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几大封建王朝，在其建立之前，大都有一个短暂的王朝为其奠基，这些短暂的王朝不同凡响，只是，它们的光芒往往被后起的王朝掩盖，比如秦之与汉，隋之与唐，后周之与宋。

后周是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历两帝、十年，也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前后两任皇帝太祖郭威与世宗柴荣均是难得的明君。

郭威出身职业军人，辅佐后汉高祖刘知远建国，但刘知远死后，其子隐帝刘承佑即位后大杀功臣，郭威被逼发动兵变，建立后周。

五代王朝兴替，有斩尽杀绝的传统。朱温称帝，把李唐皇室近亲杀光；后唐时，李嗣源称帝，把前任皇帝庄宗李存勗诸子杀光；末帝李从珂继位，又杀尽李嗣源诸子。郭威一改前朝滥杀恶习，兵陷开封时，不杀后汉宗室。有人提出，可比照西晋对待曹魏小皇帝曹髦的办法，以公爵之礼安葬死于乱军中的隐帝。郭威没有同意，他奉后汉李太后为母，迁于西宫奉养，停朝七日，为隐帝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郭威将受隐帝派遣，杀尽自己家小的权知开封府刘铢和权侍卫马步军督虞侯李洪建枭首于市，但赦其家人。

郭威上阵打仗时，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在军中接见宾客时，穿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与五代重武轻文的风气不同，郭威亲自到曲阜拜奠孔子，并从民间找到孔子、颜回后人，授以官职。郭威幼年孤贫，深知民间疾苦，力行节俭，废除了前代苛捐杂税和残酷刑法。

郭威的出现，使唐末以来极混乱的北方、中原社会开始走上安定的道路。历史迎来转身的时刻。

954年正月，郭威病死，遗命妻侄柴荣即位。柴荣继续执行郭威的路线。他率军夺取后蜀秦、成、阶、凤四州。三次亲征淮南，夺取南唐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又于959年三月率诸军北伐，以夺回燕云十六州。辽军望风而降，柴荣连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和易、莫、瀛三州十三县，关南之地平定。正当他与诸将商议如何攻打幽州时，不料突发重病，北伐乃止，中原王朝痛失收复燕云的历史机遇。

柴荣率军于六月返回开封，病情加重，开始安排后事。他解除郭威女婿张永德的兵权，任命亲信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统率禁军。不久，不到四十岁的柴荣驾崩，他七岁的幼子恭帝柴宗训继位。但此后不到一年，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

亲历五代之乱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不汲取唐五代教训，不消除历史的负能量，他新建的王朝有可能重蹈覆辙，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

立宋后的第二年，961年七月，太祖问心腹大臣赵普，五代战乱不断，老百姓遭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熄灭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该怎么做？

赵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大道至简，管用的道理并不复杂。收了方镇节度使的权力、军队和钱粮，把“君弱臣强”局面恢复到“君强臣弱”的常态，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太祖茅塞顿开，立刻说：“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太祖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奉为圭臬，着手对国家军事政治体制进行大幅改革。改革目标十分明确，即“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确保皇帝的绝对权力，消除兵强马壮者即可为天子的隐患。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防乱。

军事改革针对两个方面：一是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将领；二是造成兵强马壮者即可为天子的军事制度。

对于功高的宿将，历史上的开国之主往往大开杀戒，以除后患。但太祖实行“杯酒释兵权”，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宿将解甲归田，同时赐予优厚待遇。从此，太祖放心地当起他的皇帝，老将们安心地颐养天年。

太祖以后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身份夺得天下，深知其中的机关奥妙，立国后不久便废除了这个权力大得没边的最高军职，以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将中央禁军的统兵权改由“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分别统领，并另选一些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将领。

太祖另置枢密院，不统军，但管军队的召募、训练和调动。三衙统军，但无权调动军队，与枢密院形成相互牵制，便于皇帝操纵。

在军队的部署上，实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将全国约半数的战斗力最强的禁军调至京师及附近驻防，由皇帝直接控制。其他禁军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实行“更戍法”，每年或两年将禁军换防一次，但其统帅不换防，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不得专其兵”，防止武将个人势力做大。

实行国家募兵制，严禁地方擅自招兵。凡灾荒之年，朝廷都会招募饥民，防止流民造反。太祖对这项政策颇得意，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宋太宗赵光义对军事将领的控制更加严格，将军权抓得更牢。每次战前，他都会为出征的大将授以“阵图”，即作战方案，即使方案不符合实际，前线指挥官也无权改变。照着阵图，打了败仗，主帅责任不大；反之，不按阵图而打了败仗，则罪名极大。

行政改革亦沿着集权于上、分权于下的方向进行。为限制宰相权力，太祖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设为二府三司。最高行政机关称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合称东、西二府。最高财政机关设为三司。二府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对皇帝负责。

在中央朝廷与州府之间，增设路一级，设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代表中央监督地方州、县，将部分财权、司法权收归中央。

如此一来，军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中央朝廷，最高权力则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

在制约武将的同时，太祖、太宗推崇文治，大兴科举，重用文人士大夫。北宋前期，枢密院长官尚有不少由武将充任，到仁宗时则基本由文臣把控。

营武出身的狄青屡立军功，仁宗准备提拔他为枢密副使，遭到言官反对。狄青进京赴任，被一些朝臣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西南侬智高反宋，仁宗令狄青、余靖统军南征。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取得宋自统一以后在边疆的最大胜利，被擢为枢密使。流言随之而来，有人称看见狄家的狗长出角来；有人发现狄青宅院在夜晚常发出奇光，而这种光亮恰与当年后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情景惊人的相似；还有人称，见到狄青在相国寺内身穿意义非凡的黄袄。宰相文彦博劝仁宗将狄青外放，仁宗说狄青是忠臣啊，文彦博反驳道，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狄青终于罢放陈州，不久郁郁而终。

与“文臣主枢密”相呼应，太祖令“文臣任知州”。太祖认为，文臣即便造反，危害也远小于武将，因此让文臣代替节度使出任地方一把手。

为强化文治，笼络读书人，太祖、太宗大兴科举，通过科举者即授官，科举入仕人数大大超过唐代。

宋廷还规定，武官的磨勘，即考课年限比文官更长，其升迁速度较文官缓慢。文官的福利待遇也比武将高，除去官俸，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厨料、仆人衣食等各样杂费，以及“职田”，即依官阶高下可得良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退休后还能享受较高俸禄。因此文臣不愿改任武官，武官则很难跻身文官之列。

太宗时，文官主政、重文轻武的局面基本形成。此后的历代君主均因循不悖。北宋被金人灭亡后，高宗赵构重建南宋，他本人一度被金兵穷追入海，惶惶不可终日。而一旦抗金形势转好，他便解除岳飞、张俊、韩世忠三大将兵权，并与秦桧一道残杀岳飞父子。重文轻武，严防武将，作为遗传基因，已深入赵宋王朝的骨髓。

但就防乱的初衷而言，宋初的改革相当成功，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唐五代以至前代屡见不鲜的武将擅权、藩镇割据、权臣篡逆、宦官外戚之祸、大规模农民起义等，在两宋基本没有出现。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盛赞说：“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改革促进了新国家的稳定，稳定带来了繁荣。

太祖开国的头四年史称“建隆之治”，期间，国家兵马强壮、国库充裕、社会安定，中国历史达到了自唐开元盛世以后的又一强盛时期。在此基础上，北宋经济全面恢复，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感叹道：“公元960年宋代的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称：“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六百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使宋朝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内向与和平的特征。但繁荣与富足，常常唤起他人觊觎的野心，和平需要武力之盾，这个文治的王朝能够守卫和平吗？ 0xR+wAElLNX0SVnsb48fRTV93tCPmqA47Lt9J2Yxfktcc6oi4U3KfwuaRiirZI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