的，都是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在上校心目中，所谓自我倒居于次要地位，正如在赌徒看来，得胜的虚荣和快感，比所赌的目的物更宝贵。这个人见弃于妻子，见弃于一切社会成规，前后有十年之久，一朝听到诉讼代理人的话当然认为奇迹了。多少年来被多少人用多少方式拒绝的十块金洋，居然在一个诉讼代理人手中得到了！相传有位太太害了十五年的寒热，一旦寒热停止，竟以为害了另外一种病：上校的情形就是这样。世界上有些幸福，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真实现的时候，简直像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因此那可怜虫感激的情绪太强烈了，没法用言语来表现。肤浅的人或许会觉得他冷淡，可是但尔维看他发愣，完全体会到他的忠厚老实。换了一个狡黠之徒，在那个情形之下一定会天花乱坠地说一套的。

“我讲到哪里了？”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像小孩子或者军人，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尤其在法国。

“你说到在斯图加特，刚从监狱里出来。”代理人回答。

“你认识我的女人吗？”上校问。

“认识的。”但尔维点点头。

“现在她怎么样？”

“还是那么娇滴滴的。”

老人做了个手势，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在战场上经过炮火、浴过血的人，都有这种克制功夫，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他显得快活了些，因为呼吸舒畅了，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他像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说道：

“先生，倘若我是个美男子，决不至于受那些苦难。女人相信的是三句不离爱情的男人。一朝喜欢了你，她们就百依百顺，替你出力，替你玩手段，帮你肯定事实，为你翻江倒海，无所不为。可是我，我怎么打动女人的心？我的脸像个鬼，身上穿得像破靴党，不像法国人而像一个埃斯基摩人，但是一七九九年上我明明是个最漂亮的哥儿，我夏倍明明是个帝政时代的伯爵！……且说我被人家当作狗一般赶到街上的那一天，碰到刚才跟你提过的下士。那弟兄名叫蒲打。可怜他当时的模样和我半斤八两；我散步的时候瞧见了他，认得是他，可是他休想猜到我是谁。我们一块儿上酒店，到了那里，我一报姓名，蒲打就咧着嘴大笑，像一尊开了裂的臼炮。先生，他这一笑使我伤心到极点，他老实不客气让我感觉到自己面目全非，便是最感激最敬重我的朋友也认不得我了。我救过蒲打的性命，其实那是我还他的情分。他当初怎样帮我忙，也不用细表了。只要告诉你事情发生在意大利的拉凡纳。在一个不怎么上等的屋子里，我差点儿被人扎死，亏得蒲打救了我。那时我不是上校，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和蒲打一样。幸而那件事有些细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经我一提，他对我的疑心就减少了。我又把奇奇怪怪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说，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都变了；头发，牙齿，眉毛，都没有了；惨白的脸色像害着白皮症。虽是这样，他提出许多问话，听我回答得一点不错之后，终于承认这个叫花子原来真是他的上校。他把他的遭遇跟我说了，其离奇也不下于我的；他逃出西伯利亚想到中国去，遇到我的时候便是从中国边境回来。他告诉我俄罗斯战役的惨败，和拿破仑的第一次退位。这个消息给了我极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劫后余生的怪物，在地球上滚来滚去，像小石子般被大风浪在海洋中卷到东，卷到西，卷过了一阵。把两个人到过的地方合起来，有埃及，有叙利亚，有西班牙，有俄罗斯，有荷兰，有德意志，有意大利，有达尔美西亚，有英国，有中国，有鞑靼，有西伯利亚；只差印度和美洲没去！蒲打比我脚腿轻健，决意日夜兼程地赶往巴黎，把我的情形通知我太太。我给她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那已经是第四封了，先生！倘若我有亲属的话，也许不会到这个田地；可是老实告诉你，我的出身是育婴堂，我的履历是军人；没有遗产，只有勇气；没有家族，只有社会；没有故乡，只有祖国；没有保护人，只有上帝。噢，我说错了！我还有一个父亲，就是皇帝！啊，倘若那亲爱的人还在台上，看到他的夏倍——他老是那么称呼我的——像现在这副模样，他要不大发雷霆才怪。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太阳下山了，此刻我们都觉得冷了。归根结蒂，我妻子的杳无信息多半可以用政局的变动来解释。

“蒲打动身了。他有运气哇！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我不能和他做伴；身上带着病，走不了长路，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蒲打和他的熊送了一程；分手的时候，先生，我哭了。在卡尔斯鲁埃，我头里闹神经痛，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地躺了六星期，睡在干草堆里。唉，先生，我过的叫花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说也说不完。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请过客，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我的路由是跟蒲打商量好的，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直到巴黎，什么都没有收到。那期间我饮泣吞声，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我心里想：‘大概蒲打死了吧？’果然，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到了巴黎，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 。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袋里没有一个钱。真的，我身上的衣服全变成破布条了。进巴黎的上一天，我在格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第二天进圣·马丁城关的时候发作起来，差不多晕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天主医院里的病床上。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快活。不久我被打发出来，一文不名，但身体很好，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我多么高兴，迫不及待地赶到白峰街，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屋子还是我的产业呢！谁知白峰街变成旭塞·唐打街。我的屋子不见了，原来给卖掉了，拆掉了。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法洛，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不料老律师死了，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了一个年轻人。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继承手续如何办理，我的妻子如何再嫁，又生了两个孩子等全部告诉了我，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到夏朗东 ，决意小心行事。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唉，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里头回说不在；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车子像闪电一般地过去，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老人说着，冷不防在但尔维面前站了起来，嘎着嗓子叫道：“从那天起，我一心一意只想报复了。她明知道我活着；我回来以后，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原来她不爱我了！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咒她。她的财产，她的幸福，哪一样不是靠了我？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

讲完这几句，老军人又往椅子里坐下，待着不动；但尔维默默无声，只管打量着当事人。终于他像出神一般地说道：

“事情很严重。即使存在埃斯堡的文件真实可靠，也不能担保我们一开场就胜利。这桩官司前后必须经过三审，对这样一件没有前例的案子，非用极冷静的头脑考虑不可。”

“噢！”上校很高傲地抬起头来，冷冷地回答，“万一失败了，我是知道怎么死的，可是要人陪我的。”

那时他全无老态，变了一个刚毅果敢的人，眼中燃着悲愤与报复的火焰。

代理人说：“或许咱们应当想法和解。”

“和解！”夏倍上校嚷道，“请问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代理人说：“先生，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当作我自己的事。不久你就可以发觉我怎样关切你的处境，——那在司法界中几乎从无先例的。目前我先给你一个字条，你拿去见我的公证人，凭你的收据每十天向他支五十法郎。到这儿来拿钱对你不大得体。如果你真是夏倍上校，就根本用不着依靠谁。我给你的垫款是一种借贷的方式。你有产业可以收回，你是有钱的人。”

这最后一番体贴使老人眼泪都冒上来了。但尔维突然站起身子，因为当诉讼代理人的照例不应当流露感情；他进入办公室，出来拿着一个开口的封套交给夏倍伯爵。可怜的人用手指一捻，觉得里头有两块金洋。

代理人说：“请你把文件的名称，存放的城与邦 的名称，统统告诉我。”

上校逐一说明了，又把代理人写的地名校对一遍，然后一手拿起帽子，望着但尔维，伸出另外一只生满肉茧的手，声音很自然地说道：

“真的，先生，除了皇帝，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了！你真是一条好汉 。”

代理人按了按上校的手，掌着灯把他直送到楼梯口。

“蒲加，”但尔维对他的首席帮办说，“我才听到的一桩故事，也许要我破费五百法郎。但即使上了当，赔了钱，我也不后悔，至少是看到了当代最了不得的戏子。”

上校走到街上一盏路灯底下，掏出代理人给的两枚二十法郎的钱瞧了一会。九年以来，这是他第一回看到金洋。

“这一下我可以抽雪茄了！”他心里想。 KKGNCCbHqFHM7Kv4bioRzMMctWkvEj+iygDN/InP0/2IN5yNzqCtv/u9Q8xVIj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