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先河。从此以后的两千余年间，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主干。在古代中国的辽阔疆域内，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他们在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社会制度、语言文字、思想宗教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利益分歧和矛盾冲突。如何保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秦汉时期统治者经过政治实践，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
毋庸置疑，秦汉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与秦汉疆域的扩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描述道：“秦又北逐匈奴，南开桂林、象郡，规模稍扩矣。”秦朝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推行郡县制。这一制度后来不仅被汉朝统治者继承，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西汉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实行边郡制。汉朝把边疆地区新设的郡称为“边郡”或“初郡”，“边郡”与中原地区的郡县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在边郡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赋予各民族首领政治空间，确保他们在本民族地区的势力范围，只要求他们每年按时赴中央朝贡，以表示对中央政府政治上的臣服。但又要体现出中央政府权力的政治存在，即边郡比照内地郡县官制，守、令、长等官吏一律由中央直接任免。
另外，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汉朝统治者大都采取和亲政策与开边互市，既维持了双方的和缓关系，又确保民族互通有无，促使了汉族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匈奴等边疆游牧民族文明的进步，由此也加快了匈奴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这在稳定社会，促进统一国家形成，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其中流行最广泛的是汉民族秦汉时期形成说。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谈到：“我以为《中庸》里边‘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最早提出了汉民族秦汉形成说。随后，范文澜先生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根据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重新进行了诠释。他认为，“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车同轨”就是“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因此，秦汉时期，汉民族的“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标志着汉民族的最终形成。
汉民族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先秦时期华夏族与“诸夏”奠定的民族基础。先秦时期的夏、华、华夏、诸夏，虽然称谓有别，但都是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冠带之国”群体，他们衣服右衽，留满头发，结扎带冠、饰笄，与周边四夷各族在文化习俗方面具有鲜明的区别。春秋战国时期，因政治的分裂，出现了周人、晋人、卫人、齐人、燕人、鲁人、宋人、楚人、秦人、韩人、魏人、赵人等等，但由于他们是同一个华夏族分裂而成，故而称为“诸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对汉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秦始皇在位期间曾经四处巡行，西至陇西，北至北地，东北至碣石，东至芝罘、成山、邹峄、琅琊，南至会稽、衡岳，所到之处，皆刻石纪功。他巡行的地方，多是少数民族与华夏族交界的地区，民族冲突与斗争依然是比较严峻的，因此，他以巡行的方式彰显中央政府对各民族地区的重视，同时亦表明华夏族的势力范围。秦始皇还推行“徙民实边”的政策，把中原地区的大量豪民望族迁徙到临洮、蜀郡、临邛、雅州、楼烦、陇西、桂林、象郡、南海、上谷等边疆民族地区，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提升了华夏文化的辐射力。
长城的修建和边疆地区的开拓，为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活动空间。秦的“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等一系列经营国防的措施，无疑在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特别是与北方匈奴族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据史载：“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样，汉民族便在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里初步确定了一个活动区域。不过，此时这个民族疆域范围还不十分稳定。秦末，匈奴族乘农民起义之机，大举南侵，占领了河套以南。于是汉一建立，就面临着与匈奴的疆域之争。汉民族为了巩固其疆域，不断加强对边防，尤其是长城这道藩篱的经营。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朝修筑了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长城，屹立在汉民族的北方疆界上。伴随着长城的修筑，汉民族戍边和屯田也大规模开展起来。长期大规模的向长城沿线移民屯田，使长城沿线以内的地方渐渐产生了许多汉民族的居民点，从而改变了长城纯粹是战争防御线的局面，变成名符其实的南北民族的区域分界线。正如《史记·匈奴传》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汉朝的统一与强盛为汉民族最终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被封为汉王，从此便有了“汉”这个称谓，刘邦的军队又称为“汉军”“汉兵”。西汉建立以后，“汉”这个名称得到更加广泛地应用。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汉人”“汉民”之称。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华夏族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都广泛运用“汉”“汉人”“汉民”“汉兵”“汉吏”的称呼。到东汉时期，“汉人”和“汉民”之称的使用更加频繁。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的“汉人”“汉民”等称谓，其所指已经远远超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的范畴，说明从华夏族到汉族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新的飞跃。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居住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还表现在内在联系的加强和民族特征的固化。
匈奴最初居于阿尔泰山脉东南、大兴安岭以西、蒙古草原以南、青藏高原东北、华北平原西北的广大地区，是“披发左衽”的北方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这种观点认为，匈奴人的先祖是夏朝的遗民，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他二十六国的诸多人群。
罗马历史学家留下的记载，匈奴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厚眉，杏眼，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一只耳环。头戴皮帽，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身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身前，袖子在手腕处收紧。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鞋是皮制的。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在匈奴建国以前，东北亚草原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这些部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此外还有一些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匈奴国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蒙恬从榆中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三国旧长城5000余里，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建起北方防御线。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
公元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匈奴国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209年至前128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相当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到伊稚斜单于时期，国力由盛转衰。
西汉经过近7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国力大大增强，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此时正为伊稚斜单于在位时期。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汉军共获俘七万多人，伊稚斜单于及左贤王带少数人逃走。
伊稚斜死后，子乌维立，乌维死，子詹师庐立，詹师庐死，季父呴犁湖立。在这十几年间，匈奴避居漠北休养生息，而汉朝因人力、物资损失很大，以及为了征伐朝鲜、西羌及西南夷，也暂时停止对匈奴用兵。
此后，汉朝在东部联合乌桓，西部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大宛，以和亲、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汉昭帝时，匈奴为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把扣留了19年的汉使苏武释放，以示善意，但匈奴骑兵仍然不断在北方边境出现。公元前73年，匈奴转攻西域的乌孙以索要公主，乌孙向汉求救，汉朝组织五路大军十几万与乌孙联兵进攻匈奴。公元前71年，汉朝与乌孙再次联兵20余万合击匈奴，大获全胜，直捣右谷蠡王庭。
同年冬，匈奴出动数万骑兵击乌孙以报怨，适逢天降大雨雪，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是时丁零北攻，乌桓入东，乌孙击西，匈奴元气大伤，被迫向西迁徙以依靠西域，西域再次成为双方的争夺重点。双方反复激烈争夺车师之际，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因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屠耆堂争夺权位发生冲突。日逐王降汉，匈奴被迫放弃了西域。汉朝由此完全控制了西域，匈奴实力大减，己无力侵扰汉境。
到东汉初年，匈奴大量人口进入塞内。公元46年前后，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而统治阶层因争权夺利发生分裂。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两部。后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窦固等四路大军出击北匈奴，占据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公元89年，东汉政府派窦宪等联合南匈奴，共同出击北匈奴，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先后有二十余万归附，余下的北匈奴被迫西迁到康居之地，此后逐渐融合在人类东西方交往的历史长河之中。
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除了狭义西域，还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区域。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来已久。根据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大墓发掘的成果，至迟到战国中后期，西域与中原地区、草原地区都已经有了频繁的往来关系。
匈奴自强大以后，对西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先后征服西域各族。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击败月氏，迫使其西迁西域。《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文帝时期，匈奴再击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为匈奴”。匈奴以月氏王头颅为饮器，激起了月氏族的怨恨。匈奴在西域的不断扩张对中原汉王朝也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就准备联合月氏和乌孙，共同征伐匈奴。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访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这次出使前后历时13年，虽然未实现最初的出使目的，但是却沟通了中原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和交往，带回关于西域各族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两汉时期，人们通常称西域为“西域三十六国”，即乌孙、龟兹、焉耆、于田、若羌、楼兰、且末、小宛、戎卢、弥、渠勒、皮山、西夜、蒲犁、依耐、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尉犁、姑墨、卑陆、乌贪訾、卑陆后国、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尉都国、车师后城国。实际当时还有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属于西域的国家。张骞返回汉朝后，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和体会，着重向汉武帝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与匈奴的矛盾冲突，并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与汉朝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向汉武帝建议，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不仅到了乌孙，还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从此以后，汉朝与西域的往来关系越来越密切。
图2-1 “汉归义羌长”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3页。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朝求和亲，欲与汉朝结为兄弟之国。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汉武帝为细君公主准备了丰厚的物品和数百侍从作为陪嫁，通过和亲与乌孙建立了联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使者校尉主管屯田事务。
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朝又将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多年，“三为国母”，所生子女，有的继承乌孙王位，有的在西域掌军政要权。解忧的侍者冯嫽深知诗文事理，作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她们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宣告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管辖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标志着西域各族臣属汉朝的开始。西域都护的设立，不仅有效推行了屯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架起了中西方交往的桥梁。
东北地区各族，乌桓、鲜卑在秦汉时期被称为东胡，因其“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此外，还有夫余、挹娄、高句骊等，统称为东夷。东北地区的诸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民族集团：一个是在汉文文献中以貉或貊统称的各民族，包括夫余、朝鲜、高句骊、沃沮、秽、秽貉等；一个是乌桓和鲜卑，被称为东胡；还有一个是挹娄。
秦汉时期，对东北地区政治影响较大的是乌桓族。乌桓又称乌丸，在春秋时期被划归“山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称“东胡”。秦汉之际，东胡受匈奴压迫，后冒顿单于击破东胡，散众居于乌桓山者称乌桓，居鲜卑山者称鲜卑。匈奴还规定乌桓每年向匈奴输送牲畜和皮毛，欠交租税的乌桓人被匈奴贩卖为匈奴家族奴隶。
乌桓最先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流河西南地区。乌桓人起初过游牧生活，至汉代产生了男女分工的家庭手工业。《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这些记载表明，乌桓社会习俗上保留着母系氏族的许多遗迹，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转变的阶段。汉初，乌桓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氊毼。男子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贤王地，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其不得与匈奴相通连。公元前78年，乌桓为报世仇，掘匈奴单于祖茔，匈奴发兵两万进攻乌桓。汉兵趁机从背后突袭乌桓，斩首六千余级。
王莽执政时期，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以乌桓妻、子为质，驱使乌桓攻匈奴。乌桓多次要求遣返人质，都没有得到允准，部分人质自行叛逃，王莽遂下令杀死其余人质。乌桓被逼无奈，只能投降匈奴，背离了中原。
图2-2 汉·鎏金神兽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2页。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后来匈奴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转徙漠北。汉光武帝刘秀调整民族政策，“以币帛赂乌桓”，用金、帛贿赂乌桓大人，缓和了东汉与乌桓的关系，部分仰慕中原先进文明的乌桓人归附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献奴婢、牛马、弓及貂皮等。东汉朝廷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人为王侯、君长，许其从塞外内迁，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汉明帝、章帝、和帝三世，东汉与乌桓保持了和平的关系。
东汉中后期，随着朝廷政治的腐败，东汉对乌桓等少数民族的压迫也与日俱增。朝廷将乌桓安置在沿边十郡，以汉法统治，把乌桓骑兵组成“乌桓胡骑”，充当反击匈奴、鲜卑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先锋。东汉末期，天下大乱，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大破幽州，掠汉民十余万户。青州、冀州等地的汉民为了避乱，也投向乌桓，合计约二十余万户。公元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的侄子蹋顿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统一起来，乌桓又一次强盛。在中原纷争中，袁绍因被曹操击败，其子袁尚投奔蹋顿，欲凭借乌桓之力，复图中原。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得降虏二十余万人。曹操遂迁乌桓于内地安置，把健壮的乌桓人编为骑兵。这支骑兵勇猛善战，成为协助曹操统一北方的重要力量。
夫余，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活动于东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称：“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这是我国史书对夫余的最早记载。大约在战国时期，夫余已为华夏诸国所知。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弱水，即今嫩江或黑龙江。“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出名马、赤玉、貂豽、美珠，珠大者如酸枣。”“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各“加”分领数百至数千邑落。“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夫余与汉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汉武帝时，夫余向汉朝贡。东汉初年，夫余不断遣使朝汉，而同高句骊、鲜卑对抗。汉安帝时，高句骊围攻玄菟郡，夫余王曾遣子尉仇台击破之，解救了玄菟。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夫余王曾来洛阳朝觐，顺帝为夫余王演出黄门鼓吹和角抵戏为他送行。以后，高句骊日趋强大，向西发展，汉边军退至西盖马（今辽宁抚顺）。但夫余仍亲汉，西与鲜卑，南与高句骊对抗。东汉末，公孙氏势力在辽东兴起，夫余属辽东。公孙氏曾以同族之女妻夫余王，以利用夫余抑制高句骊和鲜卑。
挹娄，古为肃慎，在夫余东北。东滨大海，其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但语言不同。出产“五谷、牛、马、麻布”。西周时，肃慎向周朝贺，周成王曾命臣下作诗文以志纪念。汉代，其社会大概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载，挹娄“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柹，以多为好”。挹娄人善用弓矢：“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中人皆死。”秦汉之际，挹娄役属于夫余。由于挹娄人勇敢善战，据守山险，夫余奴隶主难以随意役使他们。汉代，中原与挹娄有了简单的交往，中原人知道挹娄“出赤玉、好貂”，其貂被称为挹娄貂。挹娄社会发展较缓慢，到曹魏时，史称其“法俗最无纲纪”，大概尚徘徊在原始社会末期。
羌和氐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早在商代，羌和氐就与商为“敌国”，是西戎的主要构成部分。
羌族最初分布地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其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羌族最初以畜牧、射猎为业，战国后期，羌族开始兼营农业。羌人传说中的先祖名无弋爰剑。《后汉书·西羌传》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众。”秦厉公时，无弋爰剑被秦掳去作了奴隶。他在秦地学会了农耕技术，逃回河湟地区，把自己学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从此羌族逐步改变了从前原始的射猎、游牧生活。
汉初，羌人曾臣服于匈奴。为了孤立匈奴，汉朝将部分羌人迁徙至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北）、安故（今甘肃临洮西南）等地。汉武帝时，设立了护羌校尉，管理西羌事务。汉宣帝时，中央派遣赵充国率领军队前往金城（今甘肃兰州），镇压湟水流域的羌人叛乱，并在西羌地区实行屯田。东汉时期，名将马援在临洮打败先零羌，开始把大量羌人迁往渭水流域和北地（今宁夏吴忠西南）、西河（今山西离石）等地。后来，由于东汉朝廷对羌人的深重压迫，引发羌人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给东汉朝廷造成了沉重打击。
氐族最初分布地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即汉武都、天水、陇西、广汉等郡一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自冉駹以东北就是西汉水、白龙江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所在。氐族处于汉、羌两族之间，与汉、羌两族很早就有密切联系，深受两族影响，但氐族仍然具有既不同于汉又不同于羌的民族特点。《魏略·西戎传》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
氐族支系众多，各有称号。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居于仇池（今甘肃西和、成县、文县一带）。汉朝向西和西南开拓，氐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拓氐人之地，设武都郡；仇池山势险要，氐族豪帅常据之以自固。其后，氐族虽有武装反抗，但往往为汉族统治阶级所镇压。氐族统属郡县后，长期与汉族错居，受汉经济、文化影响，差别日益缩小。
“百越”，中国古代南方越人的总称，分布在今华东、华南地区，因部落众多，故总称百越，也叫“百粤”“诸越”。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继而降服了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越族，建置会稽郡。接着又分别征服了居住在今温州一带的东瓯和今福建境内的闽越，设置闽中郡。公元前219年，令尉屠睢指挥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进攻今两广地区的南越和西瓯，遭到越族顽强抵抗。又因运粮困难，不能获胜，相持三年之久。秦始皇为了解决进攻南越的供应问题，派监御史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灵渠，沟通了粮道，才将越族打败。越族被迫藏于山林，准备反攻。后乘秦军不备，半夜出击，大败秦军，杀死了屠睢。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平定了百越之地，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次年，迁徙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公元前210年，秦将赵佗发动瓯骆之战，消灭雒瓯国，统一岭南。从此，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原移民与越族人民共同劳动生活，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图2-3 汉·五铢钱纹青铜鼓，广西岑溪出土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384页。
秦汉时期在蜀群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主要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哀卑等。
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西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駹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在民族间纷争较少的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期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原典选读
【原典】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选自《史记·匈奴列传》）
【释读】
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子孙，叫淳维。唐尧、虞舜时期以前就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住在北方蛮荒之地，随着畜牧活动而迁徙。匈奴人的牲畜大多是马、牛、羊，他们的奇特牲畜则是骆驼、驴、驘、駃騠、騊駼、騨騱。匈奴放牧顺遂着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和固定居住的地方，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也各自分占土地。匈奴没有文字和书籍，用语言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他们的儿童即能骑羊，拉弓射击飞鸟和地鼠，待稍微长大就能射击狐兔：用作食物。成年男子都能弯弓射箭，全都充当披挂铠甲的骑兵。匈奴的风俗，平常无战事时，则随意游牧，以射猎飞禽走兽为职业。形势紧急时，则人人练习攻战本领，以便侵袭掠夺，这是他们生来的习性。他们长距离攻战的兵器用弓和箭，近距离交锋的兵器用刀和铤。战场形势有利就进攻，形势不利则后退，不以逃跑为羞耻。只要有利可得，就不受礼义约束。自单于首领以下，都以牲畜血肉为主食，穿皮革衣服，披着带毛的皮袄。强壮的人吃肥美的食物，老年人则吃剩余之物。匈奴看重强壮体健者，瞧不起衰老和体弱者。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兄弟死去，其他兄弟可以娶死者的妻子为妻。匈奴人有名却不避讳，但没有姓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