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瞿林东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论史学遗产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所收录的六篇论文，写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1961年，其余五篇撰于1981—1982年，前后相隔二十年，而其撰述旨趣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①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②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③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作长期的讨论。

《谈历史文献学》和《再谈历史文献学》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撰写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相互补充，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有些问题上思考的轨迹。在《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利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①理论的部分；②历史的部分；③分类学的部分；④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史书的编撰》一文，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文章全面地评价了中国传统的各种史书体裁，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前人在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方面留给后人的启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综合体”史书的概念并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作者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是在这一撰述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获得重大成功的。

《谈历史文学》一文，首先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学”的含义和性质：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如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优良的传统。继而作者从史文的运用上举《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并有广泛的涉及；又从理论上举《史通》、《日知录》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分析。在讲到文与史的关系时，作者的这一段话是值得格外予以关注的，这就是：“是否有这样的作品，既可以说是历史书，又可以说是文学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既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但究竟是历史书。它们是历史书，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但确实有一些书，同时具备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性质，而不好说它主要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如《盐铁论》、《世说新语》等就是这样的书。但这样的书毕竟不多。”这些见解，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界限是有帮助的。作者撰写这篇文章，除了阐述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外，还有一个鲜明的旨趣，就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对于历史学成果走向社会并广泛传播，进而充分发掘历史学的社会功用，是大有裨益的。

通观全书，《史学遗产六讲》是作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弘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本书作者对《史记》有精深的研究，为世所重，所撰《〈史记〉新论》和《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两文，卓尔不群，成为《史记》研究的传世之作。现以其附录于本书，一则可以进一步窥见作者对史学遗产之“细部”研究的精深，再则也可以帮助读者通过认识《史记》这部书去体味史学遗产的丰富底蕴。这或许可以收到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之双重感受的学术佳境。

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家小书”，可谓立意新颖而又颇具学术眼光。《史学遗产六讲》收入其中，对“大家小书”和广大读者，都是很有意义的。出版社嘱我为此书撰写一篇前言，一是对所收文章略作介绍，二是也谈谈我的一点认识。这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当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

2003年11月1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