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与羌族是中国古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西部非华夏族，譬如《诗经·商颂》中就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华夏族士大夫所总结的“华夷”五方格局中，氐、羌两族同属于“西戎”集团，散居于今天的西部地区。其中，仇池百顷山是氐族最著名的聚居区，羌族早期发祥地在河湟地区。氐羌人的发展史也都与迁徙相关，通过大迁徙，氐羌先民离开了故地，来到了中原王朝的核心区。

关中地区曾经是秦汉时代的汉族文化鼎盛之区，但是，从东汉开始，大量周边民族的迁入，又使关中地区的文化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十分突出的“氐羌化”特征，这无疑是中国地域文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望百顷仇池山：古代氐族的迁移与发展历程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

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

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

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唐]杜甫《秦州杂诗》之一

在唐宋时代的文人墨客眼里，仇池山地区是一个世外桃源之地，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本著名笔记，名为《仇池笔记》。

殊不知，这个仇池山是氐族人民的古老家园。生活在这里的氐族人民曾经建立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政权。

关于氐人的早期发展历史与分布区状况，《魏书·氐传》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顷，因以为号，四面斗絶，髙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

据此可知，氐人，又被称作“白氐”、“故氐”，自秦汉以来，就广泛地分布于岐山、陇山以南，汉川以西的地区之内，“自汧、渭抵于巴蜀，”汧即汧水，是渭水的分支。渭即渭水，即今天关中地区的渭河。氐人户口繁盛，分布于从今天甘肃省及陕西南部到四川及重庆北部的广大区域之内。

其实，在汉朝开置郡县之前，氐人不仅有自己的部落组织，还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政权——白马国，后来，“白马”也成为氐族人的代称。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冉駹以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指冉駹、莋都、白马）亦有君长。”与匈奴人相比，氐人自古即为一个定居性民族，住房形式以板屋为主。氐人从事的主要产业为农业与畜牧业，就经济形式而言，与汉族之间存在很大的兼容性。

白马国地区最突出的自然地理景观或标志就是仇池山，又称百顷山。仇池山，在今天甘肃西和县西南洛峪，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载云：白马氐人“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又如《仇池记》亦云：

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逾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缘而上。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泉流又通。

从宏观的地域格局中，氐人集中于今天甘肃、陕西、四川三省的交界地区，或者说，正处于关中与巴蜀两大区域的通道之上，且与中原王朝的核心政治区——关中距离不远。正是出于这种客观地理位置的特点，氐人与汉族中原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换言之，氐族的发展很早就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干预与影响。

西汉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开拓西南边疆地区，设置初郡，在氐族人聚居区设置了武都郡，自此以后的数百年中，武都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疆域内氐族人最重要、最著名的聚居区。然而，对于土著白马氐人而言，开设武都郡，对他们的生活及分布造成了重大影响。武都郡设置之后，原先居住于平坦地带的土著氐人受到排挤，被迫向境外及周围崇山峻谷间转移。如《魏略·西戎传》就载称：

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渌（或作禄，在今甘肃酒泉），或在汧（水）、陇（山）左右。

显然，从西汉时期，氐人分布区已开始扩展，不仅是从平原地带向山谷地区移居，还从武都一带进一步外扩，进入到了河西走廊及关中边缘地区。

至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氐人分布区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氐人聚居区正处于魏、蜀两大政权的交争之地。曹操担心各部氐人为刘备蜀国所利用，于是先后派官吏将氐人强行向关中及陇右地区迁移，“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落，通常相当于汉族的“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那么，当时被强行迁出的氐人就已达到25万之多。

在大规模迁徙之后，武都郡也由此内徙。《魏书·杨阜传》载：当时，曹操任杨阜为武都太守。“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士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氏（应为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以随之。”可见，杨阜就是当时强制移民行动的主要实施者之一。

氐人的大量内徙，造成关中及陇右地区氐人与汉人杂居。参照文献记载可知，当时迁入的主要地区及郡县有：京兆尹（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扶风郡（今陕西兴平市东南）、美阳县、天水郡（今甘肃甘谷县东）或汉阳郡、南安郡（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广魏郡（治今甘肃秦安县东南）等。氐族人聚居于关陇地区，也为自己民族政权在关中地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前秦政权的建立，称得上是氐族在中国政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创立前秦的苻氏家族就是内迁的略阳临渭（今甘肃南安县东南）氐人。苻氏家族原为蒲氏家族，其最早的领袖是苻洪。《晋书·苻洪载记》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氐焉。父怀归，部落小帅。”

晋末“永嘉丧乱”之时，苻洪等人也密谋自立，被推为当地氐人的盟主。因为当时实力有限，苻洪率部曾先后归附于刘曜前赵国与石勒后赵国，均被委以要职，苻洪的实力日渐充实。据载，后赵国王石勒在位期间，苻洪劝说石勒迁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即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获得石勒赞赏，并被委派监督移民事宜。其所部氐人也一齐加入了大移民的行列，被安置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如果说，苻洪手下封关内侯的氐族部落酋长达2千人，那么其属下的氐人数量应该是相当庞大的。到后赵国晚期，“洪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之众应以外迁出来的氐人为核心。

后赵国败亡于内乱，当时中原大乱，自感羽翼丰满的苻洪迫不及待地于永和六年自封为三秦王，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平定中原之时，却不幸被人毒死。临终之时，苻洪向其子苻健分析了中原的形势，指令其重返关中，定都长安。他在遗命中讲道：

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势，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

苻健听从父命，统率大军杀进潼关，于永和七年（350年）在长安自立，称天帝，置立百官，史称前秦。可以说，至此，当初外迁的氐人大都返回了关中地区。前秦国至苻坚即位为帝时，国势达到了极盛，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等多个割据政权，疆域几乎覆盖了北部中国。汉族封建史官对于苻坚取得的功业也是称赏有加，也可以说，苻坚称得上是十六国时期最杰出的非华夏族政治家之一，这无疑也是氐族人的光荣：

乃平蜀定燕，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止马而献歌，托栖鸾以成颂，因以功侔曩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

清代学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考证出前秦的疆域共囊括22州，这22州分别为：司隶、雍州、秦州、南秦州、洛州、豫州、东豫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凉州、河州、梁州、益州、宁州、兖州、南兖州、青州、荆州、徐州、扬州。毋庸置疑，前秦王国疆域之广袤，在十六国中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苻坚却在民族移民问题上犯下了致命的大错，或者说，面对政治地理“东西制衡”的棘手矛盾时，苻坚非但没有利用移民这一有力手段巩固自己的政权，反而错误地估计形势，让前秦国陷入空前被动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前秦国的最终败亡。其失误的举措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攻灭慕容鲜卑的前燕国后，为了消除死灰复燃的危险，苻坚仿照秦汉时代移民关中的作法，将包括前燕皇族在内的大批鲜卑族众迁入关中。如《慕容暐载记》称：“坚徙（前燕末代皇帝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若每户按5口计算，那么当时迁入关中的鲜卑人至少应有20万人。

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控制广袤的疆域，在已占领的地盘，苻坚政权又采取了类似西周初年大分封的作法，分迁关中氐族人到关东各地镇守，由此引起了较大规模的氐族人口外迁。

洛既平（即平定苻洛叛乱），（苻）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坚镇邺，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剌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书令梁谠为安远将军、幽州剌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剌史，镇枹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剌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苻叡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

据此可知，氐人外迁所驻的军事重镇主要有今天河北地区的邺城（今临漳县西南）、北京的蓟城、东北地区的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山西境内的平城（今大同市）与晋阳（今太原），蒲坂（今永济市西南），河南的洛阳（今洛阳市），以及西北重镇枹罕（今甘肃临夏县西南）。

学者们据此估计，外迁之前，分布于关中及附近地区的氐人至少在20万户以上，按每户5人计，氐族总人口应在100万以上。苻坚声称氐人“族类弥繁”，实在并非完全虚夸。而十五万户的氐人，正是前秦政权建立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根基，相当于其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将其迁至关东各军事重镇，对于控制关东局势，肯定大有裨益。但是，关中地区却是前秦的心腹之地，即政治核心区，大量鲜卑人内迁与大量氐人外迁，对于关中的稳定与安全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一位名叫赵整的琴师曾作歌谣告诫苻坚，可惜苻坚根本不当一回事。这首歌谣云：

阿得脂，阿得脂，

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

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

至太元八年（383年），抱负远大的苻坚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对东晋的战争，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招致惨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留下了千古之笑柄。惨败后的苻坚再也无力控制境内各种民族势力的反叛，前秦国也从此分崩离析。

这次大规模的氐人外迁措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前秦政权的覆亡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在民族成分与矛盾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单纯依赖本民族的力量，要想维持过于广袤的疆域，对于统治者而言，无疑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需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苻坚最终陷于失败，实在情理之中。

常语云：“不以成败论英雄。”可以说，氐人的迁徙历史是异常悲壮的。被中原政权强制外迁，本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历程，成千上万的氐人因此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离开了仇池百顷山，来到了关陇之地。但是，如果没有迁徙，氐人首领们也就不可能在中原与关中之地开创不可一世的功业。最后，缺乏仔细考量的民族大迁徙又让前秦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于斯，败于斯。”反思历史时期移民与政治建设的特殊关系，氐人的迁徙史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黄河源头是家乡：古代羌族人的迁徙与发展历程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

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

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

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

——[唐]李白《观胡人吹笛》

羌族是中国西部最古老与最重要的民族之一。关于“羌”字的本义，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释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这一定义所涵盖的范围不免过于广大了。也正因为民族识别的标准过于宽泛，可以说，历史上羌人的种类是最为复杂的，其识别难度也最大。

《后汉书·西羌传》是历代正史中关于羌族早期历史最早、最全面的著述，关于羌人的起源与发祥地，该《传》载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

根据古史传说，羌人是远古三苗人的后裔。原本居住于南岳衡山一带，在舜帝在位期间被迁往三危山地区，也就是东汉河关县（今青海贵德县西南）的西南地区。赐支河，又称为赐支河曲，即今天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黄河河段，河首就是黄河源头。羌族先民最早便聚居于今天青海境内的黄河两岸。关于羌族早期分布地范围，著名民族史学者马长寿先生精辟地指出：

河关在兰州西南，以西千余里为河曲。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羌语称之为赐支……河曲及其西岸和北岸都是西羌分布的中心。

可以说，羌族依黄河而居，同样是以黄河以母亲河的民族。

在传说中，羌族的始祖名叫无弋爰剑，早年为秦国所俘虏，作为奴隶。后逃回，率领其种落居住于三河之间，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三河之间的地区，于是，“河湟间”和“三河间”成为羌族早期发祥地的代称。原本羌族以射猎为生，生产方式极为原始。而爰剑从秦国学习了农耕与畜牧养殖技术，以后羌族开始田畜并重，农耕业与畜牧业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经济结构与对羌人以后内迁关中并很快适应下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出，爰剑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汉羌之间的密切关系。

另外，古代羌族发展具有一些十分突出的特征，这些民族特征对于汉羌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与塞外游牧民族相类似，古代羌族先民实行过继婚制，民族人口增加较快，且种落分支繁多，分布地区日渐增广，几乎遍布整个西部地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其后母，母亡则纳釐 [同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关于羌人种类及兴衰状况，《后汉书·西羌传》载云：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此外，更值得重视的是汉羌之间复杂的地理分布形势。羌人的故乡本在黄河之源及河湟之间。但是，随着羌族人口的增多，羌族的居住地也在不断扩展，不可避免地同其他民族接触及交往。当秦汉时期匈奴族势力鼎盛之间，河湟地区的羌族投附在匈奴联盟之内。西汉朝廷对于这种“胡、羌”联盟的局面十分忧虑。为了与匈奴人争夺西域地区，西汉军队在名将霍去病等人的指挥下大举北进，在河西走廊一带先后设置河西四郡，即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建立河西四郡的最大战略意义就在于“隔绝羌、胡”，即阻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联手。

但是，“祸福相倚”，河西四郡的建立却使汉羌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一方面，为了维持河西四郡的建置，汉朝必须向河西地区移徙相当多的汉族官吏、士兵及眷属，另一方面，一些羌族酋豪倾向于依附汉朝，入居汉朝边塞之内，故东汉有护羌校尉之设，统管边境地区的羌族事务。由此，汉朝的西部边郡成为羌族人最先入居的区域。

早在西汉后期，西部边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羌人叛乱事件。汉朝派重兵镇压后，采取优抚酋豪，罢兵屯田等政策，才维持了边塞局势的暂时平静。据《汉书·赵充国传》，神爵二年（60年）五月，赵充国上报其平定羌乱的功绩时云：“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通常，这些降附的羌人都被分布关中及边郡地区。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边境失守，羌族开始大举进犯西部边区，使边区形势异常严峻起来。东汉建立后，为消除羌人对边境地区的威胁，开始将羌人内迁。关中（即三辅地区）即是氐、羌人内迁的主要安置地之一。如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名将马援击败先零羌之后，将羌众内迁，安置于天水（治今甘肃通渭）、陇西（治今甘肃临洮）、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三郡。这是羌人大规模内迁关中的开端。

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吏，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今陕西大荔）、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

此后，这种内迁形成一种惯例，每当东汉军队平定一次“羌乱”后，总有不少降服的羌人被内迁到关中一带。这势必造成关中地区羌人数量的急增。如永平六年（58年），窦固击败反叛的羌人之后，同样将降服之众内迁，安置于三辅地区。现代研究者对羌民内迁的规模与特点也颇感惊诧：

越是后来，西羌之入关者越多，除三辅外，安定、北地、上郡等地无不有羌。

羌族的一个鲜明风俗特征就是崇尚武力，勇敢善战，以战死为荣。“（羌族）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相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其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这种崇尚武力，不惧牺牲的民族性格为日后的所谓“羌叛”或“羌乱”埋下了伏笔。

进入内地后，当羌人受到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时，强烈的反抗精神会自然迸发出来。早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名臣班彪就在上书中全面分析了边区形势：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黯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可以说，东汉时期羌人的内迁，在文献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降附”。这种“降附”式的内迁，不仅没有遏制羌人的反叛势头，反而促使汉羌矛盾更加激化，汉羌关系陷入了“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的恶性循环。

“羌乱”或“羌叛”几乎与东汉一朝相始终。可以肯定，内迁羌人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正与羌人反抗力量的增强形成正比关系。据统计，东汉时期，东西羌及白马羌前后起义5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有5次，前后延续100多年，几乎与东汉王朝相始终。

西晋初年，名士江统提出了《徙戎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关中地区内迁的氐、羌人对汉族王朝统治的巨大威胁，主张将这些氐、羌人迁回故地。之所以提出“徙戎”主张，江统最大的忧虑就是关中地区“戎狄”人口的繁庶：“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这里所云“戎狄”包含了众多进入关中的其他民族，然应以氐、羌族人为主，羌人数量及实力仅次于氐人。

后秦国的建立，是内迁羌人规模与影响的最重要的体现。后秦国之崛起，源自姚弋仲。他为南安赤亭（今甘肃陇县东）羌人，其家族为羌族烧当种之后裔，曾被迫迁出塞外，至迁那为酋长之时重新内附，居于南安赤亭，累世为羌酋。其父柯廻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永嘉丧乱时，姚弋仲率众东徙榆眉（今陕西千阳县东），势力逐渐壮大，“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前赵刘曜统治期间，姚弋仲被封为平襄公，占据陇上之地。

有趣的是，与前秦开创者苻洪相仿，在后赵石虎攻占关中地区后，姚弋仲也曾力劝石虎迁徙秦雍地区豪杰之家于河北地区。姚弋仲及其部族自然也在迁徙之列。“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今山东临清市东南），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

姚弋仲、姚襄父子死后，姚苌等人归降于前秦。淝水之战后，前秦国内大乱，分崩离析，豪杰并起。“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众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姚苌于是拥众自立，太元九年（384年），他自称“秦王”，又有“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公元386年，姚苌在长安称帝，建立后秦政权。

与前秦苻氏政权相比，后秦姚氏政权初建之时，疆域大为收缩，但至姚兴统治期间，攻占了洛阳地区，大抵与前赵国疆域相仿佛。如《晋书·地理志》载云：“既而姚苌灭苻氏，是为后秦。及苌子兴克洛阳，以并、冀二州牧镇蒲坂，豫州牧镇洛阳，兖州刺史镇仓垣，分司隶领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镇安定。及姚泓为刘裕所灭，其地寻入赫连勃勃。”

据《十六国疆域志》统计，后秦政区设置包括了15个州，这15个州分别是司隶部、雍州、秦州、南秦州、凉州、河州、并州、冀州、荆州、豫州、东豫州、徐州、兖州、梁州、南梁州，但是，这些州往往为设官而置，实际辖区相当有限，或根本没有（即所谓“遥领”）。

尽管后秦在数十年之后，为东晋所灭，但可以肯定，大多数羌族平民依然留居在关陇地区，因此，到北魏时期，三秦地区“华夷杂居”的文化风貌依然相当显著，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叛风起云涌。可以肯定，当时的关中根本不是北部中国文化发达之区，而是少数民族风俗特征占优势的各民族杂居之地。

学者们往往十分赞赏氐、羌族上层人物，如苻坚、姚苌等人接受汉化的热情与高度汉文化素养，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在特定环境下民族文化所固有的顽强性，尤其是在大批普通平民集体入居之后，民族特性会在新的移民社区中长期维持。

直到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依然有不少羌村存在，大诗人杜甫曾居住于羌村，并有不少吟咏羌村的诗篇，表达了诗人与羌族父老的深厚情谊。

与氐族相仿，羌族内迁历程是异常悲怆的，汉羌关系经历了太多血与火的洗礼。在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度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与权利，促进民族团结，维持民族和睦，是保证各民族美好生活、共同发展的第一要义。 3EX8VELSjVQMxMBG98M+NguAGhlpeXWtfteZ9AiCVKAbvJzogwKPpgx5e4fu+Y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