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安徽黄山屯溪，一个学术会议在这里召开，主办单位是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第四纪冰川”——具体地说，对之前出现的以庐山为首的中国东部地区是否出现过第四纪冰川的大规模争论进行再争论。既然是争论，当然有肯定派和否定派。

会上，一肯定派斥问一否定派：“我年年都去庐山考察，你对庐山考察过多少次？”这位否定派淡定作答：“庐山的老农，一辈子生活在庐山，他也不知道冰川是怎样的。”——他就是否定派的代表人物、争论引发人施雅风。而肯定派的领军人物是已经去世11年的原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界权威李四光。

1、致敬名师：编辑《竺可桢全集》

时间跨入1977年，全国各行各业在经历了十年灾难般的政治动乱后，逐渐开始恢复秩序。就中国科学院而言，在方毅继郭沫若任院长之后，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制订科学规划、恢复学术委员会制度、增补学部委员等。施雅风是其中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科学规划”的全称是“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它涵盖了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地学）和新兴技术学科（比如计算机等）。前者制订的是全国性规划，后者制订的是科学院内规划。尽管施雅风早已以冰川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但考虑到他曾经参加过地学部的工作，又参与制订过十二年远景规划，所以，他还是被要求负责地学部分的规划。

施雅风接受任务后，邀请了地学方面各个领域百余专家，包括他浙大的老师黄秉维、任美锷等，阵容可谓空前。然后，他将规划部分分成七个组，海洋组、气象组、古生物组、地质地球化学组、地球物理组、地理组、综合考察组，分别任命了组长、副组长。

三个多月的辛苦工作，最终制订成功的《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在三个方面对地学发展影响重大。第一，确定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基本地理图件的编制。第二，促成一批新的研究所建立，比如，遥感应用研究所。第三，重新调整现存研究所的格局：该收回的收回，比如，归地方分管的成都山地所、长春地理所被收回，重归中国科学院；该分开的分开，比如，施雅风所在的冰川冻土沙漠所，分别恢复冰川冻土所和沙漠所。从早期的冰川冻土所与地球物理所合并，到后来的冰川冻土所与沙漠所合并，施雅风始终不太支持，如今，终于各归其位，他的前瞻性独到眼光可见一斑。

在分立后的冰川冻土研究所，施雅风任所长。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所有人都有一种夺回损失的时间紧迫感，施雅风也不例外。行政方面，他抓职称评定，设法提高人员的业务水平，比如，组织英语培训班等。专业方面，他经过调查研究后，设立了三个研究室：冰川室（下设冰水文组）、冻土室、冰川沉积和泥石流室，又设立了三个技术室：测绘、物质成分分析、遥感和仪器研制，另外还有一个图书情报室和一个编辑室。

创办《冰川冻土》杂志、在新疆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区重建中断多年的天山冰川站、编制《冰川目录》和编写《中国冰川概论》是研究所独立后做的最重要的几件大事。

天山冰川站的成果丰硕，吸引了国内国际众多科学家前来观摩，国际冰川学会还组织了三十多位知名学者访问该站，更有英国、日本、美国、瑞士等国家的学者寻求合作研究。1988年，该站被科学院列为首批开放实验观测站之一。

早在1955年，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就要求各个国家记录冰川的位置、高度、面积和活动情况，也就是编撰冰川目录。在1978年以前，已经有苏联、挪威、瑞典、奥地利、瑞士五个国家就本国的冰川情况编撰了完整的目录。中国的冰川研究自施雅风1958年祁连山冰川考察开始，那时，他和他的团队就已经在对冰川考察中适时就冰川的基本情况进行记录，但尚没有编撰一套冰川目录的长远规划。换句话说，中国的冰川目录编撰开始得虽早，但因为没有规划而进展缓慢。1978年，施雅风在赴瑞士参加了世界冰川目录会议之后，开始着手全面的、有规划地工作。

最终完成的《中国冰川目录》，收录了中国境内4万多条冰川，从1981年出版第一卷《祁连山区》开始，到2002年出版的第十二卷《印度河水系》为止，总计12卷22册，于200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施雅风与同事合作出版的《简明中国冰川目录》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学后，科学界迎来了郭沫若在闭幕式上报告的“科学的春天”。第二年，中科院决定恢复学部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增补新的学部委员，因为之前分别于1955年和1957年两次选聘的学部委员中去世的超过三分之一，其余的平均年龄超过73岁。所以，增补年轻有为的新一代学部委员迫在眉睫。60岁的施雅风于1980年底被聘为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

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在科学界热火朝天地迎接科学的春天时，在施雅风被名誉花环包围时，没有丧失冷静的他始终没有忘记一个人——竺可桢。对于竺可桢的印象，施雅风用一个词加以概括：“温文尔雅”，但这个评价与竺可桢果敢、有魄力的行事作风并不矛盾。可以说，跟竺可桢的直接交往并不长，但施雅风自觉受他的影响深远绵长。浙大时，竺可桢是可亲可敬的“竺校长”，到了中科院，身为副院长的竺可桢是施雅风的领导。说到“影响”，应该说，受影响的岂止施雅风，竺可桢创立的“求是”校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浙大学子。

“文革”十年间，施雅风第一次见竺可桢是在运动开始不久的1966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2年，重获“解放”的施雅风刚刚恢复冰川工作，就任研究所冰川室主任，为落实珠峰考察总结，他上门拜访。那时，竺可桢已失聪，与人交流只能借助写字板。尽管交流起来不是那么方便，但施雅风还是能够感受到竺可桢依然敏捷的思维。

那次见面两年后，1974年，竺可桢去世。此时，虽然“林彪事件”已过，但仍处“文革”之中，因此，左倾思想照旧。在这种情况下，竺可桢的悼词不可避免地沾染着“文革”腔调。最令施雅风不满的是悼词全然回避竺可桢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学术成就和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显然，这样的盖棺定论不完整不全面不客观不实事求是，而且很不公平。尽管骨鲠在喉，但环境不容施雅风一吐为快，他不得不憋屈着忍耐着。

1977年，天地已变。利用科学界纪念竺可桢逝世三周年的机会，施雅风联合十多位地理学界和气象学界的专家学者，如老浙大人黄秉维、叶笃正等，由竺可桢生前的秘书沈文雄执笔，给中科院院长方毅写信，建议编辑《竺可桢文集》。很快，建议被采纳，施雅风被委托全权负责此事。一纸公函将他从兰州借调到北京。

有此机会向名师致敬，施雅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在借来的一间办公室支了一张床，就算是在北京的“家”了。他请专人负责搜集竺可桢文献，他自己则负责撰写竺可桢生平——在追寻大师足迹同时，感受大师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因为竺可桢的文章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综合考察、科学组织、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等，而当时尚无电脑网络条件，所以，施雅风和同事们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大海捞针般四处寻觅。很多资料“隐藏”于北京图书馆，而那时的北图条件不好，每天限量复印，以至于施雅风的一个同事不得不每天都要起大早赶去北图排队等候复印。

仅凭查找资料还不够，在整个编撰过程中，施雅风组织过六次座谈会，每次到会人员都有几十人，有人畅所欲言，用语言追述竺可桢的言行；有人将他们搜集来的有关竺可桢的资料无偿贡献出来。

这样努力的结果，收录了竺可桢79篇文章的《竺可桢文集》于1979年正式出版。在此带动下，随即又出版了《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由吕东明发起并约稿编辑）、《竺可桢日记》。

1982年，竺可桢逝世十周年，施雅风应邀参加了纪念会。纪念会的一个显著成果是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施雅风担任理事长。研究会频繁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觉得有必要为大师树碑立传。于是，研究会专门成立了《竺可桢传》编辑组。传记中的第二章“教学十年”，便是由施雅风完成的。为此，他泡在南京图书馆旧书馆藏部多日，找到了1920年代出版物中竺可桢写的文章，又遍访竺可桢当年的学生。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项工作，实则是施雅风与竺可桢又“亲近”了一回，这样的“亲近”，给予他的是又一次“努力奋斗、一丝不苟”的教育。他后来回忆说：“我读竺老日记的时候，还是‘文革’结束后不久。通过研究竺老，对我克服‘文革’中形成的一些消极思想很有帮助。”（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因为时代局限性，只收录了竺可桢三分之一文章的《竺可桢文集》尚不能够全面反映竺可桢思想。因此，2000年，纪念竺可桢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在施雅风联合黄秉维、叶笃正等十多位中科院院士的共同倡议下，《竺可桢全集》的编辑进入议事日程。它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的支持，由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担任编委会主任，施雅风担任第一副主任。经过多年努力，至今，全集已经出版了20卷。

从《竺可桢文集》、《竺可桢日记》、《竺可桢传》，到《竺可桢全集》，从旧世纪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施雅风如此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做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因为竺可桢是中国近现代最卓越、影响最深远的科学家、教育家之一？难道仅仅是为这样一个科学界前辈保存文章和树碑立传？当然不完全是。施雅风以此宣传竺可桢的专业成就、学术理念、治学精神之外，更在于宏扬民主思想和科学创新精神，正如施雅风所说，“民主和科学是近现代文明的两翼”（施雅风：《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纪念老领导竺可桢院士诞辰120周年》）。在他看来，也正是因为有民主思想和科学创新精神，尽管深陷战争风暴，困苦艰难中的浙江大学却依然保持着优良的学风，从而跻身一流大学行列。

钱学森曾经感慨中国之所以发展得不如人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施雅风很支持这样的说法，他在解读这句话时，认为“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是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在他的眼里，竺可桢便是这样的学术带头人的典型。因此，施雅风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在呼吁和呼唤，呼吁发扬民主和科学创新精神，呼唤更多的“竺可桢”不断涌现。

2、挑战权威：质疑李四光

施雅风对于李四光观点的质疑，并非只针对“以江西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着第四纪冰川”的李氏代表学说。早在1948年，他就对李四光的另一个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

那时，他接受资源委员会黄秉维的邀请，为建设三峡大坝而对三峡库区进行淹没损失调查。任务完成后，根据野外考察收集来的第一手资料，他撰写了《关于三峡工程的评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主产品”。而“副产品”是他发表于《地理》杂志上的另一篇文章《三峡区鹞子砾岩成因的探讨》。这篇文章针对的就是李四光。

鹞子，具体方位在湖北秭归县新滩东面、龙马溪口西面、长江北岸。1924年，李四光在三峡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时，对鹞子的一个特殊地质现象——砾岩产生了研究兴趣，从而成为这个地区砾岩研究的第一人，他把它称作“鹞子砾岩”。关于鹞子砾岩的成因，他认为是“一江春水向西流”造成的。也就是说，长江的这一段在第三纪初期时发生了反流，非由西向东，而是由东向西。因此，水流将东面的岩层所产生的砾岩带到了西面沉积，从而形成鹞子砾岩。

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那一段的长江是否曾经出现过反流？或者说李四光这一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取决于那段长江水是否真出现过反流。争论在所难免。李四光论鹞子砾岩的文章、由此带来的争论文章，施雅风都曾看过，当时，他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如今，在对三峡地区进行广泛调查后，他并不认同李四光的说法。他的观点是，鹞子砾岩来源于香溪支流，是三峡形成以后的第四纪沉积。

此时，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身份上说，施雅风都无法与李四光相提并论。施雅风29岁，李四光59岁；施雅风刚满周岁时，李四光已经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了；施雅风在三峡考察时，不过是中国地理研究所的“新进职员”，而李四光早已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了。

可能因为施雅风的新观点论据还不够充分，更可能因为“人微言轻”，总之，施雅风这次公开质疑李四光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更没有掀起新一轮大规模讨论。但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不畏权威，敢于挑战，真正具备了创新、求真、求实、探索、理性、客观、民主、开放、怀疑、批判的科学精神。

这种精神，施雅风一直保持着，所以才会有对李四光观点的又一次大胆质疑，质疑的标的是李四光认为的第四纪冰川学说。与上次不同，这次质疑引发了广泛争论，他自己，因此被人戏称为“好大胆”。

第四纪，距今两百多万年，是人类由猿变人的重要时期。之前的第三纪，地球气候变动很小。进入第四纪后，气候变动较大，冷暖交替频繁，引起环境不断变化。冰川研究是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第四纪冰川研究成为许多地质学家的主要研究课题。在中国，东部地区是否出现过冰川，是中国地质研究中引发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

其实，最早提出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并不是李四光，而是英国地质学家盖基，他于1894年在《大冰期》一书中，把旅行者在山东北部和陕西潼关附近看到过的大块漂砾认作是冰川搬运的结果。一来，这是一个外国人的说法，不具权威性；二来，《大冰期》这本书国内很少有人看过，传播性不强；三来，那时尚处于晚清，政局混沌。因此，这个说法没有引起太多注意，更没有对中国的第四纪冰川研究产生实际影响。

1917年，李四光自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第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两门课程。讲课之余，他热衷于野外考察。1921年，他为研究蜒科化石而赴太行山东麓考察。此行，他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初步认定这很可能是古代冰川形成的。继续往前，在山西大同盆地，他看到了一条U形谷地，并找到了带擦痕的石块，更肯定这是冰川的作用。

由此，他撰写了文章《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1922年，刊登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同时，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作题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的学术演讲，正式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一些石头、石块，一条谷地，尽管石头很像冰川条痕石、石块带冰川擦痕，但作为证明一个科学观点的证据，显然不够，难具说服力。因此，他的观点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此的态度是“轻蔑的”，而且“很轻视地置之一笑”（李四光：《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

对于安特生“轻蔑的”反应，李四光是恼火的，他觉得以安特生的学识，以他曾经南极探险的经历和经验，不可能不认识那些带有冰川痕迹的石头和石块；对于由此形成的一个以安特生为首的反对派团体的“不理会”的态度，李四光是愤怒的，他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发展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后，他断定庐山等地区也存在着第四纪冰川，而他们仍然予以否定，更让他认为他们是故意的。至于他们究竟为何如此，李四光的解释是“恐怕丢掉他们的面子，失掉他们在地质界的权威”（李四光：《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这样的推论，不说牵强，至少很主观。

事实上，当李四光于1931年公开宣称以庐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第四纪冰川后，立时引发包括国内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他的证据是什么呢？他带学生在庐山考察时，发现了一个U形谷，“漏斗形洼地和山麓地带泥砾混杂堆积，有些大块石头直径达数米，远离基岩数公里，并且带有擦痕”（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这就是他认为的证据。

1933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李四光以理事长的身份作题为《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学术报告，创造性地将中国第四纪分为四个冰期，即，鄱阳期、大沽期、庐山期、大理期。对此，参会的大多数学者并不支持，甚至表示很怀疑。为了说服他人，1934年，李四光邀请了四位学者，两位中国的，两位外国的，再次赴庐山考察。结果是只有一位态度不明确，另外三位仍然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还是证据不足。

在反对者看来，只有对长江流域同一时期类似地区是否经历过相同，哪怕是相似的地质作用，才能确认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为此，地质调查所组织了两个考察队，分别对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进行地质考察。考察结果是否定了李四光之说，理由是庐山第四纪沉积物根本不是李四光所认为的冰碛，而是泥流物或是洪积物。

尽管如此，李四光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于1937年撰写专著《冰期之庐山》对自己多年的第四纪冰川研究进行总结，绝然地认为此说不容置疑。或许是之前尚无人如此坚决地认定过，因此此书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又或许因李四光在地质界的地位，所以此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认为是地质界、地理界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既然如此，他的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和支持。有人支持，李四光更有了自信。抗战期间，他又对鄂西、湘西、川东、贵阳、桂林等地进行考察，认为这些地方也有第四纪冰川遗迹。粗略算来，他所说的地方，以江西庐山为代表，还包括安徽黄山，北京西山，北京磨石口，以及桂林、杭州等。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学派逐渐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李四光的地质部部长、政协副主席身份，中国东部地区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推广得很快，连一些苏联学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了1980年代，粗略统计，多达120个。因此，李四光自豪地宣称：“从低地冰川所扩展的纬度而言，我们的亚洲大陆确是突破了地球上所有大陆的记录。”（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可以说，李四光的这个观点此时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尽管对于李四光的观点有很多人不支持不赞同，甚至否定反对，但只有很少的人公开发表言论予以反驳。抗战末期的1945年，中央大学教授丁骕撰文反驳，引来李氏学派的人再反驳，双方唇枪舌战了一番，抗战胜利后，争执中断。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华东师大的青年学者黄培华也撰文公开质疑李氏学说，遭来李四光学生的反驳。黄培华不服，欲再撰文，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制止了——刊登论争的《科学通报》以“正反两面的意见都刊登过了”为由不愿意将论战继续下去。

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或者私下议论两句，其中包括竺可桢。竺可桢于1970年给施雅风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第四纪冰川时，说：“实际东亚大陆气候冬天少雪，夏季温度高而多雨，除去高山而外，第四纪时代冰川很不易成立，与西欧、北美东部完全是两种情况。”——这实际上是从气象学的角度否定了李氏观点，但他并没有对此写过专文。

这样的结果便是李氏学派呈强势，而反对派呈弱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前者越发占据主动而日渐深入人心，后者则气力不足无法力挽狂澜。为何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比较容易解释，首先，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那时的社会环境并非是一个和暖的春夏；其次，李四光是树立起来的权威，挑战权威意味着挑战其背后把他树为权威的权威，谁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即如青年学者黄培华，最终结果也是被压制。除此之外，有的人有其他方面的顾虑，比如黄汲清，施雅风就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写文章公开反对，黄汲清意味深长地回答：“我在大陆构造理论方面已经和李先生有矛盾了，如果冰川方面再写文章就不好办了。”（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还有，作为反对派代表，丁骕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于1948年年底离开大陆去了美国。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反对李四光，岂不有支持丁骕的嫌疑？

排除政治因素，单从专业上说，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少有人对此提出意见，很大的可能在于冰川专业知识，特别是对现代冰川的认识的不足和欠缺。在这个方面，施雅风的优势尽显。这是他敢于公开质疑权威的知识资本。

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对冰川有所考察有所认识有所理论总结的施雅风对李氏学派的观点产生了些许怀疑，但因为他没有去过庐山，所以不好直接作出判断。随后爆发的“文革”阻挡了他研究的步伐。70年代末，关于第四纪冰川的话题重新被提了出来。1981年，刚刚被选为学部委员的施雅风觉得有必要去一趟庐山。他邀请了十来个地质方面的专家，包括英国学者戴比雪、李氏学派地理学专家景才瑞等人，一起上了庐山。

如果说之前施雅风对李氏学说不肯定但也不否定的话，那么，在经过一个星期的庐山考察后，他完全站在了“否定”一方。随后，他公开撰文《庐山真的有第四纪冰川吗》，自问自答：没有，那是李四光搞错了。理由呢？他特地去看了那个李四光所说的“U形谷”，他发现，这个谷越到下游越宽大，不符合真正意义上冰川U形谷“上游宽，下游窄”的典型特征；还有一个地方，李四光认为那是冰斗，但他发现，从下面看上去，那只是一个斜坡，尚达不到典型冰斗的程度；至于李四光所说的沉积物是冰川堆积，他认为是泥石流堆积。因为深受竺可桢的影响，他又从气象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庐山要是有冰川，光靠冬天下雪是不行的，因为夏天一到便化了，而只有夏天下雪，冰才能形成。夏天下雪必须符合至少地表温度达到4度的条件。这在中低纬度的庐山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篇文章一经问世，立时引来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新一轮争论，随后便有了那次在黄山屯溪召开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冰缘学术讨论会，有了前述施雅风与李氏学派的人关于去过庐山多少次的争执。当时，施雅风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单凭在庐山的经验来确定中国东部中低山区有没有第四纪冰川，以点带面，至少不够全面。

为此，施雅风又联合了北京大学教授崔之久、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共同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利用项目资金，他们组织了许多单位的专家学者，在1983—1986年间，对南起广西桂林，北至大兴安岭，西至川西螺髻山，包括庐山在内的广大地区的20个地点进行考察，重点在于对地貌和沉积物的冰川成因和非冰川成因的识别和气候条件的分析，最终结论是，中国东部地区除了少数高山有确切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外，李四光所说的中低山地却没有。

针对这个结论，施雅风和其他三十多个研究者合作撰写了60万字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1989年出版，199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考虑到专著冗长且太专业而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时隔20年后，他又撰写了言简意赅的论文《论李四光教授的庐山第四纪冰川是对泥石流的误读》、《中国东部中低山地有无发育第四纪冰川的可能性》。

由施雅风引发新一轮的争论时，李四光已经去世了八年，因此，李氏学派的支持者很反感施雅风的行为，讥讽他，李四光活着时对他毕恭毕敬；李四光死了就来反对他。施雅风自认，毕恭毕敬是存在的——李四光是地质界的元老、前辈，他的学术造诣、爱国情怀有目共睹；反对他也是存在的——人无完人，无论多么了不起的专家学者，都有可能受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漏。

因此，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由学术问题引发的争论，实际上，它是一个如何对待权威的态度问题——是盲目追随，唯命是从，人云亦云，还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批判？施雅风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其实，他并没有挑战权威、甚至破除权威的主观故意，他只是怀抱着“人生总是不全面的”朴素思想，捍卫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想，以民主开放和创新的科学精神，去探究，去找寻真相。这才是真正意义所在。

3、晚年忧思：环境、道德、腐败

1984年，65岁的施雅风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从1978年起，他身兼三职，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

1999年6月，冰川冻土研究所、沙漠研究所、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合并整合成一个新的研究机构。作为冰川冻土研究所的创始人，施雅风为这个新的研究所定名为“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摆脱了行政职务的束缚，施雅风更有时间和精力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工作，这也是他之所以接受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的聘书，重新回到清静而更适宜研究工作的南京的一个原因。

卸任后，施雅风做的第一件事是续写已拖延很久的《中国冰川概论》（1988年出版，1991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与此同时，他听说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正在与新疆方面洽谈援疆项目，便提出新疆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缺水问题——长期在西北工作的他一直很关注西北干旱地区的水资源问题。于是，“为乌鲁木齐市找水”的工作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项工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6年，主要是对乌鲁木齐市附近的柴窝堡水源地、天山博格达峰冰川水源、柴窝堡湖的水量平衡等问题进行考察研究，结论是，合理开发柴窝堡水源，增加乌鲁木齐市供水量；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88年，主要是对乌鲁木齐市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考察研究，结论是，节水方面有很大潜力。简单地说，开源节流。采用他们的方案和建议，乌鲁木齐市的缺水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

结束在新疆的工作，施雅风意外得到了一个南极考察的机会。这让他兴奋不已。兴奋的不是“赴南极”本身，而是实现了他这样的冰川研究者长期以来的一个梦，那就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么多年来，他只研究了山岳冰川，而对于同属于冰川范围的大冰盖（又叫大陆冰川，是一块巨型的圆顶状冰，目前只有南极和格陵兰有大冰盖），他一直没有机会与之亲密接触。

飞机绕了半个地球后抵达南极。换乘汽车，一路雪地颠簸后，施雅风终于来到建在乔治王岛上的中国长城科学站。南极给他的第一感觉是气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反而清新得令人心旷神怡，他久治不愈的气管炎在这里不治自愈。只是，一片冰天雪地，绿色是一点儿也见不到的。

在长城站，施雅风住了十多天，上了附近岛上的小冰盖，见识了肥胖的企鹅，看到了海豹，了解了冰帽的形成——与所有的冰川一样，都是积雪经过粒雪融化等过程，长时期演变而来。可以说，行程虽然短暂，但收获不小。

对于大冰盖，德国地貌学家科勒曾经撰文说，中国的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时存在过大冰盖。施雅风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时只存在分散的山岳冰川、山麓冰川和冰帽。为此，他与同事合写了一篇《青藏高原末次冰期与最大冰期》的论文，并于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地貌会议上宣读，展示了一个中国冰川研究者的新成果。

青藏高原的积雪研究是施雅风倡导的，因为青藏高原冬季积雪面积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第二年中国东部、日本、东南亚以及北半球的气候和降水。青藏高原500万年以来的环境变化研究也是施雅风建议的，由此带动了一个重大项目的进行，那就是，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他和六个研究所、三所大学的95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此项课题，完成了《青藏高原晚新生代以来的隆升与环境变化》专著。

就目前而言，环境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变暖。对于研究冰川的施雅风来说，他意识到，全球变暖直接导致冰川快速融化，因此他和各国科学家一样很重视对日渐恶化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他和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联名写信，建议中科院尽快开展此项研究。中科院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与新建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设立了“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初步研究”项目，推选施雅风为项目负责人。参与该项目的有九个研究所、七所大学共二百多人，发表了三百多篇论文，出版了五本专著。

之后，施雅风又主持了“全球变暖与中国自然灾害趋势研究”的课题，预测未来数十年全球会进一步变暖，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干旱、洪水、台风、风暴潮、病虫害等自然灾害有加剧的可能，而低温寒害、海冰、冰湖溃决等灾害可能会减轻。“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头”，这是施雅风一贯的主张。对气候变暖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便是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典型。从中也可看出，他从来不是一个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一个始终牢记肩上责任的科学家。

捐资助学、关注社会问题是施雅风承担科学家责任的又一个方面。1997年，他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由香港金融实业家何善衡、梁琚、何添、利国伟共同出资四亿港元设立的旨在鼓励科技创新的奖项），得到15万港币的奖金。

他拿出两万元捐给了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又用一部分奖金促成《中国冰川与环境》这本学术专著出版。2006年，他又获得甘肃省科技功臣奖，个人得到两万元奖金，他用这笔钱资助他于“文革”时下放劳动过的甘肃省康乐县景古乡的一所小学建了一幢教学楼。他还捐出五万元，以父母的名字“施登清、刘佩璜”在家乡的树勋中学设立了奖学金；他还资助过一个叫李林的女学生，让家境贫寒的她读完高中，顺利考上了大学。

作为一个随共和国一起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的老党员，施雅风一直很关注社会改革，在他看来，经济改革大的方向来说是成功的，但也引发了贫富差距、资源紧缺、道德滑坡等问题。相对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落后的，民主进程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对于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他忧心忡忡，曾经于1998年联合三十多位院士共同上书中央强烈要求反腐败。

对于具备哪些条件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工作者，施雅风这样总结：博学多闻、远见卓识、德行高尚。何为“德”？他归纳为：没有私心、坚持真理、敢于怀疑、团结合作。比照之下可以发现，施雅风正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这样的一个人。

2011年2月13日，施雅风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93岁。 A+gF0AglKn3UTh2vilmtlrCwM124yNxnKeHDWmydnZHueLAg/K7X1fkbMuFUBsH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