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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历史记述；一是历史研究——解释历史发展背后的逻辑关系，即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的历史研究，有着乾嘉学派以来雄厚的文献考证传统。“让史实说话”，是历史解释的基础。但是，考证解决的往往是一个点，而不是整体结构的问题。
17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解释框架，把社会的历史发展看成一个不断进步并通向美好明天的过程。而在中国，儒家以上古作为理想，将现世看作末流。孔子的价值观和对政治制度、纲常伦理的构想，很大一部分源自西周，来自于周公时代。
我们的故事，就从周公开始。
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从远古原始社会，到夏商周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这里的“封建社会”，其实是指从秦朝开始、建立在“地主-农民”生产模式基础上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社会。真正的封建，是在西周。
夏商时代，君主只是名义上的中华领袖，类似部落盟主，控制不了其他部落。而在西周，周王室通过家族的分封，加强对天下的控制力，中华民族开始了统一的大融合。这种历史进步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夏商部落之间战争频繁，俘获的奴隶构成社会生产的主力。奴隶是被迫劳动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一有机会就要偷懒逃跑，动不动就被送上祭台当人牲。奴隶主需要付出人力物力监管，管理成本日益增长，双方对立严重。牧野之战，商王为此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西周社会，奴隶逐渐解放成了农奴。相对于奴隶，农奴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农奴与奴隶主达成了默契，只要交足公田的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被授予的私田，农奴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去世后由长子做户主。农奴干活有了积极性，奴隶主不用付出监管成本，只赚不赔，皆大欢喜。非人道的奴隶制度消逝，生产力提高，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西周统一天下后，部落战争减少，可俘获的奴隶减少，也是变革原因之一。生产力提高，周王室终于可以有能力控制更大的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二者之间，互为因果。
封建，是一种秩序。由之发展而成的礼乐制度、伦理纲常，成为后世君临天下治理帝国的工具和手段。由于缺乏资料，历史记述中的周公完美得近乎完人。在礼崩乐坏的后世，当权的辅政者通常被寄予周公一样的期望，却难再有全身而退的美好结局。顺应潮流进行改革，稳定天下秩序，促进中华民族形成，奠定中华文明的基因，周公算得上千古第一人。
建立在自家亲戚分封基础上的天下秩序，隐藏着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造成了分封的瓦解和西周王室日后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