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和妻子相安无事地生活了几年。我不是特别喜欢旅游，除了到我们老家去过一趟，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首都。可是接下来，我的好日子很快也很惨地结束了。

有一天，妻子对我说她一直觉得不舒服。我其实已经怀疑有什么不对劲，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昏昏欲睡，萎靡不振，脸色苍白，手臂和腿上出现某种白斑。她一直是脾气平和得出奇的人，可能有人要说她冷冰冰的，了无情趣，但我不这么认为。可她近来的举止习惯上无疑已经显露出虚弱和慵懒的样子。甚至在她告诉我觉得自己病了的时候，也是把病说得轻描淡写——仿佛要让她感到警觉还真要费她多大劲似的。尽管她说看医生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哪个医生都会说她得的是肝病，我还是赶快找医生。当然，她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全国医疗界的这个诊断成了一种慈善神话，他们把病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疾病上转移到虚构出来的病症上，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还真治好了许多人。要是也能这样治好我妻子，那该多好呵！

在疾病这件事情上，想象至关重要。适当地诉诸想象能帮助治愈疾病，当然，想象也可能害死人。但是，一般来说，身体的想象是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是一板一眼的。梦是想象的“诗歌”，疾病是想象的“散文”。我认识一位侃爷，他死于一种耳疾。我有个堂兄是位出庭律师，总爱挥舞双臂，非常有表现力，但他瘫痪了。疾病吧，也有流行的样式。在比我们简单的社会里，疾病就像其他现象一样，具有一种集体或公共的特征：最典型的疾病是瘟疫。而在我们社会，生病是件私事；现代病不传染。病对人实行各个击破，逐个地袭击我们不该忽视的或者是滥用的身体器官或部位。疾病现在是一种个人的宣判，不是去传染一大片。因此，需要人们更认命地去接受它，因为它不可能传给任何其他人。

我妻子的病，正像医生跟我解释的，就具有这种现代特征（医生告诉我，是因为她病得很重。我的天哪！）。这病不传染，所以，我没有危险，但它是不治之症。她已经有水肿趋势，症状就是她身体呈一种迟钝状态，身体的一些部位在异常地变白，她得的是白血病。她那些症状还只是白血病——血液中的白血球过多——这一不治之症的一些点缀而已。

我把真相告诉我妻子的时候，她勇敢地接受了事实。因为治不好，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躺在床上，眼看着病情恶化。我们商定，她就在家，不去医院。服侍她成了我惟一的也是心甘情愿做的事情。我给她煮茶，用海绵为她擦洗虚弱的四肢；我在她床头一坐就是几小时，和她一起唱歌，一起祈祷，一起玩塔罗纸牌。 我相信，我没有提起过我妻子热衷于占星术。在她生病的日子里，她教我如何看牌，她还算出我会长寿。在当时的情境下，这徒然使我更为惆怅。我建议通知她家人，她并不怎么赞成，当然，她同意最后请他们来，认为那样合适。我希望她再开心一阵子，就决定把让-雅克请来。有天下午，我关照完邻居我要出去几小时，就出了门。我没在我老朋友经常光顾的咖啡馆而是在隔壁一家找到了他。

“为什么换了一家？”我问道。

“原来那家咖啡涨价0.75法郎，而且老板娘变得很不友好。”

让-雅克那天看上去特别壮实，他带了本刚出版的小说毛边本，并立即签名送我。我向他说了家里的情况，恳求他去看我妻子一次。

“希波赖特，你太气人了。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让我去见见你这位公主！你知道，我又不会把她给吃了。”

“是我不好。不过，老兄，你这个人太闹腾，会让人感到不安宁。”

“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不还是这样吗？”

“我妻子已经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又叫过分刺激了。你一定得去。”

“我要很晚才能去。”

“晚上宵禁前后怎么样？”

“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

我很高兴，就马上离开他，回了家。

让-雅克到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三点。我已经开始在妻子床边的摇椅上打瞌睡了；我现在一直睡在那儿。但是，听到他敲门，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我妻子还醒在那儿，人靠在枕头上；塔罗纸牌散落在被子上，她正盯着我，一脸的不安和害怕。“是个朋友，你会看到的。”我轻轻地对她说，让她别怕。

“她没睡着。”我一边把小毯子从膝盖上撩开，一边对让-雅克喊道。我走出卧室去开前门。让-雅克身穿佩戴英勇勋带和铁十字勋章的敌军官制服。他招呼都没打，就从我身边一跃而过。

“大声唱起来！”他一边进房间，一边快活地叫道。我示意妻子别怕。她开始唱摇篮曲，让-雅克绕着床，为她伴舞，他那重重的靴子在地板上发出橐橐声。

“太棒了，”我欢呼起来，我妻子也这样认为。“你是怎么想到来这样一身打扮的呢？”

“老弟，我想到受人敬重的人就是这种形象。”让-雅克叫道，一边叫，一边照样跳。

“我告诉过你没有，我岳父是陆军军官？”

“你说什么？”让-雅克又叫了一声。

“陆军——军官！”

“那就是受人敬重的人！”他每说一字，就从左到右跺一次脚。

“胜利万岁！”我妻子喃喃地说，身子又朝被褥里滑下去点儿，最后，只露出一张脸。

“现在，小姑娘，我们要行军啦。”他抓着我的双肩，我们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正步。我浑身轻快，后来，我挣开让-雅克有力的手，冲到大衣橱边上。

“我宣战。”我喊道。

“你死了。”让-雅克平静地说。

我妻子突然哭了起来。我责备让-雅克：“我们别开战，会吓了她的。”

“但我要跟你打。毕竟，我曾是个职业拳击手。”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说，跟你打才傻呢。”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我想让-雅克也许会动真格的。

“我先放下受人尊重的架子。”他决然地说，接着开始去解他干净的橄榄绿衬衫的纽扣。我妻子的头没进被褥里去了。

“但我已经死了，你自己亲口说的。”

床上传来一阵低低的、令人感到惊慌的啜泣声。

“希波赖特，那是对你有利的因素，我的有利因素是，我当过拳击手。”

他解扣子解得不耐烦起来，索性想从头上把衬衫翻脱下来。一看机会来了，我便操起衣橱边上的一张椅子，用力朝他头上夯下去。就在他倒地的时候，我妻子又从被褥里探出头来，她的眼睛现在都哭红了，“哦，哦，”她哭叫起来。

“这是扮演军官必须受到的惩罚，”我一边向她解释，一边用手绢把她的脸擦干。让-雅克最后居然那样轻薄无聊，我很生气，简直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无法再解释下去，只想把他从我们的公寓里弄走。“现在，我要送他回家。我得离开你一会儿。”

要我独自将让-雅克扶起来，抱着他走下很陡的楼梯，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叫醒了我们的朋友——送煤小伙子，他就住隔壁楼里。他同意来帮忙，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公寓。我脱掉让-雅克身上那套惹祸的行头，给他套上了我自己的旧衣服，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天亮。让-雅克还没有苏醒过来，我们架起他下了楼，把他放上了小伙子送煤用的车子，拉着他艰难地穿过差不多半个城区，然后架他上楼，一直送到他在饭店的房间。我请小伙子先回公寓照看一下我妻子，让他等我到了以后再离开。

让-雅克躺在那里时，我相信我本可以把他杀死的。那肯定是我见他醒来才离开的原因。他到中午才醒过来。他在床上扭动着、呻吟着、抱住头，我这才悄悄地溜了出来。我恨死他了。路上我停下来买了点吃的，就回到家。但是，走进妻子的卧室时，我吃惊地发现只有送煤小伙子和衣躺在床上，看见我，他似乎有些害怕，赶紧告诉我，他回来时，我妻子似乎病得很重，于是他就叫来几个邻居，他们又叫了辆救护车，现在，她在市医院。我赶到医院，护士语气肯定地说我妻子的病情很严重。我获准进去看了她几分钟，但她处在昏迷之中。三天后，她撒手离我而去。

我现在不谈我当时的悲痛心情。

安排她的葬礼某种程度上给我出了个难题。她要安葬在娘家的墓地里，而且是在教堂牧师的主持下，举行应该举行的仪式。但是，我也想举行一个葬礼，以缅怀她在首都和我度过的最后岁月。为此，我没有立即给她娘家拍电报，而是把她的遗体放置在一口昂贵的、装饰华丽的棺材里，运回我们的公寓。接着，我拜访了布尔加劳教授，请求他来做个私人悼念仪式。他答应了，但条件是要允许他邀请若干同事和信徒一起来。我没有请让-雅克，他在我妻子生命中意识尚存的最后时刻，居然做出那样冒失和夸张的举动来，我一直耿耿于怀，怒气难消。但是，我倒是请了送煤小伙子，还有一些演员朋友。柳克丽霞和她最近热恋的心上人——一位青年钢琴家——一起来了。莫妮克也来了，不过，她因为担心她的战犯丈夫已经变得憔悴不堪。我痛失亲人，她还能想到来，让我很是感动，我当时并未意识到她是触景生情，为她自己的境况而感到悲痛不已。

布尔加劳教授在仪式上的讲话——或者确切地说，是布道——没有让我感到失望。我下面选录其中一些片段。我能在这里一字不差地把他的原话写下来，包括那种特别的标点符号，而不是仅仅凭我的记忆，全是因为他后来在自生神研究会的资助下将此布道印成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一个纯洁灵魂之死》。

他是这样开头的：

“朋友们、信徒们、悲悼者们、思想者们：死亡是生活中最有趣的事件。死亡仅与梦相仿，梦不能修正——只能继续做梦，然后析梦。死亡也一样，不能修正——世间只有更多的死亡，然后是我们关于死亡的思考。

“说起来，只有两类有趣的——也许我可以说最为令人满意的——死亡，一是恶贯满盈的罪犯之死，一是纯洁灵魂之死。因为这两类死亡性质是相同的——它们均预示着人们全都渴望回归的无邪状态。

“无邪的秘密在于蔑视。罪犯和纯洁灵魂均是。罪犯蔑视社会秩序——纯洁灵魂蔑视自然秩序。两者均超越其躯体而崇尚——意志。

“因此，罪犯之死——以及纯洁灵魂之死——均属自愿死亡。

“我们这些被留在尘世中间地带 的人——我们谁敢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作出选择呢？——这两者看似迥然不同，实则上——我告诉你们——这不是秘密——一样。”

*　*　*　*

“我们每人每天都伴着死亡而生活。一卷或宽或窄的胶带会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而不断展开。

“多数人——忽略死亡。但罪犯和纯洁灵魂的生命与其死亡相伴。死亡并不让他们发怵。

“撕掉伪装化身的途径是——神秘的。无法解释超感觉。事实——就是事实。死亡——就是死亡。

“但是，生命是——运动。因此——生命是复活。许多人都教导过我们首先有生命——然后死亡——然后是复活。我要说：生命——然后复活——然后死亡。

“黛安努斯福音书里写道‘该活者活，愿死者死’。

“对你们这些悲悼者，我要说：‘看看这位悲痛的丈夫吧。’

“他不悲痛——不谴责死亡。那于他何益？于人何益？因为，如果我们就是现在的样子，那么，我们只能是我们愿意成为的样子。”

*　*　*　*

“这位少妇的生命是什么？她出生——受教育——嫁人。她服从父亲、然后服从丈夫。然后，香消玉殒。

“这样一种生活是天意，你无法凭理性去选择。

“生命的奥秘在于这样一种天意——她遂愿了。善终也是一种天意，只有罪犯和纯洁灵魂才能如愿。”

*　*　*　*

“黛安努斯福音书里，一信徒问他的教主：‘我们何时能进入天国？’

“‘你何时能进入天国？’教主说，‘等到你能合二为一，等到你能将内视作外、外视作内，上如下，下如上的时候！如果你能使男女合一，这样男不再是男、女不再是女的时候，等到你将众眼替代另一只眼，一只手替代另一只手，一只脚替代另一只脚，一个图像替代另一个图像，等到这时候，你就能进入天国！’”

*　*　*　*

“我们却如何对这番教导作一阐释呢？内似外——外似内。哦，纯洁灵魂和罪犯！

“眼睛替代眼睛——手替代手——脚替代脚——图像替代图像——

“意思是说，生命是由替代行为构成的，一直到死亡替代生命。

“至此，不可能有更多的替代——等到我们削减到只剩下我们的内核——等到我们找到自己的开始，就只有死亡了。不过，这根本不是死亡。”

*　*　*　*

“设法别去破译结局。惟一要去破译的只是你们活生生的自己。死亡是对我们复活的回报——我们破译出的是死亡。

“我们在结束处开始——我们在开始处结束。如主所说，‘臻于开始处的人是有福之人，他会知道结束，但不会品尝死亡的滋味。’

“你们不会品尝死亡的滋味——死亡会品尝你们的滋味。你们会是圆满的——因为你们会是空无一物。你们会是极端的——因为你们会是完美的。”

*　*　*　*

“拍照时，摄影师说：‘好极了！跟你人一模一样！’那是死亡。

“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

布道结束后，他的信徒便围在棺材周围，最后向我妻子的遗体告别，他们拥抱我。此前，布尔加劳教授已经向我委婉地提到，近来，捐助给研究会的研究和出版资金一直很短缺，我就给他开了张支票。最后，我和柳克丽霞以及她的护花使者一起去喝了杯开胃酒。喝完，我就回家思考。

我想布尔加劳教授所说的一番话我几乎完全明白；你也许会说，我现在理解他的观点已不在话下。但他的许多观点我都不敢苟同。我不是指他对我妻子特征的描述——我认为他对我妻子那脸色苍白的样子把握得很准确，我不同意的是他老是责怪我死了妻子不伤心。失去亲人，旁人容易接受，当事人就难了。况且，我也不是不让自己去感到悲伤。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悲悼这件事情上，总还是有选择的余地吧。对自己是否会有权表示哀悼，我不无顾虑。就我而言，任何个人的悲痛都会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与我妻子生前的关系并非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关系，我与她身后的关系也大差不离。

然而，我护送着妻子的遗体，到了老家，和双方的家人站在陵墓墓地时，我和大家感到同样的悲伤。与城里比起来，乡下的葬礼是一件节奏缓慢而心情沉重的事情。

我兄弟对我很冷淡，让人感到不舒服。我感觉他家不欢迎我。众位姻亲邀请我去他们那儿住段时间，我也不想去。没过几天，我就返回了首都。

我说过，我要谈谈自己的悲哀，尽管不容易。

我的悲哀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我感觉我的皮肤仿佛都松弛了，全然感觉不到自己双臂、两腿、头上的毛孔。

我列了一个死亡方式的单子。我列出的有：吊死、上断头台、鼻孔里塞进豌豆窒息而死、冰柱刺穿腹股沟而死、乘电梯时摔下井穴而死、受酷刑致死、跳伞时降落伞打不开摔死、得坏疽病而死、从牙医诊所跳窗而死、喝下放了砒霜的洋葱汤而死、被电车轧死、被蛇咬死、被氢弹炸死、腹背受敌而死、伤心而死、受火刑烧死、因俄式轮盘赌输而死 、得梅毒而死、从环滑车上摔出而死、死于手术事故、淹死、飞机失事、服安眠药而死、吸入汽车尾气毒死、厌倦而死、走钢丝摔死、剖腹自杀、被鲨鱼咬死、被私刑处死、拒绝最后通牒后而死、饿死、没有机翼而飞致死、有机翼（却没机身）而遇空难……

哦，瞧我们的生命有多脆弱！

想起一件童年往事。那年我三岁，还留着长发，穿着白衣服。当时，我在屋前的草坪上滚铁环玩。隔壁住着一位寡妇（我听见母亲这样说的），她在门口的草坪上晒太阳，我记得有一排玫瑰把两家隔开。我走到玫瑰那边，盯着她看。她转过身来，看看我，我便问她，“你丈夫是怎么死的？”“眼睛一闭啰。”我忘不了她那甜甜的声音。

读者诸君，悲痛就是这样的，如此的风马牛不相及。你们该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再讲下去。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开始生活。可是死亡如同暴力一样，是个阴谋的典型，很难摆脱。

我妻子在世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一直照顾她。在此期间，我养成了更多孤独的习惯。她的死并未给予我足够的理由来改掉这些习惯。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设计起来并非是为了尊重一种强烈的情感或者某种专注的想法，除非这一方式以行动的面貌出现。因为你们看，我已经发誓，希望大家别来烦我，让我一个人待着清静点儿，但是，还是客人不断。他们来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完成安慰我的使命，来的客人不多，但也够烦人的了。主要是莫妮克来。她刚知道丈夫已经死在牢房里，所以，身穿丧服，蒙着面纱，我穿一身黑，两人衣服倒很协调，当然，我比她早脱掉丧服，穿上平时的衣服。

我很快就讨厌和她在一起。我烦她留在门缝里的言辞温柔的便条，讨厌她做的饭菜，讨厌她脚尖着地，在我的公寓里声音很响地走来走去的样子。她动不动就伤心落泪，转而又兴高采烈——那年夏天首都解放了。我受不了她这些情绪。

“莫妮克，你丈夫怎么死的？”她暗示要留下和我过夜时，我问她。

“哦，他那么好的一个人！”她低声说着便啜泣起来。

我指责她并非真的伤心。她一听就火了，还骂骂咧咧，弄得我只好请她走人。

我现在认为，我们俩待在一起没有多大好处。她过于伤心，有时又伤心得不够彻底，和她在一起，我不舒服。莫妮克大大咧咧的，她坚韧得几乎无法摧毁，而我自己的身心组织在绷得越来越紧。我记得，对我来说，我自己这么一个形象变得非常重要。我开始恢复身体锻炼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这么一幅绝望的形象。我再不敢像以往那样对健康马马虎虎，我制定了一个更加急需达到的目标。我觉得必须让自己灵活一些，不然，真会崩溃。我加紧锻炼，让自己的身体灵巧起来。使自己的大脑从可以想见的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悲伤，我的手脚似乎变得僵掉了。

所幸的是，战后出现了许多委员会，莫妮克很快就成为其中一个委员会成员，整天忙于战后的赔偿工作，不断冒出来的事情也等着她去完成。她来得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来的话，一般也是要我为什么请愿或者宣言签名声援。我总是一口答应，尽管我以嘲讽莫妮克为乐，但是，如果说人要有政治热情的话，莫妮克的政治热情确是无可指摘的。

除了莫妮克，还有一些朋友来看我。我发现他们安慰起我来，要稍微在行些。我和让-雅克也见过几次面，见面时，两人长时间的沉默，气氛冷冷的。奇怪得很，那时候，别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内心的生活中涉及的人同样很少，连梦都弃我而去了。但是，我已经习惯于对自己耐心，或许是过于耐心了。我一个人下棋。至于我的性欲呢，基本上还是以那种孤独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有时对着镜子，有时没有镜子也行。我还去看过一场难得才放映的无声电影。我在等梦来。 WpzC2frkx08HjOK6aAxXZ3e7TOj2BsLERopohA5w7e9RmBqdYAwjHHcGtEKcEkqQ

让-雅克变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知道是荣誉、还是人到中年呢，抑或是稳定的收入改变了他的性格。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我眼里，他无疑是一副不修边幅、洋洋得意的样子。

他的得意洋洋甚至发展到政治方面。有谣传说他被指控通敌，这种指控性质很严重，对他极为不利。也有人认为，他上一本小说颇受青睐，获得遴选标准非常严格的年度文学奖，这会洗清他的“罪名”，因为评委中包括许多抗战老兵。但是，还是不断听到这样的指控，让-雅克还两次接到传票，警察局长含含糊糊地问了他一些问题，尚未下结论。这可不是好兆头。

就是听到让-雅克可能很快要遇到麻烦，我才想到与他恢复关系。妻子去世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根本不想见他，我仍然耿耿于怀，认为他应对那个致命的晚上所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情负部分责任，葬礼后，他从未来看我，说明他看不起我，感觉到这一点，我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听说他也许要遇到大麻烦，我便决定去看他，我们的友谊恢复了，但双方均小心翼翼，累人得很。以前，我们见面要么在他屋里，要么在我这里，或者在某家餐馆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饭。可现在，让-雅克变化太大了，极少去咖啡馆，要去也是为了见一下预约的什么人，比如译者或青年作家。

他的习惯则起了另一种变化。自然，由于年龄的缘故，他现在打扮一番、晚上外出冶游已经不合适了。其实，也力不从心了。不过，我倒是真不该想当然地认为让-雅克哪天会改掉喜欢调情、好色的习性。因为在我妻子去世后大约一年的光景，我们有次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爱上了一个人，并且平生第一次带过来和他同居，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惊讶。他向我描述他所爱的对象——一位年轻的希腊神学专业学生，激情之高，我不得不信他确实变了。没过多久，让-雅克介绍这位年轻人——迪米特里——和我认识。我发现他毫无魅力，缺乏热情。迪米特里一头黑色鬈发，戴一副眼镜，他大谈他母亲、大谈正教一个不为人知的派别，他正在撰写有关这一教派的论文。让-雅克选择他绝对不合适！后来，听说他离开了让-雅克，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让我不解的倒是我的朋友竟然心情非常沮丧。

我得承认，无论是让-雅克的失恋，还是有人以新的方式敬重他，我都无动于衷。个中原因肯定是我对他仍然怀有积怨，认为他参与害死了我妻子，虽然我无法在什么具体方面谴责他。毕竟，那天晚上他所做的无非是想逗乐，我请他来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他仍旧挺和蔼，不过玩笑开得少了，似乎也不怎么想听我说我的新梦。

下面是我和让-雅克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哦，不，是两次。时间是在我妻子死后一年半。引自我的一则日记。

“十二月五日。今天，走在去见让-雅克的路上，我特别希望能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因为近来我们的会面总是不了了之，没任何结果。

我想到了暴力行为，因为和他争论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结论。每次争论起来，他都是占上风。

我想到了告发他。我可以去警察局，告发他参与了黑市投机活动，还与党卫军上校有瓜葛，我还要告发他和我开玩笑时不经意间讲出来的其他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去做。可我真的认为让-雅克被关进牢房，倒是便宜了他。

多么希望这个国家依然保留着决斗这一既体面又愉快的习俗！那样，两个互相并不仇视的绅士之间的争执，或者不愉快，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了。我边走，边想象着这场决斗，但是，我找不到适合我们的武器——是用剑？用手枪，还是动刀呢？我们向来以言辞为武器，这一武器伤我会比伤他更厉害——以下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我们的决斗就是如此。是我先开口：

进攻

我：你对待自己的感情不认真。

让-雅克：感情这东西太复杂了，无法认真对待。

我：你虚荣。

让-雅克：我是同性恋，又是作家。别忘了，同性恋和作家这两种人可都是关心自我、自负的专家。

我：但你不过是在扮演同性恋的角色。

让-雅克：区别很有趣，但不重要。

我：你喜欢到处找刺激。

让-雅克：宁可这样，也别去做制作动物标本的人。

我朝我的对手投去一抹胜利的目光，我对自己不俗的表现很满意。但是，让-雅克没有安于自卫。他开始向我发动进攻。

反击

我：你的屋子造得太高，屋子底部肯定会因这样一种极不牢固、充满幻想的结构而坍塌。

让-雅克：你造得太低。

我：你爱管闲事。

让-雅克：你是贱骨头，爱去征求别人的意见，遭别人骂。

我：你是个恶棍。

让-雅克：你崇拜恶棍，没用的东西。

我：你轻浮。

让-雅克：我烦你了。

这时的我已经在决斗场上受了重伤，所以，我撤退下来。其实，我明白，言语决斗通常是没有结果的，只有身体暴力行为，或者通过向对方表现出其不配接受的慷慨才能解决问题。今天，我太痛苦了，无论如何都不敢贸然去与让-雅克短兵相接。就在我想象中的言语决斗快结束的时候，我恰好经过一家邮局。我停下脚步，给让-雅克寄了封快信，告诉他我今天不能去见他了。结果，我在一家棋社待了一下午。”

我记得，到了那天晚上，我的伤痊愈了——毕竟，这些伤口是我自找的嘛。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时，我能以一种客观的心态来看待此事而不感到痛苦了。我发现，这一臆想的对话有趣之处在于双方讲的都是真话。两人的兵器都是锋利的，击中了要害。我清楚自己再也不会让让-雅克开心，这种情况很可能从我一结婚就开始有苗头了，他根本无法理解我决定结婚的想法。我的生活在婚后会有微妙的高潮，会有巨大变化，他都不欣赏。对他来说，我这下肯定是踏上了一条令人厌倦的工作之旅；站在他的立场看，就是这么回事。但我的回击同样是正义的。没错，他轻薄虚荣，不忠，搞同性恋，他这样主要是想忠实于那种夸张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作为一对朋友，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不对劲。

第二天，我们俩还真见了面，因为我去他房间看他了。让-雅克坐在书桌前，脚泡在一桶温水里，他在用刀片从体育杂志上裁图片。他脸色阴沉，心不在焉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心里的怨气已消，又念起对他的旧情。但是，虽然我已经将暴力冲动强压下去，可它有传染性。我看出他想贬损我。

“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开了腔。我注意到他脸色灰黄灰黄的，好像得了重感冒。

“我干吗要说话？”他一副尖酸刻薄的口吻，“我不说话，你也可以说嘛。”

“但我今天上午没什么可说。我想我来是要做点事的。”

“我不信。”他说，用力地擤鼻子，然后盯着手帕看了好长时间。

“你上午怎么过的？”

“写信。撕信。朝便壶里撒尿。决定留小胡子。”

“好了，好了。”我说道，我从来不知道让-雅克还有其伤感、痛苦的一面，因此惊愕不已。

“我要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干吗不？你是一个剧本中的主角，是出喜剧，这个戏我已经写了一年多了，”他说，“当然还写了些其他东西。今天早上，我放弃了这个戏。我把握不了你的性格。”

“也许是你没有写戏的才华。”

“天哪！不是这样的，我的才华丝毫未损。是我的题材，”让-雅克对我说，“你是一块伟大的喜剧碎片。”

“为什么是碎片？”

“因为还没有生活使你完整，”他答道，“你是个没有故事可讲的人物。你是一块自成的拾来之物。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想法。”他擤擤鼻子，接着说：“除非你的性格在你一直谈论的那些梦中自我完整起来。”

“不可能办到，”我心情忧郁地说，“我的梦已弃我而去。”

“我都懒得说你专注于自己的那种样子！”他严厉地说，“整天对着镜子过日子，我本人也在镜子面前花费好长时间。但我不欣赏你关心起自己时的小心翼翼状。你爱上你的那些梦，却不占有它们，而是犹豫、退缩——拥抱住你的梦幻生活，在这种生活周围盘桓，对它又是哀叹，又是害怕，又是永远追求着。”

“不对，”我说，“你说的不符合我的情况。只有一个细节是对的。专注于自我观的人永远都在寻找能在其面前贬低自己的英雄，因为他总是在自尊与自责之间来回摇摆。我心目中的英雄一直是你，但我已经与你断绝来往。”

“嗯，嗯，”让-雅克笑道，“你在发表独立宣言，是不是？我的拾来之物要派用场了，而不是束之高阁？”

“你说的话伤害不了我。我们做朋友吧。”

“战争结束了，我们的敌人——那些嚣张的野蛮人也已经撤离，所以，我想离开这座城一阵子，”他叹了口气，“我烦了。”

我知道，他离城的真正原因是想避一避某些令他不愉快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谣言和嫌疑，等它们过去了，再回城。但是，我还是把他的话当真了，我明白，让-雅克尽管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但是，即使他想，就他的感情完全撒谎他也不会。我开始解释给他听根本没必要感到厌烦，但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得跟你借钱，我的老恩人，”他说，“作家这个行当现在要召我到乡下去；”他咧着嘴笑道：“你知道我一般的经济来源是什么。这些来源即将切断，我想，我总不好去引诱粗俗的泥鞋子农民，或者去抢劫教区的济贫募捐箱吧。”

他又在骗人！我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几年前，我送给他一笔钱，除此之外，他一直在靠写作赚钱；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有好多年以当男妓和偷窃为生，这些挣钱的途径现在早就不适合他了。

“我为什么要借钱给你？”他把我对他的好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轻浮的行事方式让我很光火。

“我可爱的做梦人，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别跟我这么亲热。这不适合你。”

“我情不自禁，因为我们要分开一阵子。”

“借了钱给你，你会改掉动辄发怒的习惯吗？你会不会从此就跟我说真话，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我们的账终于可以结清了吗？”

“是的，”他严肃地回答道：“你为什么认为我要和你继续做朋友？”

“那样我就会给你钱。你要去哪儿？”

他把脚从盆里拿出来，开始擦干。“我非常想做个朝圣者，”他回答说，“我在考虑，看能否住到南方那著名的岩洞附近，在那里，瘸子慢慢就能扔掉拐棍，结核病人则跪在地上晒太阳，以此来消除结核，净化肺叶。”

他穿上鞋，套上衣服，抓着我的手臂。我们朝门口走去。

“和你分开，我感到难过。”我说。

“你不再需要我了。”他没精打采地应了一句。

我们俩一起去了我存款的银行，我用信用证的形式把可观的一笔钱转给了让-雅克。买了张火车票和一些物品之后，我就陪他回到寓所，帮他收拾行李。两天后，他上路了，我没去送他。

尽管我知道我和让-雅克之间的友谊并未结束，但他离开，我很高兴。

哦，那是个多么阴沉的冬天啊！天气冷得出奇，食品短缺，我住的小区不知怎么回事老是失火、有人抢劫，要不就是老朋友消失了，或是又重新出现，或者被确认死了。我生了病，卧床数月，充分品尝到了生病的滋味和甜头。就是在这时候，我才完全回到对我的梦的思考上。

在我婚后的四年以及我妻子去世后的两年里，我做过许多新梦——每个梦都有两个或三四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有趣的不同之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梦包括“红枕头之梦”、“破窗之梦”、“泥鞋子之梦”和“军火库之梦”。那个身穿黑泳衣的男人偶尔也出现在我梦里，对我指手画脚，指指戳戳，明明知道我身体动作做起来不可能那么优雅，却还要作出武断的要求。

第一个梦，“红枕头之梦”，是一个温和、和平的梦。我走到一个法官面前，他判罚我去看管关押少年犯的牢房。我采取的是人道主义政策。我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转椅上，靠着一个红枕头，看着我的每一个犯人。这张转椅是我发明的，转得非常非常慢。所以，我背后会发生许多事情，而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但是，只要这些孩子彼此之间不动武，我就不去管。

在“破窗之梦”中，我在一部片子中扮演女仆的角色。导演非常仔细地跟我说戏，并告诫我千万别多说一句台词。我拖地板、抹家具，掸书籍上的灰尘，还要把烛台里面的蜡烛油刮干净。结果，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不小心打碎了一块窗玻璃。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惊慌失措，因为整场戏又得从头重拍一遍。

在“泥鞋子之梦”里，我一直在找让-雅克，因为他和村里的弱智少年干好事被当场捉住，后从乡下逃脱。我现在还记得弱智少年那匀称的肩膀和脏兮兮的膝盖，他穿的被撕破的咖啡色衬衫和脏内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脚上穿的又重又厚的皮鞋，鞋子比他的脚大两码，整个梦里，他都趿着那双皮鞋，笨拙地挪动，我在法官大人面前为让-雅克求情，他被赦免了。

在“军火库之梦”中，我应征入伍，去造一颗准备投向敌人的巨型炸弹。黑泳衣人来检查我们的进展情况，他指出我们没造炸弹，而是造了一盏探照灯。他告诉我们说，假如一个任务完成得很糟糕，他能在远处嗅出来；他还说，他就是嗅着我们不负责任的工作所发出的臭味而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司令部一路奔过来的。

我做的这些梦主题常常是审判和惩罚。我想，社会显然因为疏忽而没来审判我，我这是在替社会惩罚自己。我一次次做错事。但是，我人微言轻，都没能形成哪怕是最小的力量中心，所以，别人就不会对此作出反应。我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没有分量，我的梦继续嘲笑我，因为它们揭示出我的努力有条理却无用处的真相。我在生活中愉快地选择了平静，可到了梦里，这一平静成了令人不快的糊涂、依赖、渎职和被动。

有一个梦为我提供了不同的线索。这个梦——也是最近的一个梦——我提一下但不细谈。我称之为“文学梦”。梦里，我成了神话和戏剧中一位也叫希波赖特的名人，他立誓独身。安德斯太太则是我淫荡的继母。但是，因为这是该故事的现代版，所以，我就没有轻蔑地拒绝她。我接受了她的挑逗，与她共度良宵，然后抛弃了她。但是，我受到了惩罚。正如老版本的戏开场时女神所宣告的那样，无视厄洛斯力量的人将遭罚。也许，这就是我所有的梦包含的寓意，或寓意之一。

所以，我结婚之后，以及我妻子去世之后，梦对我来说是同样的多、同样的有趣。不过，我是以一种更加冷静的心态来看待这些梦。我现在能够自问我做这些梦是一种习惯使然呢，还是强迫所致。人们培养习惯，人们向强制屈服。或许，一种强迫性行为不过是一种被压制的习惯罢了。

开始的时候，我做梦是一种强迫，但最终成了习惯，接着，习惯开始自我解体、自我嘲笑。我没有觉察到这一变化，也没有嗅到其腐烂的臭味，还沾沾自喜地陶醉在我现在视之为我自己丰满的诗情怀抱之中呢。没有什么让我感到震惊，尽管有许多事情让我感到悲伤。我就这样平静地过着日子，但是，大约在我妻子亡故两年的时候，我做了个梦，这是我做过的惟一我称之为噩梦的梦。平静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我梦见自己和一群人正朝山上一个什么娱乐场所爬过去。山顶是悬崖峭壁。我的同伴们开始轻轻地踩着悬崖表面的立足点下山，容易得仿佛在下楼梯。但我却发现下山不容易。我愣在那儿，心里清楚自己肯定是对付不了这陡峭的悬崖，要下去，我肯定会感到头晕目眩，最后坠落下去的。最后，我稍稍低下身子，停下来，恐惧之中抓住了一种什么扶手，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动弹不得。

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想自己以前下过这么陡的山，而且也已经知道自己是下不去的。

但是，接下来，我就到了地面，和已经下山的人群一起在那儿来回转悠。这是个什么场子，上面浇了柏油，但场子里没有座位，四周围了起来，跟手球场一样。场子中央站着两男一女，离其他人远远的。

这三个人衣服穿得很少，膀子和腿都裸露在外，我马上猜到他们是杂技演员。而且，他们站在一起，心思全在他们自己的讲话当中，根本不管周围人怎么样。凭这些，我判断他们一定是外乡人。

他们开始离开场子中央，边走边互相讲话。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才走了几步，就扭了一下，跌坐在地上，然后仔细查看他的腿部。我看见他的腿肚子上有一道奇怪的伤疤，再仔细一看，发现他伤得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受伤处有一块肉隆起呈柱形，看了真让人感到恶心。

剩下的一男一女站在他身边，做出保护的样子，满脸的关切。我听见那男的自言自语地说：“不，他这样不能参加表演了。”他看看人群，然后指着一个观众，径直跟他说道：

“你能行行好吗？”

对方回答得很不自信，也不热心。

“请帮帮忙吧，”这个杂技演员说，“你看得出来他的伤势有多严重。”

受伤的演员仍旧坐在那儿，捧着他变形的腿细细察看。那个女的站在他身旁，注意着另一个杂技演员的恳求有什么进展。求观众帮忙的演员显然是杂技团的头儿。

“嗯，好吧，”这个观众说，“我能帮就帮。不过，我时间可不多了。”

“只要一会儿时间。”这个杂技演员说着，转过脸去，朝女演员和地上的同伴笑笑。

这个观众问要怎么帮忙。“是这样，”杂技演员从衣服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来，“站那儿别动就行。”

杂技演员朝这位观众走过去，开始动刀子。他用刀子在这位观众身上和脸上横一刀、竖一刀划了好多下。他在他身上划了一道长线，一直划到腰以下，划过腹股沟，另一道划过腰部，还有一道划过胸部。在脸上，他划了一道竖线，竖线从额头一直划到鼻孔，再延伸到下巴；又在脸上划上两道横线，一道从左耳上方划过、从眼睛下面一直划到右耳上方；另一道线起于左耳根部，从上唇一直延伸到右耳根部。

我看着这一切，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因为不仅没有血溅淌出来，而且这位配合的观众连一句痛苦的或者责备的话都没有。而我发现，杂技演员不只是在用刀子切开，也不只是在皮肤上划过，做个记号似的，事实上，他切得很深，所以，肉在他的刀下被切开了。

杂技演员在一声不吭，用刀子娴熟地切开这位观众的肉时，后者耐心地站在那儿，杂技演员切完了脸部之后，后退一步，似乎是要欣赏一下自己高超的刀功。接着，他一步上去，动作敏捷地将手指插进这位观众的脸，把切开的几部分肉从脑袋上拽离出来。我害怕得直喘气。“就没有人拦住他吗？”我差点叫出声来。这时候，杂技演员又缩回手指，观众脸部的各部分又复位了，尽管被杂技演员切开的地方还是能看得出缝隙来。

“只是做个试验而已。”杂技演员笑笑说。

这位观众的反应出奇地平静，我这才恍然大悟，也许杂技演员根本没有伤害他。我正这么想着，却发现我就是这位观众。我脸朝下，躺在地板上，双眼紧闭，我感到有刀子正在我背上和臀部划着横线、竖线。不痛。有点痒，不过，有一阵阵舒服的感觉。但还是有些刺痛的感觉，于是，我骂自己虚伪，骂自己虽然在受折磨，却装出享受的样子。但我现在不记得有什么痛。

也许，我真的害怕刀子在身上划，但我不承认有那么厉害，因为，我扮演被切的观众这一角色时间不长。我突然之间又成了一个旁观者，正看着那个杂技演员用刀子在原来那位观众身上切最后几刀呢。

这位观众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现在没有人搀扶他是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杂技演员对他说：“快了，我快好了，别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这位观众似乎听明白了，很高兴，杂技演员向他保证他的磨难就快结束了。我也放心了，就不挡着别人，尽量伸长了脖子看着杂技演员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将这位观众扶起，靠在自己的胸前，让他站在那儿。观众的身体就像一棵小树苗要栽到新地方一样，僵硬地靠在那儿。他的身体直挺挺地，尽管稍许有些晃动。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害怕但又满怀希望的神情，这一神情成了这个僵硬身体还活着的惟一迹象。

“就剩一件事了，”杂技演员声音柔和，给人希望。“请耐心一些。一点都不会伤害你，做完，你就能回到朋友身边去。”这位观众感激地看看他。

“就剩一件事了，”杂技演员说，“你不知道我和我的同伴对你有多么感激。你帮了我们，你会高兴的。”

我等在那儿，满心希望这个不祥的手术赶快结束，让这位观众身体完好无损。

“就剩一件小事了。”杂技演员说。

说完，他迅速而果断地抓住这位观众头的两侧，一只手朝左，另一只手朝右猛地一拽，先是这个观众的头颅裂开，接着是他的身体在中间部位裂开，裂开时，仅仅传出一声低得像是叹息那样的短暂的呻吟。他的身体已经明显裂成两半，并立即哐当一声僵直倒在地板上。

这位观众的命运让我感到悲愤不已。他是这么相信杂技演员，这么顺从他。其实，这个杂技演员一直都想害他。（隐约之间，我明白了这一谋杀的意图：他需要一个身体来替换他的同伴那毁坏的身体。）他根本不在乎观众的性命，只关心由他领头的小杂技团。除非旁人对他们有用，否则，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我现在对自己来这个鬼地方感到很难过。我不想看见这样的暴行，我转过了身，醒了。

我梦醒时，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恐惧感。接下来几天时间，我老想这个梦，并重新感受这次梦的高潮——恐惧和愤恨。然而，我知道愤恨是一种带有敌意的消极情感，毫无益处。所以，我想控制住它。但我也认为，这种愤恨或许又是有益的，它或许是一种解药，能够帮助我走出因亡妻而出现的懒散和消沉状态，而这一情感或许也是一种必要的前奏，预示着我追求的平静就要来到。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个梦不断重现，我也能够较为冷静地观看杂技场上发生的事情了。这当然让我很高兴。但我接受不了这个梦，我不能肯定自己真懂这个梦。我妻子与我阴阳相隔，我的生活被一分为二，就像那位好心的观众的身体被杂技演员一劈两半一样，我又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一个梦呢？

回想起我在梦里有一会儿成了那位观众，即受害者，我觉得有趣。我拒绝继续当这个角色，这是一种勇气呢，还是愚蠢？我是抵制了我应该抵制的东西，像“镜子之梦”中的眼科手术，或者像在“钢琴课之梦”中违抗泳衣人让我跳的命令？还是误解了我做的所有梦，把它们解释成迫害和背叛，而事实上是一堂解放之课？

恐怖和抗议之梦有其位置，但肯定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会努力去成为重大和可怕的事情的旁观者，无论是纯粹还是大致意义上的，就像我在这个梦里这样。

我生活的一个阶段随着这个梦而告一段落。我考虑离开首都。战争结束后，我还从未利用过这一大好机会，外出旅游。让-雅克从他的乡间隐居地给我写来一封语气友好的信，怂恿我说，如果我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做，就赶快去他那儿玩。但我还真有更好的事要做。

这些年来，我对孤独的偏爱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尽管我走入婚姻似乎明显是矛盾的。现在是我退居的最好时机。我三十八岁，没有牵挂，没有作为，满脑子的偏见，生活中有太多孤僻的习惯。我怎么能指望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为我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呢？我的亡妻善解人意，与人和睦相处，她认同我的趣味，值得我爱，这样的人我再也找不到了。

但我不想再住在这个公寓里，我会睹物思人，里面弥漫着我自己悲伤的气息。我下决心在一个我从未住过的小区找个更宽敞的住处。就在这时，我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河畔不就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然后我为安德斯太太装修的那栋大房子吗？我的老情人在我婚后不久便离开了；在敌军占领的四年间，这栋房子用作营房；解放后，它空着，或者说几乎空着——原因我下面要解释，尽管需要好好修葺一番，住人却是呱呱叫的。从各方面考虑起来，这件事情都容易安排。但是，非提不可的是，我跟我兄弟讲要住进去的时候，他居然反对。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但我记得，他不仅竭力劝阻（他说，房子不实用；太大，我不负责任；房屋修葺费用太高），还让我想想清楚，如果真住进去，我会让他不高兴，甚至惹他发火的。我看不出他的观点有什么说服力，尤其是房子对我来说太大这种论调。（他在一封信里充满恶意地坚持说，房子太大，如果连厢房算在里面，都可以办一家医院，或者一所学校了。）他没有诉诸法律来阻挠我的计划，我决定冒犯他而照自己的想法去办。

搬家简单，我没几样东西。我搬进新家的那天，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冬日上午，地上有点积雪。我在房间里踱着步，查看哪些窗子要配新玻璃，把散落在地板上的酒瓶子、旧靴子、短袜、水壶、砖头、破帆布床全收拾到一块儿，堆在花园里，然后扫雪，点起一堆篝火。打扫的任务让我感到愉快。但是，我为刷得好好的墙壁感到伤心，我从未有幸在这里住过，现在住进来的时候，墙壁已不成样子，已经褪色，上面到处是涂鸦，墙面已经剥落或快要剥落，还有弹孔。

一安顿好，我就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感到了平静和欢快，而只有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才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可以过上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了，在这一生活中，我将拥有自己需要的所有空间，来完成我那些最浩大、最隐秘的工程。经过梦中身处逼仄、凌乱房间的一段生活之后，在这栋宽敞（尽管没有装修）的屋子里生活，日子过得是多么轻松、多么惬意！我忙着一件件事情，就这样，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在这里待了六个年头。我思考，有时也不思考。我听梦；我思念妻子。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的我再也不生活在安德斯太太会出于报复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恐惧之中了。

因为安德斯太太就和我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事实上，她比我先来一步。你们还记得，战争期间，我和妻子偷偷留她住了几个月；敌兵在我们楼搜过几次，也到我们公寓查过一次，此后，她央求我为她找个更安全的藏身之处；我这样做了，也答应在以后某章中说这个躲避处的。唔，我为她设计的藏身之处不是别处，正是当时被用作敌营房的她自己的房子——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侦探小说里都这样写。当时，我想起连着厨房的地下室有个无窗的后室。后室的门正是厨房里一个橱的后墙，要打开这个门，只能扭开一个脱扣锁，而抬起橱背面的一只架子才能扭开锁。所以，这个后室很安全，一般不会被发现，我提醒安德斯太太躲在这里，日子可不太好过，她得忍受周围厉害的吵闹声，还要忍受长年的黑暗。到了深更半夜，她可以溜进厨房，偷点东西吃吃，但她千万得小心，别偷得太多，以免被察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可以出去，溜进花园大便，大完便就用土埋起来。我虽然已经向她讲清楚那儿会安全的，可我们去的时候，她还是害怕被逮起来。我和让-雅克商量，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我观察了这栋房子一段时间，搞清楚了驻扎的情况和哨兵数量——楼前两名，楼后一名。我们一直等机会。终于有一天，敌军的一名元首要到首都来，这一天，城里的大多数部队都在接受检阅。于是，我、安德斯太太、让-雅克就去了这栋房子。我到了楼前，和哨兵聊起来，我要拖住他们。我说要见一个上尉，报了个名字，他们说没这个人，我佯装不信。就这样跟他们磨了几分钟，结果，他们用枪托把我打倒在地，踢了我两脚，把我扔了出来。让-雅克在楼后拖住那个哨兵，他运气比我好，我想他到临了，肯定跟哨兵讲好哪天约会了。在这期间，安德斯太太已经乘机进了屋。就在这里，她一直躲到战争结束。

首都解放那天，我去了这栋房子。我费了些劲，最后，安德斯太太总算才吭了气儿，我费尽口舌才说服她出来。她看上去真可怜啊！她已经在这个暗室待了两年多，没跟任何人讲过话。她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恍恍惚惚地盯着我，牙齿全掉了。她对战争结束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她说她一直盼望着哪天战争结束。但是，我邀请她住到我那里去，等找到住处再走，她却拒绝了。她说，现在一颗牙都没有，走在街上丢人现眼。我又建议，她可以在藏身的房子里继续住上一段时间，等到她习惯了解放带来的自由后再离开，我说我会常去看她，也会让朋友们去看她，这样，她慢慢地又会重新习惯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说到做到，每周去看她一次。应我的要求，让-雅克也去过几次；但接下来，他就不肯再去了，说她没救了，又说她让人感到沮丧。我仍然希望她能重返人间，就带了个牙医去给她装了假牙。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同意（我当然不想赶她），她准备就在这里待下去；她称自己太老了，不宜再住到外面去。

所以，我搬进这栋房子的时候，是安德斯太太住在那儿；因为有她在，严格地说，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不能说我完全是一个人。但我们难得见面，因为她住在地下室，我住上面两层。她也为我做一些一般的家务活，解放了，她可以自由进出，买点食品、报纸。有时，为了料理家务我们要说说话，在这种时候，她常常变得蛮不讲理。除此以外，我们很少讲话。

我并不希望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我完全听任自己去品尝忧郁和遁世的滋味。也许，是忧郁把我赶进了这么大的一个退居之地。可一旦进入这座城堡，我的忧郁就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伴随着我设想要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时的活泼和轻快。真正的与世隔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即使最愿意隔绝于世的人也不会轻易成功。我执著地追求着我的与世隔绝。我希望弄明白，人是否能够真正独处，一个人的基本构成又是什么。（我当然不愿意失去人性，丧失我与人相处的能力，出去的能力——假如我想的话，就如可怜的安德斯太太那样。）我希望拥有一家剧院，能将我独特的梦搬上舞台。

我能够出去，但是，我基本足不出户。如果事情很急，安德斯太太就上街，帮我跑腿，买东西。我真要外出时，也不去别的什么地方。我偶尔也散散步，但那是为了锻炼身体的自愿行为。除开生理角色，我已经卸掉了所有的角色。促使我们走进外面的世界，去做出什么行为的是我们拥有一种角色。角色越多，外出次数就越多。（就这样，我理解了让-雅克夜间的冶游，以及他迅速的角色切换。）我学会了，更敏捷地行动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有行动。因为，正如任何角色都能浓缩成一种态度，任何行为都可以浓缩为一种姿态。我学会做的事情是——将每个行为化为一种姿态，用一种微妙的空白将这些姿态连接起来。

我知道，这个想法不清晰，但是，当一种想法不是一串句子而完全是一种舞蹈的时候，要解释也难。拿谋杀来说吧。现在，在我看来，似乎是让-雅克谋杀了我妻子。他是用舞蹈、用一种姿态，假装威胁我的生命来谋杀她的。因为她的生命依赖于我的生命，所以，当她看到我在一场游戏中快被杀死的时候，她也参与游戏，和我一起死。不过，她没能像我这样，从这场游戏中挺过来，继续玩游戏。于是，她真死了，而我却没有。 WpzC2frkx08HjOK6aAxXZ3e7TOj2BsLERopohA5w7e9RmBqdYAwjHHcGtEKcEkqQ

我住那栋大房子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其先后顺序我现在已经记得不那么确切了。无奈之下，只得部分地求助于一些未署日期的笔记、信件和我当时记的日记。我只好把它们按照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的顺序排定（我的记性有时不管用了），把属于同一时期的用蓝墨水写的所有文件归在一档，把用红墨水写的属于后来一个时期的归在另一档。我猜想几本笔记本当时是连续用的。

现在放在我面前的皮面笔记本，封面上有狮子浮雕图案。里面是一系列用红墨水记下的摘记，还标了号。我从中选录几则如下：

我来告诉你一个我搬进这栋房子不久做的梦，它证明了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光线黯淡的地窖里。地窖的一个角落是装煤的箱子，另一个角落是壁炉。地板上差不多堆满了废报纸、垃圾桶，乱放的砖头、旧箱子、两个上面贴着外国旅馆破标签的旅行箱。对我来说，独自一人在地窖并不显得有什么不合情理，因为地窖几乎容不下另一个人了；我被人用链条松松地铐在地板中央的一根桩子上，这也并未让我感到烦恼。

链条前面，地窖那头是通向上面一个门的楼梯，门缝处有光亮。我看着楼梯，并没有爬上去的冲动。光亮不是给我的。听到远处传来砸碎玻璃的声音，我庆幸自己在这里，那边我想在发生暴力行为，我离它远远的，很安全。

然而，我知道，一个人在哪儿，都能把周围弄得或多或少舒舒服服的。我呢，就在试图用这些砖头让自己舒服些。尽管被铐住，我还是可以小范围来回移动，也许还可以造点什么。我就把够得着的砖头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躺下来测量一下自己的身长，接着，我就仔细把砖头并排放在一起，拼成一张床，我在上面能躺平伸直腿。

但等到我在砖床上躺下来后，却感到还不如睡地板舒服呢。我就又拆了床，只留了个砖头枕头，之后，又躺下来休息。

地窖有个小窗，不过，我朝窗子看过去的时候，光线刺痛了我的眼睛。有个小孩的头出现在窗口，挡住了一些刺眼的光线。她是个可爱的孩子，四岁的样子。

“是头熊！”她指着我，叫起来。我朝她笑笑，但这似乎不大对劲，于是，我就友善地嗥叫。我知道自己不是熊，但我不想让她失望。

我现在记得接下来是吃一盘饭。我此时是头熊了，要不就是别的什么动物，因为我吃饭的方式是用爪子抓饭，然后塞进嘴里。吃完后，我又纳闷是谁给我送的饭，我怎么没想到留住他呢。我感到孤单。我开始用砖头敲地，并喊叫“来人哪！”

黑泳衣人出现在楼梯口，他裸露的膀子和双腿肌肉发达，看上去和以前一样强壮有力。不过，他衣服上多了一样东西——有根绳子扎在腰上，上面挂着重重的一串钥匙，一直荡到大腿。他走下台阶时，我满怀企盼地注视着他，希望他能待上一会儿，和我说说话，不过，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我的希望。

“放开他！”黑泳衣人说。

想到快要在黑泳衣人的陪同下离开地窖，我开心极了。随便和他去哪儿，我都会很快乐的。隐约间，我反应过来我们是去公园。我想了起来，去公园会舒心的。公园要么是个玩耍的地方，要么是做爱或者谈天说地的地方。无论是干什么，我都会开心的。

但是，我忘了公园也是人们观赏什么的地方，一个看表演的场所。到了公园，我发觉自己站到了小型舞台上，布景是树林。我面前的观众坐在折椅上，她们是推着童车，带着婴儿的护士。

黑泳衣人站在我身旁，他当主持人。“现在，请看他表演舞蹈。”他说。

我多想为他表演舞蹈啊！但是，我的腿好像是木头或纸板做的，动弹不得。

观众不耐烦了。“大家没必要离场，”黑泳衣人说，“他必须跳舞。”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在跳舞。但是，我的舞步并不是听我内心的指挥，指挥我的是系在我手腕上，脚踝上和颈背上的电线。它们是链条，真的——熟悉而且舒服。我不明白自己现在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木偶，刚刚分明还是动物嘛。但我明白木偶的动作也能和动物一样优雅，要知道熊如果跳舞，那真是荒唐的。当个木偶似乎更好些。我随着节奏，手舞足蹈，尽力不辜负黑泳衣人的称赞。

“好极了。”他说。一股安全感流遍我的全身，我的舞步慢下来。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还会表演什么。”他说。他朝坐在前排、手里正抱着一个很大的破布娃娃的孩子招手，让她上来。

孩子上了舞台。“熊，”主持人说，“你去踢布娃娃，亲亲小孩。”有那么一刻，我都不敢肯定，他是否在跟我讲话。他重复了一遍命令。我立即服从了。但是，我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以后，却发现自己把布娃娃抱在怀里；而那个孩子却躺在地上，已经身首异处了，浑身血淋淋的。我双手捂着脸，心想黑泳衣人这下不知道要怎么光火了。

“那可是无辜啊，”主持人说，“再也不能责怪他了。”

“谁会想到责怪他？”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叫起来。这个金发女郎很壮实，长着一张开开心心的脸。我意识到她是管这个死小孩的护士。尽管她也同意不责怪我，但比起黑泳衣人说的话，在我看来，就不那么重要了，可我还是很怕她感情上受不了。不过，她走过来把孩子身体各部分收拢到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点儿也不生气。

“他该杀，”她离开舞台的时候，黑泳衣人在她身后叫道，“但他不是故意的。”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孩子们笑了。听到笑声，我心里最后还是“咯噔”了一下，有些疑惑不解；我希望解释清楚自己免受指控的原因。我说，“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做的”。我记得，梦醒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说了这句话。

我认为，在许多方面，这个梦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知道我做的梦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不只是我自己在醒着时和睡觉时的生活之间已经开始的对话中关注的对象，同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已构成一种对话。这个梦是对我做的第一个梦——“两个房间之梦”——的回应。两个梦里，都有黑泳衣人和白衣女人，我都被要求跳舞，又都被铐着，在监禁之中。但在第一个梦里，我无法跳舞，那次囚禁是令人厌烦的，梦里的那两个人对我很生气。在这个我称为“木偶之梦”中，有人要求我跳舞的时候，我最后还是跳起来了；我的镣铐事实上帮了我的忙。因为它们变成了接在我身上的电线，让我舞步优雅地动起来，而且我还让梦中主人模样的人物高兴。第一个梦里，我感到羞愧，而在这个梦里，我不感到羞愧，而是心平气和。

这个梦也照亮了我的生活，使我对其中所发生的不易理解的事情豁然开朗。我回想起刚开始做梦的青年时期，想起很久以前和特里索廷神父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在公园与一个小孩的邂逅。我记得和她无拘无束地交流时，内心是多么的平和。我整个生命似乎在这个梦里的精神状态下汇聚到一起，在这个梦里，我最后会与自己和解——我真正的自我，我的梦构成的自我。这一和解正是我所认为的自由自在。

别以为我认为这个梦或其他梦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据我所知，谁都做过这样的梦。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我醒着时的生活和我睡着时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梦的压力下，我渐渐采用了一种只能称为古怪的生活方式——不过，所谓“古怪”在我这里不包括其字面意义——“偏离中心”；事实正好相反，我的生活越来越向中心——我的梦的旋涡——位移。我这么说是否在钻牛角尖？说某人是个怪人，并非指他远离其自我的中心——他做的梦，而是指他离开社会中心，社会中心是一个有用的、和蔼的和具有共同强化习惯和趣味的温暖机体。是的，我不会拒绝接受“古怪”这标签。

然而，确实有我拒绝接受的标签。我知道，不管是哪一种古怪，均会被视作一种心理缺陷，叙述一个有着非同寻常的趣味和内在体验的——比如这里叙述的——事情，每每会被理解成心理研究报告。在心理研究中，人们会把梦作为证据，作为研究做梦人痴迷的事情时需要的材料。请读者别把事情简单化，至少得考虑我的具体情况。

我对我做的梦感兴趣，并不是希望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自己真实的感情。换言之，我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我做的梦发生兴趣，我对它们感兴趣，因为我视之为行动。

我对我的梦感兴趣，因为我视之为行动，视之为行动的样板、行动的缘由。我是从自由的角度对它们感兴趣。这个节骨眼上，在讨论一个显然向我呈现出一幅自己被监禁的景象的梦时，我还在奢谈自由，似乎是咄咄怪事。我当然明白还有其他角度可以谈。假使我是出于“理解自我”的目的来考察这些梦，我就会从束缚的角度来考虑了。那样，我便会看到我的梦是怎样反映出我束缚于自己的性格、其有限的主题，及其习见的种种焦虑了。

但是，人为了真正自由，只要宣布自己是自由的就行了。要摆脱掉这些梦而获得自由——至少达到所有人类成员有权享受的自由程度，那么，我只要认为我的梦是自由的和自治的就成了。

另一本笔记记了我在新家一个标准日所做的日常事情。记住，我在那儿住了六年，每天总得有些活动。我设计了醒来、起床、洗漱、穿衣、吃饭、阅读、锻炼、就寝的程式，旨在以我新的理解来改变这些活动的性质。

我从未希望自己成为专家，也尚未承认有用的活动有什么价值。但是，人一辈子有些事情每天都得做，有的一天还要做三次，不断重复，你想不熟练都不可能。我想做的是取消这些活动所有的实用层面，把这些活动看成是自身的活动、为了自身在活动。这样，我日常生活中最无聊的行为被我弄成不妨称之为仪式，我一丝不苟地举行这些仪式，但根本不去以为它们有什么实际的效应。我认真地搞好个人卫生，尽管没人来嗅我身上的味道；我准时，尽管我不去约会。

我得强调一下，就像我生活中除了梦以外所有其他内容一样，这些仪式也完全是自愿的。我一定要再次提醒读者，千万别将我的行为贬为强迫性官能症。

仪式有些什么特征？首先，也是最最明显的是重复。其次，这一重复的进行依据的是每个细节都是固定了的计划。一般来说，目标决定行动的形式。只要能实现一个人心里设定的目标，形式越简单越好。比如，我想把烛台从架子上拿下来放到桌上。我怎么拿，用左手还是右手，走过去还是奔过去，都没什么关系，甚至别人帮我拿也无妨。关键是东西最终放到我要放的地方就行了。我会明确无误地把烛台放下来。而且，放在桌上的什么地方也不用规定得那么精确。放在桌子上什么地方都成，只要不掉下去。

但是，如果这个行为成了仪式，目标便是绝对明确的。同样明确的是我为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途径。把烛台从架子上移到桌子上，只有一种方法是正确的，它也只可以放在桌子上规定的一处。移烛台的人的意图与他的愿望之间毫不搭界，他千万不能以一种个人独特的方式来移烛台，否则就有害于这个行为。如果他能仿佛在一种恍惚状态下移动烛台的话，那是最理想的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仪式最基本的，但远非像看起来那么易察觉的特征——重复。但是，一个行为以同样的方式一再重复，这有何必要？因为这一重复做起来累人、不自然，也难以做到。一件事情，干吗要一做再做呢？一次为什么不够？

常识告诉我们，不止一次地做一件事情，其惟一合理的理由就是第一次做得不圆满。仪式的内容就是这样。仪式严禁那种能让行为一次完成，或者做得百分之百圆满的事：即在突出个人重要方面有突破、注意力集中、达到高潮。仪式的精髓在于重复，即一个行为决不能一次做得圆满，因而永远要重复。仪式是履行这么一个行为的方式，它要确保再来一次的必要性。

就拿我的梦来说吧。这些梦包括了需要不断重复做出的行为，因此，它们才会一再做下去。而且，梦不断重复，做的时候又不断有些变化，但在情感上是沉闷的，这正好体现出仪式的一个为人熟知的特点：内在的恍恍惚惚与外在的狂躁不安相互抵触。而我要完成的惟一任务就是在醒着时执行梦中接到的命令。我住在安德斯太太房子里沉思的那段时间，试图做的正是这件事情，我希望自己的行为变得如同“木偶之梦”里那样自动，因为我猜想一旦我能够自动地采取行动，我的梦就会作出让步，黑泳衣人也就会感到满足了。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让你看看我是如何学乖的。这是真人真事，事实上，我当时处于危险之中——危险比安全来得更真切。

有天夜里，我被走廊里的脚步声和窸窣声吵醒，当时，我正在一楼房间里睡觉呢。我起来，操起壁炉旁的一根棍子防身，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朝走廊那边仔细一看，发现一个人影贴着墙根，我装作没看见，回到房里。过了二十分钟，声音更响了，我冲进大厅，喝住闯进来的人。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这是个身穿黑皮夹克的青年，瘦瘦的，一脸疙瘩。

“你最好看清楚。”他说。

“我看着呢。”我回答说。

“这是在抢劫！”他挥着枪，威胁我。我放下了棍子。

我对他说，在二十步开外，房间里的东西只要他一枪就打中，那就全归他。他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然后发出刺耳的笑声：“我的子弹不够打我要的东西。”他说。

我告诉他我有支枪，他的子弹打光，可以用我的。我跟在他身后，看他打中沙龙里的一把把军官椅和战利品，打中我放在桌子里的每张法郎现钞，打中我放在一个房间里练习感官反应能力的金球，打中皮箱里一套修指甲用具，还有别的一些他要的物品。

他一圈打下来，我夸他好枪法，他转过身，对我说，“如果我要你，怎么办？疯主人，你是不是也包括在这讨价还价里？”

我说是的，“但是，我活着、身体健全的话，你只能卖我。”我补了一句。

“天哪！”他叫了起来，“这种破烂玩意儿，我拿它有什么用？”

“钱还好用，金子可以回炉，家具可以修理。”

他怪怪地盯着我，揉了下眼睛。“我的天！我想自己是在做梦吧。你是怎么骗我跟你玩这种弱智游戏的，啊？我跟人说起今天夜里发生的事情，鬼才信呢。”

“你已经做了的事情，就别后悔，”我说，“你卸下了重负。不用再在这里躲躲藏藏、偷偷摸摸了。你这下知道什么叫事不关己的暴力行为，我也知道了事不关己的投降是怎么回事。”

他摇摇头，笑笑，然后跟我要了一杯喝的。我们坐下来，他跟我说他坐过三次牢——他可才二十二岁，谈他的女友，谈他这种破门而入的营生。挺体面的一个小伙儿，真的，多亏这下认识他，要不，我会后悔的。第二天早上七点光景，他打电话叫来一位卡车司机朋友，把他挑中的东西拉走了。

还记得吗，本书开篇，我便将自我研究设想成对确定性的一种考察。一位大哲学家——也是将此作为考察对象的始作俑者——发现，他绝对敢肯定的也就是他存在，如此而已。他肯定自己存在，因为他思考；否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我考察下来，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出现确定性的问题的惟一原因就在于我存在，也即我思考。一个人要达到某种确定性就是去发现他不存在。

请别误会，我并非否认常识。我承认我有肉体，我在这样一个时间，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思考从来就不是确信无疑的东西，确信无疑的东西只能是行为——摒弃了思考的行为。

我的这些梦尽管充满想法和印象，却是对思考的一种滑稽模仿，它们取消了我的思考，因此也消解了我的个人存在。这些梦不是绊脚石，妨碍我解决我原先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它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因此，它们应当有着和所有的解决方法一样的命运：即成为一把到达你希望到达的高度后必须踢开的梯子。我在安德斯太太屋里强迫自己坚持的原则正是出于一种企图：通过将这些梦完全融入我的生活来忘却它们——既然我采用的方法已经帮助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就该被弃置一边。

我把我的生活和梦结合在一起而提出的论点仅有一个漏洞。诸位读者，我跟你们谈论确定性，甚而至于跟你们吹嘘自己已经获得了确定性。但是，我隐瞒了某种尽管说出来会让人尴尬或者根本就无法解释清楚，但我又必须承认的东西。就在我谈论确定性的当口，有件重要的事情我却仍然不能确定！它与安德斯太太有关，说得更谨慎些，与一个女人有关，多年前，我为这个女人提供房屋，战争期间我把她安置在那儿，后来，我也去了那里。

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安德斯太太，那么，我的整个一段记忆都错了。但她的确是安德斯太太，多年前，我就是慷慨地把她交给一个阿拉伯商人去照顾。是她两年后伤痕累累、可怜兮兮地回来了；她回来后，我曾想谋杀她，但未成功。她永远都是坚不可摧，我把房子给了她。是安德斯太太追求我，想嫁给我，又逼得我只好去跟别人结婚，还是她，同我们夫妇在一起住过一阵儿。战争期间，我也正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让她偷偷住进了房子。我妻子去世、战争结束后，我正是和她住到了一起。她心情忧郁地陪着我，一同住在那儿。我也是把同一个女人——安德斯太太留在这栋房子里，而这里的她闷闷不乐，了无生气，形同鬼魅。

这似乎是再简单明了不过了。但是，对这栋我完全单独住的房子，我现在还有别的一些记忆。是否有可能她压根儿就没去过那儿？这怎么可能？我妻子会知道战争期间安德斯太太有没有和我们住过。但我妻子死了。仅有的另一个见证人是让-雅克。是他帮我把她安置在那儿的。但我羞于去问他。现在，我几乎不见他。他会发现我又傻又老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就是他说安德斯太太住过，也解不了这个谜，只会谜上加谜。因为我其他一些记忆与我叙述的过去情况不符。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自己被逐出这栋房子，赶我的是一个从未在那儿住过的名叫安德斯太太的人。

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就跟我记得与此相矛盾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当时，我在练习感官反应的房间里——那是我住在那儿的第六个年头，我的管家老太太上楼告诉我有客人来了。（我现在宁可当时楼下这个牢骚满腹的老妪不可能是安德斯太太。她是谁，我现在不知道。）不管我的管家是谁，假设她对我说有一头生活在沙漠里的狮子躺在我家起居室地毯上，都不会让我更惊讶。我责怪老管家，我关照过她，让她把所有的来客都打发走；但是，当我看见她眼睛中恶狠狠的神色，听到她说来客不肯走的时候，我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下楼，走进起居室。空壁炉边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五十大几的女人，身材高大，棕褐色脸庞，戴着墨镜，身穿皮装。

“夫人，”我说，“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请问尊姓大名？我房间里空荡荡的，壁炉里没生火，请原谅。现在我已经不大见客了。”

“你认不出我来啦？”她摘下墨镜，我看见的是一张曾经很有活力、很俊俏的脸，不过，现在毁了，我仔细辨认着。

“认不出来。”我恼怒地回答说。

“嗯，亲爱的，我得承认，我也几乎认不出你了。你背驼得厉害，人也老了，头发白得厉害，不用说，你又老了差不多二十岁。”

“我老了二十岁，那你也一样。”

她笑了。“我记得，你以前总是相当聪明，不过，你的聪明是以你温和、固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心跳加快起来，“你是我亲戚吗？”

她又笑笑。

“只有我的亲戚跟我说话才敢这样放肆又充满爱意。”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仔细看看我。我是个老太婆了，尽管我不觉得老。亲爱的希波赖特，看看我。”

一种预感笼罩了我。我一阵高兴，一阵焦虑。

“你是某个幸福之人。”

“当然，”她说，“看看我。”

看着她，我再也不能说不认识她了，“我认识你。”

“是吗？你上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

“我让你先进的门。”

“哦，”她叫起来，“别提那个了！我当时想我决不会原谅你的，但我还是原谅你了，而且，哦，原谅得还这么快。不然的话，我现在会在这里吗？过来坐。我不会让你先讲你自己的任何事情，你得先听我讲完我身上发生的一切。”

我不想坐，因为我并非真的相信她讲的一套，但她坚持要我坐下。我发现，她还是像以前那样颐指气使，但是与之相悖的那种少女想讨好人的念头不见了。她让我叫管家拿些喝的来，我只得向她坦白家里什么饮料都没有。听到这个，她从坤包里掏出一小瓶白兰地来。接着，我们就长谈起来，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

聊了一个小时下来，我才断定来者不是骗子。除了安德斯太太，她还能是谁？我听着她的冒险故事，一边笑，一边感到惊讶不已。她和那个商人过了三年多——我当时的猜测是对的，商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儿子，在这段时间里，他粗暴地对待她。她越是害怕，他就越来劲儿。他把她关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每周去她那儿三次，都是在下午一点到四点之间去，然后去清真寺。然而，等到她不再那么害怕，他也腻了，于是，就把她卖给了一个骆驼贩子，后者带她一路朝南进了沙漠地带。骆驼贩子定期揍她，有一次，差点把她左眼打瞎。就这样，对她又打又骂又是性折磨了一年，他把她丢给了一个沙漠小村庄的运水人，在这里，安德斯太太生活了十多年，相当的幸福。

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插话道：“你幸福？怎么幸福？什么东西替代了虐待，为你提供了满意的源泉？”

“希波赖特，凡事总有个限度，”她回答道，“即使在为他人所利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她解释说，由于吃得差，经常暴露于沙漠风暴，又不洗澡，再加上经常挨打，她这时候开始感到自己老了。她对我说，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性吸引力，我想，她这是在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告诉我她已经没有多少性冲动了。不过，她和运水人之间互相理解了。他是个和蔼可亲、性情温和的人，主要关心如何改变他在生活中的低下地位，安德斯太太答应帮他。

“希波赖特，你想不出我变得多么的勤快，”讲到这里，她说，“你不知道人到了必须为生存考虑的地步，性格会变得多么坚强。”

“我真的懂。”我饱含感情地说。

“不，你不懂，你不可能懂。在这座城里，在任何一座城里，人们担心什么？是心理上的生存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指的是真正的生存。比如在遇到抢劫、饥饿、豺狼和霍乱的情况下。”

“你看上去挺好，”我壮着胆子说。

“是的，是的。”她说。

她继续讲她的故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给丈夫和女儿写信，收到了他们寄来的汇款，也收到他们寄来的正式信函，他们同意不再要她尽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在运水人的帮助下，她察看了一遍她住的村庄。这个村子约有四千人，这些人当中有牧羊人、生意人和小偷。村里不种庄稼，因为这里是沙漠地带。她靠手上的钱撑腰，跟村民们讲，如果他们拥戴她为女大王，那么，她就肯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起初，村民们不信，还向她解释，由一个女人来统治他们，有悖于他们的传统。女人生来就是给男人取乐的，男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战争发动者。就在她等待村民们作出让步、让她当女大王的时候，她住在一间陋屋里，当接生婆和释梦者。

“我也是释梦者。”我插了一句。

她像是没听到我说话，自顾自讲下去。“你知道，我跟村长说他梦见七只骆驼，这是说要有七年的干旱了。除非他们让我当村长。这些村民非常轻信，他们看起来凶巴巴的，实际上非常听话。”

最后，她占了上风，村子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封她为村长。每逢她过生日，村民们都要大吃一顿。一年后，运水人和她以前所有的情人，都在村政府里安排了好位置。她和政府谈判搞一个灌溉工程，从而把耕作引进了村里。老百姓日子好起来，大家把她看成是创造奇迹的人。她要村民们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尊敬她、顺从她。她充分利用村民们的驯良，设计了一个样板村：建日托所，把母亲们解放出来下地干活，建了一家妓院、一座法院、一家戏院，还建立了一支军队，由她亲自训练。在她的领导下，战争期间，村民们不断从军营设施处小偷小摸。

“凯瑟琳女皇。”我低声说。

“对，我学会了对西方种种舒适方式敬而远之。在满是尘土、贫困或疾病的地方，根本不存在美的东西。希波赖特，我丧失了我的理想，”她说，“谢天谢地！生活不过是个生存的问题。我不再浪漫。”

“你干吗离开？”

“人不能永远当女王。一个人为了保持权威，要么退位，要么殉难。我选择了前者。所以，我在这里了。我已经决定在首都度过余生，就直奔你来了。”

“为什么？”

“希波赖特，别害怕。我不会强奸你。我性冲动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正像我当头儿的日子已经过去一样。现在，我最后要陶冶我的性情。不过，我可提醒你一句，我现在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让人听我的了。”

“对什么人？”

“噢，对所有人，”她说，“不过，我要从你开始，第一件事，我要这栋房子。”

“我的房子？”

“我已经和你兄弟谈过。他同意我这么做。你继续住这里对你没有好处。太大了。”

“你住就不大吗？”

“你等着瞧。我的东西比你多。”

“但我喜欢住这里。我正学着独处。”

“但你必须另找一个地方独处。况且，你在这里也不是一个人。你有那个死老太婆，她得跟你走。”

“她不是和我一起的，她不过是正好也在这里……如果我不答应把房子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想，这会让你高兴的。让-雅克给了我一份你拟定的装饰和安排房间的计划副本。我看你从来就没有执行这些计划吧？”她环顾四周，看了看我们坐的房间里简单而老套的装饰。

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一来我不想装饰，二来有许多其他人来住过。这里还住过敌兵呢。”

“好了，这一切都会改变的。你现在不知道了，当时，你是为了我而设计这栋房子的。目的是让我最后再接受一下教育。”

“我再说一遍，”我火了，“不给，你能怎么样？我还就喜欢这里了。这可是我的家。”

“你必须放弃。我有我的计划。”她手伸进坤包，拿出计划让我看。

“难道你要把我赶到大街上去不成？”

“傻瓜！我会给你时间找地方的。我的天，我甚至会帮你找。我时间充裕，我对你怀有美好的祝愿，亲爱的希波赖特。”

说完，安德斯太太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在我面颊上吻了两下，然后就走了出去，都不要我送送她。我呆呆地坐在那儿，凝视着我的城堡。她要夺走所有这一切，我的家、我避身之处，这可能吗？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我要去见我兄弟，现在他是一家之长，说话应当比我有分量。我要跟他解释我多么需要这栋房子，我是怎样刚刚在这里开始对自己有所了解，我要请他阻止安德斯太太，不让她剥夺我拥有这栋房子的权利。

她旁敲侧击地说我没有好好照看好这栋房子。绝望之中，我想到立即粉刷房子；我要买新家具，我要让壁炉夜夜炉火旺旺的。我从坐的椅子里站起来，想到可能失去这一切，我抚摸了一下椅背。然后，就走进过道，恰巧见我的老管家冲下楼梯。她显然一直在偷听。

第二天上午，安德斯太太又来了。她带来一些食品杂货，身后跟着一个祖鲁人 和一个黑皮肤光头年轻女郎。她介绍说祖鲁人是她的男按摩师，年轻女郎是她的私人秘书。她对他们，还有一个听她指派的木匠发号施令，告诉他们怎么装修房子。她给我一周时间，让我找个地方住。

我和安德斯太太还有一次有趣的谈话。在谈话中，她消除了我的怀疑——我怀疑她是出于报复才要赶我出去。她解释说，我曾经扬言为了她好而打发她走，让她享受某种程度的自由，她现在为了我好，也同样这样做，因为我那时候做得对，所以，她现在这样做也就没有错。

我不完全相信她是对的，但我不怀疑她的真诚。惟一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说让我走是出于爱——自爱和爱我。

“希波赖特，我学会了爱我自己，”她说，“我爱自己搽了粉、柔软、皱巴巴的皮肤，爱自己松弛的乳房，青筋暴突的双脚，爱闻自己胳肢窝的味道。每次照镜子，看见里面有个人看着我笑，而这个人就是我自己，这时候，我都无法跟你描述我有多开心！我想拥抱每个人，连乞丐和中学老师都想拥抱。我太爱自己了，以致我连你也爱！你这个敏感的怪人。”

“你不会长命百岁的。”我冷冷地嘀咕了一声。

“等着瞧，”她说，“谁说不会呢？我从来都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年轻，我死的时候，会年轻得像婴儿一样；那根本就不是死。”

这不是我所理解的自爱。的确，我不明白她的动机，但我明白她是真诚的。这一点帮了她的忙，使我接受了她对我生活的干预。再说，她会好好利用这栋房子，而我没有。房子本来就是为她造的。她从来都是个比我更通人情世故的人，因此，她住进来后，来客肯定比我住的时候多，当然比我需要的房子要大。 WpzC2frkx08HjOK6aAxXZ3e7TOj2BsLERopohA5w7e9RmBqdYAwjHHcGtEKcEk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