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小名“獾郎”,多部宋人笔记记载了王安石与獾(獾是民间常见的穴居动物,四肢粗短而强健,善于埋头掘洞,性凶猛而机警)有关的奇闻。《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出生时,一只獾跑进了产房,然后不见了。《云麓漫钞》说他出生时,一只獾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人行道上。《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一位异人到王安石家,识破了他为獾的真身。
另据《道山清话》载:言官李常上书批评王安石的理财之法“不由仁义”,神宗觉得有理。第二天上朝时,神宗逼问王安石说,按李常所奏,变法岂不是误了百姓?王安石垂笏低手,笑而不答,作怠慢状。神宗更加生气,又一次责问。没想到,王安石上前对神宗耳语了几句,神宗立马连连点头称“极是,极是”。李常百思不得其解,逢人便说,不知道王安石有什么狐媚迷魂之术。
在科学未开的古代,人们通常认为,像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特质。有关獾的传说代表了人们对王安石个性的某种认知和想象。至于其中的隐喻是否指王安石挖了赵宋江山的墙角,就不得而知了。而有关王安石身怀狐媚之术、蛊惑神宗的说法,根本就是反对者无端的诋毁。就出身与早期的生活经历而言,王安石完全是一位常人。
王安石祖籍抚州临川,1021年生于距离临川不远的临江军。他的父亲王益是真宗大中祥符间进士,担任过建安主簿、临江军通判、新淦县知县、韶州知州、江宁府通判等职,属中下层官僚。王益育有七子二女,前妻谢氏早卒,生安仁、安道。续妻吴氏生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以及二女。王安石在众兄弟中排行第三。
王益是清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在临江军,他敢于打击地方豪强。知韶州时,当地人说,还没有出现过比他更贤能的父母官。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他后来回忆说:父亲在世时,我年龄尚小,对父亲为政的事迹还不够理解。但还能记得他的一些教诲。父亲的理想是要使天下人受益,即使是一家一户过得不好,他也觉得有愧于自己的责任。
如果说少年王安石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学习异常勤奋。
1030年,王益任殿中丞知韶州,王安石时年十岁,开始学习诗文。1033年,王安石祖父去世,王益举家回临川奔丧,十三岁的王安石第一次回到家乡。回临川后不久,王安石来到宜黄姑姑家,拜当地隐儒、饱学之士杜子野为师。在杜子野教导下,王安石学业精进。
传说有一日,王安石翻阅《开元天宝遗事》,得知李白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上长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才思横溢,名闻天下。他问杜子野先生到底有没有生花之笔。杜子野说当然有啊!他随即拿来一大捆毛笔,说:这九百九十九支毛笔中有一支便是生花笔,究竟是哪一支,我也辨不清楚,你自己找吧。于是,王安石每天勤练文笔,等写到最后一支时,他顿时觉得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大喊道:我找到生花笔了!
另一则逸闻说,一日,王安石彻夜读书,恰巧这日清晨轮到他值日做饭,他慌忙到山下寺院借火,回来后,杜子野问他火从哪里取来,王安石说从寺庙取来。杜先生问:你桌上的灯不就是火吗?
王安石之所以勤奋好学,源于他内心的远大志向。《宋史·王安石传》中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古人一直很关注一个现象,为什么人的道路不同、命运不一?为什么一些杰出人物能够建立不朽功勋?古人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志。关于“志”,汉语中有许多相关的成语、俗语,比如:有志之士,雄心壮志,鸿鹄之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志者事竟成,等等。
当下我们常说的“信仰”一词是个外来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唐代的佛教经典中。古汉语中与信仰的内涵最接近的词便是“志”,有“志”便是有信仰。
古人十分看重志,肯定一个人,通常会说他自小就有远大志向。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又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史·文天祥传》载,文天祥很小的时候就倾慕乡贤欧阳修、杨邦乂、胡铨,说长大了不能与他们同列,就不是大丈夫。
志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树立的人生理想与使命,有志便是有信仰,有信仰就会有动力,有动力便能引导行动,攻坚克难,完成使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通常被许多人引为思想消极的借口。但曾仕强先生的解释是:四十岁时对人生的目标不再动摇,五十岁时明白命运是自己造就的。这样的解释更符合孔子的思想行迹。他老人家五十四岁时才开始周游列国推广仁政,走了十四年,历经千辛万苦,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没有坚定的志向,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王安石在家乡守孝期满后,随父至京师候命,第二年王益升任江宁通判,王安石又寄居江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王安石一家在江宁的生活刚刚安定,王益便突然病亡,他为官清廉,无田无产,一家人顿时陷入困顿。苦读三年后,庆历二年即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初任签书淮南判官,步入仕途。
王安石初仕淮南三个月后,告假回乡,看望祖母,并迎娶表妹吴氏。这一次省亲,距离他上次回乡已过了十年。王安石写下《忆昨诗示诸外弟》诗,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诗中写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睎。”
“稷”是传说中的五谷之神,“契”是传说中的商族始祖帝喾的儿子、虞舜的大臣,曾帮助大禹成功治水。少年时代的王安石便立志要像稷、契一样,造福苍生,流芳百世。
王安石的诗文中不乏有关志的内容。
1050年夏,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入京,顺道回临川探亲,途经越州,写下《登飞来峰》诗,诗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以此表达登高望远的志向。
1054年三月,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届满,在京候差期间,返回安徽与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上及友人同游褒禅山,写下著名的《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畏惧困难与艰险,是一般的人情,因此,平旷之处游者众,险远之地至者少。而世界上奇伟、非常之观,常常在于险远,人们很少能到那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一个人有志于非常之观,便不会随便停止,可是能力不够,也不能到达。
一个人有志,有能力,不懈怠,可是想去的地方幽暗昏惑,没有可以借助的照明工具,同样不能到达。
但有能力却没有到达,别人会嘲笑,自己觉得后悔;尽了自己最大的力而不能至,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游褒禅山记》与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之间有某种深层的契合。《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出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游褒禅山记》则更进一步地阐明了志向、使命与能力、行动、条件的关系。如果说《岳阳楼记》树立了理想旗帜,那么,《游褒禅山记》更像是行动指南。
《游褒禅山记》亦勾画出十五年后王安石施行变法的心路历程——志之所在,虽万仞之山,无所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