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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嘉宁 王泰华
• 钟玲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2014级本科生
引言：“自强计划”，旨在进一步扩大清华大学自主选拔政策在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的覆盖面。通过“自强计划”，许多寒门学子获得了进入清华的机会，但他们能否融入清华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2017年，通过“自强计划”入学的化学工程系2014级本科生钟玲，历史性地获得了清华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从一个云南山村从未用过电脑的彝族姑娘，到清华本科生最高荣誉——特等奖学金得主，钟玲是如何做到的？
2017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奖答辩现场
“我们这些寒门学子并不是能力不够，只是我们接触的教育资源不够好，我们能力足够，只要我们自强不息，终究会天道酬勤。”在2017年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答辩现场，钟玲如是说道。
她从偏远山村走来，因为“自强计划”，获得了进入清华的机会，通过3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清华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特等奖学金得主。
20年前的贵州威宁县，似乎并没有背负太多岁月的痕迹，然而在恒久的不变之中，半岁的钟玲却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变。这一年，钟玲的父亲离她远去。
与年幼的钟玲相比，妈妈承担的打击与悲痛则更为巨大。谈到母亲，钟玲充满感激：“她没有倒下。她一个人带着我，没有正式工作，就是在外面打工。”
一直以来，妈妈便是钟玲的依靠，求学、生活、家庭，所有的一切，妈妈都给予了自己的全部。“她真的很爱我，什么都能为我牺牲。”
古有孟母三迁，为了孩子与新的开始，在钟玲近一岁的时候，妈妈带着她，从贵州威宁来到了云南宣威。
小学时，钟玲家的条件比较差，但依旧有许多好心人向她伸出援手。如果说这段时期妈妈是她的精神支柱，那么默默无闻的“邻居”则给予了她无数的物质上的关怀与呵护。
邻居一家，也有一个像她这么大的孩子。他们看到钟玲可怜，便象征性地收一点钱留钟玲在家吃饭，也经常带她去玩、给她买新衣服。
“真的特别感谢他们，他们还会带我到游乐园去，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游乐园。他们对我就像对亲生孩子那样。”钟玲回忆道。
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在承担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努力为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优秀的人格与成长环境。
在钟玲的描述中，“表哥表姐基本就没有能顺利读完高中的，很多半途辍学去打工了。但是我妈觉得她还是不希望我这样子”。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的妈妈并不能给予太多学习上的指导，但是她却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钟玲的印象里，妈妈对她的要求总是比较严格，放学之后会要求她学习，不许她出去玩，“单纯很严厉地逼着学习”“出去玩会被骂”。
坚毅的品格，不屈的意志，钟玲在成长的同时也在骨子里刻下了顽强的斗志。好在母女两个的此后磨难有所改善，在中学时期，钟玲的班主任兼副校长帮妈妈申请到了一份宿舍管理员的工作，这才使得母女二人的会面多起来。
钟玲
谈到高中，钟玲表示，在平静的高考背后是“无数的挣扎”。
由于高考政策的不同，在云南省，英语听力会提前考两次，取较高的分数计入高考总分，其中第一次考试时间在高三上学期。
钟玲记得，为此高二下学期时便十分努力，每天早上6点起来，进行半小时听力，晚上回家睡觉前，再进行半个小时听力练习。
坚持一个学期后，第一次听力考试结束，钟玲却只是收获了中等的分数。当时的钟玲很难过，瞬间觉得自己付出半年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那时候心里压力特别大，开始天天跟老师哭，老师经常找我谈话，谈着谈着就哭。”
在最徘徊无措的时候，钟玲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
由于学校的推荐，钟玲第一次踏出云南，来到清华大学参加“自强计划”的招生考试。
“当年‘自强计划’到我们那儿是第一年，我不知道啊，我就以为是自主招生嘛，我说怎么考得上？”她曾经的目标也只是，“考不到北京那么远，能考复旦就不错了”。
与初次来到清华的同学的激动与兴奋不同，钟玲对清华的第一印象只有“大”和“冷”。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站到清华园前。当时，钟玲考试的地点在三教，那一天，屋外很冷，从南方来的钟玲穿得很厚，但是三教屋里却显得有些燥热难耐。面试结束后，钟玲并没有抱很大希望，和老师一起回到了高中。
几个月后的一天，班主任突然找钟玲去办公室，并且告诉钟玲，“自强计划”过了，可以获得40分降分。
听到这个消息的钟玲却显得十分淡定。“我当时确实感觉有些意外，开心还是有一点的，但总体还是很淡定。”
获得“自强计划”的名额之后，钟玲开始变得“有信心”。当年9月，钟玲再次回到清华，而这一次，她的身份是一名清华本科生。
高考的顺风顺水并没有令钟玲高兴太长时间，她觉得：“其实来清华，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一个原因是我之前来过清华，你自己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跟大城市的差距感。”钟玲这样描述初入清华时的状态。
“比如说上网这样简单的事情，只是电脑连网线这样的事情，我就问了好几个人。别人看起来很白痴的问题，我却什么都不会，完全是那种‘乡下人进城’的感觉，还是比较痛苦的。”
在生活中，也曾有无数人给予她很多的帮助。
刚来的时候钟玲并不会骑车，开学之后，同学们骑着车去参加各种活动，钟玲却只能留在原地，感叹：“同学们都去了，我该去哪儿？我该干吗？”有了这样的经历，钟玲后来买了辆车，自己在宿舍楼下练了两个晚上。
陌生人的鼓励，让钟玲十分感动。“练习的过程中，起码有10个人过来指导我，说你应该怎么怎么练。还有人说我当年也在这栋楼下练好的，你要加油。”
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傍晚，“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本来在那里晚饭后散步，遇到我了，就说‘我给你扶着，你骑一骑’。还给我糖，说鼓励鼓励我，他当年也是这么学的。”
钟玲在图书馆老馆自习
因为来自偏远地区，钟玲觉得自己大一时很不合群：“因为一来什么都不懂，就一门心思专注在学习上面，感觉我快挂科了，所以她们组织活动我也不去，就一个人独来独往，这样子很容易被孤立的。”
“当时我就是很自卑，很害怕这个环境，我想缩着，只想顺利在清华毕业。”钟玲这样描述自己最初的状态。
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个学期后，钟玲逐渐地融入集体的环境，比如，会和舍友出去聚会。“我想我不要一心只想着学习了，还是要多跟她们聊嘛，慢慢地我发现，其实和别人交流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在钟玲的印象中，最大的改变是在期末考试，“考试周的时候，大家在图书馆约一张桌子一起自习，是那个时候开始走出来的”。
生活上的小事磕磕绊绊，然而更令她难以适应的还是高强度的学业。
微积分的第一节课，面对类似“无限小”这样基础的概念时，钟玲这样回忆：“听不懂，老师在她的平板上写板书，我就跟着抄，抄得都快顾不上了。反正也听不懂，就全抄下来，自己慢慢看，看不懂的就去问呗。”
准备习题课时，钟玲提到，自己将小部分会做的题做完后，不断地去找老师、助教答疑，每次答疑都会去。
钟玲在图书馆中翻阅各种资料
大一的钟玲看到别人“不光学习好，社工也做得风生水起”，自己却连学习都很吃力，显得有些急躁。
每当遇到问题，钟玲便会去找老师答疑，而老师们也不仅会回答学习上的问题，也会给她一些心态方面的指导。
当年的有机化学老师赵亮告诉钟玲，对于她自己来讲，大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成绩提高，社工活动等都先放一下。很多类似这样的鼓励，使得钟玲在初入清华园的不断挣扎中，“浮躁的心慢慢静了下来”。
她的努力并没有白白付出，在最后的微积分考试中，她拿到了96分。接下来的3年里，在这种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她的系内学分绩排名保持在前三位。
大一下学期，钟玲萌生了走科研这条路的想法，并进入课题组将其付诸实践。
钟玲做的工作是各种微观纳米材料的合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其结构进行观察分析，还需要测试它的性能。
类似的流程，钟玲重复了无数次。在这个阶段中，钟玲在与师兄学习的同时，也在逐步积累着做研究的经验。
在探索的过程中，钟玲也面对了许多困难与失败，比如，“一开始做合成，整个装置搭好以后，反应着反应着，就没气了（煅烧材料时通气），这时候还是高温，我挺害怕的，毕竟是高温、高压。赶紧把加热停了，一处一处查到底是哪儿漏气了啊。”
“然后第一次去五金店买零件，是买阀和管子，管子我也不知道多少的合适，就自己先拿一小节，跑回实验室试试，合适了再回去重新买长一点的。”
在不断摸索中，她体会到，“这些东西感觉挺小，但其实都挺折腾我们的。科研就是小问题特别多，但是不解决真的做不下去啊”。
在研究与学习期间，钟玲四次出国进行交流学习，其中有两次与学术相关。
钟玲解决实验中的问题
大一时去牛津，在牛津大学与学生进行交流学习，深度体验英国的文化；第二次依旧是去英国，在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进行相关的研究——材料合成。
钟玲认为，这两段海外经历，给了自己很大的激励，同时也让自己明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大一在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时，从事的更多是材料合成的工作，但大三在美国的研修期间，重心偏到了电化学反应，进行相关反应机理的研究。
通过研修时严玉山老师的指导，钟玲也更多地了解到了本质和机理层次的东西，也意识到如何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工作。
钟玲从严玉山老师身上感受到了那份对科研的热忱，“他真的很喜欢科研，他想实现他的理想，他觉得科研就是要解决社会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他真的热爱这个东西，愿意为了这个去投入，他的这份热情很让我感动”。
学术以外，她也更多地体会到生活的含义。
钟玲大一在英国时，与同学合租，饭菜“都是室友做，她做饭我给她打下手”；而后来到了美国，钟玲在妈妈的“线上指导”下开始从零做起：“吃过的东西，你会对它有种感觉，才大概知道怎么做。比如说从小吃的那些爸妈烧的菜，肯定还是见过嘛，还是大概知道怎么做的，照着菜谱做我反而做不出来。”
钟玲（右下一）与美国特拉华大学严玉山老师课题组成员合影
钟玲（右）在英国牛津大学交流学习
马上要告别清华本科，她又要再次站在抉择的岔路口，一如当年那样自强地踏上这条通往清华的征程，只是这一次，她已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