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

一个王朝的发展轨迹很少是线性的，开拓之后，会趋于守成，守成之时既久，开拓的冲动又会萌发。帝王们的心态也常常如此。在庆历新政中铩羽的仁宗后来仍有重启改革的想法。

1048年三月，仁宗幸龙图、天章阁，召近臣、宗室观看太宗游艺集、真宗幸澶渊诗碑及三朝瑞物，并出手诏赐辅臣说：西北备边的巨大消耗，令公私匮，国家承平日久，人浮于事，各级官员、将帅难以胜任，是制度未立的原因？还是选人用人机制出了问题？

翰林学士张方平当天上书召对，提出减少冗兵、冗费的主张。仁宗看后很满意，赐“文儒”二字以示表彰。

御史中丞鱼周询也上书召对。

同月，仁宗再下诏说：“朕欲闻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备御，将帅能否，财赋利害，钱法是非，与夫谗人害政，奸盗乱俗，及所以防微杜渐之策，悉对于篇。”

仁宗不同寻常地一月之内两次下诏求言，仿佛是回到了发动庆历新政的状态。但此时，朝中已没有像范仲淹那样的政治家。

宰相陈执中备受仁宗宠幸，但其并非进取之士。

张方平也未能进入仁宗的视野，八月，三司户部判官杨仪犯事降职，张方平受牵连，贬知滁州。

宰相文彦博因平定贝州王则兵变之功，刚刚由参知政事进为次相，亦无什么对策。

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自1056年至1064年，前后八年。这八年被认为是仁宗朝乃至宋朝治理最好的一段时期，史称“嘉祐之治”。嘉祐之治常被宋朝的后世君主拿出来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有“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之誉。

嘉祐之治是在仁宗的一场大病中开启的。1056年正月初一，因为在头天除夕，夜感伤寒，仁宗到大庆殿接受朝贺时一度昏厥。一个多月后，仁宗康复，但对政事不置可否。仁宗的身体欠安并未对国事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相反，按照宋人的说法，国家治理得相当好。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载：“帝自此御朝拱嘿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

只是，嘉祐之治这八年是仁宗生命的最后一站，他身体已不大好，将大小政事交给执政大臣，自己则看看书，写写字，吟诗作赋，宴饮垂钓。嘉祐之治其实就是无为而治，改革对于这位老皇帝的身体和心态，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但中下层士大夫批评时政、倡言改革的热情却日渐高涨。

事实上，从真宗朝开始，朝廷中就出现了各种关于改革的议论，而到了仁宗一朝，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

真宗初即位时，知扬州王禹偁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对辽夏“谨边防，通盟好”；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认为，冗兵、冗吏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1039年，西北战事吃紧之时，宋祁上疏，认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指冗官、冗兵、僧道众多；“三费”指寺观祈福之费、寺观设工徒役卒之费、节度使动用公用钱物之费）。宋祁认为，皇帝、后宫要带头节俭。此时的宋祁已四十出头，刚刚迁为天章阁待制、同判太常礼院，还不是十年后的那位沉迷于“不晓天”的宋大人。

1049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为由，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均反对，说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文、庞二人同奏说，现在公私困竭，就是因为养兵太多，万一归农的兵士聚为盗贼，二人愿拼死去镇压。仁宗采二人所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满五十岁以上和体弱者六万余人归农。但后来王德用为枢密使，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再增。

1058年十月，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写下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国事堪忧，认为症结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建议朝廷重视人才，改革科举、法度。

1061年，知谏院司马光向仁宗皇帝三上奏札，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提出裁减禁军、量材录用各级官员、减损冗费、节省财用等建议。

次年，苏辙作《新论》，称“天下之吏偷堕苟且不治其事”“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

朱熹在《朱子语类·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指出：“（王安石）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

南宋名士陈亮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

士大夫为什么纷纷主张变法呢？

首先，嘉祐之治下，国家治理存在很多问题，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人的改革书中多有论及。

其次，仁宗是个贤君，舆论氛围好，大家敢于提出改革的建言。

最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好，愿意为国家献计献策。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这个时候的士大夫有心忧天下的自觉精神，推动了政治革新，“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而钱穆所说的宋朝百年“养士”，须从五代、宋初说起。

五代所建立的国家，传位不到三四代就改换姓氏，大都由武夫悍将篡夺，士人备受轻视、压迫。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幕僚之祸”中，历数各方节度使残害士人的暴行，并特别提到张式案。张彦泽任后晋章义军节度使，为政苛暴，掌书记张式多次进谏，张彦泽非常恼怒，拉箭射他，张式脱逃。张彦泽派人追赶，并嘱咐说张式如果不听从命令，就杀掉他，取他头颅来见。张式跑到节度使李周处，李周上奏朝廷，朝廷下令将张式流放到商州。但张彦泽一定要抓到张式，晋高祖不得已，只好将张式送还。结果张式被剖腹挖心，砍断手脚而死。针对这件事，赵翼说：“士之生于是时，絷手绊足，动触落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残酷的政治现实锻炼出现实主义的政客，冯道堪称代表。他历仕五代，为十一个皇帝的重臣，居相位二十余年。在大是大非面前，这位老兄从不提早表态，永远跟着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冯道自称长乐老，在《长乐老自叙》中自得地说：称赞我的人，骂我的人，不知道谁多谁少呢！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天下大乱、民命倒悬之际，让士人们忠于一家一姓，讲求气节，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但天下由乱兴治之际，士大夫如此的精神状态，定难以支撑起一个长治久安的新王朝。太祖敏锐地注意到了士大夫精神层面存在的问题，在力推军事政治改革、大兴文人政治的同时，将士风建设作为另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

韩通之死为他提供了一次契机。

陈桥兵变之后，大军回师开封，太祖告诫诸将，要秋毫无犯，尤其不得加害公卿大臣，否则不容宽赦。大军和平地进入京师，几乎未遇抵抗，但其中有一个插曲。后周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当时正在宫中，闻讯后仓皇出宫，被太祖心腹大将王彦升发现。王彦升一路追击，一直追到韩通府上，将他杀死。这是陈桥兵变中唯一的流血事件。太祖感到不快，下诏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安葬。后来借故处分了王彦升。

宋朝建立后不久，昭义节度使李筠在泽州起兵反叛，割据山西的北汉主刘钧率军相助，派宰相卫融在李筠军中协调。宋军攻破泽州，李筠败死，卫融被俘。卫融不降，太祖令人把他拖出去斩首。卫融大喊：“大丈夫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今之死正其所耳！”太祖大受感动，将他释放，后来还任其为官。

《宋史·忠义传序》写道：“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忠义传序》认为，士大夫忠义之气，到五代时消褪殆尽。太祖对韩通、卫融的表彰，表明了朝廷的导向，之后，直言谠论之臣不绝于朝，朝野上下“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五代陋习被彻底铲除。

太祖褒扬韩通、卫融，对养成士大夫的忠义之气起到了导向作用，加之宋朝倡行文人政治，抬高文人士大夫地位，经济上予以厚待，士大夫于是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在君王面前唯唯诺诺的奴仆，他们对政治充满热情，勇于任事，直言无忌，敢于担责，开启了一代新风。

士大夫倡言改革，也得益于庆历新政。新政历时仅一年四个月，不难想象，如此短时间的改革能给这个中期王朝带来多大的变化。新政的意义在于，新政之前，解决“两蕃”和“三冗”，是宋朝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新政之后，“两蕃”和“三冗”的解决之道——改革本身，成为了政治议题。

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并未消沉，相反，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志更加坚定。1046年，他写成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抒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成为时代精神的点睛之笔。鉴于范仲淹对于庆历前后及此后一段时期士人风气产生的深刻影响，后世将11世纪中的五六十年间统称为“庆历之际”，大致包括仁宗一朝、英宗一朝直至神宗熙宁年间。这也揭示了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之间的渊源。南宋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认为：熙宁变法是庆历新政的继续，如果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就不会有熙宁变法。

范仲淹于1049年正月出知杭州。在距离杭州东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鄞县，青年王安石正在那里做父母官。范仲淹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同科进士，长王安石三十二岁。王安石得知范仲淹到杭州，三次给他写信，并特地到杭州拜访。1052年，范仲淹调任颍州，行至徐州时，与世长辞。正在舒州通判任上的王安石写下《祭范颍州文》，称他为“一世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