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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中，鲜有人从生物学角度对阅读、算术或艺术的习得进行解读。直到最近，少数社会科学家才认识到脑生物学和进化论与他们的领域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即使是今天，大部分学者仍默默相信一种极不成熟的脑模型，认为脑是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器官，它的学习能力非常广，可以说人类活动是不受限制的。这并不是新出现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其历史至英国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学说，他们认为人脑是一块白板，通过五种感官不断从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学习，由此在这块白板上刻下痕迹。
虽然这种“白板”的观点否认了人体生物基础的存在，但多数人仍毫无异议地接受。这一观点属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3 ，这一模型受到了多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部分心理学家，甚至少数神经科学家的广泛认同，他们把脑皮质表面看作是“功能等势的、并不存在区域特异性的结构” 4 。他们还认为，是文化的浸润逐渐且灵活地塑造出了人性。根据这种理论，因纽特人、亚马孙雨林狩猎采集部落以及纽约上东区家庭的孩子应该是千差万别的，色彩感知、音乐欣赏、是非观念都随文化情境的改变而不同，因为人脑除了学习能力之外，几乎不存在稳定的结构。
经验主义者们进一步断言，与其他物种不同，人脑能够不受生物特性的限制来吸收各种形式的文化。从这种理论观点来看，探讨阅读等文化产物背后的脑机制就好像分析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子组成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本书中，我驳斥了脑可以无限适应文化这种过于简单的观点。有关脑阅读回路的最新研究证据表明，脑功能等势说是不合理的。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人脑不具备学习的能力，那么人也就无法掌握英语、日语或阿拉伯语的特定书写规则，但这种学习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其背后的机制本身也是由基因严格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脑结构类似，而且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脑仅存在微小的差异。解码书面文字所激活的脑区四海皆同。无论是学习阅读法语还是中文，都是在由基因限定的神经回路中进行的。
基于以上研究资料，我提出一种全新的神经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假说，从根本上驳斥文化相对主义，从而有效解释阅读的悖论。我把这一假说称作“神经元再利用”（neuronal recycling）假说。这一假说认为，人脑结构遵循严格的基因限制，但仍有少数神经回路进化出了一定的可变性。例如，部分视觉系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持续地接受后天环境的塑造而形成的。正是在这样一个结构尚不完备的脑中，也正是因为视觉具有可塑性，原始文字才能够促成阅读能力的形成。
总之，基因决定的一系列神经回路提供了一些“预表征”（pre-representation） 5 ，或者说是一些预先假设，让大脑能够预想一些所处环境里未来的发展变化。在脑的发育过程中，学习机制选择最适合特定环境的预表征。文化素养形成于脑可塑性的基础之上。脑并不像一块白板那样吸收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信息，而是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最少的调整，来适应特定的文化的。同样，脑也不是一片空地，可以随意地让各种文化建筑建在上面，脑是一种能够局部转变用途的精巧装置。学习一项新技能时，我们是再利用了原始灵长类脑中的某些神经回路。当然，前提是这些神经回路能够接受后天环境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