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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仁宗“拉抽屉”

国家出现问题，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其实都是常态，关键看统治阶级如何应对。并非所有王朝在中期以后一定就走下坡路，国家行将衰微之际，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王朝的“中兴”，统治阶层通过改革，缓解或解决了问题，扭转了国家颓势。汉宣帝刘询、汉光武帝刘秀、唐宣宗李忱等都是有名的“中兴之主”。

在西夏的军事重压之下，庆历年间，宋仁宗采取了政治改革行动。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除前十三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外，实际执政近三十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后世一般认为，仁宗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但事实上，他的心路历程中也有试图更革的时刻。1043年（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因病辞相，仁宗令在陕西主持军务的夏竦、韩琦、范仲淹入朝。范仲淹拜枢密副使，七月，改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富弼、韩琦拜枢密副使。

仁宗选中范仲淹，完全在朝野上下的意料之中。十八年前的1025年，范仲淹担任大理寺丞后不久便进呈《奏上时务书》，要求变革。次年，又在丁母忧期间“冒哀上书”，写下万余言的《上执政书》，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政”的主张。

范仲淹早年担任泰州兴化县令时，与泰州军事判官滕子京一道，带领百姓修筑捍海堰，使沿海数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当地百姓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范仲淹虽是进士出身，但时常留意军事，进士及第不久，他初任亳州推官，曾游历河朔，写下了著名的《河朔吟》，诗曰：“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诗中提及的张良（字子房）、李牧、严尤均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家，表达了他效命沙场的心愿。

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后，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于次年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执掌对西夏的战事。这一年，范仲淹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范仲淹赴任时，北宋前线重镇延州城周边的各要塞大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缨，兼知延州。韩琦力主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反击，范仲淹则主张采“屯田久守”。夏竦采纳韩琦的意见，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与西夏军接战，再遭大败。范仲淹则率精锐秘密潜入西夏军驻地，筑大顺城，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范仲淹还淘汰军中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从本地人中召募士兵，他们熟悉山川道路，又因保卫家乡，战斗意志较强。军中陆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一批杰出将领，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当时，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不是一位纸上谈兵的书生。

1043年九月三日，仁宗诏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官员到天章阁谒太祖、太宗御容之后，问策于诸大臣，要求他们“坐而书以对”。

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侵月削”，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并针对国家弊政，提出了十项改革建策，受到仁宗的首肯，下二府施行。

但新政类似于一场夏日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天章阁策对之前，仁宗并没有就改革问题展开任何讨论，一切来得都很突然。然而在短短的一年四个月后，新政便突然宣告结束。1045年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改革派全部被贬出朝。

庆历新政何以败得如此之快？

新政的十项改革措施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和均公田五项，均针对吏治，覃恩信、重命令两项亦与吏治相关。因此，庆历新政的核心与重点是吏治改革。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明黜陟”，即有大功大善者才能加爵奖励，不能到时就升迁；鼓励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干出实绩的，不受任官年限进用；“不堪理民者”，不予重用。

“抑侥幸”，即减少官员的恩荫名额，遇大礼只许奏请一子充任京官，如果是弟侄，需经考试录用。馆阁一类的重要职位，必须由两制（负责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和起草外制的知制诰）考核进士任用。

“精贡举”，即改革科举制度，进士考试以策论为先、诗赋为后，诸科考试除了考儒家章句，更要考经书要旨。

“择长官”，即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等选荐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知州，再由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知州、通判选取知县，以确保地方官员的素质。这项改革是新政的重中之重。

“均公田”，即改革官员的职田制度。朝廷派人核查官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除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覃恩信”“重命令”，指定期派官员到各路检查各级落实朝廷法令情况，访贫问苦，取信于民；慎重制定法律，防止朝令夕改，一旦颁行，故意违反者，严加处罚。

在圈定全国监司名单时，范仲淹发现不合格的便一笔勾销，富弼提醒他：你一笔勾去容易，不知道被勾去的一家都要哭了吗？范仲淹则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新政很快遭致激烈反弹。

本朝无阉患，但朝中有不少衙门由宦官把持，富弼与韩琦商量，让他们三年轮换，久任的全部进行更换。于是，宦官们“恶（富）弼如枕干之仇矣”。

范仲淹派出转运按察使到各地督查，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如临大敌。

范仲淹上书的同一月，监察御史梁坚便弹劾他的老部下、知庆州滕子京，指控他在知泾州时贪污挪用“公使钱”（即政府的公务招待费，又称“公用钱”）。经过一番调查，梁坚所劾并非事实。但仁宗还是在次年初将滕子京贬官。

1044年四月，仁宗听到一些对改革派私结朋党的非议，向辅臣发问说：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支持范仲淹的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上《朋党论》，称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要求人君“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但仁宗沉不住气，这年夏天，他向辅臣连发五问：西北到底应该由谁来镇守？为什么民力困弊、国家财力不足？为什么军队多而不精？如何处理武将、文臣不和问题？为什么躁进之徒仍在竞相奔走？

同年秋，进奏院案事发。进奏院官员苏舜钦是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女婿，由范仲淹举荐入朝为官。按惯例，进奏院每年春秋办赛神会时，将院内废纸变卖，换成酒钱，大家畅饮一番。当时，朝廷曾出台法令整治公款吃喝，但苏舜钦仍与右班殿直刘巽变卖废纸，邀来梅尧臣、王洙、王益柔等名士宴饮，席间还唤来歌妓助兴。太子中舍李定也想参加，苏舜钦鄙其为人，没有答应，他便向上举报。御史中丞王拱辰与革新派不和，授意苏舜钦的下属鱼周询、刘元瑜揭发。仁宗闻报后大怒，将苏舜钦削职为民，其余十一人全部被贬。

监察御史里行包拯于七月、八月间连上两疏，批评按察使“苛虐”，“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更有甚者，将京东转运按察使沈邈、薛坤的部属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四人称为“山东四伥”，将转运按察使王达、杨纨、王鼎称为“江东三虎”。仁宗下诏，要求约束诸路按察使。

不久，范仲淹被任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双双离开京师。

1044年十月，宋夏议和，西北军事威胁暂时解除，仁宗顿时失去改革动力。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次年正月，范仲淹罢职，贬官至陕西彬县，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等全部被贬出朝。

尽管庆历新政成效不显，但由于它施行时日尚短，引发的问题、留下的后遗症也少。再者，新政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仁宗的反复，与范仲淹关系不大。与后来王安石变法引发巨大争议不同，新政失败后，朝中再也没有出现针对范仲淹的批评。

但庆历新政未能解决、缓解宋朝的内外危机，问题留给了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