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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不激烈的春秋时期，国际环境较宽松，重商主义者可以利用积蓄的大量钱财，向周边国家赎买粮食及其他生产资料，并以此撬动国际政治。而进入战国，就是你死我活的吞并战争了，重要的资源如人口、粮食、金属，都不是货币可以轻易撬动的。所以《韩非子·五蠹》将商人列为其一，主张将商业的控制权收为国有，而人民唯耕战。在极端的争斗岁月里，启动战时经济，是以疾风暴雨的武力定天下的最佳策略。
反观如今，恐怖的核平衡之下，国际经济、文化、科技的竞争迈入常态。管仲的智慧，依然令人钦佩。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大佬都以改革著称，管仲以外，李悝、吴起、商鞅、李斯、晁错、桑弘羊，以及后世打着儒家名头实行法家策略的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无一不是敢对当时社会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的命运都不怎么好，改革成功或失败都受到普遍批评，在传统史家笔下都是不太光辉的形象。管仲改革势头之凶猛、手段之强硬都是少有的，但在后世却很少受指责。其原因，大概除了管仲取得的业绩及其重视民本、“尊王攘夷”的方针很符合儒家的口味外，与孔子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定调有很大关系。毕竟后代儒家门人中敢跳出来推翻孔夫子结论的没几个。
补充一下：1.三七分成那个明显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对国营企业放权让利的双轨制，朝鲜现在就在用。2.美国的减税有三次，肯尼迪时高收入人群个税高达90%，里根时砍到50%、37%，川普20%，只是他让美国制造业回血，跟管仲吸引天下商贾不一样，管仲是“全球化”。而且贸易战的核心是打出国家安全牌，绕过国会，扭转贸易逆差，特别是保护智慧财产权。齐国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管仲的改革也有明显缺陷：1.齐国以食盐垄断作为争霸的核心，对其他大国和中等国家发动经济战时，那些国家才不敢轻易采用强硬措施。2.管仲的改革只做大蛋糕，但不敢轻易动国内的既得利益者，这便是“减税”的后遗症。后来发生的“田代姜”就是很好的例子。3.齐国不敢肆意消灭其他国家，原因是少一个贸易对象，给既得利益者带来的损失大于国土增加的收益。也就是既得利益者的诉求与齐国不统一。
商鞅及秦国的对策与差异：1.吞并巴蜀，获得的食盐虽不足以大量出口，但足以摆脱齐国约束。2.更彻底的改革：商鞅之后，不但丞相（左庶长）几乎没有本国贵族，县令等职务也大多普通士人甚至庶民。3.既得利益者与国家利益诉求基本一致：从贵族、高级客卿到庶民甚至奴隶都希望开疆扩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