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1年1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 我读过您的《谈史学遗产》，感到中国的史学遗产很丰富，您是不是可以另外多谈一点？

答： 那篇文章是1961年3月间写的，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些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断想过，感到可谈的问题很多，不过下工夫研究过的问题还是很少的，我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对。

史学在我国有长远的历史，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在殷商时代，那些管占卜的贞人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的历史家。我国最早的知识宝库，包括宗教迷信的和科学的，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这就是说，有了文字就有史官，所有的记载都集中在他们那里，他们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我国古籍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如《诗经》，如《周易》，如《春秋》，都属于史官的职掌。司马迁论战国和汉初的学术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些著作都包含了大量历史，采取了历史的资料，研究了历史的问题，结合了当代情况而写成的。司马迁的八书，《汉书》的十志，还有一些列传，论述了很多专门的学问，其中包含天文、地理、水利、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学术流派，以及医药、宗教迷信等。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近代科学分工分得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我看今年还是要宣传，要继承，要发扬。

史学遗产可谈的很多，有关于历史观点的，有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有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有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有关于历史文学的，咱们一下也谈不完，今天咱们先谈哪些呢？

客甲： 先谈谈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答： 关于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在出版说明里，总要说说为什么要出这部书，首先就要说说历史观点。这差不多都要指出来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

在关于历史观点方面，我想到的有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另外，总还有一些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客甲： 是不是请您按次序给我们一个一个地说说？先谈谈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好吗？

答： 所谓历史进程，按现在习惯的说法，是说历史发展过程。因为有的人不承认历史是发展的，所以用历史进程的提法更好些。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不是发展的。有人承认历史是在变，但还没有进化的思想。也有人有进化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的质变的思想。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必细谈了。现在只想就“势”和“理”的观点谈一谈，这是关系到对历史规律性的了解的。

按《韩非子·难势》所说，势的概念在慎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慎到把贤智跟势位对立起来，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子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很重视势的作用，他所谓“贤势之不相容”，同上引慎到的话是一个意思。前些年，一些讲儒法斗争的文章，把势说成是必然性，这是把势的原意夸大了。慎到、韩非所说的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势力，这里是指权力。有的同志把它解释为政权，我看是可以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说：“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又说到“强本干弱枝叶之势”。这里所谓势和形势，也都指的是现实权力，是现实性的东西，不是必然性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论当时形势的名篇，其中又有提到“不得不”的地方，这也是讲现实的情况，还提不到必然性上。但这里提到了理的概念。如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又说：“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以理，则强梁褫气。”第一个“理”字有必然性的味道，但尚提不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第二个“理”字，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道德规范，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柳宗元的《封建论》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个“势”字，差不多跟我们今天所说“形势大好”之“势”，意思相同，是说事态发展的情况。柳宗元把势跟“欲”对立，是说在“封建”这个问题上，客观的形势是不能以主观的意愿去改变的。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顾炎武的看法比柳宗元更进一步，认为客观形势固然重要，但在形势要起变化的时候，还有待于人力的促成，而人不能安坐以待其变。这种看法，就比柳宗元的看法要周到一些。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卷，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在对郡县的看法上，王夫之认为二千年弗能改，而不重视郡县之弊，这不如顾炎武高明。但他在这里提出了“势”和“理”的关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这里是把形势的发展，看做是受理的支配。他虽然还远远谈不到对历史规律的具体分析，但已看到历史进程是有必然性的规律的。他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说：“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说：“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这段话把“理”和“势”的关系，就说得更清楚。他以理势跟理气相比，这个理是唯物的，不是程朱学派的理。侯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二章第八节对王夫之的历史观点分析得很好，可以参考。

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客乙： 形势，是否还有别的意义，如说“地理形势”之类？

答： 顾炎武有《形势论》，就是专从地理上讲的。《汉书·艺文志》于兵家著录“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并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些话不好懂，似是说利用地理形势以制敌取胜。所著录的图，可能就是地理形势图。这只是我的猜想，不敢说是否符合《汉书·艺文志》的原意。但从传说的历史观点说，中国有不少史家是注重地理条件的。现在我们的谈话，是否就可以转到地理环境方面去谈谈。

客甲： 这些年，我国史学界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

客乙： 对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四章二节说地理环境绝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但是同时又说“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应当全面理解斯大林的意思，您看对不对？

答： 我同意您的意见。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不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他认为，地理环境是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是正确的。而且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还是“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说“必要”，还说“经常”，可见他对地理环境的重视。这些年，不少人因误解斯大林的话，反而不敢谈地理环境，这是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上很不应该有的错误。

近来读到史念海同志《河山集》二集排版的清样，这本书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黄河因中下游的侵蚀、下切和淤积而引起的各种地理条件的变化。作者认为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好谈有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考虑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的问题。

黑格尔有关于地理环境的详细论述。他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按着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第二种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第三种是跟海相连的海岸区域。跟这三种不同的地理特点相适应，居住着不同文化情况的人民。他说：“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他认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人们不能做自由的运动，人们时时刻刻被迫着当心自然，当心着炎日和冰雪，没有力量向更高的方面发展。他关于水的论述，是很有趣的。他说：“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他又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这些话很可以给我们启发，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之不同特点的理解有所帮助。我们在大陆上居住的人，很难对水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周易》总是要说“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对于水怀一种害怕的心情。黑格尔的这些论述都见于他的《历史哲学》。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但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还是好的。他也并不想把地理环境的作用抬得过高，他曾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

马克思在讲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的时候，以劳动对象为简单要素之一。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条件。马克思对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是辩证地看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名文中，还特别提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对东方国家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土壤、气候、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都属于自然富源。当它们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生产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些方面是注意得很不够的。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这句话的上面，恩格斯还说了两句话。他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我们对这两句话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客乙： 前些天，我在去年十月号的《哲学研究》上看了一篇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学说的文章，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有很丰富的内容。

答： 过去，有人指责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某种夸张，指责他曾经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性。但是，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确实有很精辟的地方。他认为，地理环境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给社会带来了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地理环境起了不同的作用；社会越向高级发展，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越减少。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说：“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的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但是人与人的居所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关系在他们所产生的后果中构成一个有规律性的过程。要辨明这个过程，必须首先考虑到，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这一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国历史家、思想家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比较缺乏，但并不是不注意这个问题。《史记·货殖列传》按照各地物产的特点，区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北方四个地区，并指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司马迁是既注意了各地天然财富的差异，又注意到人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的影响。在同一篇文章里，司马迁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区在地理环境上的特点以及它们对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和风俗上的影响。司马迁还写了《河渠书》专篇，论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以及兴水利、防河患对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他说到战国末年秦国开渠的故事，说到一个大渠的完成，改善了关中的土壤，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因而秦国得以富强，并导致合并六国的效果。班固修《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在这方面的工作，在《地理志》和《沟洫志》里作了更为完整的记录。后来的史家，对于地理环境不断有所论述，但没有多大的发展。明清之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主要是从政治、军事方面论述地理形势的专书。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用以观察各地区的情况。这部书并没有正式完成，只留下了大量的稿本。中国历史家对于地理环境虽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在思想上，是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史学的宝贵遗产，还有待于我们好好地挖掘。上引黑格尔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客甲： 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似乎都很注意，包括唯心主义者在内，也是这样的。《论语》上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记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可见，孔子以富庶为先，跟上来的才是教。说民无信不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去食、去兵，这好像是以信为最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足食、足兵的过程，老百姓如何信得过。看来，孔子也还是以足食、足兵为先。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要甘食、美服、安俗、乐业才达到至治。

客乙：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跟孔子、老子的意思差不多，但这都是从经济政策方面说的。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唯心，总也知道老百姓要吃饭穿衣。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他的政权就不会稳定下来。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终于丧失了政权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的问题是，要从社会历史的思想上去看中国的历史家如何对待社会经济问题。您看，是不是还要说到司马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比较突出的。

答： 司马迁在这方面确实是突出的。他认为经济利益是人们普遍的基本要求。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列举朝廷的贤达，隐居的高士，英勇作战的壮士，盗窃杀人的少年，装扮歌舞的美女以及农、牧、工、商各种技艺人等，还有伪造文书、贪污犯法的官吏，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挖苦那些没有什么本领，长期穷困却老把仁义挂在嘴上的人，说是“亦足羞也”。

司马迁指出，在老百姓中间，财富的多少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又把没有爵位的富人跟有爵位的贵人相比，指出前者的收入和物质享受可以跟千户侯相等。他还指出，甚而至于有爵位的人还要要求富商大贾给予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他又指出，在秦始皇的时候，大牧主乌氏倮和丹穴主寡妇清都以富于资财得到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司马迁认为，道德的标准是因人们的经济利益不同而不同的。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人身上是好事，在那个人身上会成为坏事。有权力的人所办的事情，总被认为是好事。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还有，一件事情，对于有共同利益的人是好事，而对于没有共同利益的人，就不一定是好事了。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 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司马迁是以贫富、小富和大富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还不能从生产过程中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没有从个人的经济地位上看出他的社会属性。他还不懂得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但我们不应该拿我们今天的阶级分析观点去要求两千年前的历史家。司马迁在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够伟大了。在司马迁以后，还有谁能继承发扬这样的思想，还有待于探索。对司马迁本人在这方面的思想，一般只是就《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平准书》里的记载来研究，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就《史记》的全书来研究他的这种思想。

客甲： 现在我们谈谈关于得失成败和民主思想的问题吧。

答： 从历史上看，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人、处世、搞社会政治活动等的借鉴，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这里提出来的“殷鉴”二字，成为两三千年来在政治上重视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重要观念。今天我们说“借鉴”就是从“殷鉴”这两个字来的。鉴的意思是镜子。“殷鉴”就是用殷代得失成败经验教训的这面镜子，来照照我们现在。近些年，在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很感觉到深刻，感觉到借鉴历史教训非常重要。《周易》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也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意思。德，不仅是个人的品德，而且包含个人的才能。

在历史上，每一次大变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政治家总是要考虑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皇朝建立的借鉴。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皇朝。但是，过不了几年，农民起义爆发了，秦皇朝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一下子都刮倒了。刘邦和他的一伙，没有尺寸的土地，也没有世袭的名位，出兵不到几年，就打下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是，汉初的人就纳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要问秦为什么灭亡了，汉为什么能兴起。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司马迁提出了“通古今之变”，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要“承敝通变”。隋唐之际的形势跟秦汉之际的形势有些类似。唐初的政治家、历史家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即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唐太宗曾经多次对朝臣谈论隋亡的原因。主编《隋书》的魏徵也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言之。”《隋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书名上已经标得很清楚是要“资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书就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两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这两部书记载了历代典章的沿革，还评议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得失。其中，有许多议论是很精彩的，在今天也还有参考的价值。

我个人的意见，研究历史当然要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中国史，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同时，我们也还是要接受我们史学的优良传统，也要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过去的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不少人是使用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论述的，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近些年，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有很多不是从历史影响、历史作用上去分析，而是简单地采用了“戴帽子”的办法。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对历史作具体的分析。

关于民主思想，近代是比较发展的。在明清之际，民主思想也是显著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责封建社会“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指责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著《潜书》说：“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他断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像这样的议论都是很明显的，我就不多说了。

以上我谈的几个观点，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共同研究，提高我们对史学遗产的认识，区别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史学工作是会有好处的。我们今天的讲话是否就到这里了？

客甲、客乙： 我们还希望另外再找个时间，谈谈关于历史文献学方面的问题。再见。

答： 再见。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vgfxUkCxl+y5fu1kLQaU7S+STam4GvFBkVXaM2H5lLKe1QbjnUNefVinjzk9jyZ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