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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江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浙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浙江儿童文学的发生不仅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保持了同步，而且浙江儿童文学的奠基人实际上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周作人就是浙江的两位杰出代表。
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突出。童话、幼儿文学、小说、寓言、诗歌、散文等，全面发展，成果丰硕。仅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就达十一人次之多：田地（第1届）、李建树（第2届）、冰波（第2、3、6届）、谢华（第2届）、王晓明（第4届）、孙建江（第5届）、赵海虹（第6届）、汤汤（第8、9届）。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还体现在理论方面，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思潮、童话学、图画书、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学等，锐意拓展，硕果累累。在浙江，创作与理论有着某种先天而又奇妙的默契感。这种默契感，促使创作和理论彼此参照，相互推动，携手并进。这，在其他省市是颇不多见的。
21世纪以降，以汤汤、赵海虹、毛芦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陆续登场亮相，全方位介入。小说方面有毛芦芦、王路、丁勤政、孙昱、吴洲星、周卉、徐海蛟、吴新星、袁晓君、胡若凡、李生卫、刘雅萍、朱小利等，科幻方面有赵海虹等，童话方面有汤汤、常立、慈琪、孙莹、鹤矾等，幼儿文学方面有孙昱、金旸、金强芸、梁英、许萍萍、黎亮等，童诗方面有慈琪、郁旭峰、杨笛野等，散文方面有陈巧莉、赵霞等。他们的迅速崛起，为浙江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群体，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特征是明显的。
上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指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认为，要彻底改变“愚弱”的国家面貌，首要的任务是“立人”。而“立人”的“道术”，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立人”当然须从儿童做起。直到他去世前夕还说：“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立此存照”（七）》）
1914年，周作人首次提出“以儿童为本位”观（《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1920年，周作人更明确指出“儿童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强调“儿童的”，目的在于强调儿童需要文学；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是没有文学，而是太“偏重文学”，而儿童向来不被真正理解，“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他认为，文学之于儿童有三种作用，一是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二是培养并指导这些兴趣，三是唤起新的兴趣。儿童需要“文学”，儿童需要本位的“文学”。
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化进程伊始，即洞悉并点明了儿童文学的核心要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之幸，也是浙江儿童文学之幸。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深获浙江学术后辈们的认同并成为一种理论的自觉。学界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不遗余力的梳理、阐释和弘扬，反过来又影响和推动着创作的发展。
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浙江的儿童文学后来者们很好地继承、践行、发扬光大了两位先贤的儿童文学思想。
强烈的人文关怀和自觉的童年意识，已成为浙江一代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浙江儿童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那里，很少出现所谓的成人化现象，同时也很少出现那种伪儿童（比如“小大人”“缩小的成人”）现象。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懂得儿童文学的“浅显”与“深刻”，懂得“浅显”与“深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
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历来敢于尝试勇于开拓。
冰波以抒情派童话著称，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创作了《窗下的树皮小屋》《夏夜的梦》等抒情童话的同时，又创作了极具先锋意味的《毒蜘蛛之死》《如血的红斑》等。同时，还创作了奇幻哲思的《狼蝙蝠》和风趣幽默的《阿笨猫全传》。谢华创作了抒情风格的《小桥吱呀吱呀》，也创作了低徊凝重的《岩石上的小蝌蚪》，还创作了幽默风趣的《快乐老提》。这个不断探索勇于探索的传统，在青年作家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在浙江，青年作家们大多都有自己独具个性的艺术追求。汤汤的“鬼庄”，在鬼（精灵）的世界里传递当下人的孤独感、寂寞感、焦灼感和期盼中的心灵交流；赵海虹的科幻世界，她的当下性、融入感，她的软性科幻，她的女性视角下的人生观照；毛芦芦的大地情怀，在故乡的大地上游走、徜徉、思考，与大地同栖同息，同悲同喜；王路的生活流、现实感、口语化；丁勤政的童年、故乡、传奇故事；常立向后看中的超前性；孙昱写实中的轻度幻想，现实生活的奇峻感、飘逸感；金旸的明亮、清新、纯美的童心世界；吴洲星的怀旧与想象、少女与当下；吴新星小镇水乡背后的美丽与温暖；陈巧莉的亲情、温馨和平凡世界的人生思考；慈琪的飘忽灵动、稚拙天成、奇异想象。他们在各自的追求中寻找突破，寻找自我。
浙江青年作家敢于尝试勇于开拓，不意味着否定传统。相反，浙江青年作家们特别注重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创作灵感和滋养。汤汤自创作伊始就对民间文学抱有极大的敬意，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民间文学叙述方式的借鉴和运用。在汤汤的创作中，民间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点缀和装饰，而是一种内化了的、服务于作品内容的、自然生成的叙述方式。常立对民间故事和经典童话的探析和开掘，以假乱真，似有非有，亦虚亦实。如他所说：“即使生活中没有童话，我们也可以像在童话中一样生活。”在既有的形式中巧妙地融入作者的当下思考。浙江青年作家们，尊重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在传统的发掘继承中开拓进取。
敢于尝试勇于开拓，还体现在对已有创作经验和成果的大胆跨越。以“小河丁丁”为笔名的丁勤政曾经创作过十余部探案故事、校园小说，小有成绩。但为了寻找更适于自己的艺术形式和叙述路径，毅然重起炉灶。他不断调适自己审视生活的镜头焦距，把聚焦点从眼前开始往后拉，拉至自己的童年，拉至自己的故乡，拉至自己物质匮乏精神富有的童年，拉至自己流传着奇奇怪怪故事的故乡，潜心创作出了一批风格独特、具有鲜明丁氏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王路曾创作有清新、细腻，带点神秘感的小说，更创作有注重口语化、关注当下生活的小说，同时，还创作有大量的网络奇幻小说。
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起点高，文学感觉良好，虽然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果，但总体而言，多低调务实、不事张扬。文坛上那些自吹自擂、夸夸其谈、高声喧哗、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行径和行为，很少在浙江青年作家身上，尤其是那些指标性人物的身上出现。这一点，与浙江的中老年辈作家倒是蛮相像。在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那里，文坛上的那些不良行径和行为，是被鄙视和蔑视的。因为，这与浙江整体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浙江文化，强调自尊与自信，强调传承与创新，强调实干与实效，力戒空谈妄谈。作为一个群体，总体上说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追求创作上的自然天成，追求自然季节收获。不急于求成，不患得患失，不奢望一步登天，无意于违反创作规律的反季节收获。勤于耕耘和维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淡定自如，安静执着，心态良好。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良好心态，浙江青年作家们守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无论校园小说如何风靡，无论类型化创作如何盛行，无论畅销图书如何诱惑，浙江的青年作家们依旧沉潜前行，依旧不为时尚潮流所动。坚守自己的文学梦想，走自己的路。
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还是一个彼此鼓劲、彼此激励、彼此帮扶的群体。在他们那里，很少出现相互拆台、相互妒忌、互不相让、互别苗头的状况。文学创作比艺术水准高下，更比胸襟、胸怀和为人的境界。没有大境界，何来大作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但至少可以朝好作品大作品的方向努力。在这个群体里，没有谁先谁后，没有唯我独尊，没有山头山包。虽然彼此鼓劲，彼此激励，彼此帮扶，但他们的创作个性是鲜明的，每个人都是无法替代的“这一个”。为艺术，他们针锋相对，坦陈观点，坚持己见；为艺术，他们全心投入，他们真心付出。
用作品说话，用作品与这个世界对话，用作品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浙江儿童文学界的优良传统，也是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新世纪，新生代，新力量。
这是可以期待、值得期待的浙江儿童文学。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梦·梦驻童心——浙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群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