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1年3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 今天我们谈谈历史文献学的问题好不好？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学，有什么用处？

答： 我们所谓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是历史的本身。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人们写出来的历史，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但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本身。我们平常总是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呢？这是因为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加以考察。我们研究客观历史，主要是依靠历史记录。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地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

客乙： 那么说，我们的历史工作就应当重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这是不是可以说历史文献学比历史理论还更重要呢？

答：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老一辈的历史家，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学有一定的修养。但是，如果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理解，而不下工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文献学工作，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任务。

客甲： 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学习不好，是否有必要提出来要研究历史文献学呢？

答： 我看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需要的。我们学习理论是一辈子的事，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想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好了，再干旁的事情。我们应该是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旁的东西。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好多流派。从李大钊同志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史学领域里传播开来。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第一部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著作。这本书的分量不大，但它的出版在历史意义上很重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当时学术界三个大论战。这三个论战，表面上是学术性的论战，实际上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个时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在中国大大地迈进，使大家更明白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郭沫若同志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及其伟大的前途。这是在《史学要论》以后又一部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同志，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中国通史》，而邓初民同志写出《社会进化史纲》、《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同志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又进一步地结合。这三十年的史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工作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同志，同时对历史文献又是有研究的。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五四以后，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不是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但在史学工作上，也取得了成就，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史学遗产。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等的成绩都很多，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还是有益的。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历史文献方面，而他们的学风又各不相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陈垣先生做出了一些示范的工作，在目录学方面，在校勘学、在避讳学、在辑佚学、在年代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顾颉刚先生在古书、古史的辨伪上，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史料的综合利用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当时，还有一些学者，在政治方面很不好，但在文献考证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们也不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问题，对他们的学术工作完全加以摒弃。

解放后，我们历史学界，同全国人民一起，普遍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这三十年通过不断学习，通过联系实际，可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原来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懂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有一些同志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在历史的研究上。过去对理论就有修养的一些老同志，这三十年来的成就就更大了。这是解放以来三十年，在史学领域里最大的事情。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情况，重视这种成就。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建设。我们绝不可以因为这些年写的书不多，就低估了这种成就。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解放初期，高等学校的不少教师，只要能在课堂上引用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就很受学生的欢迎。现在是什么情景呢？比当年是大大的不同了。只要把现在的情景和解放初期的情景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水平是提高了。当然，我们理论水平的提高还很有限，我们还应下刻苦钻研的工夫，还应该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年，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对历史文献也进行了一些工作，但重视的程度是很不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在我们高等学校历史系里，大量地搬用了苏联的课程计划，根本不引导学生们去接触历史文献，因而，一直到今天，我们历史系的大学生，很缺乏搜集、利用文献的能力，因而也限制了他们独立研究的能力，妨碍了他们继续提高，也妨碍了史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认为，我们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改革。一方面，更要抓紧理论的学习，又一方面，还要抓起历史文献的学习。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教学、科研水平，才能促进我们历史科学队伍的迅速成长。

客乙： 请问历史文献学是最近才提出的一门学问，还是以前就有呢？

答： 你问的是关于历史文献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还有待于研究。简单一点说，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诗经》和《书经》算是最古老的了。后来，据说孔子修《诗》、《书》，他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诗，原来篇数很多，但孔子教他的学生学习的只有三百篇。书，原来也很多，但孔子教他学生的不过百篇。孔子可以说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家。“文献”这两个字，以我们所见，也是孔子最初提出来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可见，孔子就懂得研究历史需要研究历史文献。这里所说的“文”，指的是由书面记载的东西；所说的“献”，传统的解释说是“贤人”，大概指的是流传下来的言论。今天我们就袭用了“文献”这两个字。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

司马迁作《史记》，对他所接触到的文献，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东汉末年，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奉命整理皇家图书。那时候，皇家收藏的书籍很零乱，不少的书都有好几种本子，各种本子之间又是差别很大。刘向要从各书的不同本子里整理出一个定本，并把每一本书的内容和整理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向皇帝上奏，被称为《别录》，这是书目解题的开始。现在，《战国策》、《山海经》、《说苑》、《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荀卿子》等书，都还附有刘向写的这种文章。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还对书籍进行了分类，还对各个流派作了说明。对于书籍的校勘，刘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提出来雠校的概念。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刘向和刘歆，关于整理文献的著作，基本上都失传了。《汉书·艺文志》主要是根据他两人的著作写成的，我们从《汉书·艺文志》还可以略略看到他们在文献工作上的成就。刘向可以说是第一个大目录学家、大校勘学家。要讲历史文献学，首先是应该研究刘氏父子的成绩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文献的研究也相应地有所发展。《隋书·经籍志》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又一个标志。《汉书·艺文志》只有《春秋》类。在这一类里面，除了《春秋》经传以外，只著录很少的历史书。《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大类，史类是四者之一。《隋书·经籍志》在史部里边，又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个分类，并对每一个分类都有说明。这是历史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对于后来史部目录学的分类，起了很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大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一书，是很负盛名的，被认为是理论性的史学著作。实际上，这书主要讲的是史书编纂体例，但也有两篇跟历史文献学有关的。一篇是《杂述》，它在“正史”以外，列出来十类的历史书，其中有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刘知几从史料价值的观点指出来，这十类书各有短长，应该善于选择。另外的一篇是《采撰》，它指出，著史好像是“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几认为，各种记载有真伪，有得失，有诬谬，对于“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他说的话不多，但已涉及到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了。

到了宋代，历史文献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沈括、郑樵、朱熹、洪迈、王应麟都有所贡献。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他对于历史记载有互相差异的地方，一定要进行研究，把他认为可靠的材料，写在《资治通鉴》里面。另外，又把他对史料去取的原因，写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这是一部系统地考察历史文献的书，在历史考据学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

欧阳修著《易童子问》，认为《易经》里的《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篇不是孔子作的。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看法，这对于实事求是地考订史料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这是开创了后来辨证古书真伪的风气。他收集了古代的金石文字，加上自己的解说，成《集古录》一书。他这个工作是把金石文字当做历史文献来看，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但他和宋祁合编的《新唐书》，还有他自己编的《五代史记》都有不少错误。吴缜著《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五代史纂误》五卷，就欧阳修的这两部书内部自相矛盾的地方指出来。吴缜的这两部书，对于历史编纂学，对于历史文献学里的校勘学，都是有一定贡献的。

朱熹是有名的理学家，是一个客观主义唯心论者。但他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上是有见解的。《诗经》原是儒家尊崇的一部经典。朱熹认为《诗经》里的《国风》大部分是男女的情诗。对于《易经》，他认为这是一部经历时期很长，陆续写成的书。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应该把这三人的易，分别看待，不能混为一谈。这可见他对古书的看法是持有一定的历史态度的。他又有辨别伪书的本领。他辨别出来的伪书，数量相当的多。他对古书的注解，如《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这是通过注解，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这跟对历史文献的一般解释有所不同。但他著的《韩文考异》、《楚辞集注》都是关于文献考订的正式著作。他晚年，又跟几个学生一起编了《仪礼经传通解》。这部书没有编成，他就死了。学生们问他，这书里的古礼现在是不是都可以实行。朱熹表示，这主要是把古礼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很多是不能在后世里实行的。这也表示他对历史文献的一种看法。

北宋的沈括，是一个大科学家。他著有《梦溪笔谈》。南宋的洪迈也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著有《容斋随笔》。后来王应麟著《困学纪闻》。他们都有很精辟的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对于后来清人的历史考据都是有影响的。

客甲： 郑樵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否也有贡献？

答： 对于郑樵的评论，向来有两种说法。一种看法认为，他写的《通志》是抄撮成书，纰漏很多。又一种说法认为，他在历史编纂上有很多创见。我看这两种说法，都带有片面性，现在我们暂且不必深究。现在我只想谈谈他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这大概有两点。第一点，是他写了《图谱略》和《金石略》，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把图谱和金石文字提到重要的地位，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第二点，他著的《校雠略》，是一篇有创见性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这里提出了类例的概念。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他把古今的书分成十二类，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他这种分法，不管是否合适，但类例的概念对于编修书目，整理资料，都是很重要的。《校雠略》还阐述了求书的方法，编辑书目应该注意的问题，都是很有见解的。他还提出来“阙书备于后世”、“亡书出于后世”、“亡书出于民间”，这都是有利于搜集历史文献的观点。

宋代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应该下点工夫去研究的。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学和宋学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始的。

客乙： 说了半天，我们对于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都包括什么东西，还不清楚。您是不是再跟我们说说？

答： 历史文献指的是历史文献的本身，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

历史文献指的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面材料，刚才已说过了。最近，张舜徽先生在《历史文献集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把“文献”和“文物”分开。我同意这一意见。这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都不相同的两门学科，是应该分开来的。但是，什么是重要的历史材料呢？这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难道马克思主义文献里不包括思想文献吗？应该说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像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们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它们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像《齐民要术》，科技书像《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史料的价值上来谈谈历史文献的内容。从史料的价值上说，可以借用章学诚对史书性质的分类，分为“记注”和“撰述”两类。记注，是当时的历史记录，可以说这是比较原始的史料。撰述，是后人对历史的写作和议论，一般地说，这在史料价值上要差一点。当然，有些撰述因为见解上的高明，而有较高的价值，但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历史文献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给它规定个范围。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内容，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另外，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

目录学是掌握历史文献的入门学问。我们研究哪一方面的历史问题，必须知道有哪些文献应该进行研究。从最简单工作来说，也必须有一个书名的单子，这也就属于目录学的性质。但目录学要求，比这个要多得多。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看，目录学要求掌握古今图书的分类和收藏流传的情况。图书分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懂得各门学科的不同性质和各种学术的不同流派及其发展状况。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目录学上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一个研究工作者，必须懂得他这一门学科的目录学。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懂得史籍的目录学。为了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文献的途径，也应该在目录学上给他们以指导。现在，有些高等学校，内部印行了古代史参考书目，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还应该继续发展下去，把这些目录收录进去的书，都加以解说，使读者知道大概内容，这是教学上很需要的事情。《辞海》里，有许多关于书名的词条，虽嫌简单了一点，也还是有用，最近在编写中的《历史百科辞典》和《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可能在这方面多起些作用。

版本学本来也可以算做目录学的一部分，但因为版本研究的本身还需要有专门的知识，这是可以独立成为一种学科的。目录学家可以在书目上注明有什么版本。但对于版本本身的研究，一般的目录学家是不能胜任的。版本学内容应该包含刻书的历史、版本流传的历史、版本的鉴定、刻书家的历史等。

目录学和版本学，都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校勘学也在清代有了很好的成绩。如全祖望校《水经注》，毕沅、孙诒让校《墨子》，都有很好的成绩。有些古书，过去念不通的，现在可以念通了。俞曲园著《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最后三卷有三十七例，基本上都属于校勘的义例，这是在校勘学范围内整理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陈垣先生用了很大工夫校《元典章》，又作了《元典章校补释例》。这是通过《元典章》这部书的校勘工作举出了校勘的五十例，比俞氏大有发展。他还概括出校勘的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对校法。刘向校书，主要用的是这种方法。第二种是本校法，用本书前后对证，发现错误。吴缜《新唐书纠谬》，主要是用的这种方法。第三种是他校法，是用他书校本书，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里边，有一些校勘记，就用的是这种方法。第四种是理校法。这是在前三种方法走不通的时候，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陈先生提的这些方法，为校勘方法指示了门径。

辑佚学，是把遗失的古书，根据他书引用而集中起来，让我们知道一些遗书的部分情况。唐宋时期的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以及诸经注疏等，都引用不少佚书。清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里辑出大量的佚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佚书有五百八十余种之多，是私人辑佚工作中成绩最显著的。现在这种工作还可以做。《永乐大典》还有些佚书可以辑出来。《古今图书集成》成书的时期比较晚，但里边引用的一些书，有些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还是可以做些辑佚工作的。

辨伪学，是辨别历史文献真伪的学问，包含辨伪书、辨伪事两种内容。这是历史很悠久的一门学问。《论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可见，孔子孟子时期都已经开始疑惑相传的古书、古事之真伪了。韩非子也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与定儒墨之诚乎。”

司马迁对于古书、古事的辨伪，是十分重视的。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后来，刘向整理古书，也很注意辨伪问题。他写的《晏子别录》说《晏子》里有一篇文章“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班固根据刘向父子的著作写《汉书·艺文志》，指出来有好多种书是“依托”，有的书“似依托”。

宋代以后，辨伪工作比较发展。如欧阳修、朱熹等人的工作，我们已经说到了。明代宋濂著《诸子辨》，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清代万斯同著《群书疑辨》，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他们所辨的伪书种类很多，成绩很大。清代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胡渭著《易图明辨》是两部很著名的辨伪的书。这两部书把古文《尚书》和《河图》、《洛书》的真伪，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论定。

五四以后，疑古的风气，相当盛。顾颉刚先生提出来关于古史真伪的问题，对于长期流传的古代传说，有所否定。他编出了有名的《古史辨》一书，还编辑出版了《辨伪丛刊》。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提出了辨伪书的重要性、伪书的种类和来历、辨伪学的历史，还提出了辨别伪书的方法十三项，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以前的辨伪学作了总结。

一般所谓伪书，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有的是后人有意识的假造。有的书只是因为不是出于一个时期，成于一人之手，而被称为伪书。像这样的书，我们应该分辨哪几篇写得比较早，哪几篇是后来写的，从而分别对待，不应该把这类书说成是伪书。有的书是依托古人讲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说的古人和古事不真实，但这样的书不能算是伪书。所以我们对待所谓伪书，也要具体分析。至于真正假造的书，里边也包含真实的材料，我们也要善于利用。不要因为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了。

我国长期以来有避讳的习惯。子女不能称呼父母的名字，臣不能称呼君王的名字，下级不能称呼上级的名字，年轻人不能称呼年长人的名字。特别君父的名字，在书面上是不能照直写出来的。有的时候是用改字的办法来表示。比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因为要避讳“民”字，在书面上就把“民”字改写成“人”字。有一本书叫《四民月令》，因避讳“民”字，就改成《四人月令》。有的时候，把应该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这是用缺笔的方法来表示。还有的时候，遇见应该避讳的地方不写字，而空一两个格。因为有这种避讳的习惯，在我们看古书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掌握避讳的知识，就可以帮助读者解释古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皇帝们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我们正可利用这一点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代的学者，对避讳的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清代的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对避讳都有专论。陈垣先生总结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一书，是系统地论述了避讳学的一部专著。

年代的记载是历史记载的一个基本条件。年代不明，就弄不清历史发展的进程。年代错乱，就会造成历史研究上的混乱。秦以前，各国实行的历法并不统一，纪年的方法也不一致。汉以后，一个皇帝可以有好几个年号。在封建割据时期，同时存在着好几种年号。弄清纪年，还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司马迁作《史记》要写年表、月表。杜预注《春秋》，要整理出来《春秋长历》。宋以后，研究纪年的多起来了。清人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李兆洛的《纪元编》是这方面很重要的著作。近几十年，我们习惯于用西元同中国纪元对换。但是中西历的纪年方法很不相同。中历的一年并不就等于西历的某一年。中西历对换，一年之间的差别，可以多到五十几天。如果简单地以中西历对换，就会出现差误。还有希吉拉历，即所谓回历，是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年，又没有闰月。每经三十年，中回历要相差一年之多，一千年要差三十几年。另外还有藏历、傣历，纪年的方法各不相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年代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相当复杂的学问。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在年代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成绩，一直还是重要的工具书。

地理环境是历史活动的舞台。我们要具体地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必须了解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发展起来的，在什么地方结束的。历史记载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记载。但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行政区域的建置有不断的变化，一个地名所代表地区的大小也不断有变化，同一个地方而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地方又有同样的名称。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二十四史》里边，有一些史是有地理志的。在地理志里边，总要讲到地理沿革，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的范围。还有一些历史书的注解要注出古今地名的异同。在地方志里边，在个人的游记里边，都常常有关于历史地理的记载。清代的历史地理学是比较发展的。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杰作，一直到现在还是一部很有用的书。清代学者考证先秦地理的书比较多。通考历代地理的，有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杨守敬的《历代地理沿革图》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清中叶以后，研究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人，比较地多了起来。关于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的历史地理，都有著作。中国历史文献里还有关于外国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里地名的考订，也还需要有关于外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但这就不一定属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范围了。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都不限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但大部分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最近，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专家，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把历史地理的研究，推广到自然地理的历史变化。这都是新的突破，而后者更超出了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内容，我说得很杂乱。我在这方面并没有研究，只是提出来一些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是我们史学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

客甲： 您不是说历史文献学还包括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吗？

答： 文献总是用文字写出来的。我们要研究文献，总要先掌握文字这个工具。文字学和语言学不能包括在历史文献学之内，但是古汉语和古民族语文以及甲骨文、金文等等，主要是用于研究历史文献的，我想这些学科也是可以包含在历史文献学之内的。像这一些学科，都需要专门的研究。还有属于以上所说的关于考据方法的研究，也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也可以进行一些研究。另外，历史学还应该包括历史档案学和方志学，这还是历史文献学里的两个大宗。关于方志学，《史学史资料》和别的刊物已发表了一些论文。关于历史档案学，现在已有《历史档案》专门刊物的出版。这些对于我们的研究，都是可以参考的。还有北京图书馆编的《文献》，说是丛刊，其实也是一个杂志，对研究历史文献也是一个专业性的杂志。

客乙： 现在是不是有一本书能把历史文献学系统地讲一讲呢？

答： 以前有过这样的书，写得很简单，还不成体统。现在我们应该提倡这门学问，请一些同志写出来这样的书。一开始，不必要求太高，以后可以逐步改进。各高校的历史系应该尽早开出这门课程。也可以建议有关单位，开设这方面的短期讲习会，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客甲： 还有关于类书的研究，是否也可算做历史文献学的一部分？

答： 关于历代的类书，应该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呢，还是作为目录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我还想不好，大家来考虑考虑吧。今天就说到这里好不好？谢谢你们耐心听我这些粗浅的意见。

客甲、客乙： 谢谢，谢谢！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RMf/aNI4O91h3/xKz5E4S6ShtXFNtOzSPsAIt6eP76qk+6FErXP0rSDBjfsbpCG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