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是变革的王朝，一百六十七年间发生了三次大改革：太祖主导的宋初政治军事改革；仁宗朝的庆历新政；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施行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丰变法”。

宋初的改革，以分权制衡为要，辅之以右文抑武之策，抬高文臣，压制武将，目的是为汲取晚唐五代教训，防乱兴治。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改革，乱的问题解决了，但却无形之中埋下了军事积弱的种子。

北宋由军人集团创建，宋太祖赵匡胤发于卒伍，军中不乏优秀将领和敢战之士，建国不到二十年便基本完成华夏地区的一统。但自太宗朝开始，军事积弱的种子悄然萌发，对外用兵屡遭失败。太宗两次兴兵伐辽，均大败。真宗时，辽军兵临澶州城下，兵锋直指北宋京师开封，真宗御驾亲征，扭转战局，但宋廷还是以输岁币为代价，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仁宗时，党项元昊在西北称帝建国，随即与北宋展开大战，宋军一败再败，损失惨重。辽朝乘机渔利。为应对西夏与辽朝的进逼，宋廷大规模扩军，军费陡涨，财政捉襟见肘，百姓负担加重，兵变、民变四起，统治危机日甚一日。

穷则思变，弱则图强。

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春秋管仲，战国李悝、商鞅，西汉桑弘羊等通过实施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在多方因素作用下，仁宗庆历年间，以及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廷亦先后两次施行改革。

但搞改革谈何容易。历史上不乏失败的改革，轻者，如唐朝中期的永贞革新，改革的发动者——“二王八司马”全部遭到贬逐；重者，如两汉之间的王莽改制，国家覆亡，王莽落得身首异处。

宋初的政治军事改革并非是一次典型意义的改革，原因在于，这次改革主要是革前朝之弊，而拨乱兴治几乎是任何一个新王朝改朝换代的常态工作。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则不同，它们发生的时段正值王朝中期，均针对自身积弊，统治阶层有推动改革的意愿，改革家设定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实行了涉及面较广的改革举措。只可惜，庆历新政一年后草草收场，王安石变法亦功败垂成。

王安石变法更具雄心，前后持续十六年之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改革。争议在于，王安石变法四十年后，北宋就被金人革了命，王安石变法是否应当为国家覆亡承担责任？九百余年来，人们的观点尖锐地对立。《宋史》的官方定论是，王安石变法变乱国家，激化党争，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另一派则认为，新法均是良法，王安石变法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与北宋亡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孰是孰非？

王安石变法具备诸多有利条件，神宗是励精图治之君，力主变法，王安石本人具有非凡的胆识与才干，但变法何以最终失败？

王安石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争议的改革家。

王安石写过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读史》，诗曰：“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其大意是：自古功成名就者都历经了千辛万苦，他们的事迹会由谁记载呢？当时的人尚且难以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世更是众说纷纭，看不清真相了。史书上流传下来的并非都是精华，就如同最难画的是人的精神。可叹总有人死守典籍，不肯醒悟。

王安石的这首诗写于熙宁初年，此时，新法刚刚推出，但很快便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王安石道出了这样的深意：所谓历史，其实有两部，一部是记录在史书中的历史，一部是历史本身。他暗示了自己不屈的立场，并向后人设问：当历史烽烟散尽，那些深埋于“千秋纸上尘”中的事实与真相，能够水落石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