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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新审视脑与文化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探讨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我称之为“阅读的悖论”（reading paradox）：为什么人的灵长类脑会进行阅读呢？阅读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仅仅出现了几千年之久，为什么人类的脑具有阅读的本能倾向呢？
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以被称作悖论。研究发现，识字的脑具有专门的皮质机制来精巧地适应识别书面文字的活动。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这种机制竟系统性地存在于相同的脑区，就好像是个位于脑中的阅读器官一样。
然而，文字系统在5 400年前才从新月沃土地带诞生，而且拼音文字本身也只有3 800年的历史。从人类进化的进程来看，这些时间跨度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形成专门的阅读神经回路。我们的脑是基于一种基因蓝图而建构起来的，这一蓝图让我们的祖先通过狩猎采集得以生存。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长类脑原本是为了适应非洲大草原的生活而“设计”的，而如今我们却兴趣盎然地运用它来阅读纳博科夫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进化中并不存在任何因素帮助我们通过视觉来理解语言，但脑成像研究表明，成人的脑中确实存在着专门用于阅读的固定回路。
阅读的悖论不禁让人联想到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神父旨在证明造物主存在的比喻。他在《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 1802）一书中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荒原中发现一块构造精密的计时手表。他认为，这不就明证了世界上存在一位灵巧的钟表匠人，有意制造出了这块表吗？同样，佩利断言道，在生物体中发现的种种精巧设置，比如人眼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机制，都证明了大自然也是由一位超凡的匠人精心雕琢的杰作。
达尔文证明了自然选择就能产生高度有序的结构，这有力地驳斥了佩利的观点。即使生物有机体看似是出于特定目的而设计出来的，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些有机体的组织结构并不完美，不像是出自一位万能的造物主之手。这种种欠缺都证明了进化并没有受到造物主的指引，而是顺应了生存竞争中的随机原则。举例来说，在视网膜上，血管和神经纤维位于光感受器前方，这样就阻断了部分摄入光线，从而导致了盲点的存在，这种结构设计就是十分粗糙的。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追随达尔文的足迹，搜罗了许多自然选择的缺憾样例，这其中包括熊猫的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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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进化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也论证了为何眼或翅膀的精巧机制只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瞎子钟表匠”的手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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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表明，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似乎才是我们所见的自然“设计”的唯一源头。
然而，在对阅读这一行为进行解释时，佩利的比喻则在另一层面上存在问题。从复杂程度和纯粹设计上讲，钟表般精密的大脑阅读机制和荒原上的手表相差无几。大脑阅读机制的整个组织结构都服务于又快又好地解码书面文字这一简明的目的。但无论是万能造物主的假说，还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理论，似乎都没能对阅读的形成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说用于阅读的神经回路是进化产生的，时间上又远远不够。那么我们的灵长类脑又是如何习得阅读的呢？在书写出现以前，我们的大脑皮质已经经历了上百万年的发展演化，我们的脑为何能应对书面文字识别所带来的挑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