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史前到罗马征服

今天的英国是个岛国，但在史前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座陆桥把它与欧洲大陆相连。古气候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70万年中，今日的欧洲至少经历了19次寒与暖的交替，在较暖和的时候，大陆上的动物会迁徙到不列颠，而一旦进入寒冷时期，它们的地理活动范围就向南方转移。人类也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一样在不列颠半岛上周期性地进进出出。50万年以前，人类已确定无疑地生活在今天的不列颠岛南部了，在奇切斯特附近的博克斯格罗伍（Boxgrove），考古学家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留下的牙齿化石和骨骼碎片，经鉴定，它们来自一种早期人类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这是目前可以辨识的不列颠最早的居民。大约在23万年前，居住在欧洲的原始人类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已来到不列颠，威尔士的庞特纽威德洞穴（Pontnewydd Cave）就保存着他们的遗骸，当时处于间冰期。尼安德特人约在4万年前开始被现在人类的祖先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所替代，后者带来了诸多的新事物，包括洞穴壁画、骨笛这样的乐器、繁复的葬礼等。这些东西传播广泛，意味着远距离的社交和复杂语言的存在。现代智人在不列颠的最早遗迹是德文郡肯特洞（Kent's Cavern）中一块上颌骨残片，距今约有3.1万年。不过，直到1.3万年前现代智人才在不列颠广为散布；又过了2 000年，气候恶化，严寒来袭，人类离开不列颠，旧石器时代进入尾声。

大约在1万年以前，气候迅速变暖，不列颠就持续有人居住了。冰冠后退导致海平面上升，但由于冰的重量消失，一度为冰冠压着的陆地也因而上升。对不列颠和爱尔兰来说，总体后果是海平面比陆地升得快，这样，到大约公元前7 000年，不列颠首次成为一个岛屿。

此时已是中石器时代（约1万—5 500年前），温暖的气候把不列颠群岛上的冻原和干草原变为茂密的森林。中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首次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证据。桑德尔山（Mount Sandel）上的中石器遗址就是爱尔兰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迹，这里的人是从苏格兰西南部坐船过来的。不列颠的居民们仍然以狩猎、打鱼和采集为生，残存至今的带柄石斧和弓形猎器表明它们是经过改造的工具，适用于森林环境。随着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及由此造成的个别群体对地方资源的控制，不同的部落最终占领了特定的区域，到中石器时代晚期，定居的趋势开始发展。在欧洲，相关的证据是出现了半永久性的沿海村庄、巨大的贝冢、食物存储窖、地界和有规划的大型墓地；而这些标志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却基本看不到，相反，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是小规模的临时聚落，没有找到明显的存贮设备。比如，在塞文河的入海口格德克利夫（Goldcliff），被水浸泡的沉积物中保存着鱼骨和陆上哺乳动物的残渣，表明只有在冬天和春天才有人居住。

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 000—公元前2 500年）的特征是农耕和定居生活，大约在公元前4 000—公元前3 000年间，从欧洲大陆新来的一批人将经过驯化的牛和羊引入不列颠，他们种植小麦和大麦，并掌握制陶技术。为种植谷物和放牧，他们砍伐森林；到公元前3 000年时，农耕方式已覆盖绝大多数地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地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但与大陆的情景不同，不列颠的已知聚落为数甚少，占穴而居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列颠和爱尔兰地貌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出现了众多庞大的纪念性建筑。有大量的人力投入到建造聚落围墙和祖先坟墓的工作中去，出现了种种环状列石。位于今天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巨石阵（Stonehenge）就是这类建筑中的最知名者，它于1986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每年都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万游客。考古学家认为，占地大约11公顷的巨石阵，其修建分几个不同阶段完成，延续了至少1 500年。第一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3 100年，先是修建了环形的沟渠和土台，用蓝砂岩排列出由两个圆环构成的巨石阵的雏形。在公元前2 100年至公元前1 900年又修建了通往石柱群中央部位的道路，规模庞大的巨石阵也在此期间落成，石柱顶上尚有横卧的巨石为楣。而其后的500年间，这些巨石的位置被不厌其烦地重新排列，直至形成今天的格局。从现存遗址看，这个环形石柱群被直径达120米的土堤围绕，石柱高达6米，单块重30—50吨；石柱上有厚重的石楣梁，构成柱廊形状；石环外侧土墙的东部有一巨大的石拱门，整个结构呈马蹄形；石环内有5座门状石塔，高约7米，呈向心圆状排列。巨石阵产生的时代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它的功能和用途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用作天象观测台和宗教祭祀场所的解释一度很流行，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这里曾是被认为具有神奇治疗功能的康复中心，或某种墓碑。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建造这些庞然大物的真正动机，但它们的默默矗立却隐隐指向一种有规划的社团活动，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凝聚力，一种将自己的历史强加给自然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巨大建筑物尽管在许多方面有独到之处，因而可被看作是本土艺术的结晶，但说它没有受到大陆的影响，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在2002年，巨石阵附近的艾姆兹伯里（Amesbury）小镇上发掘出一处史前墓穴，里面葬着一个人，考古学家称之为“弓箭手”，因为墓穴中埋有许多石质箭头（flint arrowheads）。“弓箭手”生长在中欧的阿尔卑斯山区，却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下葬于此地，墓穴中还发现了金质的发饰和铜制的刀，这是在不列颠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制品。此人很可能是一名铜匠，他长途跋涉，到巨石阵来朝拜，却最终长眠于此。

约在公元前2475至公元前2315年间，宽口陶器出现在英格兰。这种陶器常常被认为源自伊比利亚半岛，其使用者采用土葬，尸体旁往往陪葬一件宽口陶器。此外，这些人还善于精炼金属，起初以黄铜造器，但在大约公元前2150年前后，他们发现了如何用黄铜混合少量锡而制造出青铜。不列颠由此全面进入青铜时代。在随后1 400多年里，青铜取代石头，成了工具和武器制造的主要原料。今日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和德文郡锡矿蕴藏丰富，到公元前1600年时，当地的锡被大量输送至欧洲，德文郡南部几个海岛上留有史前聚落的遗迹，它们见证了这种贸易的繁盛之景。宽口陶器在不列颠的出现，究竟是表明有一个种族从欧洲大陆大量来到了不列颠，还是意味着有一种以使用宽口陶器为突出特征的整套文化生活方式通过部落间的贸易蔓延到了不列颠土著民那里，这在考古学家那里有争论，目前后一种观点比较流行。

在青铜时代早期，人们生活在敞开的聚落中，这里很少设有重防。房屋主要为木质结构，以茅草覆顶。人们懂得制盐，后来又采用了火葬。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务农仅够维持温饱。有些人负责采集，为了获取原木、食盐和碾碎谷物的石头，他们会越出本社群所在的疆界，而直接与其他群体发生接触，物品交换和暴力冲突也就如此产生了。最终，接触导致了区域差异，不同的社群因不同的服装和行为举止而进一步分化。

到青铜时代晚期，工匠们的技艺和才能似乎主要投向了金器和其他精巧私人物品的制作，以及完善青铜武器和工具。尽管这是为享有特权的上层阶级服务的，但有关的直接证据却难以发现。无论如何，在大约公元前1 200年以后，不列颠仍是落后之地，当地铜匠肯定无法和他们的丹麦同行竞争，不列颠的财富主要来自琥珀贸易。这一时期尚有证据表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文化断裂，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不列颠南部遭到了入侵，或者有了新的移民。这种断裂看来不仅仅局限于不列颠，甚至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因为这一时期不少近东的大帝国也引人注目地瓦解了，而原先骚扰东地中海的海洋民族，其足迹这时开始遍及整个地中海盆地。 从公元前750年左右，来自欧陆的铁器文化开始影响到不列颠。

较之青铜，铁的硬度更高，更耐用，数量亦更多。铁器的使用尤其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用铁质犁头犁地，要比木质或铜质的犁头快得多、深得多，而用铁斧砍伐森林、开辟耕地也相对而言更迅捷有效。

一般认为，欧洲铁器时代的文化，主要以哈尔希塔特（Hallstatt）文化和拉坦诺（La Tène）文化为典型代表。

哈尔希塔特文化得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一处墓葬遗址，它涵盖了从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西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哈尔希塔特风格的青铜长砍刀在公元前7世纪出现在不列颠，到公元前6至前5世纪，这种风格的铁剑、匕首、青铜马具和男性首饰也出现了。这些物品一度被认为是奉行哈尔希塔特文化的民族从欧陆入侵不列颠的证据，现在看来更像是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军事首领互相赠送的礼物。

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聚落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哈尔希塔特文化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山寨大量涌现。在不列颠，尤其是在其中南部地区，山寨的修建从公元前7世纪起大大加快，到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早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这些山寨往往占地1—6公顷，而且层层设防，里面显得人口密集。在汉普郡的丹伯里（Danebury）的山寨，木屋环列在山寨中心周围，其外侧紧贴着护寨沟，进出山寨的通道还铺有碎石。这种格局似乎表明，人口在当时有了增长，并且呈现出集中的趋势。而修这种建筑不仅需要集体力量，还意味着权力以及能把人口团聚起来的社会经济体系都得到了适度集中；换言之，山寨的功能，可能是为了显示权力威慑，并用作地区权力中心。此外，部落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已经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公元前400年后，不少这些山寨遭到弃置，只有少数仍被使用，但其地位越来越突出，有的甚至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可以设想，维持早期山寨的社会体系也一直持续和发展了500多年。不列颠南部的山寨中尚有大量粮仓，显然，获得和储存余粮可能也是这类山寨出现的一个动因，虽说我们很难据此判断这在多大程度上究竟反映了一种有组织的区域再分配体系，或仅仅是一种防范周期性粮食短缺的措施。不过，有一点基本是清楚的：进口的奢侈品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并不重要，山寨作为区域体系的中心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只有在涉及诸如铁、青铜、石材这类基本商品和诸如玻璃、琥珀、珊瑚这类次要奢侈品时，跨地域的交换才会发生，而且发生在一个社会互动是以礼物交换为特征的体系中。

到公元前6世纪，不列颠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最早的记录来自公元前6世纪一位马赛水手的航海手册，马赛当时是希腊人在西欧建立的首批港口殖民地之一。这份手册的原件现已失传，但公元4世纪罗马诗人阿维努斯（Avienus）在其诗作《海岸》（ Ora Maritima ）中引用了片段，表明手册曾提到从西班牙加的斯城沿大西洋海岸北上至布列塔尼、爱尔兰和不列颠的海上航道。这条远距离航线是否使用频繁，今已无从知晓。

两个多世纪后，约在公元前330年，另一个马赛的希腊人毕提亚斯（Pytheas）也进行了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航行。他写了一本已失传的《论海洋》，从后来希腊作家的引文中可以知道，他同样取道布列塔尼，探索了不列颠附近的北方水域。他最早发现不列颠是岛屿，呈三角形，并抵达一处名为贝勒里乌姆（Belerium）的岬角，这里出产锡，故应该是康沃尔郡。更了不起的是，他曾到达北极圈附近的“图勒岛”（Θουλη），发现那里整夜阳光普照，是“太阳入眠之处”。这里或许就是今天的冰岛，但也可能是设得兰群岛或挪威。无论如何，在毕提亚斯身后，古代航海家再也没有发现图勒岛，他报道的匪夷所思的极地现象无从证实，罗马时期权威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就断言他是个十足的骗子。 只是到了公元1世纪后半叶，在不列颠总督阿古利可拉派遣一支舰队绕岛一周后，罗马人才相信不列颠的确是个岛屿。 毕提亚斯可能留下了关于不列颠岛上居民的最早记录，他把这些人称为“Πρεττανο ”（其拉丁化的转写是Prettanoi，也拼作Priteni、Pritani或Pretani），它最初很可能是指这些人身上醒目的文身，正是从这个词中衍生出罗马作家后来更常使用的“Britanni”，即我们今天所谓的“不列颠人”（Britons），因此，“不列颠人”一词并非当地人的自称，而是地中海居民加给他们的名字。除了这个词之外，古典文献中最早描述不列颠岛的词是“Albion”（'Aλβ ων），其词根有“白色的”之义，最初很可能是指不列颠南部海岸那些白色的悬崖峭壁。

总的来看，虽然文献记载对大西洋沿岸的交易体系有所反映，但来自地中海的奢侈品几乎从未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所以，约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不列颠的经济基础更可能是放牧和对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非对交易商品的操纵。

如果说哈尔希塔特文化在铁器时代早期席卷了大部分西北欧地区，那么进入铁器时代中晚期后，即在大约公元前450年之后，另一种相似的文化在整个欧洲弥漫开来，这就是所谓的拉坦诺文化，得名于今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考古遗址，其典型特征是装饰于武器、珠宝和陶器上的曲线艺术。拉坦诺文化是与克尔特文化最为相近的铁器时代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拉坦诺文化是说克尔特语的人的文化，它能在欧洲迅速传播，与克尔特人这时的流动密切相关。

在当前学术界，“克尔特”这个术语，更多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说这种语言的部族往往有着宽泛的文化上的相似，但不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享有一种持久的文化统一。这些部族最早源于中欧多瑙河上游和莱茵河流域，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他们忽然爆发式地向外流动，引发迁徙的原因常常被解释为人口膨胀、耕地缺乏、北欧波罗的海附近的日耳曼人开始南下。感到压力的克尔特人自然把目光投向他们通过贸易联系已经熟悉了的南方。他们很快来到高卢和伊比利亚半岛；一个世纪后又跨过阿尔卑斯山，于公元前390年闪电般地占领并洗劫了罗马城，再闪电般地撤出，然后在肥沃的波河流域定居下来。这次洗劫令罗马人痛苦而难忘，他们的防御策略从此改变了：罗马人务必要确保其永恒之城再无被任何蛮族接近的机会，他们直到控制了整个意大利，才恢复了安全感。克尔特人后来又散布到多瑙河中游，很快便以雇佣军的身份出现在希腊文献中，并最终到达小亚细亚中部的加拉提亚。

在欧洲的这次大迁徙过程中，克尔特人何时西进并抵达不列颠的？这点是没有历史记录可考的，因为古典作家不关心这个问题，而铁器时代不列颠人所讲的克尔特语又没有书面形式，这种语言的遗存今天只能从钱币和一些人名地名中蠡测一番。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不列颠土著居民的语言虽然与欧洲北部一支克尔特部落的语言有联系，但同时带有强烈的方言成分，其内部又可以分为两大分支：其中较大的分支叫布立吞克尔特语（Brithonic Celtic，或称P-Celtic），流行于不列颠大部分，但不通行于爱尔兰岛和苏格兰西部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主要说高德尔克尔特语（Goidelic Celtic，或称Q-Celtic）。前者残存于今天的威尔士语、康沃尔方言和布列塔尼语之中，并与当时大陆上流行的克尔特语相似；而后者能在现代爱尔兰语、苏格兰语、马恩岛的方言中窥见其痕迹，在欧陆上则很罕见。

无论如何，已有的考古发现并不支持不列颠社团的文化与欧陆的拉坦诺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观点。一般认为，拉坦诺文化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出现在不列颠，但不列颠所发现的器物在风格上与欧洲大陆的器物有细微区别，比如不列颠本土艺术家不像其大陆同行那样喜欢采用对称的风格，而是大胆采用了不对称的设计。 这很可能是本地艺术家发挥主动，灵巧地改造了大陆风格。因此，大多数考古学家目前倾向于将不列颠出现的拉坦诺风格的器物视为大陆器物的进口，或是不列颠人的仿效所致，而不是克尔特民族大举入侵不列颠的证据。不过，并不能因此而主张不列颠从未接纳过来自大陆的克尔特人。约克郡发现的一些墓葬中有不少两轮车，它们覆盖在男女墓主的遗骸上，这属于当地的阿拉斯（Arras）文化。这种“车葬”现象与塞纳河流域和法国北部的一些墓葬极为相似。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墓主是外来的精英；此外，当地部落叫做Parisii，而塞纳河流域有个Parisi部落，这种名称上的相似又为支持克尔特人来到不列颠提供了力证。但是，这些人也可能是本土精英，他们或许采用了外来的墓葬风俗以自尊自贵。由于没有文字记录，仅凭考古材料是难以下定论的。

虽然克尔特人从大陆入侵不列颠的理论近来在学术界日益失去支持，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承认比尔盖人（Belgae）从公元前2世纪末起涌进不列颠南部，这可以算作大陆人的入侵。比尔盖人居住在高卢北部，一般认为属于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混种。随着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向外扩张，他们开始流离失所。凯撒在其《高卢战记》中对此有记载：

住在不列颠内地的人，据他们自己的历代传说，是岛上土生土长的，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则是为了劫掠和战争，早先从比尔盖迁移过去的，通常就用他们原来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名字称呼他们，打完仗后，他们就在这里居住下来，并且开始耕种田地。居民很多，简直难于计数，他们的房舍建得很密集，大部分跟高卢的相像。

尽管定居在不列颠，比尔盖人肯定没有失去与其大陆同胞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所以凯撒发兵征服高卢时，一再发现对手总能得到来自不列颠散兵游勇的增援。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凯撒刻意夸大了不列颠和高卢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便为他入侵不列颠寻找借口。

不少学者利用凯撒对不列颠人的记述重构罗马入侵前不列颠人的社会生活特征。凯撒是这样写的：

全不列颠中，最开化的居民是住在肯几姆地区的，这是一片完全滨海的地区。他们的习俗与高卢人没有多大差别。至于住在内陆地带的人，则大多数都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当做衣服。所有不列颠人都用菘兰染身，使人看来带有天蓝颜色，因此在战斗中显得更为可怖。他们还蓄着长发，全身除了头部和上唇之外，到处都剃光。妻子们是由每一群十个或二十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通，如果这些妻子们中间有孩子出生，则被认为是当她在处女时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的孩子。

这段话值得仔细分析，因为其中每句话几乎都包含了预设的观念。不种田、只饮乳啖肉、以毛皮为衣，皆为游牧生活的标志。它们与种田、以面包与葡萄酒为主食、穿棉着麻的农耕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而农耕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罗马人眼中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与凯撒同时代的瓦罗就认为人类发展要依次经过自然状态、畜牧生活、农业生活这三个阶段。 用菘兰染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与罗马人的审美观相距甚远。留长发也是如此，罗马人自公元前3世纪起便不再留长发，只有哲学家留长发能够得到社会宽容，其他效颦者被讥为土气和野蛮，如高卢北部就被称作“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头发要剃并不意味着身上的毛发也要剃，除了个别身负宗教义务而必须剃光全身毛发的祭司外，只有供人鸡奸的男子才会把身上剃得很光滑。 共妻制则是乱伦淫逸的代名词，与体现在罗马人一夫一妻制之中的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由此可见，凯撒是带着罗马人的视角去看不列颠人的，他能注意到的东西，往往反映出他自视为天经地义的合理观念；换言之，他表面上在客观地描述不列颠人，但实际彰显出的却依然是罗马人。因此，凯撒的记述对于真正了解不列颠人在罗马入侵前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近期的考古发现更是有力反驳了凯撒。凯撒说内陆的不列颠人“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但已有充分的考古证据表明，不列颠北部和西部在铁器时代晚期有大量的谷物种植。 事实上，“克尔特”“比尔盖”这些概念皆来自后世古典作家的记载，其运用于相关考古材料乃是出于现代考古学家的解释，而考古材料本身是无言的，套用后世文献中的概念解释这些材料免不了刻舟求剑之弊，最终显得难以对号入座。所以，考古学家目前越来越谨慎，在描述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罗马征服之间不列颠的社会群体时，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族性或人种含义的概念，转而将有关考古材料放在“前罗马铁器时代晚期”（Late Pre-Roman Iron Age，简称LPRIA）这个术语下讨论。

诺福克郡的斯奈提沙姆窖藏（Snettisham hoard）是铁器时代晚期最知名的考古发现，窖藏出土物中，有用实心金银索缠绕而成的项圈，配置着拉坦诺风格的纹饰，这些项圈大约是在公元前75年左右被精心埋藏的，这里不仅是欧洲铁器时代最大的金银器窖藏，而且代表了罗马之前的不列颠工艺水平的最高峰。谁拥有这些宝藏，今天已经不可考，但将大量贵金属仔细地埋入地下，很可能是将其作为祭神品，这一类的宗教观念即使到罗马时代的晚期，仍旧不绝如缕。

此外，考古材料显示不列颠并非文化统一和族群单一之地，不同区域在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不过，聚落遍布全不列颠，它们显然在铁器时代末期得到了强化。不列颠人普遍喜欢住在排列成环状的圆形房屋中，这可能与他们的循环的时间观有关。不少保存较好的圆屋可以在入口处按东西轴一分为二：烧饭、做菜、纺织等日常活动一般位于房屋的南半部；北半部则用来储物和睡觉。房屋入口对着初升的朝阳，有分隔昼夜、推算季节变化的计时功能，这在时钟和历法发明前无疑十分重要，表明人们已经对时间的流逝和天体的运动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概念。当然，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

与铁器时代早中期相比，聚落的模式此时开始起变化，出现了考古学家们所谓的“奥皮达”（oppida）。这个词借自拉丁文（其单数形式为“oppidum”），在罗马人那里意味着城市的中心。凯撒曾用这个词来形容不列颠人的聚落，但他显然不认为不列颠人拥有罗马意义上的“城市”，因为他明确说“oppida”在不列颠人那里指的是“用壁垒和壕堑防护着的枝叶繁密、难于通行的森林地区”，更像是不列颠人的避难所。

考古学家们所说的不列颠的奥皮达占地庞大，通常环有坚固但不连续的土墙，因而显得像是地区中心，体现了一种社会集中化的努力。奥皮达的出现可能表明，随着部落组织功能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部落领袖的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在部落中有了形成奥皮达这种核心的需求。奥皮达的发展可能具有两种模式。在现在的科尔切斯特（Camulodunum） ，似乎是先出现了一个地方精英的聚落，奥皮达作为地区中心才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锡尔切斯特（Calleva Atrebatum）等地的奥皮达表明这是一种常见的模式。在另一些地方，奥皮达起初可能是临时性或周期性的聚会地点，甚至通常可能位于无人居住的中立地区，由于众部落聚集在这里，其宗教仪式功能逐渐得以发展，交换活动随之出现，无论是否有人永久居住，部落认同开始集中在这里，它不仅成了社区中心，也是部落成员心目中的中心，渐渐的，诸如造币这样的功能也在这里发展起来。

当罗马人占据奥皮达后，仍然将地方中心设在这里。有学者据此认为，“不列颠的奥皮达显示出真正的城市生活面貌，包括一个集权制的王权、正式的公墓以及带有城市名字的金属货币”，所以奥皮达代表了不列颠的“早期城市化”。 这种论断恐怕具有误导性，因为“城市”在罗马人眼中的内涵和奥皮达体现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不列颠的城市化直到罗马征服后才真正展开。

除了聚落模式的变化，对植物花粉的研究显示，在罗马征服前，不列颠的大部分地貌已适合务农。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南部的许多林地就已清除。在威尔士，主要的清除工作发生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而到了铁器时代晚期，英格兰北部的林地也被大量清除了。 除了这些情况，罗马之前的社会状况目前还很难用考古资料得以恢复，不过，材料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简单无奇，当代人类学研究已无数次证明，在几乎没什么考古资料可以借用的部落社会，其社会关系仍相当复杂。此外，不难想见，随处可见的带防御的聚落，意味着武力也许与社会权力如影随形，这里的诸部落好勇斗狠，不仅发动部落之间的战争，也热衷于部落内部互相残杀。前罗马时代晚期的军事色彩应当是浓烈的。

在同一时期欧洲的地中海盆地，绵绵不断的战事也主导了社会生活。频繁的军事活动既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机会。罗马人对地中海的征服就为他们带来了维持征服所不可或缺的财富、原材料和以奴隶为形式的人力资源；同样重要的是，新的行省又让他们有地方安排在意大利过剩的东西。比如从战争中退役的老兵，这些人放在意大利往往变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又比如葡萄酒，意大利的企业家自公元前2世纪初起便向高卢南部输出葡萄酒。这样，罗马人在地中海的核心区域变得逐渐依赖野蛮的边缘地带，而一个边缘地带征服后，后面总会有另一个边缘地带，罗马人就这样抵达了沙漠、森林和海洋。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交往日趋频繁，运输葡萄酒的双耳瓶（amphorae）在不列颠就多有发现。在韦林菜园（Welwyn Garden）出土的一座墓室里，除了发现可能是当地某个酋长被火化的遗骨，还发现至少5个双耳瓶和一批进口酒器，其中包括一只来自意大利的银杯。葡萄酒很可能是在这次葬礼上饮用的。 最终，不列颠南部的铁器时代随着凯撒入侵而结束了，但在那些罗马势力未及之处，譬如苏格兰，铁器时代直至公元5世纪方告结束。

凯撒入侵开启了英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新阶段。不过，这一点在当时是看不清楚的；它的重要性最初体现在罗马政治中。罗马政坛当时有三位巨人：庞培、克拉苏和凯撒。此三人既暗中结盟，共同把持罗马政局；又相互较劲，设法牵制和打压对手，力争为自己积累更大的政治声望，以确保能在政治角逐中最终胜出。公元前56年，这三人在路卡会议上商定，由凯撒续任高卢总督5年，而庞培和克拉苏出任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任满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出任叙利亚总督。这个安排对凯撒来讲，好处是可以继续保持他的兵权，但隐忧在于，一旦另外两个巨头在西班牙和叙利亚建功立业，他们在罗马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很快就会盖过凯撒。罗马民众仍然是这一时期政治决策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他们对战利品和罗马荣耀的渴望是不知餍足、喜新厌旧的。

凯撒必须寻找新的机会建功立业，而要再有作为，只得把眼光投向高卢之外。不列颠不啻是最好的选择。在当时罗马人眼里，不列颠是最遥远、最神秘的所在，潜藏在海怪出没的波涛汹涌之处。但大举入侵不列颠是有顾忌的，行省总督擅自领兵离开自己的行省，将会招致严厉惩罚。凯撒作为高卢总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他在罗马那些势力庞大的政敌巴不得搞垮他，肯定会利用这点大做文章。因此，不妨先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短期入侵，探测罗马的舆论。如果舆论有利，便再接再厉，一举征服不列颠；如果舆论不利，就说这不过是对敌人惩罚性的出击，好让他们知道罗马人惹不起，今后懂得知难而退。为此，凯撒找了个理由：他在征服高卢时就发现，当地土著总是得到来自其不列颠同胞的援助，为了确保高卢的安定，有必要把潜在威胁连根拔除。

于是有了公元前55年的第一次入侵。对凯撒而言，这算得上一场灾难。在冬季来临前，凯撒来到不列颠，因为罗马船只过于庞大，不得不在深水区靠岸。不列颠人早已守候在那里，罗马士兵惊慌失措，无法用平常陆上战争习有的那种敏捷和热情去应战。然而，不列颠人也被罗马舰只陌生的形状、怪异的排桨动作吓住了，一片混乱中，罗马人将不列颠人赶出海滩。不列颠人很快前来求和，并把凯撒先前派去劝降、但被不列颠人扣押的阿德来巴得斯人（Atrebates）康缪斯（Commius）送回。到第四天，海上风云变幻，载运罗马骑兵的18艘船尽管已接近海岸，却因突起的风暴不得不折回大陆。当晚又恰逢月圆之夜，高涨的海潮使罗马人搁浅在海滩上的许多船只互相碰撞，以致粉碎。经过一番补救，凯撒共损失了12只船。不列颠人看到这些，不禁蠢蠢欲动，突袭了第七军团，凯撒带兵前去解围。就是在这时，罗马人见识了不列颠人用战车作战的战术，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新奇。 因为战车在高卢久已不用，这很可能表明，这些不列颠人并不是与高卢有密切往来的比尔盖人，而是比尔盖人来之前已有的土著部落。凯撒勉为其难地解除困境，双方一时都不敢轻举妄动。不列颠人从罗马人的谨慎中看到了希望，派使者四处请求援兵，不久就聚集起一支很大的步兵和骑兵。凯撒虽然击退了敌军，但无法乘胜追击，因为他没有骑兵。一旦天气好转，他便起锚，退回到高卢。

这次入侵充其量是侦察敌情，了解不列颠的口岸和可以登陆的地点，以便为来年的真正入侵做准备。尽管并不顺利，甚至有几次颇为狼狈，凯撒在给元老院的信中无疑强调了自然环境之恶劣，而非他的侥幸脱逃。元老院和罗马公众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整个罗马为之轰动，元老院破天荒地颁令举行为期20天的谢神祭（supplicatio），这种仪式通常在巨大灾难或巨大胜利后举行。仪式举行时，全罗马的庙宇开放，神像和圣物都陈列在公共场所，供人献牲奉祀，各祭祀团体也都举行隆重的祭祷仪式。谢神祭一般为期1到3天，5到7天已很少见，庞培在东方大捷时曾举行了10天，凯撒公元前57年平定全高卢后也不过举行了15天。 显然，入侵不列颠不仅仅开辟了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更是罗马诸神的胜利：罗马国运与罗马众神命系一线，罗马军队能在那么辽远的地方获得胜利，说明罗马众神在那么辽远的地方也能保护罗马人。距离是证明罗马众神强大与否的试金石。

次年春季，凯撒再度入侵不列颠，这次作了充分筹备。他曾嘱咐手下副将在过冬时大量建造舰只，为了便于登陆，船身造得更低，为了能运输更多辎重，甲板改得更宽，同时又加了帆和桨以便操纵。他聚集的作战力量相当庞大，达5支军团和2 000名骑兵之多。不列颠人虽然集中了大批军队，但被凯撒总数超过800只的舰队镇住了，不敢阻扰罗马人上岸。罗马士兵这次汲取前车之鉴，用锚将船只固定在海岸边。然后凯撒乘着夜色，闪电般地袭击敌军，后者逃进一处入口有大批砍倒的树木封闭着的要塞，但这根本无法抵挡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他们顺利攻克了此处。这时凯撒得知一场风暴袭来，又损坏了许多船只。他取消了首次军事行动，转而用了十天时间把船只全拖上岸，又在海滩上修建防御工事，将船只跟营寨围在一起。这让不列颠人有了喘息机会，各部落暂弃前嫌，共同集结军队，组成了由卡西维隆努斯（Cassivellaunus）领导的部落联军，此人的领地距英吉利海峡80罗马哩，泰晤士河将之与其他沿海部落隔离开来。不列颠人此时已领教过阵法操练十分娴熟的罗马军团，不敢正面迎战，而是分成许多小股部队战斗。泰晤士河失守后，卡西维隆努斯解散了他的大部分军队，只留4 000辆战车骚扰罗马军队的侧翼和后方，他一边躲进丛林，一边又把罗马军队所到之处的全部牲畜和人口撤离，以防不列颠人被卖为奴、食物被罗马人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僵局。

但凯撒手上握有一张王牌。这个地区最强大的部落德里诺旁得斯（Trinovantes）派人来见凯撒，愿意向他投降。此前，该部落的年轻王子门杜布拉久斯（Mandubracius）在其父亲被卡西维隆努斯杀害后曾逃至高卢，乞求凯撒庇护。他的族人现在向凯撒投降，以换取后者帮助他们对付卡西维隆努斯，并恢复门杜布拉久斯的王位。凯撒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这个部落不仅给他提供粮食，还劝说其他部落臣服罗马，这些部落包括钦尼马依人（Cenimagni）、塞恭几亚契人（Segontiaci）、安卡利得斯人（Ancalites）、别布洛契人（Bibroci）和卡西人（Cassi）。对于这些部落，除了其名字外，我们今天已一无所知，不过它们应该都位于卡西维隆努斯领地附近，与他有利益冲突，故而都忌惮他。不列颠人的内讧成了凯撒第二次入侵不列颠决定性的转折因素，这些人向凯撒透露了卡西维隆努斯由树林和沼泽掩护着的要塞的具体位置，凯撒迅速将之攻克。

卡西维隆努斯只得孤注一掷，下令袭击罗马人的海军，试图切断凯撒和高卢的联系，但未能成功。卡西维隆努斯被迫投降。这时高卢突然发生叛乱，凯撒无心恋战，遂向卡西维隆努斯索取了人质，规定了不列颠每年须向罗马交纳的贡赋，同时还命令卡西维隆努斯不得伤害门杜布拉久斯和德里诺旁得斯人——这是第一个接受罗马人保护的不列颠部落。然后，凯撒就撤回了高卢，以后几年他留在高卢镇压叛乱。

凯撒两次入侵不列颠，时间都很短，范围都局限在沿海地区。尽管不列颠从此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但很难说那是彻底的军事征服，不列颠并没有成为罗马版图的一部分，这要到将近百年之后罗马皇帝克劳狄统治时期才实现。所以，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评价不高：凯撒“是罗马人中最先率领军队进入不列颠的，他虽然以一战之威慑服了当地的居民而占据了沿海之地，但必须知道：他并没有把这个岛遗交给后人，而只是替后人开辟了先路而已” 。这是罗马人从军事角度做出的评判。而在凯撒时代和克劳狄时代之间进行写作的斯特拉博，则显然想为凯撒辩护。他认为不列颠与世隔绝，“既不能给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也不能带来任何的好处”，罗马人完全可以占领不列颠，但不屑于这样做，因为占领的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这是从战略角度做出的评断。

凯撒一旦掀开笼罩不列颠的神秘面纱，两个关于不列颠的形象从此反复出现在古典文献中。卡图卢斯是凯撒同时代的诗人，他给两位友人写过一首诗，谈以远行冲淡失恋的忧伤，其中感念他俩对自己的忠诚，哪怕他去印度、阿拉伯、安息、埃及，甚至沿着凯撒的足迹去“最遥远的不列颠人”（ultimosque Britannos）那里，他们都愿陪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在拉丁文原文中，“ulti/Mosque”一词被生硬地拆成两半，分置前一行句尾和后一行起首：不列颠人显然卡在世界尽头的孤境绝域。维吉尔后来又把不列颠与非洲北岸、中亚的粟特和乌浒水 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位于天涯海角的边鄙之地。 不列颠与偏远打上等号，从此成了古典作家笔下的惯用修辞，以至于这里日后被用作政治犯的流放地也一点不让人惊讶。但偏远并不意味着一无是处，凯撒的另一个同时代人，用希腊文写作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在谈及不列颠时这样说：

人们说居住在不列颠的各部落是土生土长的，其生活方式保持了旧有的风貌。他们在战争中使用战车，与传统上古希腊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使用的一样；他们的房屋简朴，基本上以芦苇或原木建造而成。他们收割庄稼时只割谷物的穗，将之储存在带盖的谷仓里。他们每天拣出成熟的穗，加以研磨，由此获得食物。他们生活朴素，远远不具备现代人的狡猾和堕落。他们的生活方式节俭，与那种由财富导致的奢华截然不同。

就体裁而论，这段话属于古典作家常用的“人种志”（ethnography）素描，其中交织着事实与传言、推测与说教。从很早时期起，野蛮与文明的对比就激起惊叹和沉思，“对野蛮的理想化，因了对城市生活的不满而滋生，为原始美德和原始幸福的幻景添加光彩和信心，从而不可避免地向奢侈、复杂和腐败或厉声谴责，或微妙指摘” 。在狄奥多罗斯眼中，不列颠农夫未受现代恶行的沾染，保留着荷马笔下英雄的风范，因而可以在罗马帝国的边境上幻化出某种质朴的高贵。这里透出的道德意味，将在一个世纪后被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发挥得登峰造极。不列颠遥远，但不列颠人淳朴，这是凯撒入侵在希腊罗马文人墨客那里的回响。

对不列颠人而言，凯撒入侵的影响是多重的。如前所述，凯撒第二次入侵动用了800多只船，这其中不全是战舰，还有一些是“私人为了自己方便而造的”。 显然，掠夺不列颠的物产作为战利品，是此次入侵的目标之一，而罗马军队出征时往往有罗马商人随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有意思的是，西塞罗的兄弟当时随凯撒同行，而凯撒本人也常常在不列颠致信西塞罗，故西塞罗同年在致亲朋好友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不列颠。不列颠人的战车给西塞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还说：“目前已清楚，这个岛上没有丝毫银子，除奴隶之外便没什么战利品了，就是奴隶，我想你也别指望他们懂文学或音乐！” 换言之，与有教养的希腊奴隶不同，不列颠的奴隶在罗马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凯撒入侵的商业价值由此得以佐证。

事实上，凯撒在高卢和不列颠的军事行动，使这一地区传统的贸易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罗马人占领下的高卢与不列颠只隔着英吉利海峡，随着罗马人开始修筑道路交通体系，地中海的商品无须再通过漫长而危险的沿大西洋的海路到达不列颠东南部，商人们这时可以利用横跨大陆和高卢北部的陆路。大西洋贸易从此急剧减少，而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不列颠和高卢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迅速升温。这也许还促使一些罗马商人开始定居不列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不列颠各部落开始制造带有铭文的钱币，造币行为很快就在不列颠传播开来。许多这类区域性的钱币没有完全采用拉丁字母，而是采用了混合的高卢拉丁字母，与公元前75到公元前25年高卢北部开始使用的钱币如出一辙。 这可能意味着不列颠各部落的首领已经在效仿高卢地区实施的罗马市场体系。

还有一些钱币完全采用了拉丁字母，考古学家在发现它们的地区还发现了明显受罗马影响的钱币设计风格，表明其发行者是得到罗马官方承认的“友好的国王”，其中有名的是泰晤士河以南的廷克马努斯（Tincomarus）、艾皮鲁斯（Eppillus）、维瑞卡（Verica）——这三人都在钱币上称自己是康缪斯之子；还有英格兰东部卡图维劳尼人（Catuvellauni）的国王塔西奥瓦努斯（Tasciovanus）及其继任者昔偌贝里努斯（Cunobelius）。凯撒及其后继者曾把许多不列颠部落首领之子扣为人质，让他们接受罗马式教育，这些人很可能就成了后来的“友好的国王”，他们的政治倾向如同罗马人授予他们的头衔那样，是亲罗马的。2001年，汉普郡的温切斯特附近发现了一套公元前1世纪中晚期的金首饰，其形制和精湛的工艺表明它很可能出自东地中海的某个作坊。 这或许就是罗马统治精英送给康缪斯之子的外交礼物。

从政治角度看，罗马入侵对不列颠最大的影响，正是把这里东南部的诸多部落分成亲罗马和反罗马的两大阵营，对此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仍然可以结合零星的文献记录和钱币证据推知一二。德里诺旁得斯人显然通过请求罗马保护而提高了他们在不列颠的权力和声望，为了维持他们的忠诚，凯撒可能赋予他们跨海峡贸易的垄断权。卡图维劳尼人的国王塔西奥瓦努斯在大约公元前15年发行过一枚钱币，它可能表明卡图维劳尼和德里诺旁得斯两个部落这时已经合并。由于垄断了跨海峡贸易，特别是来自罗马的奢侈品如葡萄酒、玻璃器皿和橄榄油等，当地精英变得非常富有。据斯特拉博报道，他们巴结奥古斯都，向罗马的朱庇特神庙献祭，并如此恭顺地缴纳罗马人对他们从高卢进口和向高卢出口的商品所征收的重税，以至于差不多把不列颠岛变成了罗马人的财产。 凯撒入侵以后，罗马人先是忙着镇压高卢的叛乱，接着又卷入内战，无暇顾及不列颠，在克劳狄皇帝之前没有再度对不列颠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这些对罗马“友好的国王”的存在，对于维持罗马在不列颠的影响力，无疑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塔西奥瓦努斯之子昔偌贝里努斯（即莎士比亚笔下的辛白林）是所有这些王中最著名的王，罗马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称他为“不列颠国王”（Britannorum rex）。 他很可能在公元1世纪最初几年取得统治权，并定都科尔切斯特，当时只有20多或30出头。在他长达40年的统治生涯中，他一边向罗马驻高卢的庞大军队供应不列颠商品，一边向不列颠各地贵族提供他们借以维持其高贵地位的罗马奢侈品，由此其权力和财富稳步增长。英格兰的诺福克郡曾发现精美的奥古斯都时代的银质杯子，应该就是这样传过去的。昔偌贝里努斯显然延续了亲罗马的传统政策，但这一点直到其统治晚期才体现在他发行的一系列被钱币学家视为“古典”风格的钱币上。 这看起来是出于谨慎，因为反罗马的势力此时仍然强大。昔偌贝里努斯需要在统治中平衡各种因素，不能过于外露一己的情感偏好。

凯撒强迫那些战败的、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部落每年向罗马交纳贡赋，它们对罗马的怨愤定然与日俱增。奥古斯都在记述其生平的功德碑中提到，两位来自不列颠的王杜姆诺贝劳努斯（Dubnobellaunus）和廷克马努斯（Tin［comarus］）曾到他那里恳求避难。 这可能就与当时不列颠东南部兴起的一支反罗马力量有关。

不列颠人反罗马的情绪，显然与督伊德教（Druid）僧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克尔特社会中地位尊贵的祭司阶层。“督伊德”的意思可能是“橡树识别者”，高大的橡树象征克尔特人的天神，被尊为圣树。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督伊德僧侣身穿白袍，爬上橡树，用金制镰刀砍下长在树上的槲寄生，去治疗不孕不育症。 据凯撒记载，督伊德僧侣在高卢主持公私祀典，解释教义，并裁判部落内部的一切纠纷。任何人如果不遵从他们的判决，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为整个社团所排斥。这套制度原来起源于不列颠，后来才从那里传入高卢。到凯撒时代，仍有人去不列颠深造。由于享有免除兵役和赋税的特权，督伊德僧侣能吸引到大量年轻人跟从他们学习，但他们的知识传承，不仰仗文字写本，而是依赖口传和背诵。今天关于督伊德僧侣的零星记载，自然都是古典作家保存下来的。

给古典作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们奉行的人祭：

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有关国家的公务，也用同一方法献祭。另有一些人制成硕大无朋的人像，四肢用柳条编就，其中装进一些活人，放到火中去，让那些人被火焰包身，活活烧死。他们认为如能够用在偷窃、抢劫、或犯别的罪行时被捉住的人作为牺牲贡献，格外能讨好不朽之神，但如果无法提供这种人，便用无辜的人来充数。

尽管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发源地，但从考古学角度看，并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督伊德教曾在不列颠流传。只是在1984年，英国柴郡的泥炭沼泽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2 000年前的裸体男尸，学界称之为“林道人”（Lindow Man）。此人20多岁，死前头部曾两次受重击，系谋杀致死。研究者在他胃里发现了槲寄生的花粉，故有学者推断他是督伊德教残忍的宗教仪式的牺牲品，但也有可能是遭遇了暴力抢劫。 无论如何，以人献祭在希腊、罗马人看来非常野蛮，罗马早在公元前97年就明令禁止人祭，所以罗马对督伊德教进行了取缔和镇压。这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一般来讲，罗马传统宗教以混合主义为特征，对被征服人民的宗教相当宽容。公然的取缔和镇压，历史上只对督伊德教和后来的基督教采取过。

如此看来，罗马真正担心的，恐怕未必是人祭，而是它对罗马秩序构成的政治威胁。凯撒在高卢时就已发现，督伊德教起着政治煽动的作用，其影响不仅仅限于某一个部落，而是跨部落的，更像是一个跨部落的集团。督伊德僧侣明白，在罗马的统治下，他们不可能再维持自己对克尔特社会的控制。有些在高卢失势的督伊德僧侣很可能逃到不列颠避难，他们试图在不列颠通过联合各部落而强化当地反罗马的情绪。为此，他们采取的策略很可能是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去影响王室中年轻的一代，帮助他们摆脱罗马化的影响，借此分化部落对罗马的忠诚，并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让他们支持的人上台。督伊德僧侣在不列颠的持续存在，很可能构成东南部的部落政治中的一个主导因素。上文提到的两位被迫逃到奥古斯都那里避难的不列颠王，应该就是出自这样一种背景。

但是，督伊德僧侣显然未能操纵所有的部落，昔偌贝里努斯就不为所动，但他的兄弟艾帕提库斯（Epaticcus）敌视罗马，可能就是在督伊德僧侣的支持下统治了阿德来巴得斯人的部落，他发行的钱币流通于整个不列颠东南部。后来，也许得到了昔偌贝里努斯的帮助，维瑞卡才重新夺回对阿德来巴得斯的统治权，他铸造的钱币上饰有葡萄藤图案，表明他与罗马世界有葡萄酒等贸易往来，而这些钱币的设计造型明显反映出罗马的影响。 昔偌贝里努斯这位罗马人眼中伟大的“不列颠国王”死后，卡图维劳尼人中的反罗马势力重新抬头，他的两个儿子托哥杜姆努斯（Togodumnus）和卡拉塔库斯（Caratacus）逆转其父的政策，打击亲罗马的国王们，一时间，整个不列颠东南部为反罗马的势力所控制。维瑞卡在此期间遭废黜，不得不逃往罗马，向克劳狄皇帝求助，并鼓动他入侵不列颠。

此时，克劳狄刚登基不久，他的性格和能力受到广泛怀疑，能够当上皇帝已经出乎众人意外；而且他仅指挥过一次战争，还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小战役。他正好需要一场军事胜利来证明自己，征服不列颠是凯撒的未竟之业，一旦成功，在民众心中会有极重的分量。

与凯撒不同，克劳狄并未率兵亲征，而是派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奥路斯·普劳提乌斯（Aulus Plautius）先行从事征讨。公元43年，普劳提乌斯率领以第二、第九、第十四、第二十这四个军团为核心的约4万人大军，分三路开赴不列颠。据狄奥·卡修斯记载，军队一开始不肯去“已知世界之外”进行冒险，拒绝离开高卢。克劳狄遂派自己的心腹纳西苏斯（Narcissus）前来，此人原先是奴隶，如今以平民身份对军队训话，这让士兵实在受不了。为了不让他说话，他们突然齐声高喊：“Io，Saturnalia”——这是罗马人在农神节狂欢时惯常喊的话，而奴隶与主人会在这个节日中互换衣服、对调角色。经过此番羞辱，军队倒是立刻对普劳提乌斯言听计从了。

与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相比，不列颠人的军队仍带有原始特点。贵族仍是不列颠的常备武士，他们最喜欢的作战工具是战车，这让他们可以风驰电掣般地进攻或撤退。不列颠军队中的一般士兵主要从农民中招募来，所以无法从事持久战，否则就会陷入饥荒。此外，他们不像罗马士兵那样身穿盔甲，而是衣衫褴褛，没有任何防护，可依赖的只有速度、士气和锋利的长矛。在接近罗马军阵时，他们很容易在罗马人雨点般的标枪下丧生；在贴身作战时，他们的长矛在队形密集、手持短剑的罗马步兵前很难有施展的余地。他们要想打胜仗，一般靠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突袭或伏击孤立无援的罗马军队，在阵地战中则完全不敌罗马军团。

罗马人登陆的地点今已无从知晓，一般认为可能位于肯特郡的里奇镇（Richborough）。 登陆时并没有遇到敌军阻击。在泰晤士河会合前，罗马军队已击败了由托哥杜姆努斯和卡拉塔库斯领导的武装抵抗，随后原先臣服他们的一个部落向罗马人投降了。普劳提乌斯继续追击，来到一条河边，敌军漫不经心地把军营扎在河对面，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桥，罗马人根本过不来。普劳提乌斯派善于重装之下涉水的克尔特人游到对岸，先把不列颠人的马致残，让它们拉不了令人畏惧的战车，再发动袭击。不列颠人逃至泰晤士河入海口，罗马军队在这里杀死了托哥杜姆努斯。但他的死亡反倒激发了不列颠人的顽强抵抗，促成了他们的联合。双方一时形成了对峙的僵局。普劳提乌斯这时派人恭请皇帝御驾亲征。

克劳狄便带着皇家卫队、大象和部分有声望的元老从罗马启程，赶赴不列颠。到达后便发动一场攻势，跨过泰晤士河，一举夺下昔偌贝里努斯的皇家住所科尔切斯特，同时兼用武力与外交，使许多不列颠部落纷纷归附。他此次离开罗马达半年之久，但在不列颠仅停留了短短16天，然后就把余下的战事又交给普劳提乌斯打理，自己匆匆返回罗马，走之前已派人将捷报先行送往元老院了。

元老院随即授予克劳狄“Britannicus”的称号，意思是“不列颠的征服者”，允许他举行凯旋式，并分别在高卢和罗马为他树立两座凯旋门。 其中罗马凯旋门上的铭文幸存至今，上面夸耀“他接受了11个不列颠王的投降，取得了无逆转的胜利，第一个把海外的蛮族部落置于罗马统治下”。 与此同时，克劳狄还在罗马大肆庆功，极尽铺张炫耀之能事。他后来还发行钱币进行更广泛地宣传。 征服不列颠是克劳狄当政初期的头等大事，他取得了他想要的巨大政治资本。苏维托尼乌斯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其实只是“在没有发生战争或流血事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岛屿一部分地区的臣服” 。

普劳提乌斯仍留在不列颠，按克劳狄的吩咐继续征伐，直到公元47年。罗马军队这时已北达林肯、西至埃克塞特，两地之间修了一条路，这就是所谓的“福斯路”（Fosse Way）。“福斯”源于拉丁文“fossa”，意为“壕沟”，此路原来可能是罗马军队开挖的防御性壕沟，后来填平成了路，它是罗马不列颠的交通要道之一。作为胜利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不列颠矿物资源的开采此时也已开始，譬如，对银和铅藏量丰富的门迪普（Mendip）的开采就已经处在罗马军队的监视下。 从凯撒的两次入侵到克劳狄的大举征伐，历经近百年，罗马终于把不列颠纳入自己的版图，使其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科尔切斯特成了这个新行省的首府，而普劳提乌斯则是它的第一任总督。

不过，征伐不列颠的活动在克劳狄当政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到他去世的公元54年，罗马有效控制的地盘仍限于不列颠的东南部。尽管如此，罗马占领初期最强劲的敌人已经肃清了。卡拉塔库斯在他兄弟死后逃到岛屿的西部，负隅顽抗。一位东南部的领袖能够在西部领导不列颠人抵抗罗马，这本身就值得玩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西部诸部落恐怕缺乏团结。打了一场无望的防御战之后，他逃到不列刚提斯人（Brigantes）那里寻求庇护，但战败者是难以找到托庇之所的，他遭到出卖，然后被押送到了罗马。由于他的名声，民众争相前来目睹这位传奇的蛮族领袖。来到皇帝面前后，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不光不彩地讨饶，而是不卑不亢地说道：

如果我的身世和我的地位能够同我在胜利时的不骄不躁配合起来，那么我就不会以俘虏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到这个城市来了。而且你们也不会不屑于同一位身世高贵并且统治着许多民族的国王缔结和平的联盟了。我当前的命运如果对我来说是屈辱，那么对你们来说是光荣。我有马匹、人员、武器和财富。我在失掉这些东西时感到难过，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我不作抵抗便投降你们，然后被带到你们跟前来，那么就不会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失败或你们的胜利了。你们惩罚了我之后，这事就会被人们忘记了。但是如果你们是保留我的性命，我将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宽大。

克劳狄赦免了他。这段演讲保存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尽管难免落入“高贵野蛮人”的窠臼，尽管符合塔西佗共和主义的理想，且适合用来体现克劳狄的宽厚仁慈，但由于是在罗马公众场合讲的，它不太可能是塔西佗凭空编造的。无论如何，卡拉塔库斯由此成为第一位彪炳史册的不列颠人。这种比较可信的不列颠人的言论，在整个罗马不列颠时期也是屈指可数的。

到公元1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牢牢并入罗马帝国，并这样维持了300年。尽管有所反复，部分的苏格兰也处在罗马直接统治下。随着时间推移，像卡拉塔库斯那样反罗马的不列颠贵族越来越少见，这里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象。塔西佗曾为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作传，后者曾在公元77—84年出任不列颠总督；他如此概括了当时不列颠的整体风貌：

为了使一群分散的、野蛮而好战的居民能够由于舒适而安于平静的生活，阿古利可拉对于修盖庙宇、公共场所和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他奖励那些勤勤勉勉的，饬斥那些游手好闲的：因此，居民不再是被迫服役，而是以自动的竞争来响应他的鼓励了。他使酋长的儿子们都接受通达的教育。他不喜欢高卢人的勤勉，而对不列颠人的聪慧表示特别的嘉许，因此，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并且，他们也以穿着罗马人的衣裳为荣，穿拖袈之风大为流行。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花厅、浴池和风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而他们却愚笨得把这些东西称为“文化”。

虽然语涉讥讽，这段话却点出了罗马征服和罗马帝国的精要。 wBb++j75BhLb1UUPxbzU7pVW5/IM+OnZXiF5QfcfvDUR3vaAplfuzR3ezrHJLB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