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无一例外都存在政治退化的趋向。开国之初，统治集团都会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社会趋于安定、富足。其后，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尤其步入王朝中期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出现所谓“中期问题”。

到仁宗一朝，北宋的问题已相当严重。

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的是一种政治赎买之策。《宋史·石守信传》载，太祖同时开出优厚价码，对众将奖赏，并且推心置腹地说：“人生白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后来与辽、西夏媾和，宋朝均走的是“花钱买平安”的路数。宋廷上下由此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花钱来解决。

为安排好功勋故旧，以及各国旧臣，太祖改革官制，采取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人为制造享受级别待遇却无实际岗位的官位，不断增加官员数量。真宗时实行恩荫任子，令“官二代”不用科举就能入仕，加之，本朝大兴科举，有名无实的冗官最多时达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七八以上。宋初，内外官员约五千人，四十年后的真宗景德年间达近万人。再过了四十年后，仁宗皇祐年间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胥吏。1063年（仁宗嘉祐八年），司马光在《论进贺表恩泽札子》中说，当时官吏“十倍于国初”。

僧多粥少，助长了钻营之风，为害政治风气。《宋史·鱼周询传》载：仁宗朝时，“仕进多门，人污政滥，员多阙少，滋长奔竞，靡费廪禄”。

宋初，禁军总数约二十万，由于大量招募流民，加之应付与西夏、辽的冲突，仁宗时，总兵力增加到近一百三十万，每年的军费开支达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为弥补军费的不足，宋军热衷于经商活动，或织布、烧炭、造船，或贩茶、售酒、卖药，或开旅店、租房屋、办典当，严重影响了训练与战备水平。

冗官、冗兵以及朝廷的各种赏赐、奢侈消费等，带来了严重的冗费问题。宋朝官员待遇优厚，士子一旦中举做官，生活就会极大改善。真宗的《劝学》诗称“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绝非戏言。欧阳修在其《读书》诗中说：“官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不少官员锦衣美食，纳妾蓄妓，生活奢靡。宋人笔记《钱氏私志》载：仁宗朝，学士宋祁经常在府邸大开筵席，与宾客们欢饮达旦，其府邸被称为“不晓天”。他的哥哥、宰相宋庠派人送信教训他说：你烧灯夜宴时，还记得过去我们在州学吃斋饭的事吗？宋祁竟笑着对送信人说：回去问问宰相哥，当年我们吃斋饭是为了什么？

冗官、冗兵、冗费，史称“三冗”。宋初，国库每年收入二千多万贯，可结余大半。到真宗天禧末的1021年，国库每年收入一亿五千万贯，支出一亿二千万贯，尚结余三千万。再到仁宗时，财政已没有多少富余。

财政的亏空只能取之于民，横征暴敛在所难免，于是到仁宗朝中期，各地兵变、民变不断。1043年，欧阳修在《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

1043年春，京东路沂州饥民揭竿而起。巡检使朱进奉命带领虎翼军前往镇压，一名叫王伦的军卒发动兵变，杀死朱进，占据沂州。义军随后南下转战江淮间，直捣扬州。同年，陕西大旱，商州农民在张海、郭邈山等领导下起义。驻守光化军的宣毅军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也兵变。兵变、民变队伍所到之处，州县官吏不是作鸟兽散，就是“金帛牛酒，使人迎劳”，甚至把兵甲作为礼物，让起事首领入主州县衙门。宋廷调重兵围堵、镇压，才扑灭王伦、张海义军。仁宗深受震动。

但，仁宗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还不在内部，“两蕃”（宋人称辽与西夏为“西蕃”）才是他最大的心病。

中原王朝自古便面临北方马背民族政权的竞争。10世纪中叶建立的赵宋王朝，一举结束了晚唐、五代之乱。但10世纪亦是马背民族勃兴的世纪，辽、西夏强盛崛起，先后与宋朝爆发严重冲突。“三冗”中的两冗——冗兵、冗费，都与“两蕃”问题密切相关。

受益于文治，相比于辽、西夏、金、蒙古（元），宋朝堪称是文化超级大国，儒学、文学、艺术、史学、科举等均迎来了大发展，人才之盛亦前世罕有。欧阳修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南宋朱熹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文化强，意味着民族生命力强，凝聚力强，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中世纪印度史时所说的：“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与军事力相比，文化力对于国家兴衰治乱的影响毕竟间接得多，较高文明征服“野蛮的征服者”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11世纪中叶，北宋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是“两蕃”的武力威胁。

太祖主导的宋初改革在防乱上成效卓著，但为本朝留下了一个长久的后遗症——军事积弱。

战争是指挥与协同的艺术，太祖实行的“更戍法”解决了武将擅权、谋取个人势力范围的问题，但严重干扰了军队的指挥、训练。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太宗遥控前线指挥，完全违背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的实际。

以文臣统兵，虽或有胜绩，但不符合战争的普遍规律。

地方实行的路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但地方权力被剥夺后，对内治安和对外边防能力均被减弱。

仁宗时，1041年二月，大臣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1044年六月，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中国之弱又如此。”

南宋吕中评价宋与西夏的战事时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

北宋末，面对亡国之危，名臣李纲曾建言钦宗，要求恢复藩镇节度使制，加强地方武装，抗击金人南侵。

南宋孝宗时，朱熹知南康军，按规定，该军禁军应有一千人的编制，可实际只有二百人，且缺少军饷。《朱子类语》卷一二八载他的话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宋史·文天祥传》载，南宋末，面对元军的进逼，文天祥在上疏中痛惜地说：“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

宋朝军力削弱的同时，偏偏遇上强悍的对手。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所统河北三镇兵在唐朝各镇中兵力最强，其主要任务就是防御东北的奚、契丹。这说明，那时的契丹，势力已相当强大。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中衰，契丹附于回鹘。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契丹又附于唐。唐末，契丹实力上升，但仍为唐朝卢龙镇所制。五代时，中原王朝陷入混乱，契丹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916年，契丹大汗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之后便东征西讨，最西打到阿尔泰山一带，东面攻灭渤海国。耶律阿保机去世后，其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国力达至极盛。先是，后晋石敬瑭为灭后唐，向他称“儿皇帝”，割让军事要冲燕云十六州，中原门户从此大开，契丹因为这笔飞来的横财，如虎添翼。石敬瑭病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对契丹主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三次兴兵南下，灭后晋。947年二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大辽”。但耶律德光没有久据中原之志，不久撤出开封，率军北归。此后，辽人再也没能跨过黄河。

宋初，太宗两次北伐，试图夺回燕云，均遭失利。辽朝则时常南下骚扰。真宗时，辽朝大举南侵，双方打了个平手，于1005年年初签订“澶渊之盟”，宋廷需每年输出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自此，双方大规模战事停歇。

与辽朝相比，西夏的崛起对北宋的国运产生了更大影响。

唐末，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五代十国时，中原内乱，定难军雄踞一方。宋初，拓跋部归附。太宗时，其首领李继迁起兵反宋。李继迁死后，子德明继位。德明与宋朝修好，向西击败甘州回鹘，国势日盛。德明死后，子元昊继位，于1038年十月称帝立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仁宗不予承认，下诏削元昊官爵，停止互市。1040年年初，元昊集兵数万攻延州，大败宋军于三川口，俘宋将刘平。次年二月，在好水川之战中再败宋军，宋将任福战死。1042年闰九月，元昊在定川寨之战中又取完胜，宋军葛怀敏等十六将被杀。

宋廷大震，君臣一筹莫展之际，辽与西夏发生火并，天上掉下了馅饼。1044年五月，辽朝派军讨伐境内党项部的反叛，西夏施救，杀死辽朝招讨使，辽兴宗举兵十万伐夏。为避免两线作战，元昊主动向仁宗送表称臣，双方议和，北宋册封元昊为西夏主，岁赐“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恢复边民互市。西夏取消帝号。不久，元昊率军击败辽朝大军，辽夏议和。

之所以说西夏对宋朝国运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宋辽之战从太宗979年第一次伐辽开始算起，到1005年澶渊之盟，前后只持续了二十六年，此后两国关系总体较好，未发生大战；而除去宋初的二十余年、德明当政的三十年以及庆历和议之后的二十年，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与西夏差不多打了一百年。名臣李纲曾说：“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由于对夏用兵之需，北宋将大量精锐部队部署在陕西前线，河东、河北一线的防御则严重不足。北宋末，金人南侵时认为宋朝“独西兵可用”，因而以完颜宗翰率一军围太原，取洛阳，断绝西兵东援开封的通道，短短两年便灭了北宋。

北宋对西夏用兵屡遭失败，除去战场上的因素外，还有若干其他原因：首先是地理环境对宋军不利。北宋出兵，一进入西夏便是广袤沙漠，交通、补给不便，难以久持；而西夏一入宋境，便可就地取材，补充军需。其次是西夏军机动性强，兵力容易形成局部优势。西夏全国的常备军约五十万，约十万部署在宋夏前线，且以骑兵为主，擅长运动、突击。北宋战时在陕北集结的兵力虽多达二十万以上，但防区广阔，驻扎分散。最后是辽朝趁火打劫，令宋朝无法倾力对付西夏。好水川之战后，辽朝向宋朝索要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宋廷不得不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换取辽朝放弃索地。

因此，在11世纪中叶，中国大地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新三国”局面。新三国与旧三国有很大不同。魏、蜀、吴三国无论哪国胜出，哪国失败，人们最多不过发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感叹；宋与辽、西夏分属不同民族，一旦宋朝失败，面临的将是灭族之危，后人对于北宋军事失败的批评也格外严厉。

在对峙与冲突中，两蕃显得异常强悍，原因在于，他们已经完成了“进化”。

自秦汉到隋唐，在与马背民族的战争中，由于人口、疆域与制度优势，中原王朝一直比较主动，特别是在汉、唐盛世，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西晋时即便发生了“五胡乱华”，但其起因并非是因为五胡的强大。五胡本是被压迫民族，长期生活在汉地，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残杀，使其镇压五胡的力量大为削弱，问题才由此发生。西晋灭亡后，中原王朝南迁建立东晋，北方陷入十六国的分裂，十六国中大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统治时间均短。南北朝时，南朝继承了东晋遗产，由汉人统治。北朝虽是五胡十六国的延续，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汉化，南北对峙最终以北朝的继承者——隋的重新统一而告终。

北宋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唐的主要对手是匈奴、突厥，但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均属较松散的军事部落联盟，社会发展处于较低阶段。辽与西夏则通过大量借鉴汉人制度，“进化”到成熟的国家体制。《新五代史》载，耶律阿保机上台之初，在汉人建言下，以帝制取代契丹传统的军事民主制，为其立国、强国奠定了基础。西夏前期实行蕃汉官制，到中后期则全面采用宋制。辽、夏两蕃支持战争的能力远非匈奴、突厥可比。

汉唐王朝之所以能击败匈奴、突厥，得益于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军团，其全盛时，骑兵数量和武器装备均占优，因此，汉将霍去病、唐将李靖才能运用大规模大纵深骑兵运动战，千里奔袭，直捣对方王庭。这种战例在北宋基本未见，原因在于，辽朝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以及西夏占据的河套地区，不仅是国防战略要地，而且还是汉唐以来中原王朝最好的牧马场。

辽和西夏不仅有骑兵之利，而且还学习汉人，建坚城深垒，依城防御，其攻守趋于均衡，不再是那种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队伍。979年，太宗亲征，围攻幽州，辽军死守待援，结果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太宗亦为流矢所伤。在1081年的灵州之役中，宋军围困西夏王都门户、军事重镇灵州，但久攻不下，最后反被西夏军所破，损失惨重。

汉唐国家与少数民族部落联盟的较量，到本朝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马背民族在个体军事素质上具有天然优势，一旦在国家制度层面获得进步，便有野心与中原华夏王朝开展全面角逐。

假如没有“两蕃”之患，“三冗”等内部问题尚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解决；“两蕃”问题的急促，令宋廷无暇专注于内部。政治改革由此激发。

邓小南先生在《王安石和他的时代》一文中指出：“宋代在被周边民族政权挤压的一个空间里，是如何对自己的发展做出选择的？通常状况下，我们会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就宋代的历史而言，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宋代的内政选择是在外交压力下的选择。”

张荫麟先生在《两宋史纲》中专论“北宋的外患与变法”，认为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皆源于外患。 HgdNiLqPtywMFpOxLwTK6D9391gk9kh9d1I6Uw1cr3abdEqkH/7JloQmXyg6XH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