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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文集的这些文章和评论，是我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间写下的批评文字的大部分，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界线十分明确的时期。在一九六二年初，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恩人》。在一九六五年末，我开始创作我的第二部小说。因而，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既有一个起点，又有一个终点。当美国版的《反对阐释》出版之时，这一探索、反思和发现的时期对我来说就已经似乎有些遥远了，而一年后的现在，当这本文集即将在英国出版之际，就显得更是如此。
尽管在这些文章中我的确谈及了一些具体的艺术作品，也委婉地谈及了批评家的责任，但我意识到，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都不能算作地道的批评。除少数几篇报刊文章外，本文集的大部分文章或许可被称为元批评——如果这个名称不显得过于自负的话。我带着强烈的偏爱，就某些艺术作品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写作，这些作品大多是当代作品，而且属于不同的体裁：我试图揭示和澄清隐含在种种特定的评判和趣味之下的那些理论假定。尽管我并不打算就艺术或现代性虚设某种“立场”，但某种一般的立场似乎还是显露出来了，而且以越来越迫切的声音表达自身，不管我谈到的是哪一部具体的作品。
对这些过去所写的文字，其中一部分，我现在的看法并不相同。但这种不相同，并不意味着我对以前的看法做了某些适当的部分更改或者修正。尽管我认为我对若干我所讨论的作品的价值做了过高或过低的评价，但我现在的不同看法，并不归因于我在某些特定的判断上发生了转变。不管这些文章具有怎样的价值，就它们并非仅是我自己逐步演变的感受力的个案研究而言，它们所拥有的价值并不依赖于我在其中所做的那些特定的估价，而依赖于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兴味。我对给艺术作品评定等级，终归不感兴趣（这就是我为什么尽量避免谈及我不欣赏的作品的原因）。我以一个爱好者兼某个派别的支持者的身份——此外，在我现在看来，还带着某种程度的天真——进行写作。我那时还不明白，就艺术中某些新出现的或鲜为人知的创造活动写些东西，在一个即时“传播”的时代，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那时还不知道——费劲的是，我又得去弄清楚——《党派评论》上一篇长篇累牍的论文居然会迅速成为《时代杂志》上的一则热门消息。即便我的语调有劝诫的色彩，我也无意引领任何人进入这片福地，除了我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论文已经起到它们的作用。我由此以更新的眼光、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职责所持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一过程：在我写作这些论文前，我并不相信这些论文中谈到的许多思想；当我写作这些论文时，我相信我所写下的东西；随后，我又开始怀疑其中同一些思想——不过，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融合了在这些论文的探讨中出现的真实见解并受了此类见解的启发的角度。批评的写作，业已证明是一个摆脱智力重荷的过程，也同样是一个智力自我表达的过程。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与其说我解决了一定数量的引人入胜而又颇为棘手的问题，还不如说穷尽了这些问题。然而，这无疑是一个幻觉。那些问题仍然存在；它们有待其他一些好奇而又习于思考的人作进一步的探讨；而这本辑录了我最近对艺术的思考的集子或许对此具有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苏珊·桑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