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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结束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今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突厥族系在这一时期取代鲜卑族系，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角。而长期默默无闻的藏缅语族民族（氐羌族系）也在这一时期建立吐蕃、南诏等大的政权。契丹、室韦、靺鞨等族群在东北地区孕育发展，他们在隋唐以后相继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从同一时期的世界历史来看，隋唐、突厥、回纥、吐蕃等都是气象雄伟的大的地方政权。包括丝绸之路在内的内陆欧亚通道在这一时期更趋活跃，商贸往来和文化交往超过了以往时期。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大体上是开明和开放的，这不仅得益于前期的民族融合，也源于各政权之间的相对均势。中国各民族之间进入了既分也合的新时期。
文字和书写文献的大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在汉字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不少民族都发展出各自的文字和记事传统，故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民族历史的书写从而也进入新的阶段。突厥学、回鹘学、藏学等领域也多是从解读他们的古代文献开始的。
突厥的名号可以与我们前章中介绍的丁零、敕勒等联系起来。一般认为丁零、狄历、敕勒、铁勒、突厥都是同一突厥语名称在汉文文献中的不同译名。“突厥”这一译名大致出现于6世纪中叶，其含义一般释为一种头盔。《周书》说：“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这是说突厥是以发源地金山的形状而得名。金山即今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为突厥人的发源地，“阿尔泰”（Altai）为金之意。成书于11世纪中后期的《突厥语大词典》解释“突厥”时，认为是“最旺盛时期”的意思。在草原民族中，头盔与权势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两种解释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在介绍高车时，已经介绍到突厥系民族的狼生神话。突厥人的狼生神话在史料记载中更为详细。据说突厥部落一开始附属于匈奴、柔然（茹茹）等部族，并曾在阿尔泰山（金山）之南为柔然人打铁，故而曾被柔然可汗蔑称为“锻奴”。突厥人的核心氏族“阿史那氏”在草原部族的兼并战争中遭遇灭顶之灾，只剩下一男孩被断足遗弃。有一匹母狼将男孩喂养大，并与其婚配。后来他们又遭到追杀，《周书·突厥传》载“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阿史那即这十男中的一子，自此子孙繁衍，“相与出穴”，成为突厥部落的先民。这则神话有两个神话母题值得注意，一是狼生说，一是突厥祖先居住的洞穴——先祖之窟。我们在讲到鲜卑族源时提到拓跋鲜卑的族源地鲜卑石室也是这样一个洞穴。蒙古族学者那木吉拉先生在比较神话学的基础上，认为在古今北方游牧民族的族源神话中这两个母题占有重要地位。维吾尔族的《神狼救助维吾尔》、哈萨克族的《额尔捷涅·孔乃蛮人的传说》都蕴含了上述两大母题。拉施特的《史集》中记载的蒙古族族源叙事“额尔古涅·昆传说”也与《周书》等史籍中记载的逃亡故事相关。由此我们知道狼生神话与先祖避难之窟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族源神话中是广泛流传的。
《周书·突厥传》中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今突厥语言称狼为bori，根据古无轻唇音的原则，“附离”与bori可以对音。有研究就认为突厥汗国的核心氏族阿史那其名就与“狼”有关，《隋书》说突厥王庭“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在《史记》《汉书》也常见称为“符离”“蒲泥”的部族，《汉书》中还有乌孙王名为“拊离”的。《蒙古秘史》中也载蒙古人是苍狼（孛儿帖赤那）与白鹿的后代。“狼”图腾作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大母题，在突厥系民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图4-1 唐·三彩釉陶载乐骆驼，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97页。
突厥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段落，即前突厥，东、西突厥以及后突厥。
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已经成为北方草原上的一大势力，在首领阿史那土门（伊利可汗）的带领下与柔然、西魏长期征战。在公元552年，突厥大败柔然，进据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木杆可汗即位后，东驱契丹，西击吐谷浑，突厥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公元556年左右，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西征，最终兼并了柔然、高车等部，灭嚈哒国，突厥真正成为北方草原的主人。这时突厥的版图东至辽河之滨，北到贝加尔湖，西达里海，西南延伸至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斯坦。王庭大致在今蒙古国杭爱山脉北麓鄂尔浑河上游地区。这个庞大的突厥汗国在室点密西征时就酝酿了分裂。室点密征服西域诸胡国后，被封为西部可汗，名义上受到东部可汗的统治，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势力。东、西突厥大体以今阿尔泰山（金山）为界，东为东突厥，西为西突厥。
东突厥强盛时期包括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其控制的核心部族在蒙古高原南部，北部则是韦纥（回纥）、覆罗等铁勒诸部。突厥汗国分裂后，东突厥长期臣服隋朝，接受册封。隋朝利用东西突厥之间的矛盾和东突厥内部的汗位之争，大体上保持了对东突厥的控制。启民可汗在位时，岁岁朝贡，东突厥与隋朝的友好关系达到顶峰。公元599年，隋文帝将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公元607年，启民可汗亲来朝觐，隋炀帝为炫耀隋朝的富足和强盛，大排乐舞，据说为演员缝制的衣服用光了东、西两个都城的彩色绸缎。同年启民可汗上表说“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隋炀帝赐他参拜时可以不用通报，“位在诸侯王上”。
隋末各地纷纷起事，突厥此时转向强大，控弦之士达百余万，双方的强弱关系发生逆转。李渊起兵时就得到东突厥的大力协助。据说始毕可汗病逝后，唐高祖李渊在长乐门为其举哀，并令群臣至突厥使节馆舍吊唁。此后，启民可汗的另外两子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相继即位。按照草原民族的收继婚习俗，嫁与启民可汗的义成公主先后嫁给他的三个儿子始毕、处罗和颉利可汗。7世纪20年代，颉利可汗连年用兵，进逼唐朝北疆，至公元626年时，颉利可汗的兵锋直指唐都长安。已经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距长安仅20多公里的渭水便桥处与颉利可汗谈判。颉利可汗见渭水一畔的唐军军容严整，双方遂斩白马盟誓，突厥撤军。
此后，由于颉利可汗用人不利，又连年用兵，突厥由盛转衰，薛延陀、回纥等部众纷纷叛走。公元627年，唐朝利用突厥内乱的机会，以李靖节度兵马向突厥大举进攻，并在公元634年大败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至此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疆土进一步开拓，归降的十多万突厥人被安置在从今北京地区到今宁夏地区的北部边疆地区。
西突厥的核心部族是十姓部落。当时室点密西征时，其手下的10万部众由十大首领统领。据说西突厥首领各持有西突厥可汗授予的一箭，故西突厥又号称“十箭”（Onoq）。十部又分为左右两厢，每厢五部。左厢五部首领官称为“啜”，右厢五部首领官称为“俟斤”。西突厥在公元7世纪中叶时，已经有胜兵数十万人。除十姓部落外，当时的葛逻禄、铁勒若干部落以及西域讲印欧语的不少城邦国家也都依附西突厥。汗国的南牙（冬都）在鹰娑川（今新疆库车西北），北牙（夏都）设置在碎叶河的千泉（今哈萨克斯坦楚河西畔）。后来随着西突厥的开疆扩土，汗庭又屡有迁置。
处罗可汗时，附属西突厥的非核心部众经常叛离，统治很不稳定，他后来在内乱和隋朝的交逼下降隋。此后射匮可汗继西突厥大汗位。在其统治时期，西突厥的疆土大为拓展，据说东至今阿尔泰山，西至今咸海。到其弟统叶护可汗即位时，西突厥称霸西域，汗庭迁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唐朝按照远交近攻的策略与西突厥彼时维持了较好的关系，以便对付东突厥。
公元7世纪中期，咄陆可汗泥孰病逝，后西突厥又陷入内乱，汗国以今伊犁河为界分裂为两部，称南北两庭。两庭征战不休，后北庭的乙毗咄陆可汗击败南庭，重新统一西突厥。公元657年，唐朝派大将苏定方等征讨西域，俘获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灭亡。《新唐书》载阿史那贺鲁被俘后请死说：“我，亡虏也，先帝厚我，我则背之，今天降怒罚，尚何道？且闻汉法杀人必都市，我愿就死昭陵，谢罪于先帝也”，也就是说他自感有愧于唐太宗的厚待，自请在李世民的陵墓旁就死。唐高宗赦免了他，其死后葬于东突厥末代首领颉利可汗墓旁。唐朝后来在西突厥故地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
东突厥灭亡约半个世纪后，因常常受到朝廷的征调，东征西讨，突厥贵族渐渐产生复国的想法。阿史那家族在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建立后突厥政权。公元682年，颉利可汗族人阿史那骨咄录率领七百人占领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反抗唐朝。阿史那骨咄录自称颉跌利施可汗，他向东征讨契丹，向北讨伐九姓铁勒，向南屡屡进犯唐朝北疆，后突厥汗国逐渐壮大。
默咄可汗继后突厥汗位后与武周政权关系微妙，表面上臣属，实际上默咄可汗内心比较轻视武周政权，不断与唐朝争夺势力范围。公元698年武则天遣其侄武延秀去后突厥娶默咄可汗女儿为妃，默咄可汗侮辱他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并扬言要助李氏恢复唐朝。公元716年，默咄可汗征讨九姓铁勒时，由于轻敌被溃散的九姓铁勒战士袭杀。其后，在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勤的帮助下，毗伽可汗即位，阙特勤被任命为左贤王，掌兵马大事。毗伽可汗时期与唐朝维持了友好关系，吐蕃联络他共同进攻唐朝的信息也被他转给唐朝。公元731年，阙特勤亡故时，唐朝还派专使吊唁，并遣工匠协助为其立碑纪念。《阙特勤碑》在19世纪末被俄国学者在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发现，成为了解突厥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公元745年，回纥怀仁可汗杀死突厥白眉可汗，献于唐朝长安，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汗国灭亡，著名的阿史那家族退出了草原帝国的历史舞台。
突厥人所讲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早期语言。突厥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游牧业起源很早，有不少研究都指出今蒙古语中不少畜牧业词汇均是从突厥人那里继承的，由此也可以判断蒙古语族民族学习了不少突厥人的游牧知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反方向的影响，突厥的政治文化受蒙古语族的柔然影响极深，很多名号都是从柔然汗国继承的。突厥人尽管没像鲜卑等民族一样入主中原地区，但其也有从中原借鉴的官员。从阿尔泰语研究的先驱兰司铁开始，很多研究都认为突厥语官号beg一词源自汉语的爵号“伯”，唐代汉字对译为“匍”。这个词影响甚大，维吾尔族以前的贵族称谓“伯克”即由此而来。蒙古语中的别乞/别吉（beki/be-gi），女真语的孛堇（bõgin）、勃极烈（bõgilә），满语的贝勒（bәilә）、贝子（bәisә）均与这个从汉语来的突厥语词汇有关。
突厥人在北方游牧民族中较早使用文字记录母语。这些文字因多块突厥文碑铭的出土而得到研究。突厥文大致是在公元5世纪时创制并使用的。突厥文是一种拼音文字，通常由右向左横写。突厥文碑铭是保存突厥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如《毗伽可汗碑》在提到突厥政权的灭亡时写道：
因诸匐（伯克）与民众缺乏融合，又因兄弟相争，诸匐与民众水火，遂令突厥民众之旧国瓦解。
这反映了统治上层内部及与民众的双重矛盾。《隋书·突厥传》也提到突厥与别部之间“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
突厥之王者称可汗，其子弟称为“特勤”，汉文又记为“地勤”“敕勤”等。突厥别部领兵的称为“设”。当然这些名号在魏晋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中都已使用。在东突厥，除可汗王庭外，突厥将其他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各部领兵之首领为“设”，有时也派小可汗管辖。西突厥首领称为“叶护”，这也是可汗子弟及宗族中地位仅次于可汗的官号。《旧唐书·突厥传》载：“其官有叶护，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突厥有一整套独特的官制系统，《通典》《册府元龟》等书记载甚详。由突厥可以看到北方游牧民族建立政权后的基本组织形式，此不赘述。
在文献和考古文物中，我们知道突厥人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布谷特碑》（6世纪）、《毗伽可汗碑》（8世纪）、《磨延啜碑》（8世纪）等突厥碑铭中出现了“兔年”“羊年”“虎年”等纪年方式。如《毗伽可汗碑》提到：
朕父可汗，狗年十月二十六日崩，猪年五月二十七日举行葬礼。
十二生肖纪年以12年为一循环，较难确定具体年代。这种纪年方式对于欧亚腹地民族的历法有深远影响，后来又加入阴阳五行等观念，构成了60年纪年周期。
x为基础的萨满教观念为基本信仰。他们敬日、祭祀祖先及天地神祇，认为汗的权位来自上天的加持，突厥碑铭中曾提到“朕是同天及天生突厥毗伽可汗”等语。对于战争等事，突厥人习用占卜。后来很多在欧亚腹地有影响的宗教都陆续传入突厥，对突厥文化产生了影响。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是早期欧亚腹地很有影响力的一大宗教，有文献显示，突厥人曾经信仰过这种宗教。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就说“突厥人事祆神”，“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景教（聂斯脱里派）东传后，西突厥中有人信仰此教。法国学者沙畹引用西方史料说6世纪中后期，景教已经传到康居一带的突厥人中，某些突厥军人额头刺有十字符号。从《隋书·突厥传》的记载来看，景教大概在佗钵可汗时期（公元572-581年）传入突厥。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西突厥某王“甚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各各造寺，供养三宝”，说他们“足寺足僧，行大乘法”。
图4-2 唐朝疆域
图片来源：http://www.renwen.com/wiki/%E4%B8%AD%E5%8D%8E%E6%B0%91%E6%97%8F.
吐谷浑源于辽东鲜卑的一支。约在公元3世纪末，吐谷浑部从辽东长途跋涉逐渐迁居至今甘肃、青海等地区驻牧。汉文和藏文史料均称呼其部众为阿柴，汉文一般写为“阿柴虏”，藏文一般写为A zha（读若“阿夏”）。吐谷浑本是部落首领名称，后成为这支鲜卑人的族称。之所以如此，有研究认为此名本就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官号。如罗新先生认为吐谷浑与突厥人名“暾欲谷”均是同一名号Tonjuquq的汉字异写，这个词由ton与juquq两个名号组成。这样来看，“土”（ton）意为头、首，“谷浑”（juquq）与汉文史料中译音为“翕侯”“叶护”的名号对应，是地位次于可汗的官名。这个解释与吐谷浑本人的出身也是相符的。
吐谷浑父有二子，长子吐谷浑，少子若洛廆。吐谷浑的地位不及若洛廆，他是庶出长子，而若洛廆为正室嫡系。按传统，若洛廆可继承其父的地位和大部分财产。当其父健在时，吐谷浑分得七百户人统领。从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两兄弟及其所统领的部众间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后来竟然以“马斗”为导火索爆发出来。《宋书·鲜卑吐谷浑列传》载：“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若洛廆认为自己是父亲地位的继承者，既然两兄弟分家，那么吐谷浑就应当率众远徙，避免两部马群共用草场以致争斗相伤。正如吐谷浑所言：“斗在于马，而怒及人”，他最终决定“拥马西行”。吐谷浑部众向西迁徙一段时间后，若洛廆有悔意，遣使说和，劝吐谷浑东归。吐谷浑以“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为由，以马为“天启”，卜策是否东归，《宋书·鲜卑吐谷浑列传》记为：
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
据说若洛廆的使者意图将吐谷浑所有的2000匹马拦住赶回，马群向东移动不到三百步，“欻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不愿东归。使者也认为这并非人力可为，吐谷浑遂率众“西附阴山”“假道上陇”，最终停留在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地方，逐渐发展壮大。
吐谷浑的迁徙是通过这种马斗和以马为天启的叙事反映出来的。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获知马在游牧民族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吐谷浑政权的前期在甘肃西南部及与四川的交界处，也就是西倾山附近的洮河流域。公元4世纪中后期，吐谷浑首领视连在位期间将部落迁徙到今青海地区，树落干执政后，政权核心稳定在今海南藏族自治州及其周边地区，所以史书中也称其为河南国，指其核心部落在黄河以南地区。吐谷浑政权统治核心区域称沙州或莫贺川。莫贺为蒙古语族语言mangha，意为沙子。这个沙地在今青海海南州贵南县的穆格塘。其在沙州地区有四大戍区：清水川、赤水、浇河、吐屈真川。其中清水川在今海南州兴海县的曲什安河，赤水今在甘肃和政县一带，浇河在今海南州的贵德县一带，吐屈真川一般认为是茶卡盐池。到伏连筹（公元490-529年）继位时，吐谷浑的势力达到顶峰，《南齐书·河南传》载其势力范围：
东至垒（叠）川，西临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
可见势力已经拓展到今新疆东部地区。后期吐谷浑向北迁徙到青海湖周边地区，定都布哈河入青海湖处的伏俟城。
到了唐时，吐谷浑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大的逆转，同时面临唐与吐蕃的崛起。被唐攻击时常常退保白兰，进入白兰羌所在地区避难，白兰即今阿尼玛卿山地区。公元635年，吐谷浑首领伏允被唐将李靖等击败，吐谷浑分为东西两部，东部归顺唐朝，西部以鄯善为中心，后降吐蕃。公元663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降吐蕃，吐谷浑终为吐蕃所灭，一部分人被唐安置在河西走廊。后吐谷浑逐渐融合到当时西北的各民族当中，族称不复存在。
吐谷浑立国于群羌之地，当南丝绸之路要冲，其社会文化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吐谷浑在青藏高原立国的过程中长期受到了羌文化的濡染，表现出很多特质。比如吐谷浑王族世系中很多名字有联名制的现象。联名制是藏缅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吐谷浑前三代王的名字：吐谷浑、吐延、叶延就有父子联名的特点。当然，纵观汉文史料的记载，这种联名是断断续续的。吐蕃崛起后已经把吐谷浑视为与青藏高原其他政权一样的诸邦国之一。
宗教方面，佛教从东西两个方面均进入到吐谷浑地区。据说公元514年，吐谷浑首领遣使到梁朝，要在益州（今成都地区）“立九层佛寺”；公元540年，又“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
吐谷浑因属于鲜卑之一支，故其所讲语言也是蒙古语族早期语言。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P.T.1283（2）号写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中就说契丹人“其食物衣着与吐谷浑同。……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同”（王尧译文）。
吐谷浑的马在汉文史籍中备受推崇，被称为“青海骢”“龙驹”等。《周书·异域传》载：
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冬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世传青海骢者也。
《周书》所载的青海骢这种龙驹配种之事只能当成是一种传奇：运送来青海海心山的母马，似乎是通过某种神秘力量（龙）受孕的。以今天的自然地理来看，青海湖的海心山，长1000米，宽约600米，距湖南岸30多公里。在吐谷浑时期，运送优良的母马至海心山，必须安排专人饲养才能生存，这又需要不断补给草料和人生活的必备品，而这些在当时都是难以实现的。据说隋炀帝相信了这个神话，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付诸实验，结果以失败告终。《隋书·炀帝纪》载：
秋七月丁卯，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实际上，史料中已经指出了吐谷浑的良马其实是土马与波斯马交配的品种。《魏书·吐谷浑传》在叙述完上述传奇后，又补充说：
吐谷浑尝得波斯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
这个说法总算是为“龙驹”传奇找到了一点原型。其他关涉吐谷浑的汉文文献中亦多载此二说，让我们可以明确这一虚一实两种叙事的对应关系。
青海骢之“骢”从汉字训诂来说，是指青白色的马。前文所述龙驹之事，历史语言学学者卓鸿泽先生认为是源于《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航海旅行的故事》。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国又称为《天方夜谭》）源远流长。这一系列故事很早就在阿拉伯地区口头流传，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时出现了手抄本。《辛巴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中，“第一次航海旅行”就提到了类似的故事。辛巴达远航途中，所乘之船遇险沉没，漂流到一个荒岛之上。他在岛上路遇一人正在监视拴在海滨的骏马，这个人告诉他说海马闻到岛上母马的味道后，会尝试上岸与母马交配，而后人们会跑出来把海马吓跑。母马怀孕后所生的小马“每匹值一库银子”，“生得美丽无比”。
这个故事各方面的细节比龙驹故事要全面得多。如故事明确提到这些牝马有人看管，也提及与牝马交配的是海马，尽管这种水牛般的海马也是不存在的动物，等等。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异，但在故事的基本框架上，两者是接近甚至是相同的。两者的母题要素比较见下表：
可以看出前四项两者是对应的，只是海马换成了“龙”。由于汉文史籍在叙述这个“虚”的故事时，又提到这个故事的实际情况是选择了“波斯马”，故而我们认为这两个故事源于同一母题是合理的。此外，吐谷浑和吐蕃、波斯及阿拉伯保持着间接或者直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在青海省西南部地区的古代墓葬中即经常出现波斯文物，如波斯织锦、银币等等，曾有一枚波斯文的银币写有“伟大的王中之王”。由此也不难推测龙驹故事与辛巴达航海旅行故事的继承关系。
Uyghur一词，当代译为维吾尔，古代则有不同的汉字译音。公元4世纪时写为“袁纥”，《隋书》中记为“韦纥”，唐时为“回纥”（廻纥）。《新唐书·回鹘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可知“乌护”“乌纥”也是两种译音。到了公元788年时，当时的回纥可汗给唐朝去信请求在汉文中使用“回鹘”一词，据说是“义取廻旋轻捷如鹘也”。当然这只能理解为回纥人想在汉字译音上取美称。一般认为，在古突厥语中Uyghur有团结、联合、同盟辅助的意思。元代时这个词译为“畏兀儿”。
回纥作为突厥系民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赤狄和丁零，但是比较详尽的记载从《魏书》开始，那时他们是高车人的一支。《魏书·高车传》载高车（敕勒、铁勒）六部中有“袁纥氏”。《隋书·铁勒传》说铁勒人种类繁多，其中傍白山（今天山）中“则有乌护”。回纥牟羽可汗（公元759-780年在位）时，将回纥人的立国年代上溯到300年前，彼时正是高车人在准噶尔盆地建立高车国之际，可知回纥人与古高车的密切关系。
下面我们介绍一则混入摩尼教元素的回纥王族起源传说。元代《道园学古录》收录的《高昌王世勋之碑》提到一种树生说：在蒙古高原的色楞格河、土拉河两河间，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树感光而孕后生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位后来成为回纥人的君主。
回纥汗国的核心由两个集团组成，一个是九姓乌古斯，一个是回纥十姓。据拉施特《史集》记载，贝加尔湖以南有两处地区：一处有十条河，即今鄂尔浑河流域，古称嗢昆水，为突厥语“十日”之意；一处有九条河，即今土拉河流域，突厥语意为“九河”。生活在十条河地区的为十姓回纥，居住在九条河地区的为九姓乌古斯。十姓回纥，顾名思义就是“十个部落的联合”。九和十明显是吉祥数字，是虚数。前面介绍过西突厥中有“十箭”，其他北方民族有“九姓鞑靼”“九姓室韦”等，回鹘汗国时还设有九个宰相。
隋时回纥人分布在今蒙古国的色楞格河流域，彼时健俟斤及其子菩萨为首领。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回纥与薛延陀等部叛离东突厥。回纥首领菩萨大破追击的突厥军队，并在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建立牙帐。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与回纥两部在漠北称雄。公元646年，回纥在唐的配合下，灭薛延陀汗国。唐成功招抚回纥，并在回纥所在地设置瀚海都督府。此后回纥曾多次协助唐朝攻打西突厥、高丽。武则天时期，后突厥强大，一部分回纥人被迫南迁到今河西走廊中部地区。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攻占突厥故地，建立回纥政权，称“骨咄禄阙毗伽可汗”，汗庭设在今杭爱山北部，唐朝给他的封号是“怀仁可汗”。《新唐书·回鹘传》说这时回纥汗国的控制地区是“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也就是说回纥控制了东到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的漠北广大地区。唐与回纥长期保持友好关系。
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唐发生“安史之乱”，唐的洛阳和长安两京沦陷，北方大片领土被叛军占领。唐玄宗次年入蜀避乱，其子继位，是为唐肃宗。唐政权岌岌可危之际，回纥可汗通知唐朝其可以帮助讨伐安禄山。公元757年和公元762年，在回纥军队的帮助下，唐收复西京和东京。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回纥帮助唐朝在七年之间结束叛乱，使国家政局重归平稳，贡献巨大。当然唐朝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财富和政治代价。回纥可汗曾在国门立碑说“唐使来，当知我前后功”。
公元780年，唐代宗卒后唐德宗继位。彼时，唐朝的外患以吐蕃为甚，故而采取“北和回鹘，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政策。同时，回纥也面临吐蕃崛起的威胁。唐、回纥、吐蕃在西域地区开始角力。在这种情势下，唐与回纥保持了友好关系，两国和亲。唐与回纥屡屡和亲，其费用甚巨，成为唐朝财政的沉重负担，但也确实起到了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其后回纥继立的多位可汗都得到唐的册封。公元8世纪初，回纥的势力日盛，发兵南入漠南，西击吐蕃。唐担心回纥入侵，不断加强边防力量。
公元9世纪中前期，回鹘内部的统治逐渐不稳，继立可汗多被弑杀。当时，回鹘地区又发生疫情，连降大雪，政治和畜牧经济都受到重大破坏。回鹘西北部的黠戛斯（即今所译之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乘机崛起，并在公元840年进攻回鹘汗庭，回鹘政权最终瓦解。
回纥人是突厥系民族，故而在文化的很多方面与我们前面介绍的高车、突厥是相同的。这些方面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回鹘人早期是萨满教信仰，在8世纪中期信仰了摩尼教。摩尼教在中国也称明教，其学说表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混合。摩尼教教义是其创始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中叶将佛教、基督教和祆教的教义混合而成。摩尼教教义认为，世界的本源状态是光明与黑暗对立的世界，这是初际；在中际时，黑暗入侵光明，两者发生大战，世界因而破灭；在后际时，恢复到初际的状态，但是黑暗已经被永远囚禁。摩尼教是宗教对话和融合的先驱，当今世界出现的很多新兴宗教（如巴哈伊教，旧译大同教）都是融合很多世界性宗教教义而成的。公元277年，由于波斯萨珊朝君主巴赫兰一世视其为异端，摩尼被抓入狱，受尽酷刑而死。据说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也做过九年的摩尼教徒。《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记载牟羽可汗（公元759-780年）时，曾经有“妙达明门、精通七部”的摩尼教传教士进入回纥传教，回纥上下逐渐信仰摩尼教，“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回纥的摩尼教深受唐朝的影响，据说长安还设有大云光明寺。
有研究者认为，前引回纥王族起源传说，就说明其受到了摩尼教思想的影响。里面的二水、天光、五儿等要素都是摩尼教神话传说的基本要素，反映了摩尼教的历史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也记载了类似的传说。就连回纥可汗的名号也受到摩尼教思想的影响。据王小甫先生等人的研究，回纥有不少以“登里”为名的可汗，“登里”即“腾格里”（Tengri），意为天。在“登里”一名前，回纥喜用“爱/蔼”、“君/军”等词冠之于前，实际上这是突厥语的Ai（月亮）、kun（光明）两词，指的是摩尼教的月神和日神，是摩尼教中广受崇拜的拯救之神。由于契丹人也受到回纥的影响，其族源传说的母题实际上也是借自摩尼教塑造的回纥族源神话。
回纥人与粟特人贸易频繁，又皈依摩尼教，故而受到粟特人很大的影响。如《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多块可汗纪功碑使用粟特文记录。不过那时回纥人仍主要使用突厥文，现有多块突厥文的回纥碑铭传世。回鹘西迁之后，回鹘人借鉴了粟特文字母，形成了回鹘文，这种文字的使用期限是公元8-15世纪。其字母可以追溯到叙利亚文，属于腓尼基字母体系。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地区曾经出土有大量的回鹘文文献，包括宗教经典、商业契约、民间文学等等。回鹘文被蒙古人借用后逐渐形成传统蒙古文，至今仍然在中国蒙古族中沿用，而满文、锡伯文又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改制的。由此可见回纥人仅在文字上就为中国的多元文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我们在前文介绍的东胡族系秦汉时期即在东北地区孕育发展，与他们同时的还有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挹娄（肃慎）、勿吉、扶余等。这一族称消失后，在这一地区继之而起的是靺鞨、室韦、库莫奚和契丹等。东胡族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勃兴后，在隋唐时期转入低谷。隋唐时期是东北地区族群再一次孕育和发展的时期。隋唐以后，这些族群又登上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舞台。本节对东北地区几个主要的族群做简单介绍。
勿吉和靺鞨均属于肃慎族系，同一族称在不同时期的汉字译音：大体来说，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他们讲的是通古斯语族的早期语言。其活动范围大体在长白山以北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的三江流域，东临日本海。靺鞨之鞨在早期文献中也写为“羯”，照此看两者的发音差距不大。
隋时，靺鞨大体有白山、粟末、黑水等七部，各部相距二三百里。在公元7世纪初形成了北部以黑水部、南部以粟末部为核心的两大部落联盟。
黑水靺鞨分为十六部，其分布区域大体上是：东至库页岛，西在嫩江与室韦为邻，北达鄂霍次克海，南与粟末靺鞨、高丽相接。黑水靺鞨以渔猎为生，居住在通古斯人典型的地穴当中。故《新唐书·北狄传》说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其俗喜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
公元726年，唐在黑水靺鞨地方设置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另派官员至其地监领。到了公元9世纪中前期，契丹崛起，黑水靺鞨转而依附契丹，这时他们有了新的名字——女真。
粟末靺鞨的一部分在隋末迁居于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未迁走的受到高丽的控制。后高丽亡国，唐朝在公元668年又将这一部分迁回上述地区。武则天镇压契丹叛乱之际，粟末靺鞨与“高丽余种”度辽河避难，首领大祚荣在今吉林省哈达岭一带大败唐军，并在7世纪末建国称王。公元713年，唐招抚大祚荣，封其为渤海郡王，他遂以渤海为号。渤海国的辖地包括今东北地区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
渤海国与唐朝往来频繁，学习了不少唐朝的衣冠制度，史书中称其为“海东盛国”。《新唐书·北狄传》盛赞渤海的物产丰富，其中特别提到渤海产稻，这说明渤海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在北纬43度及以北地区引种水稻。猪的饲养是通古斯人畜牧经济的一大特点，今黑龙江阿城市一带的猪最为名贵。
到了10世纪前半叶，契丹崛起。公元925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亲征渤海，最终灭亡渤海政权。不少渤海人并入中原、高丽及以北的女真地区。
我们前文已经提及，一些学者认为室韦可能是鲜卑的同名异译。室韦也写作“失韦”“失围”。因其与契丹人有紧密的亲缘关系，故《隋书·契丹传》说：“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室韦中的蒙兀室韦被认为是后来崛起的蒙古人中的核心部落。
汉文史料记载室韦人在南北朝时期居住于今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地区，属于林木中百姓，其分布区域东起嫩江东岸及今吉雅河（精奇里江）中上游，西至石勒喀河流域，南以今洮儿河与契丹毗邻，北达外兴安岭。由以上室韦的分布我们知道，室韦人与契丹一样夹在突厥系民族和通古斯系（肃慎系）民族之间，受到两者的影响。《魏书》记载其语言与契丹、库莫奚等同，而《新唐书》又说其语言与靺鞨相同。了解到室韦人这样一种地缘生境，就可以理解讲蒙古语族早期语言的室韦，为何其语言存在突厥语和通古斯语的成分。后来室韦人西进，其畜牧业知识很是从突厥系民族那里学习的，故而今天蒙古语中的不少畜牧业用语都是使用突厥语词汇。
在婚姻、丧葬、居住方面，室韦人的风俗习惯，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些共同点。新旧《唐书》记载室韦存在服役婚，“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在丧葬方面，室韦实行树葬。在森林中生活的室韦人，为避免蚊虫及野兽，有在树上建屋的“巢居”。
室韦偶尔到中原朝贡。由于在大的帝国夹缝中生存，室韦对于唐朝是“归附不常”。8世纪中后期，唐在室韦地区设置了室韦都督府。室韦的宗主国突厥汗国被回纥攻破后，回纥又在9世纪中叶为黠戛斯所灭。漠北的回纥部众离散，而黠戛斯人也返回天山西部地区驻牧。这就为室韦人向东迁徙留下了空间。这时契丹崛起，向北进攻室韦，迫使室韦人不是归属契丹，就是向西迁徙，室韦部众进入新一轮的整合期，部落名号也发生了改变。如蒙兀室韦大约在10世纪初从额尔古纳河迁徙到今鄂毕河（斡难河）和大肯特山（不儿罕山）地区，辽时史料中就将蒙兀室韦称为“萌古”了。
库莫奚也属于东胡族系，为鲜卑宇文之别部，同契丹是异种同类。库莫奚长期与契丹毗邻而居，同契丹一同活动于松漠之间。松漠之地，大致在辽河上游，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一带，此地多松林，兼有沙地，故有此名。至隋时，库莫奚在汉文史料中省去“库莫”，单称“奚”。
由于强调库莫奚是宇文之别部，又说他们与契丹是“异种同类”，故而也有猜测库莫奚是匈奴后裔。我们知道附属宇文部的匈奴早在公元2世纪时就已经自号鲜卑了，所以当库莫奚在汉文史料中出现时，说他们是东胡是没有问题的。
4至7世纪初，库莫奚分为五部活动，每部设一俟斤主事。7-9世纪，奚族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契丹不相伯仲，唐将奚与契丹并称为东北地区的“两蕃”。这一时期，除原有的畜牧业外，农业耕作开始出现和发展。9世纪中叶以后，契丹渐强，奚族由盛转衰，并在9世纪末期为契丹役属。一部分奚人不堪契丹的苛政，迁徙至今河北省怀来县北部，奚族自此分为东、西两奚部。至10世纪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平服了奚族的反叛，奚成为契丹的一部分，不少奚人也渐被契丹同化。
奚人的社会组织在辽末时还存在，直到女真人灭辽时，其社会组织才被女真打乱、整编，很多奚人被迁徙到中原地区，奚之地也迁入女真人。这些政策对奚族的解体有实质性作用。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或被女真人同化，或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不见于史籍记载。
有关契丹的部分我们在后文中将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们只了解一下契丹的名号及族源。契丹（Khitan）一词在汉语中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古蒙古语中指的是辽代控制的中国北方地区。蒙古西征时，这个词汇进入斯拉夫语族、拉丁语族等西方国家的语言当中，指称中国及汉人。《马可波罗游记》中就将控制华夏的元朝称为契丹。现今在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很多语言中这个词意指汉族，与汉文语境中“契丹”的所指大为不同。
“契丹”名义有很多解释。《金史》中认为是镔铁的意思。其族源叙事为“青牛白马说”。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有神人和天女，分别乘着白马和青牛顺着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辽河的两条支流）而下，在两河交汇处相遇婚配，生八子繁衍成契丹八部。实际上二河交汇处无山可寻，故而杨富学先生等认为这个始祖传说被回纥的摩尼教改造过。
契丹人讲的是蒙古语族的早期语言。我们前文已经提及，由于他们早期活动在松漠之间，处于肃慎族系和突厥族系的夹缝之中，故而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受到了双方的影响。契丹王室的后族长期以来即来自回纥的萧氏（述律氏）。据王小甫先生的意见，契丹的“君基太一神”即回纥语的kün-ai-tängri，为摩尼教的日月天神。契丹的生计类型是游牧兼以渔猎，反映了其受通古斯人影响的一面。契丹的早期始祖中也有戴野猪头、披猪皮的，这与通古斯人善养猪的生计与文化也有联系。
契丹人早期与库莫奚一同游牧渔猎。公元4世纪末库莫奚被北魏拓跋珪所败后，契丹人才与库莫奚“分背”。其时契丹有八部之分，八部间实行世选制，没有世袭首领。隋时，契丹曾经臣服于突厥汗国，八部之中的大贺氏被委任为“俟斤”。唐太宗时，契丹归附唐朝，后来唐在契丹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但此后，唐与契丹的关系摇摆不定，契丹时附时离。唐末，契丹逐渐强大。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被推选为首领，他逐渐控制和统一了契丹各部，并在916年称帝，建国号契丹（后改称辽），是为辽太祖。
莫徭是今瑶族的先民。公元6世纪时，莫徭分布在中国南部的南岭山区一带。《梁书·张缵传》载“莫徭蛮”居住在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他们依山为险，不在中原政权的控制之下。汉文史料中附会说，莫徭是因“自云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中原对其进一步熟悉之后，《隋书》所载的莫徭分布进一步扩大，说他们遍布环洞庭湖及湘、资、沅、澧诸江河流域。
不少诗词对莫徭的生活做过描述，从中可以看出莫徭营狩猎和刀耕火种的生活。如杜甫的《岁晏行》中说，“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箭鸣桑弓”；刘禹锡也在一些诗歌中说他们“火种开山脊”“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等等。槃瓠是莫徭的始祖神。唐以后的史籍中，不再称“莫徭”，这一群体以“瑶”“蛮瑶”等名称出现。
以上所列诸“蛮”均分布在以贵州为主的地区，物产、风俗也大致相同。除牂牁为地名外，前四种均以氏族首领的姓氏为名。他们与今天的侗、水、仡佬、布依族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讲的是侗台语族的早期语言。
东谢蛮主要分布在今贵州黔东南和黔南地区；南谢蛮主要分布在今贵州南部和广西北部；西谢蛮主要居住在今贵州中西部一带。以上三“蛮”均以“谢”为姓氏。《旧唐书》说他们每年都换新地开垦，并“巢居”（干阑式建筑）。谢氏是贵姓，据说因为高贵而不能嫁人，所以有溺死谢姓女婴的习惯。百姓见贵人时，“皆执鞭而拜”。在婚俗上，他们的新娘嫁到夫家时，新郎必要外出躲避，十余天后才能归家。
西赵蛮大体分布在今贵州东部的思结县一带，人口约有一万多户。
牂牁蛮之名源于古之牂牁郡，其地包括今贵州大部分以及云南、广西的部分地区，故牂牁蛮实际上是贵州一带古代民族的泛称。公元620年，首领谢龙羽遣使入贡，被唐封为“夜郎国公”。唐开元中期以后，赵氏成为首领，被委以黔中都督之职。
僚人是侗台语族台语支民族的先民。南平僚分布于唐代的南平州，在今贵州省独山县以西地区。据说男子着左衽衣，女子着通裙，也就是以两片横布从中贯头而穿。《太平广记》载：
南方有僚妇，产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乳妇，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产翁做褥的习俗，男子假扮成产妇“坐月”，借以突出自己在生育子女中的决定作用，带有父权制特征。
西原蛮大体分布在广西西南部一带，为壮族的先民之一。公元621年以后，唐朝以当地世袭首领为官，实行羁縻控制。西原蛮有制大型铜鼓的习俗，铜鼓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唐时，这一地区“黎庶甚重，粮粒丰储”。在文字上，并借鉴汉字字形和造字法，使用“土俗字”。
西原蛮是一个较大的泛称，其又有黄峒蛮、乌武僚、乌浒等不同名称。黄峒蛮是因地得名，以黄氏首领居住黄橙峒而名。黄氏强盛后，曾在8世纪中期号中越王，分封诸王，据说有20万之众。
《隋书·地理志》记载公元6世纪的俚人“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其主要分布在岭南一带。俚人的首领称为“倒老”（都老）。
南越首领冼氏曾称雄岭南一带。冼夫人是俚人中杰出的女性领袖和政治家。她多次协助南朝平定南越乱局，隋时又率岭南民众归附隋朝，被封为谯国夫人，被南越民众尊为“圣母”。冼夫人故去后，后人建有许多寺庙祭祀她，据说仅在今茂名地区就有超过200座冼太庙。
汉、晋间称为西南夷的，在隋唐时代被冠以各种“蛮”的称呼，但他们多数是讲藏缅语族语言的先民，不同于南方之蛮。
乌蛮在汉晋时期是西南地区一部分讲藏缅语族语言的“叟”民，如越嶲、昆明等等。到唐时，这些西南氐羌系统的族群经过分化整合，很大一部分在史料中被称为“乌蛮”。乌蛮之内，又有不少小的名称，如卢鹿蛮、独锦蛮、栗粟蛮、磨些蛮等等。除栗粟蛮、磨些蛮等外，基本上是今天彝族的先民。乌有“黑”之意，我们知道彝族尚黑，很多自称“诺苏”，“诺”即黑之意，“苏”意为人。“乌蛮”之“乌”应取的这一层意思。
乌蛮可分为东、北、西三个部分。东部之乌蛮基本上是南诏统一云南前的“东爨乌蛮”。北部之乌蛮，百户以上设“大鬼主”，百户以下设“小鬼主”。《新唐书·南蛮传》说他们“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无拜跪之节”。又说“其语四译乃与中国通”，这是说唐与他们的联系较少，双方尚不熟悉，沟通时要经过重重翻译。西部之乌蛮主要分布在今洱海周围一带。唐朝初年时，此部分乌蛮有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等六个部落，也称“六诏”。一般认为，越析诏后来发展为今纳西族，其他五诏是今滇西地区的彝族先民。
白蛮之“白”，汉、晋时记音为“僰”，为“羌”之别种。《水经注·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解释说“僰”字从人，僰人是“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当然是说他们与中原联系较为密切，但是僰字应该是白蛮的一种自称。
我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介绍过爨姓，这一姓氏当时就是汉族移民与西南夷融合后形成的大姓。唐代樊绰的《蛮书》中曾说“西爨，白蛮也”，可见爨氏统治区内的西部形成以白蛮即僰人为主的状况，爨氏已经完全融合到白蛮当中。白蛮即僰人，是今白族的先民。《云南志略》即说：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
和蛮之“和”据说有山之意。《蛮书》中说“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和蛮”指的即是居住在山上的民族，为今哈尼族的先民，后来又记为“和夷”“和泥”等，“和”意为山，“泥”（尼）意为人。一般认为和蛮是从昆明等叟人中分化出来的。和蛮主要分布在今滇南的红河州、文山州一带。现在哈尼族讲的是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哈尼语。
由于居住在山上，故其农业生计也是在山坡进行，至今哈尼族梯田仍蔚为壮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蛮与乌蛮、白蛮一样由鬼主统治，鬼主也是这些藏缅族群的一种主要的民间信仰。由此可以想见，“鬼主”即是部族首领也是宗教职业者，他们可能是通过巫术等形式来树立权威的。
磨些蛮，汉晋时称为“摩沙夷”。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摩沙夷在今云南省宾川县境内建立了“越析诏”。关于越析诏我们在介绍乌蛮时已经提到。磨些或者摩沙即今之摩梭人，民族识别时归属于纳西族。磨些蛮的畜牧生计比较发达，《蛮书》说他们“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公元737年，南诏兼并越析诏后，南迁的一部分磨些蛮又北迁回今四川盐源、盐边一带。
金齿、茫蛮是今傣族的先民。汉晋时期，他们有“滇越”“掸”“鸠僚”等不同名称。“金齿”“茫蛮”是他称而不是自称。《蛮书》中说“金齿蛮，以金缕片裹其齿”。据说傣族的男子喜欢用金、银饰齿，作为美与富的象征。至于“茫蛮”的称呼，《蛮书》说“茫是其君之号”。
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蛮书》载其“象大如牛，土俗养以耕田，仍烧其粪”，说明他们大量驯象，据说是“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
朴子蛮是今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而望蛮是今佤族的先民。一般认为他们都是从汉、晋与南北朝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
朴子蛮后来被南诏兼并。《蛮书》中记述他们的基本情况时载：
朴子蛮，勇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袄。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
望蛮为今佤族，“望”与“佤”是同音异写。望蛮的生计大体与朴子蛮相同。
南诏是8世纪中前期在中国西南部兴起的国家，主要居民是前文提到的乌蛮和白蛮。南诏也是唐时的大国，《新唐书·突厥传》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云南即说的南诏。
隋末唐初时，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等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以六诏为核心的部族集团。由于蒙舍诏在其他五诏之南，故而又称之为南诏。彼时，六诏之间实力相当。7世纪初以后，蒙舍诏的力量最为强大。公元738年，在唐的支持下，蒙舍诏首领皮罗阁兼并其他五诏，在今洱海地区称王，以其族姓“蒙”为国号，并向唐称臣。
公元748年，阁罗凤继王位后，利用唐朝意图压服爨氏各部的机会，拉拢他们进一步扩大势力。唐在西南地区的军政长官与阁罗凤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双方剑拔弩张。阁罗凤不得已向吐蕃求救，吐蕃与南诏结盟。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与阁罗凤结为兄弟，称阁罗凤为“赞普钟”（btsan po gsung），意为“赞普之弟”，这也成为南诏的第一个年号。此后，攻打南诏的七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公元779年，唐军终于大破南诏与吐蕃联军。不久，南诏归附唐朝，献地图、方物。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向唐保证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是年，异牟寻迁都阳苴口芊城，即今大理旧县城西三塔附近。公元794年，异牟寻再被册封为南诏王，自此世称南诏国。
8世纪末9世纪中期，南诏的势力最为强盛。据《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最盛时的疆域是东拒爨，东南到今越南北部，西达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壤，南到泰国北部，西南入缅甸中部，北抵大渡河以南，东北进入今贵州辖境。南诏国末期，汉人郑氏世袭清平官（国相）一职，垄断大权。897年，南诏王隆舜被郑氏所杀。902年，郑氏杀死南诏王族800多人，南诏最终灭亡。
南诏曾经多次更改国号。如公元878年，南诏王隆舜改国号为大封民，据说封近于僰和白，是其自称。南诏行父子联名制，即父亲名字的末字为儿子名称的首字。除民间信仰外，佛教是南诏的主要宗教。南诏境内的白蛮受汉人影响较深，据说语言接近中原汉语，只是四声不与中原同。洱海白蛮的语言经过融合后形成新的白语。乌蛮也在立国过程中受到白蛮的影响。但在讨论南诏主体民族的一些文化现象时仍要将乌蛮和白蛮分开来看。比如在丧葬上，乌蛮多行火葬，白蛮多行土葬。白蛮的土葬是二次葬，三年以后要捡骨重葬。
南诏的经济以畜牧业和农业并重，洱海和滇池地区是南诏两个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农业以水稻为主，兼有多种谷类和豆类。其冶铁技艺也很高超，现存云南省弥渡的南诏铁柱，柱高三米，分五次铸造，衔接而成。
在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环绕，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人聪睿而英勇，风俗纯良，在快马可以奔驰的辽阔大地上……
——P.T.1286敦煌藏文写卷《赞普世系》（王尧、陈践先生译文）
与华夏的“五方四夷”格局一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地域中心观。在所引的赞辞中，吐蕃人就是这样自豪地赞美自己的家乡。青藏高原的总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藏语称其为“卡瓦坚”（ka ba can）、“岗坚”（gangs can）等，均有雪之地域的美称。在吐蕃人看来，这片雪山环绕的地域是世间一切大河的源头，再美好不过了。
青藏高原及其周缘地区是讲藏缅语族群赖以生存的家园。公元7世纪，吐蕃帝国从西藏雅隆河谷地区崛起，逐渐控制了青藏高原及其周缘地区，发展为与唐、阿拉伯等并立的大帝国。吐蕃帝国的崛起，结束了青藏高原上诸邦国并立的时代，开启了藏传文明影响欧亚腹地的新纪元。今日藏族以“博”（bod）为自称的族群文化认同和文化地域观念，是吐蕃帝国留给藏人的遗产。
吐蕃的名号分为自称与他称。其自称为“博”（bod），据说有农业地区之意，吐蕃政权即崛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农业区。也有意见认为“博”（bod）一词与本教之“本”（bon）系为一词。“吐蕃”和英语等语言中仍然习用的“Tibet”（图博特）均是他称。关于这两种他称与自称“博”有何关系，没有确定的意见。Tibet一词可能是突厥人使用后逐渐传遍西方世界的。一般来说，辅音韵尾“t”是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用来形容人群复数的尾音。这个词在汉文文献中有“图白忒”“土伯特”等不同译音。
《新唐书·吐蕃传》等汉文史料中由于认为吐蕃与秃发音近，故而认为吐蕃是鲜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吐蕃”之“蕃”从域外朝鲜、越南、日本等保存的语音来看，其发音今近于fān.吐蕃的族源，就其自身的解释系统来说有多种。创世神话中既有与盘古开天辟地类似的《斯巴宰牛歌》等，取混沌后化生的母题；也有与东北亚民族中的卵生说类似的传说。在人类起源上最有代表性的是猕猴来源说。藏族史籍《贤者喜宴》记载说观世音菩萨化身为猕猴居住在布达拉，在岩洞静修时，一个罗刹女变身为美女，祈请与猕猴结为夫妻，并威胁说若不得允，将与恶魔结婚祸害众生。观世音菩萨和诸度母也说他与罗刹女结合有助于利他事业：
善哉！雪域藏地，释教昌盛永存，善知识者川流不息，珍贵伏藏将会开启，获得三功德之加持。（黄颢、周润年译文）
猕猴遂与罗刹女婚配，生下由六道轮回之生灵投胎而来的六个猴崽。这六个猴崽繁衍众多，后走出森林被菩萨示以不种自熟的谷物，后来又学会了农业种植知识，成为人类。我们若剔除这则神话传说中的佛教因素，其朴素的故事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劳动变人的叙述是颇为接近的。通过这则故事，我们也知道雪域藏地的不少神话传说都是附着了佛教外衣的。
吐蕃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在吐蕃帝国及其以前可分为史前时期、诸邦国时期、吐蕃时期。佛教进入吐蕃后，按照一般教法史的观念，还可以根据佛教弘传的特点，将吐蕃及其以后的藏族历史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属性，比如说建筑喜用石料、屈肢葬、洞室墓等。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很早就将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齐家等文化类型归属于羌戎文化系统。如果我们将青藏高原的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整合起来，也可以称之为吐蕃属文化。
在诸邦国时代，青藏高原上存在很多大小不一的政权和部族组织。汉文史料中记载的有苏毗、白兰、羊同（象雄）、多弥、附国等。吐蕃的最高统治者称为“赞普”，“赞”（btsan）一词本是世间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精灵，引申为“雄伟强壮”，“普”（po）是男性的后缀词。赞普家族为“悉补野氏”，我们熟知的松赞干布是吐蕃的第33代赞普，根据藏史的世系，松赞干布早期祖先的历史多属于神话传说。如最初的天赤七王，据说是由天上沿着天绳（rmu thag）而下的，后来天绳中断，不能返回，终变成人世间的领袖。
悉补野部的势力向北发展到拉萨河流域，定都逻些（今拉萨），势力进一步壮大，随后继续向北兼并苏毗，向西征服羊同（象雄）。公元7到9世纪中，在吐蕃灭吐谷浑，攻取黄河上游和青海地区后，唐、吐蕃之间围绕青藏高原东缘、东北缘和西域地区反复争夺，时战时和，多次会盟。公元670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势力进入今塔里木盆地。《资治通鉴》载吐蕃赞普都松芒布结在位时，“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之能比”，说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茂、嶲等州，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
悉补野政权起源于河谷农业地区，其立国后经历了一个游牧化的过程，政治设置受到游牧制度的很大影响。《新唐书·吐蕃传》提到吐蕃赞普，“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暗示游牧生活在吐蕃贵族看来高于定居农业生活。拂庐是青藏高原游牧群体中常用的黑帐篷（sbra nag），用牦牛毛织成。吐蕃曾经作为礼物送给唐朝。
松赞干布是吐蕃的一代英主。他在吐蕃地区制定新的行政区划，颁布法律和官制，设置了标识职衔的“告身”制度，为吐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佛本斗争成为吐蕃覆亡的导火索。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即位后，实行反佛教的政策。公元842年，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吉将朗达玛刺死。后来诸子争夺赞普位，部落四散，吐蕃不复统一。
藏文属于元音附标文字，一般认为是松赞干布的大臣吐米桑布扎从印度学习借鉴而来，属于婆罗米文字系统。藏文的使用是内陆欧亚文明史的一件大事。后来藏文成为藏传佛教的典范宗教语言文字，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被内陆欧亚的不少族群使用和借用——元代的八思巴字就是在藏文的基础上创制的。在汉藏语系的语言中，藏文的创制时间仅次于汉文，并早于西夏文、缅甸文、彝文等文字。古代藏文文献有写卷、碑铭、简牍等，其中尤以敦煌发现的藏文文献种类多、数量大。
吐蕃的宗教信仰以本教和佛教为代表，两种宗教都参与吐蕃的政治生活，佛本斗争是吐蕃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佛教的正式传入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彼时大唐和尼泊尔的两位公主为吐蕃带入了佛像和经典，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在吐蕃真正落地生根是在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大师寂护等入藏传法，兴建了桑耶寺，有七位吐蕃贵族子弟剃度出家，佛法僧三宝聚全。除寂护外，另一位著名的佛教传教士是莲花生大师。据说他在藏地示现多种神通，降服了不少本地神灵，也吸收了本教的一些内容，并留下密法，开创了藏传佛教密宗。
唐与吐蕃之间往来频繁，唐蕃古道是双方联系的主要通道。唐人称赞吐蕃人“慓悍果决，善学不回”。文成公主是汉藏友谊的一大象征，从唐输入到吐蕃的不少技术知识都跟她的入藏有关。吐蕃的金银器制作在当时享有盛名，其制作工艺和图案风格熔铸了欧亚大陆多种文化，反映了吐蕃的开放胸襟。马球是吐蕃具有代表性的一大体育运动，也是这时从吐蕃传入唐的。藏语称马球为“波罗”（spo lo），国际学术界公认Polo一词源自藏语。唐代马球运动风行一时，宫廷设有宏伟的球场，并与当时的渤海、高丽、日本、吐蕃、突厥等开展马球比赛，成为文化交流的盛事。《封氏闻见记》载吐蕃派遣使臣迎娶金城公主时，唐蕃间进行马球比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陕西省乾县）还保存有打马球壁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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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选读
【原典】
贞观四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
（选自《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
【释读】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兵部尚书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突厥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朝廷下诏商议安定北部边疆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边塞附近的做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全其原有的部落编制，使其作为中原的强大屏障，同时又避免让他们远离故土，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从而便于实行招抚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人口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的诚心，这才是包容化育各民族的正道啊！”唐太宗李世民赞同温彦博的提议。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等族自古以来从未像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灭他们，也是我朝社稷神武的表现。况且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主动归降，才没有将他们处死。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地区，令其居住在故地。匈奴等族人面兽心，与我华夏不是同类，他们强大时就来侵掠，衰落时就来顺伏，完全不顾及恩信道义，这是他们天生的本性使然。秦汉时，他们就这样祸害中原，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夺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居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繁衍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朝的腹地，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归降突厥安置在黄河以南啊。”温彦博又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来说，不管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只要归服我朝，就一定要涵容化育。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倘若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绝不是天子应有的胸襟。阻拒各边疆民族的政策，臣下虽愚钝，但却认为绝不可施行，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常言道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突厥在遭遇大难时，感受我朝对他们的优厚恩泽，那么终归不会有叛乱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