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熟悉行为经济学的人来说，皮特·卡罗尔的批评者们和上述这位CEO表现出的不合理性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由于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认知研究学者和神经系统科学家的工作，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书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某些非理性因素的困扰（如欲了解此类书籍详情，详见“参考书目和推荐阅读”部分）。此处仅提供个人总结。
首先，人类大脑的进化是为了创造确定性和秩序。了解到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人感到不安。我们意识到运气的存在，但抗拒竭尽全力而得不到满意结果的想法。我们喜欢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有秩序的地方，一个随机性没有肆虐成灾，可以预见所有结果的地方。进化赋予了我们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混乱中创造秩序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的祖先在大草原上听到窸窣声后看到狮子跳了出来，就把“窸窣声”和“狮子”联系了起来，这种关联可以作为此后的救命常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发现可预测的联系。科普作家、历史学家和怀疑论者迈克尔·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轻信的大脑》（ The Believing Brain ）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有史（以及史前）以来一直在寻找各种关联，哪怕这些关联是有疑问或者是错误的。那种把窸窣声当作狮子即将出现的错误被称为第一型误差（type I error）或伪阳性误差（false positive）。较之第一型误差，会导致毁灭性后果的是第二型误差（type II error）或伪阴性误差（false negative）。伪阴性误差可以是致命的——如果总是把窸窣声当作风声的话，我们的祖先早就葬身狮口了，因而也就不会有我们的存在了。
一直以来，寻求确定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它却可能会对我们的决策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我们从结果入手反向调查事件原因时，很容易掉进各种认知的陷阱，比如将事物的任何相关性都认为是因果关系，或者采用单方论证来确认我们偏爱的做法。我们倾向于将方钉强行楔入圆孔，以维持我们认为结果与决策之间有着紧密关系的幻觉。
不同的大脑功能在竞相控制着我们的决定。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2011年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普及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标签。他将系统1描述为“快速思维”，这是在你驾驶汽车遇到突发事件时猛踩刹车的原因。它包含了反射、本能、直觉、冲动和自动处理。系统2被称为“慢速思维”，它是我们如何选择、集中，以及消耗精力的体现。卡尼曼解释了系统1和系统2如何区分和主导我们的决策，但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就会上演恶作剧。
我特别喜欢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青睐的两个描述性标签：“反射思维”（reflexive mind）和“审慎思维”（deliberative mind）。他在2008年出版的《克鲁格：人类思维的盲目进化》（ Kluge ： The Haphazard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 ）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思维可以分为两个流，一个是快速、自动且基本无意识的；另一个是缓慢、刻意和审慎的。”第一个系统，即“反射系统——无论是否在我们意识的作用下，都在快速并自动地运作着”。第二个系统，“审慎系统……对现实情况进行了一番谨慎仔细的斟酌”。
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标签。自动处理起源于大脑进化较早的部分，包括小脑、基底神经节和杏仁核。而审慎思维则运作于前额皮层之外。
加州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博弈论和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权威发言人和研究员科林·凯莫勒（Colin Camerer）向我介绍说，人们认为审慎思维可以用于更多的决策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愚蠢的想象。“这薄薄的前额皮层是人类独有的，位于我们的大脑之上。让如此纤薄的皮层来处理更多任务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每天做出的大部分决定都不是由它来控制的，也无法从这个独特的、纤薄的前额皮层中获取更多。因为“它已经超负荷了”，凯莫勒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它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不仅仅是意志力的问题，也不在于有意识地使用审慎思维来处理更多的决定。我们的审慎容量早已饱和。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出现时，才会无法像搬箱子时伤了后背却可以依靠腿部肌肉那样将负担转移至大脑的其他部位。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无论是审慎思维还是反射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在实现某种理想等重大决策方面需要调动审慎思维，但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执行的大部分决策都出自反射思维。自动处理系统中内置的快捷反应方式让我们不再置身于茫茫大草原中，在辨认着窸窣声的来源时被野兽吞噬。这些快捷方式使我们得以生存，并通过执行成千上万的例行决定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需要做决策的快捷方式，但它们来之不易。许多决策失误源于对反射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快速完成工作的压力。没有人会在早晨醒来时无缘无故地说：“我要封闭自我，不要理睬其他人。”但如果我们正专注于工作时，有无所事事的同事过来闲聊呢？在遵循礼貌习惯的同时，我们的大脑已经通过肢体语言和简短的回应来示意他们走开。我们不会对此加以深思熟虑，这只不过是自然反应而已。但如果他们过来是为了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忽视并打断了他们，所以即便在听到他们提供的与已知情况不同的信息时，我们也同样会倾向于不加理会。
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属于自动处理的过程。从抓握铅笔到闪避车祸，我们极少会自我审视这一系列的行为习惯和默认的处理方式。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如何改变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思维局限内如何更好地运用大脑。仅仅意识到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并想要改变是不够的，正如你所知的那样，死死地盯着视错觉并不会使其消失。丹尼尔·卡尼曼使用了著名的缪勒- 莱尔（Müller-Lyer）视错觉图来说明这一点（见图1.1）。
图1.1 缪勒-莱尔视错觉图a
这三条线中的哪一条最长？大脑向我们发出了第二条线最长的信号，但添加了测距虚线后就很容易看出它们的长度其实是相同的（见图1.2）。
图1.2 缪勒-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来确认这三条线的长度相同，但无法抹去视错觉的影响。
我们可以做的是寻找实用的解决方法，比如随身携带一把尺子，并在适当的时候用它来检验大脑处理后眼睛所见信息的准确性。事实证明，扑克是一项非常好的益智游戏，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策略来使我们的决策更好地被执行，并与我们的目标相匹配。了解扑克玩家如何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诸多决策挑战带来的困扰，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应对金融问题或人际关系中，或是在针对抛传是不是出色的战术策略的判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