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民族史缺乏了解的人们常常会以为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华夏（汉）族的历史，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中国的历史是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数千年来，各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交汇融合，彼此的历史根本无法分割开来。不少非汉民族创造出不少民族历史发展的奇迹，除蒙古人开创震惊世界的蒙古大帝国之外，由满族开创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民族发展与疆域建设上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

明末清初满族的崛起与发展，与其迁徙活动同步。这一迁徙活动不仅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发展轨变，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畔的女真人，随着武力的强盛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仅形成了庞大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同时居住地域也从东北地区逐步向全国范围扩展。与元朝蒙古族的分布有些相似之处，满族在全国的分布与其军事力量的布防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京畿地区依然是满族八旗军士及其家眷最为集中的区域。

启运山引领迁移路：满族发祥地的地理环境与早期迁徙

长白龙干西南来，

灵山启运神堂开。

源远流长绵奕世，

骈蕃禔祉皇图培。

肇祖衣冠秘陵室，

三祖元宫千载谧。

仇成不共何忍言，

七恨兴师此第一。

——[清]乾隆皇帝《恭瞻启运山作歌》

满族的前身为创立金朝的女真（或称为女直）人的后裔，满族统治阶层也以祖述金朝政绩为荣，山海关外的满族政权长期以“后金”为号。乾隆皇帝亲自指导了《满洲源流考》等满族早期历史著作的编撰，他在谈到祖先历史时明确认定：

顷阅《金史·世纪》云：金始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黒龙江，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与大金正同。

长白山麓是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因而也成为满族人民心中的“圣山”。康熙皇帝曾御封“长白山之神”的名号。关于长白山一带的自然环境特点，《清太祖实录》载称：

先世发源于长白山。是山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树峻极之雄观，萃扶舆之灵气。山之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之水出焉。鸭绿江自山南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爱滹江东流，入东海……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

又如满、汉文对照《满洲源流》一书也指出：“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即今镜泊湖）”。山水相连，江山如画，发祥地域优美的自然环境让满族先民们十分骄傲与自豪。综合多次实地勘察结果，撰著乾隆《大清一统志》等书的清代学者们曾对长白山周边环境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描述：

（长白山）在吉林城东稍南六百里，即果勒敏珊延阿林，横亘千余里，东自宁古塔，西至奉天府诸山，皆发脉于此山，巅有潭，为鸭绿、混同、图们三江之源，古名不咸山，亦名太白山，亦名白山……其巅不生他树，草多白花，南麓蜿蜒磅礡，分为两干，其一西南指者东界鸭緑江，西界佟家嘉江，麓尽处两江会焉。其一绕山之西而北，亘数百里，以其为众水所分，旧志总谓之为分水岭，今则西至兴京边。茂树深林，幕天翳日者，土人呼为纳噜窝集，从此西入兴京门，遂为开运山……其间因地立名，为山为岭者不一，要皆此山之支裔也。山之灵异自昔称名，而神圣发祥，于今为盛，万禩鸿基，与山无极矣。

长白山脉是位于今天的中朝边界的巨大山系，堪称东北地区的“第一山”，支脉众多，覆盖面积广大。按其走向，长白山南麓支脉可分为两系：一是西南方向诸山，止于鸭绿江与佟家（嘉）江（今浑河）汇合处；一是西北方面方向诸山，止于兴京地界的开运山。

开运山，又称为启运山，而从长白山巅，至启运山一线，正是满族先民后来迁徙的路线。显然，无论满族的皇族大臣们如何歌颂与神祕化长白山，有一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满族的先民们没有选择离开长白山，那么，后来所有的伟业恐怕都是一场幻梦而已，而正是向外的民族迁徙，才使满族走向了强大与繁盛，因此，更准确地讲，迁徙之路才是满族先民的“启（开）运之路”。大迁移带来了民族大发展的光明前景。

满族最早的都会就是兴京，即赫图阿拉，即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据清官方文献（如《清太祖实录》、《满洲实录》等）所记传说内容，满洲民族的始祖为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该族的最早聚居地为长白山东麓的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或称鳌朵里、鄂多理等）。至其肇祖都督孟特穆时，该族迁居于苏克苏浒河流域虎拦达山下赫图阿拉地区，距原居地俄朵里城有1500余里。赫图阿拉成为满清皇族真正的发祥地。据清代学者魏源等考定，其地“在苏克素护河、嘉哈河之间，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东距宁古塔千二百里。我朝未得辽、沈以前，四世咸宅于兹，即明代之建州右卫也。”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尊赫图阿拉为兴京。宣统元年（1909年），又升为兴京府。

清太祖弩尔哈齐出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的出现，是满族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弩尔哈齐创业初期（明朝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诸部落处于林立割据状态。如《清太祖实录》载称：

时诸国纷乱，满洲国之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之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之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扈伦国之乌喇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上（即清太祖弩尔哈齐）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始于一旅之师，渐削平诸部而统一之。

魏源曾总结上述诸部的风俗特点及地理分布特征，他指出：这些部落“皆金代部落之遗，城郭土著射猎之国，非蒙古行国比也。各主其方，争相雄长，强凌弱，众暴寡。而扈伦四部最强，在满部之北，皆以所居之河得名。乌拉、辉发二河入松花江，哈达、叶赫二河入辽河。”其实，不仅是扈伦四部以所居之河得名，其他各部落也大多依河水而居，充分显示了这些部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

天命元年（1616年），弩尔哈齐建国号“满洲”。在此之前，该部向外名称有女直、女真、金与后金等。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弩尔哈齐最终削平诸部，为满洲国的建立奠定了客观基础，女真诸部的统一，也为满族最终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满洲实录》记载：当时，“满洲国自东海边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又据《清太祖实录》卷六载：天命四年（1619年）攻灭叶赫部（域称夜黑部）后，

上自是开拓疆土，东自海西，西至明辽东界，北自蒙古科尔沁之嫩乌喇江（即嫩江），南暨朝鲜国境，凡语音相同之国，俱征讨、徕服而统壹之。

关于满族的民族识别问题，俄国著名学者史禄国（S·M·Shirokogor off）曾总结道：

满族人确认自己分为下列三种群体，即1，佛满洲——源远流长的老满族人；2，依彻满洲人——后来归附的新满族人；3，蒙古满洲——原来是蒙古人的满族人。按照满族人的说法，这些分别是在满清帝国创建时期造成的……实际上，大部分佛满洲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在吉林省的宁古塔地区土生土长的，只是后来才扩散到四面八方。属于佛满洲的人并不认为依彻满洲是像他们一样纯的满族，他们说，依彻满洲由满人、汉人和一些当地部落，例如林区的游牧通古斯和达斡尔人等融合而成……换句话说，他们不认为依彻满洲或蒙古满洲是‘纯满洲’即满族政权的创立者。”“因此，‘满洲’之名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不同民族群体的政权的名称，同时，它大致也指这些群体的共同文化，由一个南方通古斯群体奠定并主宰，而这个群体讲通古斯语族南方语支的一种方言，以有文字的满族的语言为标志。

综观满族的早期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旧满洲”、“新满州”以及“蒙古满洲”之差别，其关键就在于八旗制度起到的巨大作用。八旗制度是满清民族发展与军政建设最根本的制度，因此，“旗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满族的代称，完全可以说，不理解“八旗”制度，也就无法理解满族及清朝的历史。

八旗制度的核心是“兵民合一”，这与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的社会制度惊人地相似。清朝满族人又称为“旗人”，所有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之中，因此，所有的“满族人”也都是八旗兵士。正如《清史稿·兵志》卷首所说的那样：“太祖高皇帝崛起江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关于入关前八旗兵丁及满旗人口的数量，现代学者李新达认为：“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的壮丁数的总和。努尔哈赤正式建成八旗时，约有五六万人，努尔哈赤晚年，约有九万人，皇太极晚年，约有十五万人。”其实，壮丁数与民族总人口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又如莫东寅在《满族史论丛》一文中推测：“我们依例三丁抽一，老幼男女再加一倍的办法来推算，如入关当时，满八旗兵数以十万计，男丁不过三十万，加再老幼男女一倍，全族人口最大限度，不能超过六十万。……至于八旗设立之初，兵数五万左右，则男丁十五万，合男女老幼，也不过三十万。”而管东贵通过较细致的统计之后，提出：“入关前满族人口大约有七十五万至八十万之谱。”

山海关位于今天河北秦皇岛市东北，是万里长城的东端最重要的关城，也是明代北方防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首都北京的安全至关重要，故当时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起义军在攻破北京城后，与明朝降将吴三桂手下的军队及满洲的八旗援军在山海关城下展开了激战，结果，李自成所率义军全线溃败，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山海关战役是明清鼎革之际的重大转折点，满洲八旗军队在山海关大胜后，迅速南下，很快进占北京城，宣告了清朝的诞生。

“东来满洲”的“圈地运动”：入关后满族的分布与安置

江南江北采茶时，

上品先尝送八旗。

碾得胡麻酥共滴，

乳茶骄杀满洲儿。

——[清]彭孙贻《采茶歌之一》

跨越山海关，进入北京城，满族的发展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此时的满族人已不可能全数退回东北老家了，要建立新的王朝，要在广阔的中原大地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必然进行大规模的兵力配置与民族人口调整。

根据清朝军队编制，八旗兵士首先分为禁卫兵与驻防兵两大类。禁卫兵的职责在于守卫京师，故而驻扎于燕京（即北京）。禁卫兵又分为郎卫与兵卫两种类型。郎卫侍从皇帝出行，兵卫守卫紫禁宫阙。如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在《八旗屯种疏》中指出：“查八旗人，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听其屯种外，余并随旗居住，群聚京师，以示居重驭轻之势。”清朝大臣鄂尔泰等所修之《八旗通志》卷二有《八旗方位》篇，但其所指仅限于北京城内的八旗军分布而言：“自顺治元年（1644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者也。”禁卫兵的数量相当可观，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如在兵卫之中，如乾隆中满、汉养育兵就有20300余人。至咸丰三年（1853年），京师八旗营兵合计有149000余人。

《清史稿·兵志》对八旗兵士在全国驻防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

八旗驻防之兵，大类有四：曰畿辅驻防兵，其藩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藩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防兵；曰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藩部兵。

依此，八旗兵士在全中国的分布可分为四大类及四个大的地理区域，但是，其中“藩部”兵士主要是指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各个民族编入八旗之兵士，与满族分布关系不大。故下面主要分四个区域介绍当时八旗兵士的驻防情况。

1.畿辅地区，即主要今天的河北地区。顺治初年主要驻扎于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重要关口，主要兵力来源于察哈尔八旗等。雍正三年（1725年），增设天津水师营，旗兵为1600人、蒙古兵400人。乾隆三年（1738年）又增加热河驻防兵2000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增设密云驻防满、蒙兵2000人。另外，热河避暑行宫至乾隆年间驻防兵也增至800人。

2.东三省地区，共有四十四处驻兵之所，兵士总额达35300余人。盛京地区的驻防之地有锦州、凤凰城、宁远城、兴京、辽阳、牛庄、义州、盖州、海州、开原、金州、复州等。吉林地区的驻防之地有吉林、宁古塔、珲春、三姓、双城堡等地。黑龙江驻防之地有齐齐哈尔、爱珲城、墨尔根、呼伦贝尔、茂兴、呼兰等地。

3.各直省地区。这一区域涉及非常广，各地驻防创设的记载集中于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驻防的省份主要有：江苏、陕西（包括宁夏）、山西（包括今天内蒙古部分地区）、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等。

4.新疆地区又是八旗驻防的重点区域。新疆驻兵也分为北、南二路。如清军在新疆在北路驻防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大臣阿桂率领满洲、索伦兵500人、绿营兵100人，回族兵士200人驻扎于伊犁。驻伊犁兵额后增加到2500人。其后又增加屯田兵2500人，以5年为期进行更换。乾隆二十九年在伊犁河岸建筑惠远城，驻扎各族兵士数量不断增加，至道光十年（1830年），惠远城满兵已达4600余人。南路驻扎兵主要集中于乌什、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库车、哈喇沙雅尔、辟展等地。到咸丰三年，新疆南北路各族驻兵合计达40000余人，成为全国范围内驻兵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经过这样的大规模的迁徙与安置，留居在山海关外的满族人口数量已大为减少，满族已基本上成为关内民族了。

满族能够创立清朝，实现了军事及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八旗制度与八旗兵丁，因此，清朝入关以后，清朝历代皇帝十分重视八旗制度的巩固与维系，将其视为立国之根本。如康熙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就在谕旨中谆谆告诫户部与兵部大臣“爱养”满洲将士：

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虽天下平定，不可不加意爱养。近闻八旗甲兵喂养马匹，整办噐械，费用繁多。除月饷外，别无生理，不足养赡妻子家口。朕甚悯之。月饷银米，应作何增给，著为永例，尔二部详议具奏。

然而，毕竟时过境迁，“打江山”与“守江山”之间存在着判若霄壤的差距，入关后的八旗制度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而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事实上决定着清朝的命运。而根据清代及现代学者研究，清朝在八旗制度的维系与实施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失误。

这些失策与失误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旗兵轮换制度的失策。八旗兵士在全国各地驻防，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但是八旗官兵均需携带家眷分赴各省驻防地，在轮流驻防更换制度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不仅为广大八旗将士带来巨大的身心劳顿，也给朝廷财政增添巨大的负担。如清代名臣毛奇龄就明确指出：

国家重兵多在闽粤，但各处驻防过多，恐转输易困。古者，防边之士不带家口，及期则换，今皆携家而往，约略计之，十万之师，便有百万。途中口粮、人夫及到地方一切养育之资，无一不取之朝廷，故藩王提镇其各处贸易，虽曰扰民，其实不可禁止也，且室家重则难于转动。夫兵随将转，将到便行，使一旦他处有缓急之调，而此家口重累之将与兵能符到即行乎？则伍籍定额，所当与军政计通变也。

另一方面，八旗官兵携带家眷分赴各省驻防地生活，时间一长，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社区，产生较为强烈的定居心态，因此，要想在实际中长期维持八旗分省轮换驻防制度，是非常困难的。时至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就对此发出无奈的感叹：

我朝设立各省驻防兵丁，原以捍御地方，申明武备……乃近有以一二事渎陈联前者：一则称驻防兵丁子弟宜准其各省乡试……若悉准其在外考试，则伊等各从其便，竞向虚名而轻视武事……一则称驻防兵丁身故之后，其骸骨应准在外瘗葬，家口亦准在外居住。独不思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也。本身既故之后，而骸骨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将见驻防之兵皆为汉人，是国家驻防之设，竟为伊等入民籍之由，有是理乎？

综观有清一代的历史，雍正皇帝心中的预感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大批八旗兵丁最终在驻防地长期定居下来，由驻防转为定居，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于安土重迁的常人心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八旗官兵或“旗人”本身的民族构成就比较复杂，汉人占有颇大比重。在此基础上接受汉化，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第二，“圈地运动”的失策。在八旗的布防上，京师及周围地区成为重中之重，也就成为入关后的满族人最重要的聚居区。清朝初年大批迁入北京城内及畿辅地区的满族移民，在文献中被称为“东来满洲”。为了妥善安置这批移民，清廷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是为他们在移入地圈占土地，进行再分配，其规模与影响相当惊人，清朝官府即公开将其称之为“圈地运动”。如在建都北京后，顺治帝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就颁布谕令：

（将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盖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然所取之地，若满洲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这一谕令拉开了清初京畿一带大规模“圈地运动”的序幕。在这项谕令中，顺治帝明确讲明了“圈地”的目的，就是因为入关的满洲王族、大臣与兵士“无处安置”，因此，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事实上，如果没有“圈地”之举，大批入关的满族大臣与将士都无“立足”之地。很显然，这种圈地运动对于入关满族的安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受到了满族皇家及王公贵族们的欢迎。故《八旗通志·土田志》序赞之云：

至我世宗宪皇帝，睿虑深远，特命查取直隶各项余田，画为井地，令旗人之无产业者，分授百亩，同养公田，则八旗之生齿日繁，而井疆亦日辟。从此，各安世业，拥卫神京，洵千万世无穷乐利矣。

以北京为核心的畿辅地区也就成为圈占土地最集中的区域。根据现代学者刘家驹的研究，清初八旗在畿辅地区的圈地运动自顺治元年始到康熙廿四年（1685年）完全停止，圈占土地数量相当大。如最大的三次圈地行动圈占土地就达166636顷71亩。第一次圈地在顺治元年，圈占近畿各州县无主荒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及内监庄田，分给满洲勋戚与官兵，其土地总数大致为58827顷48亩。第二次圈地在顺治二年（1645年）底至三年（1646年）初，共占土地51839顷57亩。这次圈地除圈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的无主荒地外，还圈了许多民间房屋田土。第三次圈地在顺治三年底至四年（1647年）初，共圈占土地30818顷78亩。因为在前两次圈地中，无主荒地与明朝勋贵庄园圈占已尽，于是大规模圈占民地，实行异地拨补。

然而，这一圈地运动无疑给当地汉族居民带来极大的困挠。广大被强占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面对这样的情况，清廷也不得不暂时调整政策，如时至顺治四年，清廷就推出规定：嗣后民间田屋永停圏拨。但是，八旗强圈土地之举并未因完全终止。如康熙五年（1666年），权臣鳌拜等人又请旨强行进行圈地换地，直隶总督朱昌祚等人极力表示反对，他在奏疏中深切地道出了畿辅地区广大百姓的痛楚：

臣思安土重迁，人之至愿……有谓被圈地之家，即令他往，无从投奔者；有谓时值冬令，扶老携幼，远徙他乡，恐地方疑为逃人不容栖止者；有谓祖宗骸骨、父母邱垄、不忍抛弃者；臣职在安民，而民隐如此，曷敢壅蔽，不以实闻？

臣又遍察蓟州及遵化等应换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之后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今冬二麦全未播种，明年夏安得有秋？且时已仲冬，计丈量事竣难以定期，明春东作必又失时，而秋收亦将无望，京东各州县合计，旗与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资生，岂无铤而走险者？地方滋事，尤臣责任所关，又不敢畏忌越分，不以实闻，伏乞断自宸衷，毅然停止。

但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依据八旗制度，旗人以骑射相尚，且为国家仰赖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耕种土地等农作之道十分陌生，甚至在心理上是鄙夷不屑的，因此，即使是在通过圈占，分到土地之后，广大旗民往往无力或无法耕种，同样落得生活窘困的境地。汉民既蒙失地之苦，旗民又遭有地之困。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都察院大臣在上奏中甚至提出了退地于民的解决之道：

满洲兵丁虽分土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酌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是兵、民共仰皇仁于无尽矣。

第三，旗兵供养制度的失策。依据中国传统观念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维理路，作为开创新一代王朝的民族，满族八旗将士及其后代拥有难以自抑、格外突出的自豪感与心理优势，再加上历代清朝皇帝的高调支持，更使得八旗将士自视为一个特权群体。而这种超常的优越感，对于八旗人士从事各种产业来讲成为一种巨大的障碍。八旗人耻于从事与其他汉民同样的产业，于是乎，大片圈出的旗地又被旗民典卖给汉民耕种，而旗地的大量典卖给广大旗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少数旗民成为“食利”或“食租”阶层，而许许多多失去土地的旗民甚至丧失了基本生活来源。

优养政策使得满族人口迅速膨胀。作为优养政策的实际体现，起初，八旗将士大都能够领取到相当丰厚的兵饷。但人口的剧增，使得清朝财政积重难返，无法承担。据研究者估计，最早至康熙末年，八旗人口已达二三百万左右。那么，到清代后期，满族的人口数量应该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这些满族人口完全由官府来供养，那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旗民“生计困窘”的记载在清代官方记载中俯拾即是，不计其数。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到清朝后期，“吃空饷”成为世人皆知的清朝军队陋习之一。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在《圣武记》卷一四中沉重地指出清代后期八旗将士的尴尬而畸形的生存状态：

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

从驰骋天下、威猛无敌的“八旗勇士”，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八旗子弟”最终沦落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清代优养八旗国策的惨痛教训，是值得后世人记取的。从关外到关内，从僻居东北一隅到遍满中华大地，满族的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而这部历史既有着辉煌的斑斓色彩，又充斥了难以抹去的苦涩记忆，会长久地吸引后世人们去品味与深思。 jXp8YkH2Yxk8jludLM7poedn7XVRgvofM1R5Umvr+zrj99kt18NFjRXgR4zhO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