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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西晋末年，华夏北部和西部的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控制了中国的北方，建立了诸多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东晋建立后，北方由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历史进入到南北两大势力长期对峙的阶段，史称“南北朝”。一般来说，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氐、羌。由于这些群体的行为与中原的社会架构背道而驰，因此被史家视为“五胡乱华”，迫使汉族“衣冠南渡”，政权和人口向南方迁徙。汉族避居南方，进一步增强了与南方苗、百越等族的联系。大迁徙使得汉族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也日益密切，中原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均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在本章介绍的民族中，鲜卑族系无疑有最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系是所谓“五胡乱华”的一大势力，从中国东北地区大举向西、向南迁徙，在中国疆域内建立诸多政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鲜卑名字的解释，出现了多种说法，我们先介绍下面三种解释。一种释鲜卑为“带钩”。唐代的大学者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就认为鲜卑与“犀毗”“师比”等不同写法均指“胡带之钩”。二是认为鲜卑有“祥瑞”之意。《史记索引》中就提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实际上是说东胡人喜好用一种神兽状的带钩。后人认为“郭落”在鲜卑语中有“兽”的意思，那么“鲜卑”即可释为“祥瑞”了。承袭这种说法，第三种观点说“鲜卑”源自部落酋长的名称，日本民族史学者白鸟库吉就将鲜卑释为满语的Sabi（吉祥之意），乃是部落首领名称，后变成族称。
在不少人看来，鲜卑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族称了，但这个名号的变体实际上还在我们的地理知识内。有不少学者认为现今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Siberia），就是“鲜卑利亚”，“西伯”就是“鲜卑”，“利亚”一词指的是地方，如蒙古人居住的地方也可音译为“蒙古利亚”（Mongolia）。也有人陆续提出，现今中国境内的锡伯族与鲜卑人存在关系，“锡伯”（Sibe）即“鲜卑”。如果您今天到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民族博物馆，就会看到本地锡伯族历史是从“鲜卑”开始讲起的。
鲜卑名号常与大鲜卑山联系在一起，大鲜卑山是传说中的鲜卑发祥地，这个地方在史书中被多次提到，《后汉书》即载鲜卑“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人建立政权时，为了表达慎终追远的意思，也命名了不少鲜卑山，大鲜卑山具体在哪里长期以来成为一桩悬案。中国的史书比较注意记录各民族的族源，一般正史中还着重强调华夏与周边民族的血脉亲情，塑造共同的“祖源记忆”。《魏书》中记录鲜卑源流时，就提到鲜卑人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说他“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说鲜卑人曾经“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候国西北”。公元443年时，乌洛候国来北魏朝觐时报告说，乌洛候国西北有北魏“先帝旧墟”，这个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同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石室祭祀。《魏书·礼志》还收录了以拓跋焘名字署名的祝祭文，文中说“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据说李敞在此石室立桦木、献牲，“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1980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约10公里发现了这座石室，当地称之为“嘎仙洞”。“嗄仙”之名源于鄂伦春人的传说。确定嘎仙洞为鲜卑石室、北魏祖庭的关键证据就是刻于洞内的祝祭文，与《魏书》中的记载基本相符。这座石室位于大兴安岭北麓的深山密林中，坐落在离地25米的花岗岩石壁上，洞口西南向，洞内东西宽约28米，南北长超过90米，最高处有20余米，有两三千平方米之大，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室。祝祭文就刻在距离洞口较近的西壁上，有19行，201字。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少量陶器、石器和骨器。至此，鲜卑人的祖居地和发源的石室重新为世人所知。
我们所说的鲜卑族系，是早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大族系。早期史料中常称为东胡，故又可称为“东胡族系”。东胡并不是鲜卑族系的自称，而是源自匈奴。匈奴人自称为“胡”，东胡出现的时间大致与匈奴相仿，又活动在匈奴的东部，故而称之为“东胡”。在东胡中，乌桓和鲜卑是两个出现较早的族名，乌桓在鲜卑之南，随着乌桓的南徙，鲜卑人也不断地追随乌桓的足迹，占据乌桓的故地。乌桓之名在史料中出现的比鲜卑要早，同前文中提到的依大鲜卑山命名的鲜卑族一样，乌桓人也被认为是依“乌桓山”而得名。一般来说，鲜卑族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东部鲜卑、北部鲜卑和西部鲜卑。
东汉以后，鲜卑逐渐强盛起来。东汉后期鲜卑出现了著名的首领檀石槐（公元156-181年在位），他在匈奴故地的大漠南北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檀石槐军事联盟”。这个军事联盟的统治比较松散，各部间争相雄起，兼并战争不断。到了公元3世纪中期，东部鲜卑的宇文部、段部、慕容部等先后兴起，南迁占有乌桓故地。
在檀石槐军事联盟中，慕容首领为中部大人之一，当时活动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北的今西拉木伦河（辽河上游支流）西段地区，后又迁徙到今辽宁西部地区。慕容部著名领袖慕容廆在公元289年依附晋朝，被封为鲜卑都督。公元307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并逐渐占领整个辽西地区，势力逐渐强大。到了公元4世纪中叶，慕容占领中原地区。慕容部建立的政权，均以“燕”为名。最初有前燕，灭氐族建立的前秦，后在淝水之战后，又建立有后燕、西燕、南燕以及鲜卑化汉人建立的北燕。
段氏鲜卑在东汉中叶时即从辽东逐渐西迁，在4世纪初时，辖境东临辽水，西到今北京密云地区。当时段氏鲜卑与慕容鲜卑长期征战，在公元339年为慕容鲜卑所灭，部落四散，至公元356年时，余部被前燕彻底兼并，政治实体不复存在。段氏鲜卑人其后不少在诸燕政权和北朝中任职。
宇文鲜卑原属于匈奴，在语言和风俗上都与鲜卑有异。宇文部原在内蒙古阴山一带驻牧。北匈奴在1世纪西迁后，宇文部东迁至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其后加入檀石槐军事联盟，宇文部首领任中部大人。这段时间宇文部逐渐鲜卑化，故而在史料中称他们为宇文鲜卑。公元4世纪中叶，在与慕容鲜卑的竞争中，宇文部、段部均以失败告终。此后，宇文部大部纳入慕容部的统治，后属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到了北魏末期，宇文泰在西魏专政，他的子孙代西魏创立了北周政权。
拓跋鲜卑以及甘肃河西鲜卑的秃发部也称为北部鲜卑。在鲜卑诸族中，拓跋部是最东北的一支。其原居地在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一带。前文中提到的大鲜卑山和嘎仙洞石室指的就是拓跋鲜卑部的族源地。东汉初年，拓跋部首先迁至今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放牧，其后又进入匈奴故地的河套北部阴山一带，并与原地的匈奴融合，通婚杂处。故而有人解释“拓跋”的含义时，就认为这个名号是鲜卑人父与匈奴（胡）母所生后代的意思。《魏书·序纪》暗示了这一看法，并加以神圣化，说此时的首领拓跋力微是其父与匈奴故地的天女结合而生。
拓跋力微在位时，其兄长秃发匹孤率其部从塞北迁居河西地区。秃发可能是拓跋的另一种汉字译音。而拓跋本部则在力微的领导下逐渐强大，今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逐渐归顺，除了原有的“帝室十姓”外，归顺的异姓部落达到70个左右。到了公元3世纪末，力微子禄官统治时模仿匈奴和檀石槐统治鲜卑时的旧制，将拓跋联盟分为东、中、西三部，此后逐渐强大。4世纪初叶，其势力“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公元338年，拓跋首领什翼犍袭晋所封的代王位，仿照晋朝制度置百官、掌众职。376年，前秦发兵灭代国，不过仅仅十年后，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就在淝水之战后抓住时机，收拾旧部复国，并改称魏王，并在公元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史称北魏或后魏。拓跋珪即皇帝位后对内翦除守旧势力，对外大举讨伐北方柔然、高车、库莫奚等威胁，后进兵中原，在公元4世纪末将北魏发展成以黄河为限与东晋对立的大国。到了拓跋珪孙拓跋焘在位时，北魏更是将疆域拓展至淮河以南，其辖境东北起自辽西，西境更达到新疆东部，北至蒙古草原，南达秦岭淮河。自此中国历史进入到南北朝长期对峙的时期。
西部鲜卑主要包括三个鲜卑部落，即河西鲜卑、陇西鲜卑和源出慕容鲜卑的吐谷浑。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在西晋末年十六国初年，西迁至甘肃陇右地区，建立有南凉、西秦政权，灭国后归属北魏，其遗民多同化于汉人和羌人当中。
河西鲜卑，是指活跃于今甘肃兰州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地区的鲜卑诸部。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从拓跋鲜卑部分离出的秃发鲜卑。拓跋部的分裂是北方游牧民族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无数次的传统，同一父亲的儿子在继承父亲的财产时，往往是少子守家，长子率部迁徙。公元4世纪末秃发鲜卑首领乌孤建立南凉政权，定都青海乐都。乌孤弟利鹿孤统治时期迁都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南凉开始兴盛，曾控制有今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和宁夏一部分地区，后在5世纪初为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所灭。建立南凉的秃发部是最早进入青藏高原的鲜卑人，与高原上的羌人多有接触，故而汉族的一些史书中有时搞不清楚其与后代兴起的吐蕃有何关系，称秃发鲜卑人为吐蕃王族的来源之一。除秃发鲜卑外，史载河西鲜卑部众还有乙弗鲜卑、麦田鲜卑、北山鲜卑等等。
陇西鲜卑的活动区域在今甘肃省黄河以东、陇山和六盘山以西一带，计有乞伏部、鹿结部、莫侯部、吐赖部等十数个部落，其中最强大者当属乞伏鲜卑，是鲜卑人和高车人融合后的部落联盟。他们从漠北地区南迁至内蒙古阴山山脉，在河套及今银川一带盘桓一段时间后，继续西迁至今甘肃榆中县、平凉市等地。公元385年，乞伏国仁趁前秦覆亡之际建立西秦政权，开始向甘肃西南部不断扩张势力。这一鲜卑政权与南凉一样，存在时间也很短暂。
有关吐谷浑的情况我们将在隋唐时代中予以介绍。
鲜卑人所讲的鲜卑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成为仅次于汉语的有声望的语言，早期还享有“国语”的地位。现代研究者多喜用现代蒙古语族的语言对之加以解释，往往得到可以讲得通的结果。故而也可以说，鲜卑语是属于蒙古语族的早期语言。鲜卑君长早期依匈奴旧俗使用“单于”（有广大之意）这个称号，后使用“可汗”称号，与汉语中的君主、皇帝之意相同。
鲜卑人的社会组织单位是“落”“邑落”“部”，邑有小帅，部有大人。这些单位都是政治和军事结合单位。檀石槐军事联盟时，鲜卑有三部六十余邑。这一类组织可能是以百户、千户等数量为单位。晋代的一些官印中仍可以看到“晋鲜卑帅善仟长”“晋鲜卑率善佰长”等字样。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民族融合方面最重要的现象就是鲜卑化和华化，长期以来，这两种相反的文化现象是鲜卑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常常面临文化本位和学习汉文化的两难抉择。
所谓的鲜卑化是指不少北方汉人在生活习惯、思维意识和语言使用等方面受到鲜卑文化深刻影响。入仕北朝鲜卑政权的汉人多有精通鲜卑语者，据说能通鲜卑语的汉人“大见赏重”。孝文帝时期所发生的六镇之乱，也被定义为针对洛阳鲜卑贵族的反华化大起事。这些驻守北魏北方边镇的鲜卑化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在中国北方掀起了鲜卑化的热潮。北齐政权的建立者高齐、高欢父子本属汉人，北周政权的创立者宇文泰、宇文觉父子是匈奴人的后代，他们均因鲜卑化较深，也可以视之为鲜卑人，他们的得力部属也多为鲜卑人。《北齐书》载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隋书》也载宇文泰之子周武帝宇文邕“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在北朝为官的汉人子弟非常重视学习鲜卑语，熟习鲜卑文化，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齐朝一士大夫尝谓余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学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所谓华化或者说汉化，是指鲜卑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等文化。我们知道以北魏为代表的鲜卑政权入主中原后，被统治者绝大多数是汉人。北魏政权的华化政策最显著的是孝文帝改革，俗称孝文汉化。孝文帝幼时受汉人祖母冯太后抚养，及至公元493年亲政后，继承冯太后时期的政策，为了削弱部分鲜卑贵族的特权和稳定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采取了改革措施。改革的首要措施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在官制上实行“班禄制”，为官员每季定时发给薪酬。在户籍制度上，为了改善平民依附世家大族难以收税的情况，实行“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党长，便于编户管理和税收。为配合三长制，在土地制度上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在风俗习惯上，实行了多项措施，如为免除故土之恋、真正使鲜卑人成为中原人，要求他们更改籍贯，不得自称“代人”，而要称“河南洛阳人”，死后就近安葬于洛阳，不得有叶落归根之举；在服饰上，不再穿“胡服”而改穿汉服。在语言上，实行禁胡语的政策，《魏书》载孝文帝曾经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也就是放弃多音节的鲜卑语，改说单音节的汉语。当然他也说年龄在30岁以上的，忽然改变有不少障碍，可以变通，若是年龄在30岁以下在朝廷为官者，不改用汉语就要降职处理。在姓氏上，孝文帝下令把源于鲜卑语的复姓改为汉语的单姓。比如说皇族国姓拓跋氏改姓为“元”，独孤氏改姓为“刘”，等等。鲜卑人的华化，在孝文帝改革上就可见一斑。
鲜卑人对中华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就是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鲜卑人在中国东北地区时是萨满教信仰，在南迁和西迁过程中，逐渐与由西向东传播的佛教接触，开始崇信佛教。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佛教石窟的开凿均与鲜卑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有关。
到了隋唐时期，鲜卑作为一个族群称号和政治实体不复存在，但是鲜卑后裔在这一时期仍影响着历史的发展。隋朝国姓杨氏和唐朝的国姓李氏均与华化鲜卑人有长期通婚关系，隋唐皇室是胡汉混杂的。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唐高祖李渊的窦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唐睿宗李旦的窦皇后，都是鲜卑人。太宗李世民即是窦皇后所生，由此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何李世民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样的话。隋唐时期宽松的民族政策和温和的民族关系也与长期的民族融合有关。
图3-1 北魏·骑马武士俑，陕西西安出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8页。
拓跋鲜卑政权留给后世的持续性影响是其姓氏“拓跋”一词。后世中亚和西亚以此词指称中国和汉人。13世纪时这个词被记为“桃花石”，《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载“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魏书》中说“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当代学者的研究中验证了这两个词有土地主人的意思。
了解鲜卑族对于认识其后出现的东胡族系的其他民族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后文中提到的一些族群都是从鲜卑人中分化出来的。柔然人自称为拓跋魏之后，吐谷浑人是从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契丹人与库莫奚最初与宇文部一块游牧。蒙古人的先民室韦人在著名学者伯希和等研究者看来，就是鲜卑的同名异译。
羯族又称羯胡，是公元4世纪活跃于北方山西一带的族群。出身于羯胡部落的石勒曾经建立后赵政权。羯胡在史书中不见于前代记载，涉及晋代的文献才开始出现这种“杂胡”，而且多语焉不详，故而我们至今对于羯胡的认识还是很不全面的，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没有确定的意见。
羯胡在中国的史书中被认为是“杂胡”的一种。什么是“杂胡”？陈寅恪先生说所谓的“杂胡”，就是“小部胡、部落胡”，也就是说其可能还不能算作一个完全的文化和民族实体，只是依附于某些大的民族存在。唐长孺先生也说“杂胡”即“杂种之胡”，是不同部落间通婚的后裔。本部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小的群体——羯胡——做一介绍，也是为了大家来理解“杂胡”的问题。中国历史中，在这种大的文化和族群边界地带，所谓的“杂胡”是屡见不鲜的。
《说文解字》说“羯，羊羖犗也”，指的是骟过的公羊，这个字也可以指性情上的强悍暴烈。从这个角度理解，羯之名很多情况下是对华夏以外北方民族的蔑称，不仅仅是指狭义的“羯胡”。如史籍中曾经提到的“胡羯”“戎羯”“羯贼”“羯虏”“羯胡”“匈羯”“羯寇”等。《晋书》中提到“八王之乱”所造成的惨剧时，就有“胡羯陵侮”这样的话。晋时“羯”用来指称杂胡或者胡人，不一定是特指我们后文要介绍的石勒部落。比如说建立前赵政权的首领刘渊、刘曜也被称为“羯胡”。《南齐书》中也把居住于今河西走廊黑河流域的卢水胡称为“羯胡”。
杂胡的得名是比较多样的，因地为名就是其中一个类型。石勒所在的羯胡一般来说是因为“羯室”这一地名而来。《魏书》中载：“羯胡石勒，字世龙，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上党武乡羯室在今山西省榆社县一带。被认为属于羯胡的卢水胡也是因地为名。卢水指的是流经今张掖和额济纳旗的黑河，这一流域是卢水胡长期活跃的地区。这种因地为名的现象与鲜卑的因山为名还不一样：鲜卑山被认为是鲜卑人的族源地，而羯室和卢水（黑河）并不具备族源地的特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亦可以想见石勒所属的羯胡和卢水胡是“小胡”“部落胡”，并不是一个大的民族实体。羯人被认为是五胡的一支，五胡的次序是匈奴、鲜卑、羯、氐、羌。实际上，这一说法是前秦氐人领袖苻坚首先提出的，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研究就提出五胡的说法可能与五德终始说相关，也有研究认为羯被列入五胡只是为了凑够“五”这个数字。我们在理解石勒所属的羯胡这个杂胡群体时，还不能简单地把其与匈奴、鲜卑、羌等大的民族实体等同起来。
“羯”如果作为自称，就不能按照前面所说的蔑称来理解了。关于“羯”的释名目前有两种主要的解释。一种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认为羯人是康居人所招募的可以征战的勇士，称为柘羯，羯就是柘羯省称。《新唐书·西域传》载康居人“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由此说，羯有战士、勇士的意思，与勇健有关。第二种说法认为羯的意思与石勒的汉姓“石”相关。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先生对这一说法进行了仔细的论证。他研究了以印欧语为代表的诸种西域语言，考证出“羯”的早期发音与西域诸语言中的“石头”一词可以对应。他说康居人早期曾集中居住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地区，而塔什干本身就是“石城”之意，中国史书中很早就称这片地区为“石国”。这个词汇是突厥人从印欧语中继承来的，读为[cac]。石勒用汉姓“石”考虑了这个意思。从“石”在古代文化中作为武器和其坚硬的特性出发，以上两种说法可以建立一定的联系。
关于羯胡的族源，也是莫衷一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羯胡属于西域胡是一种较为主流的认识。早期研究中，不少学者都认为羯胡应该是匈奴的分支，王国维先生就持此看法；《晋书·北狄传》中列有附属于匈奴的十九种杂胡，其中有羌渠部、力羯部等。《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的先祖是“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从这两则史料来看，羯胡依附匈奴存在是无疑的，并且是十九种杂胡中的羌渠部。“胡”是匈奴的自称，前文中已经说鲜卑人被称为东胡，一字之别，就知道鲜卑人和匈奴人不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况且在界定羯胡时，还特别强调其是“匈奴别部”。史书中关于“别部”“别种”用词是非常谨慎的，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宇文部是鲜卑的别种，就暗示了宇文氏的匈奴来源。由此说，羯胡这种杂胡虽然依附匈奴而存在，但在基本文化面貌上，与匈奴应该有显著的区别。
认为羯胡是西域胡人的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其是小月氏后裔；二是说其是中亚康居人的后裔，羯人来自康居人所在的“石国”，甚至说依附匈奴的“羌渠”部就是康居的另外一种汉字译音；三说其是粟特人的后代，证据是唐代的安禄山属粟特人，而安禄山本人就被称为羯胡。
从上面的族源讨论来看，羯胡是西域胡人的看法比较可靠。无论是小月氏、康居还是粟特人的后裔，羯胡族源主体所使用的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由于陈寅恪、蒲立本等著名学者提出了很多羯胡是康居人后裔的证据，从这个视角出发，羯胡属于游牧民族。因为早期中亚讲印欧语伊朗语族语言的族群中，粟特人是定居群体，康居是游牧群体。两汉时期，康居人曾经羁属匈奴人，因而可能有一部分康居人随匈奴东来，跟着他们在今蒙古草原转战，其后又随其南迁至山西一带。
说羯胡是西域胡人，还有从他们外貌出发的证据。十六国时期的冉闵屠杀羯人时，史书曾记载当时的惨况是“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可见羯胡的面貌特征是“高鼻多须”，具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
羯胡的主要信仰是“胡天”。因为史料记载不详，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胡天”是萨满教的“腾格里”（天神）信仰体系，还是从属于祆教系统（琐罗亚斯德教）的天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一切代表光明的善神）。根据陈垣先生的研究，不少西域胡人信奉祆教，北齐、北周皇室受其影响有祭祀胡天的习惯。据说羯人建有祭祀场所“胡天祠”，史载在反抗冉闵的屠杀时曾有三千羯人聚集起来“伏于胡天”，祈祷佑助。
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和石虎受佛教大师佛图澄的影响信奉佛教。佛图澄（232年——348年）是西域胡人，深通经藏佛理及方技咒语。《高僧传》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佛图澄在公元310年以79岁高龄至西晋传教，但最初收效不大。公元312年石勒准备进攻建康（南京）时会见佛图澄。据说这位佛教大师在石勒面前施展法术变出莲花，“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高僧传》），由此受到石勒的崇信，军国大事多咨询他的意见。佛教在中原的早期传播中，佛图澄是最重要的宣教大师之一。他弟子众多，其中有开启净土宗先声的释道安（312年——385年）。
羯胡石勒建立的政权，史称后赵。石勒本是南匈奴贵族刘渊的部将。公元308年，刘渊建立政权称帝，后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定都于今山西汾阳。前赵立国十年后即发生变乱，石勒乘机起兵并于今河北邢台地区建立政权，自称赵王、大单于，史称后赵。公元329年，石勒灭前赵，并于次年称帝。
后赵的统治区域强盛时占有除河西和辽东以外的中国北方地区。后赵前期实行“胡汉分治”的政策，称羯人为国人，以与被统治的汉人相区别，有专门管理羯人诉讼的有司衙门，并禁止说“胡”字。但总的来说还是参照汉法，保持了基本的稳定。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石虎夺位称帝。在史书中，石虎被描述为这一时期有名的暴君，说他好杀成性，骄奢淫逸。他攻城掠地时常采取屠城的措施。据说全国20岁以下、13岁以上的少女无论出嫁与否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后宫佳丽，“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为了行猎方便，他将黄河以北大片良田置为猎区，在其猎区“偷猎”者被称为“犯兽”，要处以死刑。石虎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石虎死后，诸子争位互相残杀，其养孙汉人冉闵（？——352年）利用后赵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推翻了后赵的统治。
冉闵的宫变尽杀石室宗室和羯胡人，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趋于激化。据说他认为所有的胡人都不可靠，甚至宣布六夷胡人有持兵器者一律斩首。他颁布杀胡令，宣称斩杀胡人首级送往首都城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诸胡之中无论贵贱男女老幼，死亡达20余万，造成“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的惨剧。《晋书·石季龙载记》中说滥杀行为甚至殃及部分汉人，“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就是说鼻子高一些、眼窝深一些、胡须浓一些的都有被杀的可能。
氐与羌都是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及其周缘地区的族群，彼此间有密切的关系，可称之为氐羌系民族。大体来说，氐族居住的地区较之羌族更近于华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是南迁和西迁，氐羌系民族则以东迁为主，进而流散各地。三国以降，也有不少汉族大姓和兵士南迁到今西南地区，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发展。
从史籍记载来看，氐人自号“盍稚”，“氐”作为他称是由地名而转化为族名，其传统分布地域在秦陇、巴蜀间的高山河谷地带，也就是今天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交界地区。氐有不少其他写法，如“氏”“坁”“坻”“阺”等。关于这些字的解释，还要从当地一种自然现象说起。《汉书·扬雄传》中有一句话叫“功若泰山，响若阺聩”，颜师古在注释时说，古代的巴蜀人把山石崩落的情形叫做“阺”。《说文解字》解释“氏”字时也称：“氏崩声闻数百里”，又说秦人将山称为“阺”，今甘肃天水地区的大山，古代文献中就称为“陇坻”。我们知道，甘、川、陕交界地区的地质结构是极不稳定的，“氐聩”（阺聩）实际上指的是由暴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山石崩落现象。古代文献中对这一地区的“氐聩”多有记载，有时还当成是不祥之兆。由此看来，生活在“氐”地的土著居民就是这样因地得名的。
不少史书和后代的研究中喜欢把氐、羌分得很清楚。从前面的解释来看，氐人可视为氐地之羌。从语言系属来看，氐与羌都是讲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古代族群，他们之间应该存在方言的差别。从历史来看，羌的记载要比氐持久得多，故而可从把氐看做一种羌。很多文献中称呼氐人时都是氐、羌并用，比如说白马氐有时也称为白马羌。那么氐、羌两者有何区别呢？大体来看，可从经济类型上把氐看做是定居农业群体，而羌是游牧群体。当然这在史料中也要具体分析。氐人居住在“板屋”中，羌人在史料中有时被描述为居住在牦牛、羖羊毛编制的帐篷中。今天的藏族就有农牧二分的现象，农民居住在河谷之中，牧民则在高山及青藏高原腹地。从这个角度也不难理解氐与羌的大体区别。
从汉代到魏晋，在今四川绵阳北部、甘肃陇南的白龙江流域一带居住着一种氐人号称白马。一些学者也把今甘肃文县、四川平武县一带居住的“白马藏族”视为白马氐（羌）人的后裔。
前秦是氐族苻氏族创立的，据说苻姓源于蒲草，后改为苻，故也称为苻秦。氐族领袖苻洪曾被前赵刘曜封为氐王，后又投降后赵，并率领氐羌十多万户迁至关东，有一些甚至进入今河南北部。后赵灭亡之际，苻洪自称大单于、三秦王。不久苻洪被后赵石虎的部将毒死，其子苻健袭位，占据关陇地区。公元351年苻健定都长安，称大秦王，次年改成皇帝，定国号为秦，史称前秦。
苻坚在公元357年成为前秦政权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前秦成为当时强盛的国家。他废除“胡汉分治”的制度，信用汉人，本人也大力宣扬“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劝课农桑的措施。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史载前秦疆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当时的西域和北方民族政权都遣使与前秦发展关系，只有偏居东南一隅的东晋与前秦长期对峙。
公元383年，苻坚率领大军进攻东晋。这支军队号称百万，苻坚夸口说“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实际上到达前线的先遣部队为30万。东晋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10万兵士抗击。两军在是年入冬时相持于淝水。谢玄遣使商讨说如果对方可以稍稍后撤，待晋军渡河后，两军即可决战，免得拖延时间。苻坚认为这是良机，可趁晋军半渡时围歼。可是待苻坚军队后撤时却发生了问题，军队后撤的步伐不能停止，连先遣将领也马倒被杀。降秦的东晋将领此时大喊“秦兵败矣”，致使军队大乱，溃败四散。谢玄渡河后乘胜追击，《资治通鉴》描述秦军的溃败情形时说：
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
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我们熟悉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都从这次战役而来。淝水之战后，前秦衰落，原来被前秦所统治的各族纷纷自立，4世纪末被后秦和西秦所灭。前秦没能很好地整合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问题，其败亡留给后世不少历史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作为前秦核心力量的关中氐族被分出很大部分出镇四方，导致国家危难之际，其核心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
后凉的创立者是氐人吕光，这个政权的存在时间不足20年，非常短暂。国号“凉”因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而得名，为了区别其他诸凉政权，后世称之为“后凉”。
吕光家族是前秦的世家大族。公元383年，苻坚命吕光统兵七万讨平西域。吕光大胜，据说西域三十余国相继归附。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不稳，首都长年告急。公元385年，吕光率众东返，竟被前秦凉州刺史发兵阻于河西的酒泉。吕光大败来军，占领今甘肃武威地区，自称凉州刺史、护羌校尉。他听说苻坚被后秦姚苌所杀后，自立一方。其后自立为大凉天王，史称后凉。吕光死后，诸子争位。公元403年，处于河西要道上的后凉受到南凉、北凉、后秦交相攻逼，终为后秦姚兴所灭。
仇池在今甘肃陇南地区，仇池政权为氐人杨氏所立，杨氏氐人是陕西汉中地区的氐人于东汉末年迁至。在中原地区变乱纷争之际，杨氏氐人前后建立了多个政权，计有：前仇池国（296-371年）、后仇池国（385-443年）、武都国（447-477年）、武兴国（478-553年）以及阴平国（477-580年）。仇池政权偏居一隅，在中原诸政权纷乱之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势力延续超过380年。公元580年，仇池政权为即将开创隋朝的杨坚所灭，氐人流散。
除上述氐人建立的政权外，魏晋南北朝时尚有羌人建立的后秦（384-417年）、宕昌国（？——564年）、邓至国（430-554年）等。如前所述，氐、羌不应分得那么清楚，故而也列在本节当中。
氐人从史籍记载来看是农业定居民族。“板屋”是氐人所住的房子，《诗经》中就曾提到西戎板屋。氐人传统分布地区“山多林木”（《汉书·地理志》），板屋的营建是就地取材。《水经注·渭水部分》提到天水地区“乡居悉以板盖屋”。《南齐书·氐传》中讲仇池地区的情况时也说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有关这一地区的居民营建板屋的记载从古至今持续下来，顾颉刚先生民国时到甘肃西南部地区考察时所写的日记能让我们对这种板屋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当地人云：“筑屋之善者，外不见木，内不见土”，盖外垣为版筑，而室内则上下四方靡非木版，即此想见当地森林之富。（《西北考察日记》）
如果您今天到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地区旅行，仍能看到当地汉、藏群众所营建的传统“板屋”建筑。关于氐人的经济生活，《魏略》中说他们“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羊、马、驴、骡”。氐人以善织布而闻名，他们的“殊缕布”行销到中原地区，这种布的特点是异色相间。《说文解字》中提到有些与布有关的词，都说是氐人所织。氐人女性所穿的衣服称为“衽露”，《魏略》说这种麻布衣“有似中国袍”。
氐羌所讲的语言是藏缅语族的早期语言。史载苻坚又被称为“符诏”，当时前秦流行的童谣说“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陈寅恪先生认为“诏”是王的意思，符诏就是符王。此语有同南诏之“诏”。《旧唐书·南诏传》就载“夷语王为诏”。现今藏语中“王”一词写为“rje”（音“节”），发音也与“诏”接近。可见“诏”是藏缅语的一个很古老的同源词。
氐羌政权的存亡只是中国历史的倏忽一瞬，似乎微不足道。若从文化史来看，这些政权因为与一位译经大师联系在一起，就增添了许多光彩。这位大师就是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34-413年），他与真谛、玄奘等为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大译师。鸠摩罗什生于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十几岁时就因精通佛法而声名鹊起。公元379年，苻坚曾派人延聘其到前秦传法。吕光受命征讨西域时，鸠摩罗什被俘，此后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在凉州传法译经。姚兴灭凉后，鸠摩罗什抵后秦首都长安。《资治通鉴》说：“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经。”当时佛教传播的盛况是“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鸠摩罗什在佛教传播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等教法介绍到中国，所传弟子有什门四圣、八俊、十哲之称。他译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等多部经典，其译经受到后代学者的推崇，有的甚至认为他的“旧译”超过玄奘的“新译”。《高僧传》记载他圆寂前曾发誓说“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待火化后果然是“薪灭形碎，唯舌不灰”。
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中期，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在大漠南北和中国西北地区活跃的民族就是柔然与敕勒（高车）。本节介绍的柔然在最强盛时，在中国北方的黄金草原上任意驰骋，势力遍及大漠南北地区。长期以来，柔然与北魏政权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是与北魏对抗的最强大势力。
柔然一名在史书中有“蠕蠕”“芮芮”“茹茹”“蝚蠕”“檀檀”等多种不同的写法，除“檀檀”外，其他写法算是同音异写。从字面来看，“蠕蠕”“蝚蠕”显然有轻蔑的意思。由于柔然人长期活跃于北魏的北境，与拓跋政权之间征伐不断，拓跋氏“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魏书·蠕蠕传》），认为柔然人智力低下有如蠕虫。柔然人自己当然不会使用“蠕蠕”一词，云冈石窟中的《茹茹造像题记》中有“大茹茹国”等字，说明柔然人倾向使用“茹茹”二字。
“柔然”应是这个族群的自称。关于其意义，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柔然有“聪明、贤明”的意思，接近蒙古语的sečen一词；二是说近于蒙古语的“礼义、法则”（yosun）一词；三是认为柔然是因山为名，这一说法是蒙古史学家周建奇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柔然”一词与蒙古语中表示山脉的nirugu一词发音接近。
一般认为，柔然也是从属于东胡或者鲜卑族系的一个民族。我们先来看看史书中的一些不同说法。《魏书·蠕蠕传》中既说其为“东胡之苗裔”，先世“出于大魏”，又说他们是“匈奴之裔”；《宋书》《梁书》的相关部分则说其是“匈奴别种”；到了《南齐书·芮芮虏传》中则提出柔然是“塞外杂胡”。怎样理解上述说法呢？柔然贵族应该是从拓跋鲜卑部落中分离出来的：有些史书中就把柔然社仑可汗称为鲜卑社仑，其先出于大魏也是他们觐见北魏皇帝时自己提出来的。说柔然人与匈奴人存在关系，是因为柔然人曾经附属于匈奴，并融合有一些匈奴部落联盟的成分，故而说其为“塞外杂胡”。但柔然也区别于匈奴，“匈奴别部”的“别”已经点明了柔然与匈奴的文化异质性。
在欧洲历史文献中，阿瓦尔人（Avars）是活跃于欧亚腹地的古代游牧民族，至今在俄罗斯的达吉斯坦仍有部分遗民。有西方史学家认为阿瓦尔人是柔然人的遗民。
柔然的核心部落称为郁久闾氏，其先祖木古闾氏据说是鲜卑拓跋部掠获的奴隶。木骨闾是被主人赐予的名字，据说是头秃的意思。3世纪末期，木骨闾因罪集合百余人逃离拓跋氏族的统治，“亡匿于广漠谿谷间”，依附别部而生存。木骨闾死后，其所属部落在儿子车鹿会的带领下逐渐发展壮大，开始以“柔然”为部落名号。此时柔然仍役属于拓跋鲜卑，“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此后，柔然逐渐分为两部：一部在其原居地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和阴山一带；一部向西发展，从河套西至今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
公元391年，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向柔然发起进攻，柔然两部迫于压力均向北魏归降，一部分柔然人远遁漠北。此时，建国初期的北魏政权与后燕、后秦、西秦、南燕等诸政权各相雄长，其主要注意力在进取中原地区，这给了柔然得以喘息发展的时机。柔然首领社仑（山仑）打败高车诸部落，占有今蒙古国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的水草肥美地区，在蒙古高原逐渐站稳脚跟，势力一步步壮大，周边部落纷纷归附。《魏书》中说此时柔然的势力所及“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度沙漠，穷瀚海，南则邻大碛”，这是说柔然的势力西逾阿尔泰山，达伊犁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与西域城邦诸国相接，东面到大兴安岭，南以大漠为界与北魏对峙，北至贝加尔湖。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仑建立可汗王庭，自称“丘豆伐可汗”，建立柔然汗国。此后的八九十年间，是柔然的兴盛时期，与北魏政权长期对抗。
公元429年，北魏拓跋焘大败柔然，柔然首领大檀率余部西逃，元气大伤，据说彼时“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此后，双方关系平静了一段时间，两国之间还有和亲。后双方因争夺西域再起冲突。公元460年，柔然吞并高昌，公元470年又进攻于阗。为断北魏通西域的商路，柔然在公元472-473年进攻敦煌。北魏也于此间连续出兵漠北，袭击柔然。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则与柔然保持了稳定的关系。
从5世纪后半叶开始，柔然政权由盛转衰。特别是高车领袖在487年率众脱离柔然控制后，柔然失去对西域的控制，柔然国与高车国长年征战，势力愈加衰落。6世纪初，柔然汗国发生内讧，可汗宗族投降北魏。北魏的政策是保存柔然，分其势力，用“以夷制夷”的方式牵制兴起的高车势力。北魏灭亡后，柔然一度复兴，与东、西魏之间基本保持了友好关系。6世纪中叶，被柔然役使的锻奴——突厥部落日益强大。之后，柔然逐渐被突厥人击破。公元570-580年，柔然汗国覆亡。留居漠北的柔然人融合于突厥和契丹人当中。
柔然人以游牧为生，“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宋书·索虏传》），所讲的语言与鲜卑一样，可视为蒙古语族的早期语言。柔然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也与早期的鲜卑基本相同，如在军事组织中实行十进位的层级组织，“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柔然的政治体制对后来的突厥等游牧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柔然人的婚姻形态是氏族外婚制，不能在本氏族内取妻，有收继婚和报嫂婚的习惯法。收继婚是指女性在丈夫死后转嫁给丈夫兄弟或者夫家其他男性。报嫂婚是收继婚的一种，专指女性在丈夫死后转嫁给其兄弟。中国史书中经常记载北方游牧民族的这一类习俗，以图通过这种在华夏看来是乱伦的传统证明其野蛮性。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收继婚是游牧民族在生计上为了防止家族财产分割的一种手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北史·后妃传》中曾记载北齐皇帝高欢娶柔然公主为妻，高欢死后，其子高澄“从蠕蠕国法蒸公主，产一女”。
柔然的萨满教信仰在史书中有比较具体的例子。《魏书》中说柔然可汗丑奴的儿子祖惠走失，就是一位被称为“地万”的巫师找到的。这位巫师告诉丑奴：“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忽得”，并择日在湖中设置帐屋，斋洁祈请。一夜之后“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这位女巫先前就为丑奴所信，找到王子后，更将丑奴封为圣女，娶为妻子。柔然语言称呼妻子为可贺敦，这与今蒙古语称呼“夫人”的“哈屯”（qatun）是同一个词汇。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北朝乐府诗《敕勒歌》，所描绘的景象就是敕勒人所居住的地方。敕勒也称高车，与柔然同为4世纪末到6世纪中期活跃于大漠南北和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从高车开始，突厥系民族渐渐在北方草原崛起，成为一大势力。
高车人或者说敕勒人有很多名称，均是因他称而起。如“丁零“（”丁令”“丁灵”“钉灵”“狄历”）是早期匈奴人对高车的称呼，此名在先秦两汉时在有关匈奴的相关记载中常出现。高车或者敕勒（铁勒）是南北朝时期的称呼。其中，敕勒是鲜卑人所称，又因为敕勒人善使车轮高大的车子，汉语称之为“高车”。
关于高车的族源，《魏书·高车传》记载一则狼生神话，说匈奴单于要将美貌至极的两个女儿置于高台之上，用天婚的形式配给天神，历经三年都没能嫁出去。到了第四年，一只老狼以高台为穴，长久不去。小女儿就认为狼是天生神物，说“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下高台与老狼婚配，成为高车的祖先。这则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多方面的信息。如高车人曾经依附匈奴而存在，故而神话中说高车人是匈奴人的外甥，并不是真正的匈奴人。史书上也说“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这则神话也反映出高车人与突厥语民族的关系。狼生神话是突厥系民族一种主要的族源传说，大多数研究者都主张高车人属于突厥族系。
在《史记》等早期史书中，高车人以“丁灵”之名出现。据说丁灵人在公元前3世纪就与匈奴人同时存在，在今贝加尔湖一带游牧。在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位期间，丁灵人被匈奴征服，不少人成为匈奴人的奴隶，地位极其低下。从那时起到东汉初年，丁零人与匈奴不断发生冲突，直到公元87年，丁零人与鲜卑和西域诸族等联合起来，击败北匈奴，逐渐强大。2世纪中叶，鲜卑人尽有匈奴故地，建立檀石槐军事联盟，其时鲜卑人“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后汉书·鲜卑传》），丁零人仍是少数没有臣服鲜卑人的游牧民族。
三国时期，丁零人大部分仍然在北海（今贝加尔湖）游牧，也有一部分迁徙到今阿尔泰山、伊犁河流域及塔城地区。《魏略》中称在北海故地的为“北丁零”，西迁的为“西丁零”。此后丁零人也跟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一样南迁入塞，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史籍中有很多“翟”姓的丁零人存在，但未能建立大的政权。
到了南北朝时期，丁零多以高车或敕勒之名存在。停留在鹿浑海（今蒙古国哈拉和林西北）和弱乐水（今蒙古国土拉河）等地的高车人在4世纪末逐渐势大，成为北魏和柔然的威胁。北魏王朝发起一系列战争征讨高车，据说诸部大惧，不少内附。这一期间，高车与相邻的柔然在蒙古高原地区也战争不断，互有胜负。除仍居于贝加尔湖的东部高车外，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基本将高车各部置于北魏的统治之下。为了防止他们再次联合为患，拓跋珪采取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北魏第三位皇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征服了东部高车。公元5世纪初，拓跋焘大破高车，将原居于今贝加尔湖地区的数十万高车人南迁，从今河北承德到内蒙古包头一带的漠南地区都有高车人的分布。《北史·高车传》记载了漠南高车人的富足生活：
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氈皮委积。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
因敕勒人（高车）居漠南，其所居故有敕勒川之称。《敕勒歌》所体现的平和景象与上面的记载是相符合的。但因为处于北魏和柔然的夹缝之中，高车各部的平静生活并不能长久保持。长期以来高车人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很多部众被柔然役属，也受到北魏政权的压迫。直到5世纪末，高车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脱离柔然，自立为王，被尊称为“大天子”（高车语记为侯娄匐勒）。这一部分高车人迁徙至今新疆东部一带，与北魏政权常有使节相往还。柔然长期以来一直是这部分高车人的主要敌人。到6世纪中前期，阿伏至罗开创的高车政权在内忧外患中覆灭。
高车人部族比较庞大，史载其有六氏十二姓。六氏之中的“袁纥部”即是后来的回纥。在阿伏至罗成为诸部族首领前，各部落之间各有君长。《魏书·高车传》载：“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说明高车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类型与柔然没有多大区别。高车人在彼时唯一显著的标识就是使用高大的车子。即便是被拓跋焘迁至漠南生活以后，仍然是“乘高车，逐水草”。他们所使用的这种车子与蒙古人等使用的“勒勒车”可能是同一形制。勒勒车有草原之舟之称，是蒙古等民族主要的传统运输工具，不管是草原、沙漠、雪地，勒勒车都适于通行。勒勒车具备了敕勒人所用之高车的基本特点，其车身较小，车轮高大，一般直径在一米五六左右，车轮辐条数为三十六根。传统上勒勒车一般用榆木或桦木制成，易于制作和修理。从这些晚期的民俗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到敕勒高车的形制。
在婚俗方面，据说高车人婚聘喜用牛马。下聘礼时，男方用车将马圈住，女方亲党自行入栏取马，待上马出栏后，男方会惊吓马匹，如女方亲党不因惊吓坠马，此马即作为聘礼随女方而去，如若坠马，女方亲党可以入栏再取，直到他们认为聘礼数目满意为止。迎娶之日，男女双方宾客在女方家随意就坐，食马奶制品和熟肉，饮宴要持续一天，隔天男方才会将新娘带回夫家。据说此时男方亲党被允许随意取用女方家良马，“父母兄弟虽惜，终无言者”。
在丧葬习俗方面，据说高车人采用不填坑的土葬方式。死者以坐姿被置于土坑之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显示死者生前的英容，但并不掩土。在信仰习俗上，高车人有关于雷震方面的驱邪习俗。据说他们在雷击之时会向天空射箭并大叫，并举族拔帐而去，等秋日马肥时，再到雷击的地方，埋下公羊，燃火拔刀，同时请萨满女巫举行驱邪的仪式。高车人的马队环绕雷击处百圈而止；每人将所带的柳木插在地上，用乳酪浇灌；妇女们则用兽皮裹羊骨置于头上，像汉人的冠冕一样，将头发缠在头上。
前引高车族源神话中说高车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研究者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萨满仪式，通过学习祖灵的声音，让神灵附体进而占卜、治病。
“衣冠南渡”一词，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中提出的。“衣冠”一词特指华夏文明，“衣冠南渡”是说中原或者说华夏文明南迁。实际上，这既是文明迁徙，更是人口迁徙。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比较大的人口南迁。这三个时间节点，一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二是唐安史之乱后，三是北宋末年，宋徽、钦二宗为金所擒之后。这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均因避乱而起，而主要原因都与当时北方民族的南下有关。
“衣冠南渡”在史学界特指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士家大族和庶民百姓随晋元帝渡江南迁，这是中原人口、政权和文化的首次大规模南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不仅表现在北方民族南下，还表现在汉人南迁后与南方诸族的融合、发展。
西晋惠帝时，发生八王之乱，北方各族趁中原内乱之机，纷纷入侵。公元311年，前赵政权攻破洛阳，挖掘陵墓，焚毁宫殿，西晋皇室、大臣、百姓三万余人被杀，晋皇室遗族南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大批臣民在此前后南迁，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南北朝时期。华北士族南迁，号称“侨姓”，仍以中原望族标榜，最显赫者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等。王仲荦先生考证说从公元307年到466年的160年间，北方流民分为七个阶段南迁，流亡南下的地区包括荆州、扬州、梁州、益州等地。
图3-2 东晋十六国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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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是对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非汉民族的总称。《史记·西南夷列传》曾经记载了一个庄蹻入滇的故事：战国时候楚王派遣大将庄蹻攻占西南地区，庄蹻征服夜郎国，一直打到滇池地区。后来庄蹻所部归路不畅，“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也就是说庄蹻虽然在当地称王，但已经入乡随俗，与其部众一同融入到土著居民当中。中原地区的华夏向四周扩张时经常演绎这一类“英雄祖先”的故事，以说明华夏与其周邻的密切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汉人陆续迁入西南地区，他们与西南夷各族的融合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华阳国志》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书，所记述的正是这一阶段西南夷各部的基本情况。总体来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川、汉嘉夷也”。任乃强先生解释说，这部分人秦汉时曰氐，晋时曰夷。大体来说，认为西南夷的很大部分人讲藏缅语族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中很多与今天的藏族、彝族、白族、羌族等民族存在渊源关系。“叟”是西南夷语言中指称人群的词汇，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从北到南都有大量名为“叟”的群体。据《华阳国志》记载，今四川西昌附近有“斯叟”，云南滇池地区有“夷叟”。在前文提到的氐羌地区，此时记载有“氐叟”“青叟”，说他们“多羌戎之民”。可见西南夷与史料中比较常见的氐羌系民族有密切的关系。
从东汉末到两晋期间，西南夷各族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两种比较的大的势力，一种称为“夷帅”，一种称为“大姓”。夷帅，又称“叟帅”“叟大帅”“夷率”等，基本指的是西南夷诸族中的世袭贵族首领。“大姓”一般来说是汉族移民中的统治阶层，是秦汉以后陆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遗民中分化出来的。“夷帅”与“大姓”两者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越到后面越不明显。有的研究既说大姓是夷化的汉族移民，又说是汉化了的当地各民族的统治者，两者其实都有一定道理，所反映的都是民族融合。比如说雍姓的雍闿是汉族豪民的后代，但也被冠以夷帅所用的“耆帅”“豪率”等称号。南中也有些大姓自称“方土大姓”，即土著大姓，显示其是汉化的西南夷土著居民统治者。“夷帅”与“大姓”之间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各自的势力，这更加生动地反映了汉、夷之间的融合过程。
西汉以后，随着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不少军屯和民屯中的将士在西南地区安家落户，与当地土著居民接触、融合，其中不少人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大姓”由于管理屯政，掌握大量土地，庇护有不少夷、汉流民，这些人成为他们的私人武装，平时为“大姓”耕田服役，战时为兵。“大姓”还有专营盐、铁的权利，为其政治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华阳国志》记载的南中大姓事迹就有数百起之多，其中又以爨、孟、雍等在历史上较为著名。爨姓在公元5世纪末控制了云南大部分地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就是孟氏大姓，在南中的势力仅次于爨姓。三国时期，不少南中大姓意图利用中原纷争的机会壮大势力。蜀国丞相诸葛亮曾经南征讨伐南中大姓，对大姓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诸葛亮实行的“南抚夷越”的政策，主要还是利用大姓稳定蜀汉的统治。爨姓、孟姓等大姓都到蜀国为官，反而使得大姓不断发展壮大。西晋政权几次想废除南中大姓的统治，均以失败告终。大姓与大姓，大姓与西晋政权之间的争夺不断。东晋初年，晋政权在南中的统治彻底失败，南中的爨姓称强，逐渐控制南中的大部分地区。
南蛮是早期史籍中对中国南方各民族的一种泛指。在以华夏为中心的五方格局之下，“南蛮”是带有贬称的意向。狭义上，“南蛮”指称荆楚地区。我们这里主要介绍百越。
百越有时也包括在“南蛮”当中，分布于华南各地，是华夏对南方越地各民族的一种泛称。比较大的越族有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等。如吴越指今江浙地区，闽越指今福建地区，南越指今两广地区等。越人所讲的语言，传世的有汉代学者刘向所著的《说苑》中保存的“越人歌”，现代学者多用壮侗语加以解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越人中记载比较集中的为僚人和俚人等。僚人又称为獠、乌浒等，现代的壮族、布依族等与古代僚人相关。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其大体居住在现在以贵州为中心涉及云南、广西、四川周边诸省的地区。僚人在成汉政权时期向蜀地迁徙，渐与汉人杂居，“大为民患”。
这一阶段的史书中记载了不少僚人的奇怪风俗，比如说妇女七月即临产，出生的婴儿放在水中，试验能否浮水，不能的会被弃养。婴儿长大后又会拔去上齿两颗作为装饰物等等。又说僚人有杀人祭祀的传统，“所杀之人美鬓髯者，乃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僚人有较高的金属铸造水平，所铸的大口宽腹的锅称为“铜爨”，方便煮熟食物。以僚人为代表的越人住居是一种干栏式建筑，以木柱为底架，房屋悬空于底架之上。如《魏书》中记载，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式建筑既有防潮之用，底架又可容纳家畜、储放杂物。
俚也称乌浒蛮，与僚有很密切的关系，常常合称为“俚僚”。其大体分布区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广东省西南部和北部，也是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之一。到唐代时，史料中“黎”逐渐取代“俚”，后来俚（黎）人向南发展的一支，就是现今生活在海南的黎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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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选读
【原典】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闾阿那肱来朝，执事者莫知所处，中书舍人常景议云：“咸宁中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可班那肱蕃王仪同之间。”朝廷从其议，又处之燕然馆，赐宅归德里。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选自《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释读】
（宣阳门外四里）浮桥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水和洛水之间，沿着御道东侧建有四夷馆，分别名为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和崦嵫馆。沿着御道以西设有四夷里，分别叫归正里、归德里、慕化里和慕义里。……北方民族来归附中原的，安置在燕然馆，住满三年以后，朝廷赐其宅第，在归德里定居。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瓌来投奔朝廷，当时主持政事者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中书舍人常景建议说：“晋武帝咸宁年间，北方单于前来朝觐，西晋将其排列在王公特进位次之下。如今不妨将郁久闾阿那瓌的朝班次序排位于蕃王与仪同之间。”朝廷采纳了常景的建议，又将郁久闾阿那瓌安排住进燕然馆，随后在归德里赐宅居住。北方民族首领派遣子嗣来朝廷服侍皇帝者，时常秋季来朝，到来年春季辞归，为的是回避中原的暑热，当时人们称这批人为“雁臣”。东部地区民族来归附者，朝廷将其安置在扶桑馆，赏赐宅第，居住在慕化里。西部地区民族来归附者，先安置在崦嵫馆，然后在慕义里赐宅居住。自葱岭（帕米尔高原）向西，直到欧洲罗马，众多的国家和城邦，都相继来北魏洛阳诚心归附。各民族的商人团队频繁往来于中原和边塞之间，真所谓行遍天下啊。那些崇尚中原地区文化而定居下来的各族人民，不可胜数。因此，当时洛阳城里归附中原的各族民众就有上万余家。宅第有序，巷道齐整，城镇和村落交错分布。大道两旁青槐遮蔽，房前屋后绿树成荫。全天下最稀有珍奇的货物，全都能在洛阳城里找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