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吸一口气。先别急着干别的。你还没准备好。什么时候你能准备好？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能。

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得开始了。

先别开始，想都别想。这太难了。不，是太简单了。

让我开始吧。它已经开始了，我得抓紧赶上。

不是这个样子，你这傻瓜。别战战兢兢地屁股挨着椅子边，开始可不是这样的。安安稳稳地往后靠。

别叫我冷静。你看不出我已经启动加速了吗？深吸一口气，在感觉中漂浮……全套工具摆在手头。钢笔、铅笔、打字机、电脑？

你知道你会把一切都搞砸的，对不对？这种事情需要时间。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让别人感知到你的到来。

我的闯入，你是说。我的要求，恳求。

你有权利，我承认。深吸一口气。

我呼吸的权利？多谢。那我大出血的权利呢？你不能阻止我，给我止血，打上绷带。让我尝试吧。在我尝试的过程中，别管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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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场。眉头紧锁，掌心冒汗，达吉雅娜坐在闺房中的写字桌前，在给叶甫盖尼写信。写完称呼语后，她卡住了。该怎么往下写呢？毕竟，他俩只见过一回，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楼下；而当她居高临下地站在玻璃暖房的窗台边时，尽管他无论走到哪里，她的视线都紧紧追随着他，但她几乎无法把眼睛从他亮闪闪的短上衣纽扣上抬起。一股暖流升起：她想要宣告什么。她起身吩咐奶妈备茶。奶妈还拿来了几块软糖蛋糕。达吉雅娜皱了皱眉，又开始动笔。在脑海里，她将他置于空气般的背景之中，他变得修长、致密、遥远。她想要宣告的是爱的宣言。她开始歌唱。

风摇晃着百叶窗，发出咯咯的声响。叶甫盖尼 的鹅毛笔在信纸上沙沙作响，迅疾地游走，像一条小鱼摆动着小小的鱼鳍。“最亲爱的父亲，有些事情我想告诉您——我等待了许久，但一直不敢当着的您的面说。也许，我能在这封信中找到勇气。也许，在信中，我能变得勇敢。”如此开篇后，叶甫盖尼可以尽可能地推迟他不得不说出心声的那一刻。这将是——这正在努力成为——一封表达谴责的信。这会是一封长信。他往壁炉里扔了几块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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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马尼被绞刑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吃完了断头饭，耳边是歌声——隔壁囚室的同志们会整夜吟唱赞美诗与自由歌，给他慰藉。杜马尼坐在囚室的水泥地板上（9×12英尺见方），双膝紧贴胸膛，信纸摊在膝头，用左手的三根伤痕累累的手指攥着一支铅笔头——他们打断了他的右手——慢慢地、艰难地用印刷体写下他最后的话。“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死了。你必须勇敢。我很平静。姆邦厄里和我赴死时坚信，我们没有白白牺牲。不要为我伤悲太久。我要你改嫁。安慰奶奶。亲吻孩子们。”他还写了更多的话，都是用歪歪扭扭的大写字母勉力写出的，但这几句是要点。信的结尾写着：“另：我亲爱的女儿，永远记住你的父亲爱你，希望你长大后和你的母亲一模一样。最亲爱的儿子，请照顾好你的母亲，她会需要你的。你要努力读书，直到你准备好了在我们正义的斗争中找到你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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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吧，所有那些朴实无华的信，全都是她在痛苦而缓慢的创作过程的间歇（正是通过这样的创作，那些精妙严肃、令她迅速成名的小说与散文得以面世）匆匆写就的。如今，她的一套两卷本书信合集出版了，他们说，这些信可能是她最美妙的文字。令人着迷的不仅仅是她生机盎然的字句；所有人都被信中描绘的那个诗情画意、爱意满满的家庭打动了——她正是从这样一个家庭中走出的。这样和睦同心的家庭依然有存在的可能吗？哪怕是到了今天？没有人知道她写给妹妹的那几封满腔怨愤的信——这些信都被那个鳏夫在烤肉架上焚毁了。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幻灭，厌倦了不合时宜的真相大白，这个世界渴望正直的楷模。我们的世界。再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了解她，了解她在重病之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是多么英勇——脑肿瘤啃噬着她的语言能力，于是他开始替她写信，以她的名义写信，那些她倘若尚能执笔，一定会写的信。作为她名誉的守护者，他现在可以拿起她的笔了，而她在世的时候，从未允许过他这样做。他会提出最严苛的要求，就像她生前那样。有人——但这位教授不够出色——已经开始动笔写传记了；他还没有决定是否要与其合作。远东的一位报纸记者给他写了一封伤感的信，哀叹这一“文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他回了信，随即是一段通信往来。这会不会是她的一位旧情人？从香港寄来了一个小包裹，里面全是她的信，六十八封，用红绳捆扎好了。他满怀惊诧地读完了这些信。她身后留下的是一颗重磅炸弹——这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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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场。达吉雅娜将奶妈送来的那杯新茶一饮而尽。她的左手溜进了短衫里面，大拇指摩挲着她那满是绒毛的肩膀。这封信她才刚刚动笔。发出宣言时的那股欣狂的湍流本身应该就可以让她满足了，但她没有满足，她已经开始渴望答案了。“您没有看我，”达吉雅娜在第一页上写到。然后在第二页的中间：“我此刻给你写信，是想问您可曾想起过我。”接着她哭了，又从头开始重写（不是在诗中或歌剧中——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歌剧中，她乘着情感的涌流一路漂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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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情感覆水难收——至少我觉得覆水难收。显然，这一切本可以不发生的。我们本不必相遇的。

我们相遇，是因为一场火灾——没什么要紧的，就在那栋六层的公寓大楼里，我在那儿非常幸运地租到了一间租金稳定的公寓。五楼的一个昏昏欲睡的大麻烟鬼点着了自己的马毛沙发。烟，呛人的黑烟；没什么要紧的。我站在街上瑟瑟发抖，没穿外套，你正在往卖《时报》的自动售卖机里塞角子。见到我正盯着你看，你问了问火灾的情况。没什么要紧的。我们经过救火车，去对街喝了一杯咖啡。那是一月下旬的事了，而现在我要紧得都快死了。你为什么离开我？你不在意他待你是多么冷淡吗？这张摊在我桌子上的白纸是怎么回事？是我坐下来在给你写信——你觉得你还能再爱我一次吗，但也许我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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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没有寄出的信，一个幽灵。

那封从未收到的信，两个幽灵。那封遗失的信（遗失在了邮递过程中）。那封没有写的信，但她说她写了，一定是弄丢了（邮局弄丢的）。你永远不能相信邮局。你永远不能相信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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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笔写信本身就意味着……一切。一种激情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她在犹豫，而与此同时却又在头脑中继续写信。但头脑中的信也是信。据说，阿图尔·施纳贝尔 就时常在头脑中演练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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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场。“我给您写信，”达吉雅娜动笔写道，又一次从头开始——她找到了韵律。“不再需要告白，再没有什么可说。我知道，此刻您完全可以充满鄙夷地将我的世界变成地狱。”

写字桌上的烛光摇曳。抑或是月光，那颤抖的月光，正越来越亮？

睡吧，我的宝贝，老奶妈低语着。

“哦，奶妈，哦哦哦……”但她不愿在她亲爱的，慈祥的老奶妈的胸脯上寻求慰藉。

好啦，好啦，我的宝贝……

“奶妈，我好热，快开窗。”那个生了霉的老太婆听命起身。“奶妈，我好冷，快给我拿条毯子。”老太婆站在窗口愣住了，不知所措。“哦哦哦……”

让我唱歌给你听吧，我的宝贝。

“不，奶妈，要唱歌的人是我。用我少女的高音歌唱。退下吧，奶妈，我亲爱的老奶妈。我必须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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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带来坏消息的信。我不知道从何展开。起初，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一开始还满怀希望。只是到了最后，局面才突然恶化的。我希望你能尽可能平静地接受这个消息。我真心不愿意为你带来这样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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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今人们不再写信了？（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话要说，撇开电话的作用不谈。）人们只是不愿意再花时间等待了，再花这许许多多的时间等待，因为他们缺乏自信。钢笔悬在了一页白纸的上方，他们犹豫着。最初的激情拒绝流畅，迅疾地转化为一个达得到标准的声音……什么样的标准？犹豫再犹豫。他们开始拟草稿。

还有就是，信似乎是那么的——嗯，片面。还有，缺乏速率。让人没有耐性等待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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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消息这下坏上加坏了。这是真正的坏消息，让人不由地产生仪式感。他在信中用花哨至极的书面辞藻安慰我，让我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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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恋人不同，与好友不同，父母与子女没法在这样的念头中陶醉或绝望：他们本不必相遇——也不必分离，除了当他们真的分离时。叶甫盖尼距离说出心声的时刻近了。“您一直很慷慨，父亲，显然您认为自己都是为了我好。自我从军校毕业后，您每月都为我提供津贴，不要以为我对此不知感激。但既然您按您的原则行事，那么从今以后，我也就必须按我的原则行事。”一封冷冷的信——他寻求的语调是一种晦暗的真诚——最后会爆发出猛烈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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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来信”——鳏夫如此命名它们——揭露了一段维系了近十年的婚外情，其突破常规的荒淫放浪是他万万不敢和自己的妻子联想在一块儿的。信中栩栩如生地回忆着他们的云雨之欢，还有她在两人别离时随时随地让自己重登极乐云端的本领，哪怕她衣衫齐整，哪怕她置身大庭广众之下（在某场鸡尾酒会上闲聊，或是在朗诵作品），只要她找到了一样能悄悄地把身体紧贴上去的东西，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想一想他俩带给彼此的那狂野的快感。而“他”——永远是“他”，恭敬地点缀在每一封信中：“他”和他那温存而有限的需求，他那无性的，呵护备至的存在——要不是因为他撑起的这份宁静，她担心自己根本无法写作。上帝啊！在她眼中，他对妻子的倾情宠爱就是这样的吗？一首婚姻的嗡嗡曲？ 那现在他就要亮出尖牙利齿了——激情犯罪永远不迟。他买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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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阪的一位四十三岁的工薪男子正坐在一架失控的大型喷气式客机上，客机一面坠落一面疯狂地盘旋，一头扎向山脉。男人控制住那白热的恐惧本能，从公文包里的便笺簿中抽出一页纸来。他，同杜马尼一样，正在给妻儿写一封告别信。但他只有三分钟了。其他的乘客要么在尖叫，要么在呜咽；有些人跪倒在地，在雨点一般从头顶的行李仓中落下的包裹、行李、枕头与外套中祈祷。他用双腿抵住前排座位，免得被甩到走道上，左臂紧紧抱住、抓住那只他当作桌板的公文包，开始用急促但清晰的字体写信。他命令孩子们听母亲的话。对妻子，他宣称他无怨无悔——“我们度过了完满的人生，”他写道——并请求她接受他的死。飞机翻转的那一刻，他正在签名；就在他把那封信塞进夹克口袋时，他的身体被甩了出去，越过邻座乘客，一头撞在了机窗上，幸运地失去了意识。当他残破的遗体在一片长满松柏的山坡上，同其余的五百多具遗体一道被发现时，他们找到了那封信；信由一位红着眼圈的日本航空公司高官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并登上了报纸的头版。万人同心，整个日本都溶化在了泪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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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信如此惬意地与孤独联结在了一起。分离成了一件好事，一种写信的机遇和理由。这句话摘自她写给我的一封信：“此后不久，我在达尔马提亚沿海的一座充满薰衣草芬芳的小岛上待了一个月。我在一个渔人的家里租了一间房，还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游客，我和他们一道消磨了许多时间：我们租了一条配400马力外挂引擎的小艇，开着小艇玩戴水肺潜水；我们在一处半岛的菠萝状岩石上野餐，吃着烤银鲭鱼与新鲜出炉、叫作‘Lepinja’的扁面包；我们在港口的咖啡馆里度过漫漫长夜，讲述各自的生平。最先离开的人是我，随后他们也四散离去，回到了休斯敦、伦敦、慕尼黑；当汽船驶离码头时，我的手挥得愈发热切了：‘写信！’我大叫着。‘写信！’

“我后来又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那位得克萨斯的律师，第二年春天我在日内瓦见到了他。‘你喊着“写信”’，他取笑我，‘就好像你以为我们要抛弃你一样。可决定要离开我们，开始新生活的人是你。’我的自尊心受了伤。从此我再没有给他写信。”

还是写给我的（一个片段）：“……不要把这看作是缺乏信任或是冷漠。或是嫌弃。你如果害怕独自生活，那你的生活就会一团糟。”

在写给另一个人的信中（不是写给我的），她放纵自己唱起了抒情的颤音。骑着他的四匹骆驼，堂·佩德罗·德·阿尔法鲁贝拉穿越世界，欣赏世界。他做了我也想做的事。要是我有三匹骆驼该有多好！或是两匹！写下这行文字的时候，我正跨着我的坐骑。我睁眼看着世界，看着世界的奇迹。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在我唯一的生命中。然而，与此同时，我还想保持联系。真的想保持。联系。

与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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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定会欣喜地得知，父亲，”叶甫盖尼补充道，“我已经偿清了我的赌债。”他想要摆出尖刻的语气，但也许他是在试图安抚那个老人。他干吗要在乎呢，他干吗要在乎呢，难道他还在寻求父亲的认可吗？这一段落，也就是不成器的诗人暗示自己如何没有虚掷年华的段落，应该作为急板乐段处理，就像是向某人发出决斗挑战的一段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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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飞机坠落时，还有另一个乘客也在写信——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她在大阪的姨妈那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周末，观看了宝冢歌剧团的演出，这时正要给姨妈写感谢信，突然机长开始用沙哑的嗓音播出第一遍紧急通知。她提起笔，打了个冷战，接着笔尖猛然落在纸上，开始写道：“我好害怕。我好害怕。救命。救命。救命。”

她的字迹无从分辨。她的信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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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雪藏了多年的一捆很久以前的信。很久以前的叶子……我一直在试图重读它们。都是我前夫写的。当时我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七年，我们以为它会永远持续下去，于是我们决定给我放一个休假年 。我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我俩分开了一个学年，每天我们都要给彼此写蓝色的航空信。那时候人们不打越（大西）洋电话，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很穷，他又很抠。我渐渐疏离了他，发现没有他，生活依然可以继续。但我还是写信，每天晚上都写。白天我会在脑海里构思写给他的信。我那时，你瞧，如此习惯于他的存在。我感到很安全。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只要我同他分开超过一小时，不论我看到什么，我都会首先想到待会儿该如何向他描述；而我们从来不会分开超过几个小时，也就是他教课，我上课的那段时间——我们怎么在一起都不够。哪怕我的膀胱胀得生疼，我也不愿意让自己和他分开一小会儿；他一边说着话，一边会跟着我进厕所。半夜，在参加了那个年代的学者们所谓的派对后，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在车里，直到黎明的晨光点亮了街道，忘了回我们自己的公寓，陶醉于剖析品评他那些恼人的同事。这么多年的情意，那如痴如狂，永无止歇的交谈——而这一切又过去了那么多年，过去的年数甚至比它持续的时间还要长两倍都不止！我有时会想，他有没有保留我的信。还是说，为了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关系，他把我的信全都付诸壁炉了？离婚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许多个早晨，我醒来时脸上都挂着一丝傻笑，傻笑的背后是惊讶，是解脱：我不再和他是夫妻了。从那以后，和任何人在一起时我都再也没有过那样的安全感。有那样的安全感是不对的。我没有，也不能重读他的信。但我需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在那只鞋盒里，在壁橱的最下面。它们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死去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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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场。“您为什么要拜访我们，为什么？迷失在我们那偏远的居所中，我本可以不认识您的；如此一来，也就免去了我的这番苦恼。假以时日——谁知道呢？——青涩年华的骚动终会平息。我会找到一位朋友——另一个人——然后平静地接受我的角色——一个高尚的母亲，一个忠贞的妻子。”达吉雅娜的情感毋庸置疑。但一个人胸中的情感如何能够点燃另一个人的胸膛呢？燃烧的法则是什么？她只能道出自己的情感——毋庸置疑是她的，从那些她爱读的、关于爱情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书信体小说中移植而来——还有独一无二。“另一个人！此刻，我再也不可能去想另一个人了。再不会有另一个人征服我的心了。我对您的情感注定将燃烧到地老天荒，天意如此。我是专门留给您的。我的整个生命，不论您是否愿意，都是许诺给您的。”

许诺，承诺——我们海誓山盟时的热情难道不是恰恰证明了那股相反的力量——遗忘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吗？而那不可战胜的遗忘之力却也是必要的，它能够关上意识的门窗，为新事物腾出空间。达吉雅娜仰靠在椅背上，汗涔涔地战栗着，一只手抚过眉头。她在银色的白桦林中度过的那个甜美的童年根本没有让她为这样可怕的急病做好准备。她徒劳地想要回忆起她亲爱的姐妹，还有她胖胖的，慈祥的父母。整个世界都皱缩成了一个影像：叶甫盖尼那严峻，不安的脸庞。那就让过去走开吧，让它消融在苍白的月光中，如香水的高音般挥发消失吧。没有遗忘，就没有幸福，没有快乐，没有希望，没有骄傲，没有现在。没有遗忘，也就没有绝望，没有焦虑，没有屈辱，没有渴望，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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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对爱的恳求，另一些畏怯的文体。

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围着一条在脖子上打了个结的白围巾，阳光落在你的发间，你穿着一件条纹女衫，一条亚麻便裤和一双平底鞋。我坐在俯瞰波波洛广场的咖啡馆露台的一张桌子边，看着你走近。我当时不觉得你美丽。你一边快活地讲着你如何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因为你从警察手中一把夺过超速罚单，撕了个粉碎，一边坐下，点了一杯冰柠檬果子露。我看着你，心里想：要是我不能说出我爱你，那我就完了。但我没有说。我打算给你写信。最懦弱的举动。

现在我看清了你是多么美丽，你的脸庞倒成了一种妨碍。就像是一张立体变画，你的眼睛跟随着我。我不想对你说你很美。我必须想点别的。风俗礼仪和我居心叵测的心要求我奉承你。从你那里骗得一种情感。我想要大声说出这几个神圣的字眼：爱，爱，爱。

我从一位密友那里收到了一封信。整整一星期我都没有打开。它就躺在我的床头柜上阴燃着。另一封信的信封上写着一个点头之交的名字，我一边上楼就一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确信里面不会有任何会搅扰我或伤害我的内容。

我得告诉你，我写信的字体非常小，小到会让人觉得根本无法辨认——然而并非如此。这样的字体似乎是在表达我不愿为人所知的内心，我对人际交流的回避——然而我想要为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给你写信，亲爱的。

宝贝，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你的信，信妙极了（机打的），赶忙给你回信。拜托多给我写信。

比你想象的要更费劲——就是这个意思。躲在我的巢穴中，在一扇窗下，发馊的光线透过脏兮兮的窗玻璃照进屋里，我坐在厨房的餐桌边，苦思冥想着该对你说些什么。我不由得用手掌拂拭着打字机的机身，捻弄着头发，摸着下巴，一只手抚过眼睛，揉揉鼻子，把额前的一绺头发往后梳，仿佛我的任务就在于此，而非折好插入打字机的那一页纸。也许我最终也写不出这封给你的信，但不去尝试就意味着以同一种方式失败。

一只黑边信封从德国寄来，里面是一封打印的通知，宣告一位我放在心上的旧相识的死讯，一周前我已经从电话中得知了这个消息。要是所有的重要讯息都是用颜色编码的话，那我在拆开信封时就会轻松得多了。黑色代表死亡。（克里斯托夫死于心脏病第二次发作，享年49岁。）红色代表爱。蓝色代表渴望。黄色代表愤怒。而以那种曾经被人叫作“玫瑰灰”的颜色镶边的信封——这能否代表善意呢？我时常忘记这样一种信也是存在的：纯粹的善意表达。

嘿，嘿，你好吗？你好吗，我很好，谁谁谁好吗，他好吗……

你呢，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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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场。叹息，战栗。达吉雅娜继续着这封信，信中满是法文语法错误。（她非常激动，我暗示过了。）她听到了她自己，她的话语。还有夜莺的韵律。（我之前说过花园里有一只夜莺吗？）天就快破晓了，但摇曳的烛光依然不可少。她歌唱着她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歌剧演员在歌唱达吉雅娜。尽管达吉雅娜非常年轻，这个角色却经常是由一位成熟的歌剧女王扮演的，而扮演者的嗓音往往已经唱不出那应有的感觉了。那应该是一种漂浮在半空中的歌声。然而，当歌唱者倾向于一种刻意做作的乐句处理时，她的声线很少会漂浮或跳跃，而是给人一种受压抑或被驱赶的感觉。幸运的是，这一次的表演很成功。声线扶摇直上。达吉雅娜写着。歌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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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忍受没有收到你的一封信，我已不再出门。我真的曾经无忧无虑，轻浮张狂吗？如今我身后拖着一道长长的黑影，黑影走过之处绿草纷纷枯萎。

我坐在屋里，等待你的回信。我自我判决的软禁刑期似乎远远比我料想的要长。有时我会在中午前后时分，邮差递过信之后上床睡觉：监狱里的囚犯们管这白日眠叫斋戒时间。你的信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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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下你的名字。两个音节。两个元音。你的名字让你膨胀，它大过你本人。你躺卧在角落里，睡着了：你的名字唤醒了你。你的名字是你的汁液，你的滋味。换一个名字叫你，你就消失了。我写下它。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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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我只有你了，我唯一的希望，我唯一的朋友。只有你能救我。我要到你这儿来，靠近你，挨着你。我不会打搅你的，我不会登门拜访你，我不会打扰你工作，我只需要知道你在那里，知道在与我的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有一个活人存在。你。我需要你的温暖。他们压垮我了！我被打败了！我精疲力竭了！在经受了今年的噩梦后，我必须到你身边来——在你的羽翼下！你能帮我找一个房间吗？怎么样都行，我只需要一张桌子，一片风景——也就是一扇能朝外张望的窗户，能让我看到点东西，不是一堵墙；但如果窗户外面就是一堵墙，那也没关系，只要我能靠近你就行。你会拯救我的，你会指引我，让我明白该怎么做，我该如何生活。你能借给我买一张车票的钱吗？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会向你索取。等我到了那里，我绝不会打搅你，我郑重地向你保证。还有谁比我更能理解你对于隐私的要求呢？我是多么地钦佩你的独立，你的力量！还有你宽仁的心。有你做我的启明星，我会变得像你一样独立。我会自己烧饭，如果我非烧不可的话，我已经习惯于自己照料自己了；但如果你能从村里找一个人来料理我简单朴素的生活所需，那我就能更从容地不离房间半步，望着窗外，宁静地想着你，绝不敢来叨扰你。你是唯一一个我能寻求帮助的人，而你也是唯一一个我需要的人。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吧？记得铜灯的灯丝如何在我们的头顶放着光吧？那你就懂了。你一直懂我的。请你创造奇迹！做安排吧！藏匿我！为我找一个房间！”

我为他找了一个房间，就在我家隔壁的那栋房子里，在俯瞰沙丘的一座小山上。我在回信中告诉他，向窗外望去，他能看到树木和开阔地，还有孩子们在海边放风筝。我们也会放风筝的。

“这是一个疯子的笔迹。”他死之后，我给一位朋友看过了这封字体大得吓人的信，朋友如此评价道。不，不是疯子的笔迹，而是孩子的：这些大大的字母和孩子笔下的一模一样，不单单是用手写的，而且是用手臂，肩膀以下的整条手臂。 亲爱的妈妈，我爱你，全心全意。我会永远爱你。

我为他找了一个房间。但他一直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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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实例展示理查德·安东在1920年代的笔迹，实际尺寸请见上方的图一（插图待补），放大版请见下方的图二（同上）。这显然是他保护自己的手稿免遭不速之客审查的一种手段。乔基姆·格雷琴教授已证实，大部分此类文字经解读，都是安东草就的散文初稿，这些文章安东都一一完成并于此后发表。尽管到了1931年，他的笔迹已经恢复正常，详见反面的图三（同上），但他仍习惯于时常改变字体的大小。例如，在他最私密的信件中，他经常写下大大的印刷体大写字母。

我需要。我想要。我需要。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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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和煦的气候。我懒洋洋地坐在泳池边。我的信就是我的日记。我将我的生活存在另一个人那里。存在你那里。一场夏日的暴风雨正在临近。我是否该描述一番天气（或风景），用天气（或风景）来表现我自己的烦恼？我写信，我感到很安全，我在哼唱着什么。我浑身充满了性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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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迅疾正如邮政的迟缓。邮局的耽搁让我的信甫一写出就已过时，让我不论写什么都是错。因为就在我提笔回应你上一封信中的每一个要点时，你的下一封信便已经诞生了，回应的是我的上一封信，说的是另一些话题。就在我写信时，你的一封我还没有读过的信便已经诞生了。书信之神在玩弄我俩。我们的书信彼此相交，但我们的手臂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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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女王在沉思：

“我喜欢接待访客，但我讨厌去拜访别人。我喜欢收信，甚至是读信。但我讨厌写信。我喜欢提供建议，但我讨厌接受建议，我也从来不会当即采纳我所得到的任何一条明智的建议。”

有时候，信中会夹着一张照片，歌剧女王很乐意在上面签名。你诚挚的，她写道。我最美好的祝愿。你的朋友。热忱的问候。爱你。是的，在给完美陌生人的照片上，但他们是粉丝——没错，就像我说的，完美陌生人——她签上了“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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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书信是同某人保持距离的方法。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得写上许许多多封信——一天至少一封，有时两封。如果我给你写信了，那我就不必见你。触摸你。用舌头舔舐你的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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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信中所写的大部分是他的发现，当时令人震惊，如今已成传奇——他发现了邻近的莫蒂默岛上的“六阶”婚姻制。他很开心。她能感觉得到。她也为他开心，并把这份开心告诉了他。他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她想要他开心，想要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工作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不要想她，挂念她。通过书信，他似乎在爱河中陷得更深了；他渴望与他的通信人在一起，尽管不是在回到英国后（而她也没法出国来见他）；接着，通信中断了。在伊丽莎白通过电报得知特雷弗死讯的一个多月后，他的最后一封信送达了。她在讲述这一刻时惜字如金，几乎没有作出一句评语，留下我们面对——就像她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面对的那样——一个开放的伤口，同时也是开放的沉默与开放的可能性。他们原本可以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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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法对他说我想要离婚，没法在信中说。我的信必须爱意绵绵。我必须等到我回国之后。他在机场迎接我，在我步下飞机时冲出等候区，冲上停机坪。我俩拥抱，取了行李，来到停车场。一上车，不等他把钥匙插进点火开关，我就说了。我们坐在车里，说着话；我们哭了。

当然，在信里说“不”要更容易一些——或者是“再不”，或者是“不再”。比面对着面，一脸阴沉，一脸伤悲要容易得多。那说“是”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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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第二场。达吉雅娜重读了一遍她写下的那三页纸，签了名。信中的好多字被划掉了，信纸上沾满了泪斑——但没有关系，这不是学校作业。她会一字不改，盖上印章。

太阳升起了。她拉响了铃铛，召唤她那位一头雾水的奶妈——老奶妈还以为她激动莫名的宝贝只是比平常起得要早呢——嘱咐老太婆把信交给孙子，让小伙子务必飞快地把信送到他们的新邻居手中。谁？谁？达吉雅娜默默地一指信封上那个心爱的名字。

那叶甫盖尼呢？达吉雅娜的叶甫盖尼。那个苍白，瘦削，穿着昂贵的外国皮靴，一脸怒容的人，他来——所有人都希望——做客的那天晚上几乎没有跟一个人说话。被爱的人在爱他的人眼中永远是孤独的。但叶甫盖尼（叶甫盖尼的叶甫盖尼）的的确确就像达吉雅娜所想象的那样孤独又痛苦。

而这个叶甫盖尼（我的叶甫盖尼）也是如此——他刚刚写完了一封六页的长信，傲慢地宣布与父亲断绝一切关系。他不会允许任何人索求他的心；从今往后，他发誓，他将对一切感情的索求心如死木。

但后来，他得知父亲死了（他死之前，有没有收到叶甫盖尼的信？）——从这里开始，我的故事与他们的故事重合了。他返回圣彼得堡参加了葬礼，料理完遗产，正打算出国，突然得知他的伯父病危（这些暴脾气的小老头儿是多么脆弱啊！），于是恭顺地来到伯父建在遥远乡间的那座高大的宅邸，在院子里见到了已经入殓的伯父，决定在乡间由着性子待上一阵（难道乡村生活让他的诗性复苏了吗？）。大部分时间他都独自一人，在离群索居中度过了让附近的乡绅们窃窃私语的一个月后，他终于很不情愿地被人带去参加一场聚会。那是在当地一户有两个女儿的人家中，一场纯粹的家庭晚会，赴会的只有几个邻居。他确实注意到了坐在窗边的那个俊俏的身影，感受到了引力，心中默想：要是我还能陷入爱河的话，或许就会爱上这样一个姑娘吧。他发现她那忧郁的气质很……有教养。

而当他收到达吉雅娜的书信时，他被打动了，但更多的是出于怜悯她那无邪的天真，因为爱情已被逐出了他的想象。长日将尽之时——达吉雅娜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会策马来到她家门前，在花园中找到她，以他全副的骑士风度向她解释自己不适合婚姻，能够给予她的只有兄长的情感。不用给达吉雅娜写信。她并不让他迷恋。他会面对面地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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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你鼓起勇气给我写信一样，我也鼓起勇气读了你的来信。不要以为我反复揣摩着你的每一行字，但我理解了为什么给我写信于你而言是这样一桩难事。（瞧，你让我了解你了。）那是因为，你把你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当作了第一封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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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的花园谈话之后不久，达吉雅娜病了，险些死去。因为羞愧，因为悲伤。但两年后，他确实从一个军校老同学那里得知，达吉雅娜嫁人了，嫁得很好——实际上，她的丈夫（一个将军，一个体面人）还是叶甫盖尼家族的一位朋友——现居圣彼得堡。

又过了两年，当他应邀踏入圣彼得堡的格雷明将军府，出席一场招待会时，他难道忘记了这件事吗？当将军把他引见给自己年轻的太太时，起初叶甫盖尼没有在这位优雅高贵，头戴宝石冕饰，甚至比从前更加美丽的女人身上认出那个脆弱敏感的黑眉毛姑娘的影子——那个他曾经在她父母的花园里拒绝过的女孩。她的眼睛见到了，但并不去看，也什么都不问。

高灯架，大吊灯。

他发现自己经常回到格雷明将军府，想方设法在剧院，在其他晚会上遇见她，但他和达吉雅娜除了彬彬有礼的客套话外，没有任何交流。有时他争取到了为她披上毛皮披肩的殊荣。她庄重地点点头——有何深意？有时，她似乎会将她那亲爱的脸庞埋藏在手笼中。不知所措的他渐渐地认识到，他爱她，爱得无以言表。这是天意如此，命中注定的爱。他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想要给她写信。难道这就是他那颗久旱的心渴求的谜题答案？现在他开始不可理喻了——没关系。一天晚上，他熬夜到黎明，写下一封四页的书信，呼号着爱。第二天，他又写了第二封信。然后是第三封。

他等啊等。等待回信。

他又是如何对待她四年前写给他的那封信的呢？他甚至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体面，将它焚毁；他只是将它随便丢弃了。要是此刻他能将那封旧信攥在手中，珍藏在皮夹里，一遍遍的展开又折起，用他的泪水打湿信纸，该有多好！

给我写信吧，就一封，他谦卑地恳求，在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时。他发现她在哭泣：达吉雅娜没有秘密了。她无可挽回地结婚了，但从未停止过爱他。他跪倒在她脚边。

不会再有信了。

她什么都没有忘记。

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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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更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做着准备，准备好了，声音颤抖着。我的渴望被取出了髓液。它就躺在我的手边，变成了文字。

把卤素灯调亮点。房间里太暗了。

爱，请接着往下写。你的信永远能送到我手中。你可以用你真实的，最小的笔迹给我写信。我会举起信，对着光。我会用我的爱放大它。

（宋佥 译） oQ544vZdfLcGxwJ8qt5aOOeVh/zP5Zxnj9/Ymx3VTO3QpEdZZev94/LB6pyTF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