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夏天，有着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和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双重身份的施雅风去了一趟大西北，目的是配合当时的第一次科学技术规划中的自然区划任务而对大西北的地貌区划进行实地了解。

一路行走。穿过了祁连山，在祁连山边一个叫党河的地方，施雅风看到不远处有一座雪山，事后他才知道那个雪山的大名叫马厂雪山。一见那雪山，他即起了莫名的兴奋，心里脑里即刻杂念全无，一心只想着“去看看”。带着两个年轻的地质队员郑本兴和唐邦兴，还有一个蒙古族警卫，他骑马，他们骑骆驼，直朝那雪山而去……。就这样，施雅风第一次见识了冰川！

这座雪山改变了施雅风的研究方向；这次行程改变了施雅风的人生命运。

1、《地理知识》“泄密”事件

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必然要经历1950年代初的政治磨砺，即便像施雅风那样解放前便参加革命始终忠诚于党的知识分子也未能逃得了运动的风吹雨打。

留守南京迎接解放后，一直到祁连山考察恋上冰川，其间七八年，施雅风由助理研究员升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仍然是地形地貌而未脱地理学的范畴，但因为形势的变化，随着部门的不断调整，他的工作也随之不时变化，更因为他解放前地下党的政治身份，研究工作之外又多了行政职务。

（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

南京一解放，施雅风所在的南京地理研究所立即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它的去向有两个：中国科学院、教育出版系统。按常理看，作为专业研究部门的地理所理应由中国科学院接收，但是，有人偏偏对地理学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反对中国科学院设立地理研究所。而教育出版系统有意接收，为的是让地理所负责编写地理教科书。让受过系统专业训练、具备较强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编教材的工作，岂不是浪费科研资源？这让施雅风他们无法接受。

尽管此时的地理所只有十人，研究员只有一人，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各两人，但施雅风他们还是认为地理学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和显现重要作用，因此拒绝纳入教育出版系统，进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他们的努力方向。他们联名给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写了一封信，从五个方面强调地理学的重要性。

竺可桢到底是地学出身，自然深知地理学的重要。他认为，中科院应该有地学部，而地学又离不开地质和地理，因此分别设立地质所和地理所十分必要，如果说地质所是为工业服务的话，那么，为农业服务的应该是地理所。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随后在半年中，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设立了15个研究所和三个研究所筹备处。地理研究所便是三个研究所筹备处中的一个，正式设立在1950年5月。筹备处主任是竺可桢，副主任是黄秉维。6月，筹备处筹备委员会议通过地理所下设三个小组，普通地理组，由周立三主持；大地测量组，由方俊主持；制图组，由曾世英主持。

因为主任竺可桢、副主任黄秉维都另兼要职，而且不常驻南京，因此，此次会议还决定，所里的具体工作由周立三负责，而配合周立三的所务秘书则由施雅风担任。这是施雅风解放后担任的第一个行政职务。之所以让他担任此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地理所只有他是中共党员。也是这个原因，不久，他又被选为科学院南京地区党支部的支部书记。

作为所务秘书和支部书记，施雅风的工作几乎包罗万象，既要协助周立三处理科研业务，也要管理行政后勤，还要负责南京地区的党支部活动。因此，忙，是他那时最主要的感受。如果单纯忙业务，他会乐在其中，然而，在195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下，他更多忙的是政治学习和各种运动。解放初，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学习，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后来便是各种配合政治运动的文件。有一阵子，他被组织派去党校半脱产学习社会发展史，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星期都要抽出三个半天去学习。

对于接二连三的运动，比如，忠诚老实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等，施雅风当然是积极参加与配合的——身为支部书记，他还是单位运动的主要主持人，但在心里，他对运动中的某些过激做法不以为然。他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头，却说不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运动中的他也只能跟着往前走。

（二）创办《地理知识》（2000年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

在中国地理研究所是否被中国科学院接收悬而未决的时候，地理所的十来个人都觉得不管能不能进入中科院，总不能闲待着，工作还是要继续的，于是向军管会申请了一笔经费，编辑出版了《地理》第六卷的二、三、四合刊。这本合刊可以说是解放初期地理学界唯一的一本研究性出版物，而且是研究水平很高、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地理学方面的科普杂志是施雅风参与创办的《地理知识》。刊名就是施雅风提议的，他参考的是《世界知识》这个已经存在的刊物名称。虽说创刊号出版于1950年1月1日，但最早酝酿却在南京解放初期。当时，施雅风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的组织干事，在他的积极奔走下，地理所、南京大学地理系和一批中学地理教师共同组建了南京科协地理组。《地理知识》便是地理组的一个成果，主创人员除了施雅风，还有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等地理所的研究员，以及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任主编）等。

从施雅风撰写的“发刊词”中可以发现该刊的创刊目的是鉴于当时“人民群众中所流行并被欢迎的地理作品太少”的现状而推广地理基础知识。“地理学是群众性的学问，因为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些特殊的地理知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人与自然的方方面面，有广泛性和综合性。……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对世界的和中国的地理事实有基本的认识。”

看得出来，此时的施雅风在经过骤雨般密集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训练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深入骨髓。《地理知识》创刊的出发点固然是为推广地理知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由自主地担负起了政治使命。“发刊词”中的一句话说得很明白：“这册小小的简陋的刊物，就是南京地理工作者，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的具体表现。”

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创刊号”得以出版全赖大家捐款，因此，出版的第一本杂志只有八页，六篇短文和若干条消息，总共两万字，而且没有插图，没有地图，没有封面，没有封底，没有目录，简陋得令人害羞。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地理知识普及性刊物的“第一”，因此首印600份很快销售一空，不但被地理学界认可，还引起上海亚光舆地学社（即后来的“地图出版社”）的关注，他们主动要求出资承印。

从创刊时的600份，到1950年代中期的月发行量五六万份，《地理知识》呈跨越式发展，还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夸赞，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说《地理知识》“显示了中国地理学界热忱要求进步、改革的愿望”（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对于它的成功，施雅风自己进行过总结。一来当时全国的科普刊物太少，《地理知识》独树一帜；二来因为是月刊所以信息量大传递也快；三来解放初期的许多中学地理教师没有受过太多的专业训练，《地理知识》客观上成为他们地理学专业知识的充电器。

或许是树大招风，又或许是施雅风尽管入党很早，但他终究是个科学工作者而不是政治家，因此政治敏感性不高，《地理知识》在持续辉煌后，终于“出事了”。

创刊时，《地理知识》归属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中国科协解体后，《地理知识》划归中国地理学会。出事的是1955年出版的《地理知识》第五卷第五期。此时，施雅风临时代理中国地理学会书记（即秘书长）。也就是说，他负有审稿之责。

之前，由于发行量持续增长，外来投稿也急剧增多，光靠施雅风他们几个人又写又编已难应付，急需招聘专职编辑。在投稿的作者中，他们发现了一个人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地理专业、就职于武汉市委宣传部的程鸿。他的专业知识不用说，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共党员，政治觉悟也应该一流。因此，1952年7月，他被调来南京，一来接替奉命到北京陪同苏联专家的施雅风，任地理所所务秘书，二来负责编辑《地理知识》。事情就出在他的手上。

那一期的《地理知识》是专辑，主题是“宣传新中国工业地理的发展”。为配合这个主题，程鸿特别从各地组来了几篇文章，又进行了细致编辑，然后送到北京审稿。虽然施雅风之前被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某些政治敏感性高的同行提醒过“工业地理的文章要注意保密”，但他并不十分清楚技术保密原则，特别不了解这方面的保密界限。

依一般人理解，只有那些首次公开的资料或数据才有保密的问题，换句话说，已经公开了的便不存在保密问题。当时，施雅风就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他在审稿时，已经注意到稿件中涉及的内容大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加上杂志是由邮局发行的，有时间限制，不能耽误，因此没有进一步向上请示，就自行决定发排了。

国家计委首先发现了问题：泄密！施雅风他们被紧急要求迅速追回全部杂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除了追回部分市面上的杂志外，尚有不少难以追回，更要命的是，有一些还流入了外国驻华使馆。这使“泄密事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中国科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下令调查。

事情出来后，施雅风有些不服气，自认已经尽到了审查之责——出事稿件涉及的资料和内容都是公开的。为了验证，更是为了找到自辩的证据，他和其他人一起扎进故纸堆中，一份一份地找，一张一张地翻。结果是，除了一两处外，其余内容都找到了公开出版的出处。施雅风大大松了口气。但是，这并不能洗脱他的“失察”之责。国家计委坚持认为，尽管如此，仍属泄密！为什么？单一的资料被公开，或许算不上泄密，“但经过综合整理，全面暴露，仍为泄密”。

既然被定性为“泄密”，那么，作为终审者的施雅风，作为编辑者的程鸿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处理结果是，施雅风被中科院党组宣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本应该是撤销党内职务的，由于他在党内并无职务，因此改为“严重警告”）；程鸿是留党察看处分并被严格审查。对于作者，则区别对待：原先没有历史问题的，属于“初犯”，处分较轻；原先就有历史问题的，属于“罪上加罪”，处分较重。

“泄密事件”沸沸扬扬了三个多月，直接影响到《地理知识》第六期的出版，以及之后每期的内容。7月份，五、六期合刊出版，在编者话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本刊五月号因故未能发行，不得不将五、六月号合刊出版。”虽然编辑工作仍然由程鸿担任，但他从此变得小心谨慎。没有人敢写文章了，投稿量骤减。即便有来搞，看内容也能感受到作者欲言而嗫嚅的惴惴心态。

因为是涉及工业地理方面的内容而出的事，因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特别发文，要求地理学者多从事农业地理的研究，尽量别去触碰“工业地理”这条高压线。从此，《地理知识》不得不收回发展的眼光，不得不摒弃全面开拓的思路，而只局限于安全保险的农业地理小框框。尽管许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施雅风不无怨气地感叹当时的过激反应严重影响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但在当时，他只能无奈接受，甚至还得做出深刻检查。

（三）编撰《中华地理志》

中、苏双方合作编撰《中华地理志》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议的。这封提议信是由苏联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沙依奇柯夫带到北京的。沙依奇柯夫访华的目的是为了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国家地理著作。陪同沙依奇柯夫在华考察的是施雅风。那是1952年的秋天。施雅风陪了这位苏联专家三个多月，考察足迹遍及北戴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

之后的1953年3月，施雅风正式从南京调到北京，职称也由之前的助理研究员升格为副研究员。调他到北京，为的就是编撰《中华地理志》。

对于合作编撰《中华地理志》，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异乎寻常地重视，态度很积极；一方面，苏联专家在提议后便杳无音讯，是认为不可行，还是觉得不大有意义，不得而知。中方认为，无论苏方态度如何，编撰《中华地理志》大有意义，因此，即便苏方完全不参与，我们自己也要将此工作进行下去。1953年初，《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正式成立（行政上设地理所北京工作站）。

施雅风调到北京后，与竺可桢、周立三合作制订了一个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得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后，编撰工作正式上马。由竺可桢任总编辑，全书100万字，分两部分，自然地理部分由罗开富主编；经济地理部分由孙敬之主编，施雅风负责业务组织工作，并主要负责地形部分的编写。

尽管原定计划三年，结果全部出版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但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学术价值上说，这部巨著都符合原计划的要求，为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地理学科研及教学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

（四）参与筹建学部

正如编撰《中华地理志》是听从了苏联专家的提议，中科院组建学术秘书处和四个学部也是参考了苏联科学院的做法。

先成立的是学术秘书处，秘书长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秘书长是秦力生、武衡（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秘书有八位。调施雅风到学术秘书处参与筹建学部是武衡的提议。当时，施雅风正在编撰《中华地理志》，并不想分心分身到学术秘书处，但架不住武衡“一周两天搞专业研究，四天做学术秘书处的行政工作”以及“工资关系仍留地理所，党的关系调到中科院”的反复游说，只好勉为其难地应允了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55年6月，承担着为国家建设制订科学工作发展长远规划和研究计划的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正式成立。在北京饭店新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四个学部分别是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施雅风隶属生物学地学部，负责第三组（地质、地理、气象）的联络工作，职务是学部副学术秘书。（另两个组分别是动物组、植物组）。该部主任是竺可桢，副主任分别是生物学方面的童第周、陈凤桐，地学方面的许杰、黄汲清、尹赞勋。

同时，第一批学部委员（1993年10月起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单共233人，在经过推荐提名、科学院高层领导拟定、报中央批准等一系列程序后确定。以地学部为例，除了李四光、竺可桢，施雅风在浙江大学的老师黄秉维、涂长望，以及他熟知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黄汲清、尹赞勋和资源委员会的谢家荣，还有武衡，都在名单之列。

（五）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

作为学部副学术秘书，施雅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日常行政工作，有时甚至一星期要参加十几场会议，这不免让他这样一个原本应该专注学术的研究性人才有些不以为然。在他内心深处，他更愿意投入研究，致力于野外考察，撰写论文。因此，当他意外获得了一个青海湖考察机会后，便忙不迭地收拾了行装随即出发。

这是负责原子能研究的二机部的任务。出于保密需要，施雅风并不知道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日后在此设厂，他和随行的地质部的陈梦熊，水利部的李维质，中央气象局的易仁明只被要求了解青海湖附近地震、水文、地质情况，至于为什么，他们不过问，不打听。这次考察，施雅风除了完成供二机部参考的考察报告外，又根据大家野外调查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执笔写了一篇论文《青海湖及其附近自然地理的初步认识》（刊于1958年的《地理学报》）。这个时候，他又找到了作为一个专业研究员的感觉。

在学部成立的两年时间里，施雅风很有主见地认为学部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形式上说，学部是一个庄严又神圣的科学圣地，但从内容上说，它无权又无钱，因此很难更深入地开展工作。当然，他这样说并非全盘否定学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都是由学部组织的，一些科学奖也是由学部评定的，在他看来，那期间，学部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

这个浩大的工程，施雅风也参加了，历时大半年。事后，对于地学，他将此次规划的意义总结了三条，一是影响了全国的地学研究工作；二是影响了全国院校地学专业的设置；三是推动了一些地学领域新研究机构的建立。

规划工作完成后，中宣部科学处召集各省委宣传部管科学的相关人员齐聚北京，了解科学规划要点。施雅风受邀为他们讲解以“中国自然资源考察研究”为题的自然资源考察研究规划的内容。

（六）编制“中国自然区划”

为了参与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施雅风不得不辞去了《地理学报》常务副主编的工作，因为他太忙，忙得不可开交。他另外还有一个身份，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的秘书，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第一项，便是“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

在此工作中，施雅风主要从事中国地貌区划的编写，分工研究撰写了中国地貌形成的构造条件、外营力的多种特征和综合分区，还参与编制了1：400万比例的地貌图、区划图和华北、西北及四川地貌说明书。这些成果最终被纳入《中国地貌区划》（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

也正是为了完成地貌区划的研究任务，施雅风才会于1957年6月去了一趟大西北，才会在此次西北考察中走到了马厂雪山，才会在马厂雪山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到冰川。从此，他的研究从地貌转向了冰川，成为中国冰川研究第一人。现在看来，之前的几年，编撰《中华地理志》也好、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也好、编制“中国自然区划”也好，其实都是在为他日后转向冰川研究做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2、“七一冰川”：第一次的发现

那天，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马厂雪山似乎就在不远处，施雅风天真地以为就他们有骑马有骑骆驼的行进步伐，一天跑一个来回不成问题。然而，真应了大西北的那句古话：“望山走死马”，从营地出发，足足走了一天，直走得人疲马乏骆驼蔫，那看似近在咫尺的雪山仍然遥不可及。此时，天色已晚，他们只好原地停下，在蒙古警卫的帮助下，找了个蒙古帐篷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们再朝那雪山而去。临近中午，他们终于走到了雪山脚下，随即沿着一条山沟往上爬。这一爬又花了好几个小时。傍晚五点钟的时候，他们站在了雪山山腰处的一个小冰川上，此处海拔4500米。后来，他们把这样的小冰川称为“冰斗冰川”。（冰斗的专业解释是：发育在沟脑或山脊侧旁的围椅状粒雪盆中的小型冰川，底部下凹，后壁陡峻，没有或仅有很短的冰舌）

这是施雅风第一次与冰川亲密接触，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也奔涌出无限的喜悦。他在冰斗冰川上边走边看，很奇怪那里的雪为什么不是白的而是黄的，就顺手抓了一点放进嘴里，一尝，他知道了，那不是雪的本色，而是大西北特有的黄沙与白雪融合的产物。接着往前走，他便看到了晶莹透亮的冰川冰。同伴们和他一样，生怕伤着似的轻轻碰触那洁白通透的冰，无不被极度的兴奋和激动包围。只可惜，此时，天色又已晚了，他们不得不匆匆告别冰川下山。待回到蒙古帐篷，已是深夜12点了。当夜，无论醒着，还是睡梦中，施雅风的眼前、脑子里盘旋的全是闪烁着妖魅之光的冰川。

他们看到的冰川位于马厂雪山的北面。第三天，他们回到营地，随即绕到马厂雪山的南面，想看一看那里会是怎样的景象。什么叫天壤之别，此次施雅风感受深刻。北面，有冰川，因此水源充足；因为水源充足，所以牧草丰茂、牛羊成群、人气旺盛；南面，只有一个字，“干”。没有牧场，没有人烟，连考察队员试图找一点饮用水都十分困难。扩展联想，都说有水的地方才会有人，大西北戈壁荒漠，人迹罕至，而祁连山却有冰川，冰川是丰沛水源的来源，如果加以利用，那塞北成为江南也不是不可能的。

两厢对比后，施雅风萌生了研究冰川，研究干旱区水源的念头。这种念头的产生与他一贯具有的创新思想密切相关。要创新，必然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人云亦云、人走我行，创不出新来。冰川研究，当时在国内，甚少人涉猎。施雅风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慧，只看了冰川一眼，便下定了开辟新领域拓展新方向填补学术空白的决心。他当机立断的果敢力，他一针见血的判断力，他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可见一斑。

结束大西北的考察回到北京，施雅风在向中科院领导汇报考察经过的同时，特别建议科学院组织专门的冰川考察队，对祁连山地区的冰川进行全面考察，以了解冰川水源利用的可能性。又是竺可桢，他很重视施雅风的提议，在与其他领导商议后，很快做出同意的回复，并指定施雅风负责组建冰川考察队。

1958年，众所周知，“大跃进”的起始年。从社会发展、国家建设方面说，大跃进无疑是极其荒谬的，造成的灾害也显而易见。政治上，“左”倾思想大泛滥、浮夸风盛行；经济上，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衡，国民经济秩序大乱。如果说，它还有那么一点儿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施雅风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的冰川考察队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考察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跃进时不纸上谈兵不瞻前顾后分秒必夺只争朝夕的豪迈之情。

施雅风原先的计划是这样的：在中科院已经成立的青海甘肃综合考察队中，抽出一部分人建立冰川分队；考察时间为三年。但在他们抵达甘肃兰州后，他的“三年”计划被缩短到“半年”。一到兰州，施雅风就被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副院长刘允中带去见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半年”的要求就是张仲良提出的。他对施雅风直言：三年太慢。那么，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考察任务呢？张仲良豪气十足地承诺：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

依一般人的想象，听到这样的承诺，施雅风一定很兴奋。事实上，在当时，他压根儿兴奋不起来。他有太大的压力，这压力不是来源于“条件”，而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冰川的了解，他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支持。要说认识，那不过是在马厂雪山的一面之缘。虽然他在浙大读书时，从普通地质学和地形学课程上对冰川有所了解，但那了解只能算是皮毛。进入中国地理研究所后，他也曾偶尔接触过冰川理论，但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专门研究冰川，真正意义上的冰川研究资料相当欠缺。

不仅仅是他，青海甘肃综合考察队里也没有人专门学习过冰川理论。之所以计划用时三年，施雅风是抱着边学习边考察在实践中充实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打算的。如今，突然由三年缩短至半年，他担心他无力应付。

有一个因素多少能给施雅风安慰与鼓励，那就是苏联专家的介入。他早就意识到单靠一群基本没有深厚冰川知识的考察队员对冰川进行考察不太现实的问题，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曾向科学院申请聘请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指导。对此，科学院很支持，向苏联科学院提出派遣专家的请求。在施雅风他们抵达兰州后不久，苏联派来的冰川学专家道尔古辛到了。

一方面，仅仅只有半年的考察时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但另一方面，有苏联专家做技术保障，有甘肃省领导要什么给什么的承诺，施雅风尽管对能否在半年之内圆满完成任务心中忐忑，但他还是觉得这是一次大好机会，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放弃它怎能甘心，保不准会后悔一辈子。于是，施雅风也做出承诺：半年就半年，干！

见过省委书记张仲良后的当天晚上，施雅风连夜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他把计划交给刘允中，让他转交省委。第三天，他依约去见甘肃省常务副省长张鹏图，以及省委组织部长、省政府行政处长。与其说是施雅风向他们汇报解释他的计划，不如说是他直接向他们一项一项地提要求。张仲良不是说过要什么条件就给什么条件嘛，为了任务，施雅风也就不客气了。

首先，为了便于对祁连山进行分路考察，施雅风准备组织六个小分队。每个分队，最重要的是要有人，他建议，从各大学抽调一批有野外考察经验，而且是研究地貌的老师；每个分队，必配一名行政队长和一名业务队长，他要求，行政队长由省政府从河西各县抽调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担任，业务队长由他自己选派；每个分队，必配一辆汽车。

只一个星期，河西各县调来的行政队长到了；六辆汽车齐刷刷地也开到了；各大学的业务骨干先后来报到，其中有南京大学的讲师、西北大学的教授、兰州大学的讲师、助教和一些学生。

其次，所有野外考察的装备，由省里购置，包括电台、工具、设备，还有攀登冰川用的钉鞋。那时，专业的钉鞋根本买不到，省政府的人教给他们一个土办法：穿当地猎人的靴子，然后在鞋底绑上自制的钉子。

再次，野外考察的经费，估算十万元。这笔钱由兰州分院向中科院总部提出申请后，由中科院拨发。

其他，比如，考察冰川需要航空相片，施雅风一个电话打回北京，找到测绘总局局长。局长又一个电话打到西安的相关部门。很快，他们便直接从西安那里取到了相片，毫不费周折。

总之一句话，从省委到各个相关部门，对施雅风提出的任何要求，人也好，车也好，设备也好，资料也好，都积极配合，而且效率高到令人难以置信，往往都是电话解决而无需打报告、等待研究审批。也无收费问题。很多年后，施雅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仍无限怀念地说：“现在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因为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原先施雅风决定从青海甘肃综合考察队中抽调人员组织一支冰川考察队的想法便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最终组成的考察队人员汇集了各大学、甘肃水利、气象、测绘等各部门，以及河西地区各地调集而来的科技行政人员和专业登山队员等多达百余，而且还有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名：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这支队伍完全独立于综合考察队，由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刘允中任队长，两个副队长中，施雅风是其中一个，他负责考察事宜；另一个副队长朱岗昆负责融冰化雪实验。按照施雅风的计划，这百余队员被分成了六个分队，一至五分队是考察队；六分队是融冰化雪实验队。这么多的人员，那么多的装备，却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全部集结到位！

冰川考察队虽然组建成功了，但施雅风的烦恼也来了。考察队的队员大多只有20多岁，施雅风本人当时也只有39岁，都没有冰川考察的经验，甚至大多数人从没登过冰川。面对这样的现状，施雅风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先进行训练，而且是实地训练，也就是说，把训练场地放在冰川。一方面，可以让大家适应高山冰川生活；另一方面，与冰川面对面从而直观地认识冰川，以了解冰川知识；再一方面，在实践中学习冰川考察技能。

一番打听后，施雅风把训练场设在甘肃嘉峪关西南、祁连山腹地的一座冰川雪山。1958年6月26日，刚刚组建起来由施雅风率领的冰川考察队从兰州出发，第一天，到了武威，第二天，到了张掖，第三天，到了酒泉，第四天，来到了距冰川约十公里的一个叫柳条沟的地方。找了一块平地，队员们把帐篷支了起来。7月1日，早饭后，施雅风领头，队员们跟着，大家背着装有干粮、水壶的大包，撑着冰镐，沿着一条山沟一路往上攀登。翻过沟里头的一座冰川带来的石头堆成的180米高的小山，忽然间，冰川出现在众人眼前。

踏上晶莹剔透光滑如镜的冰川冰面，大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走，太滑，不敢；不走，好不容易上了冰川，总不能就此卧倒。试着往前走两步，施雅风发现冰面上其实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这层雪减轻了他们在冰川上行走的难度。继续往上走，海拔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稀，大家的步伐越来越慢，但无人抱怨、退缩，在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里，他们被好奇心驱使，被探究欲牵引。上到海拔5000米的时候，他们站在了冰川的最高处。

从上往下看，南边的阳坡没有冰川，下面是一个很大的谷底，不过，对面还有一片山，连绵起伏，山上也有冰川。对于这片冰川的厚度，连施雅风都一时无法准确地判断。幸好考察队有苏联专家道尔古辛，依他的经验，冰川的厚度在100米左右。至于面积，施雅风动用了航空相片。一番计算后，综合厚度、面积等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令人咋舌：整条冰川的含水量相当于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设想一下，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将是多么丰富的一方淡水资源！

“给它命个名吧。”不知是谁的提议，大家很认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进行自主冰川考察时发现的第一条冰川，当然得由中国人自己为它起个中国名。如何为冰川起名？施雅风和考察队员们都没有经验。苏联专家道尔古辛传授经验：一般来说，给冰川命名，用的多是第一个发现者或第一个考察者的名字。以他自己为例，北乌拉尔山的一条冰川就是他第一个发现和考察的，因此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道尔古辛冰川”。除此之外，也有以纪念某个支持、倡导冰川学术活动的单位或学者命名的，在苏联，就有“苏联地理学会冰川”、“苏联科学院冰川”等。

在当时重集体轻个人的社会环境下，最先被抛弃的便是用第一个发现者或第一个考察者命名的方式，何况，百多人的考察队，谁是“第一个发现者”，谁又是“第一个考察者”，很难说。而用“地理学会”或“科学院”命名古板又毫无新意，也不宜采纳。

大家集思广益。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今天是“七·一”，党的生日，就叫“七一冰川”吧。在那个时候，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考察队所有的人，包括施雅风，都不会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而只会认为那都是托党的福，没有党的领导，哪会有考察，没有考察，哪能发现冰川。从这个角度说，命名“七一冰川”真是太合适了。再说，作为党的人，没有什么比用“七一冰川”向党的生日献礼更有意义的了。

第二天，施雅风代表考察队向甘肃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分别发电报报捷，一来告知他们攀登冰川的过程：“6月30日到达冰川现场，7月1日安全、胜利地登上冰川。”二来报告他们的发现：“经过初步考察，冰川储水量达1.6亿立方米。”三来汇报他们的命名：“为纪念党的生日，拟即以‘七一’命名这条冰川。”四来告诉他们下一步的打算：“以此冰川为基地，练兵半月，然后分兵六队考察祁连山各条主要冰川区，其中一队开展融冰化雪实验。”

自七一冰川起，中国人开始了自主探索冰川的历程，它成为中国冰川科学的奠基石，而对于施雅风来说，他因此成为中国冰川考察和研究的开创者。

得到甘肃省委和中科院的回复后，施雅风所说的“练兵”随即展开。所谓练兵，即一方面请苏联专家道尔古辛为队员们授课，内容包括冰川的基本知识、冰川的种类、冰川的考察方法等，他也对考察过程中的细节进行指导，比如，航空相片如何判读、怎么拍照片等；又请国家体委登山队队长史占春授课，内容包括登山必备的装备、登山技巧、登山注意事项等；另一方面，结合理论知识，考察队再上冰川进行分工实地体验。如何分工？测量学专业的，负责对冰川的高度、厚度、面积进行测量；水文学专业的，负责观察水流量；气象学专业的，负责测量温度、湿度、气候。然后，将各部分人员观测记录下的数据进行汇总，便是一套完整的冰川考察研究资料。

练完兵，便进入正式的冰川考察“实践”阶段。

出于考察需要，施雅风在原先计划分成六个小分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由国家登山队队员组成的小分队。他派第一分队进驻托赖南山，派第二分队进驻野马山和党河南山，派第三分队进驻冷龙岭，派第四分队进驻黑河上游，派第五分队进驻柴达木山和哈尔腾河上游，派新成立的第七分队进驻疏勒南山北坡，第六分队继续融冰化雪的实验工作。也就是说，这支考察队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对东西长800公里、南北长200公里的祁连山冰川群进行“包抄”。施雅风先随第一分队考察了三条冰川，后又去了第三分队，而第二分队最终在昌马堡南的大雪山老虎沟冰川建立了第一个冰川观测站。

尽管得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但在当时的国家经济状况下，考察队的装备十分简陋：没有轻便的登山羽绒服，队员们只能穿粗布老棉袄；没有专门的登山钉鞋，队员们只能穿自制的冰鞋（高腰胶靴下面绑冰爪，冰爪底下带有十个齿，前面四个，后面四个，中间两个，可以扎在冰里面）；没有完整详细的地形图，队员们只能用航空相片和简单的测绘研判；没有轻便精密的考察仪器，队员们用的是手摇钻具和地质罗盘。

考察工作的艰辛和危险是可以想象的：白天，艰难跋涉；夜晚，野外露营。饿了，干粮充饥。正值盛夏，蚊虫肆虐，大伙无处躲藏。有一天，施雅风的坐骑被蚊虫叮咬得乱了性，马蹄腾空，马头乱甩，生生把施雅风甩下马来！冰雪世界，白光刺眼，眼睛最易受伤。平时，施雅风很注意佩戴墨镜。那天，没有太阳是个阴天，恰巧有一个队员弄丢了墨镜，施雅风便将自己的墨镜借给了他，自认为能顶得住。没想到，即便阴天，冰川雪的反射光依然强烈。当夜，他的眼睛痛了起来，第二天起床，眼睛几乎睁不开，而且更加针刺般疼痛难忍，他意识到，不幸患上雪盲了。治疗、休息，过了四五天，才恢复过来。还有一次，从冰川顶往下走，走着走着，他突发奇想，觉得“走”不如“滑”。开始滑得不错，可随着坡度的陡峭，滑行速度明显加快，他越来越控制不住，险些整个人翻下山去，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惊出一身冷汗。

在施雅风看来，野外工作不亚于上前线打仗，不要说危险，甚至死人的事都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按照约定，三个月后，各分队在兰州集合。将情况一一汇总，施雅风整理出来的数据是：考察了10个冰川区，33个冰川群，120多个冰川组，900多条大小冰川。与此同时，还有对冰川形态、类型和分布的细致描绘，又估算了储水量，以及人工融化冰雪实验。计算后，他们的考察结论是：祁连山高山一带年降水量300—700毫米，雪线高度在4200—5200米之间，冰川面积有1300多平方千米，储水量在400多亿立方米，年融水量有10亿立方米，人工融冰温度在零下5度左右，或雪面温度在零下8度左右，而采用炭黑融化冰雪的效果最好。

据此，在各小分队撰写的考察报告基础上，施雅风写了一篇综合报告。这份43万字的报告连同冰川目录和图片后来以《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为题，由北京科技出版社以“大跃进”的速度和效率于1959年1月作为新年贺礼出版发行。尽管现在看来，这本专著有些粗糙，有些简陋，但“第一”的身份注定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第一本区域性的冰川研究专著，它填补了中国冰川研究的空白，标志着中国冰川学的起步。

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书的冰川学家谢自楚后来回忆，当他接到母亲邮寄来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时，如获至宝，骄傲自豪之情充满心胸，他将书拿给他的导师、苏联著名的冰川学家杜辛斯基看，他真想大声地向有关无关的人宣告：中国也有冰川，中国学者也在研究冰川。杜辛斯基看了谢自楚翻译成俄文的部分内容后，大为赞赏，感言没有想到中国的冰川研究一下子进步得那么快。应该说，“进步得快”与政府和科学院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但不可否认，其中施雅风的作用和贡献是关键。因此，说他是“冰川之父”，不为过。

3、两次挫折：天山冰川考察和祁连山冰雪水源利用

高潮后常有低谷，只是施雅风没有想到低谷来得那么快。正因为那高潮来得太猛，使施雅风对于冰川考察与研究的进展过于乐观了。

回头看，祁连山冰川考察之所以能够进行得那么迅速那么顺利而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依托的是非正常的“大跃进”。但在当时，施雅风并没有这样的认识，他把“非常”当作了正常，以为凡事都可以依样进行。于是，在完成祁连山冰川考察后，他又提出了一个超越祁连山冰川考察的更为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祁连山北麓的甘肃河西地区，掀起一个六县上千人参加的融冰化雪运动。就像“亩产万斤粮”一样，他也制订了一个指标：“融冰化雪两千万立方米”；第二个是继续大规模地开展冰川考察。此次考察的目的地是新疆天山地区。选择这里，为的是像上次一样，填补空白。

计划制订好以后，施雅风仍然延用了上次的实施办法：从各大学，以及新疆水利、气象、地质等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六个小分队，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对天山地区的冰川进行考察。如果说此次考察尚有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天山地区的冰川分布、发育条件、特征等有了初步了解，还有，建立了天山冰川观测站。

从总的方面说，特别是与祁连山冰川考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天山冰川考察无疑是不太成功的。施雅风自己也承认，几个月的考察结束后，他对各个分队送上来的考察报告不甚满意，认为与之前祁连山的报告不能比，更达不到出版要求。于是，他只将报告油印后供行业内部交流。

都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都是填补空白性质的冰川考察，实施方法也大同小异，为何“天山”不能比肩“祁连山”？虽然都是“大跃进”的产物，“祁连山”诞生于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秩序尚未被破坏的“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凭着初起的一股冲劲、干劲和热情，集多方力量于一处，事情当然容易办成。实施“天山项目”时，很不幸，“大跃进”如脱缰野马在疯狂奔腾后疲态已显，飞沙走石后带来的破坏恶果显现：生活上，物资严重短缺，考察队的供给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造成人心不稳；政治上，急功近利、浮躁与浮夸风直接断送了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

按照“祁连山”的模式，根据各分队的考察报告写一份综合报告应该由施雅风完成，但他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原因，固然与各分队的考察报告不尽如人意有关，更重要的是他被拖入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去了，甚至在“反右”中受到批判，因此无力继续野外工作以完善考察内容，也无心对考察报告进行加工修改。

经历了1959年“天山冰川考察”的不成功，1960年，施雅风又遭挫折。这年，甘肃遭受大面积干旱，缺水严重。还是因为浮夸风盛行，有关领导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竟然夸下“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的海口。那么，如何在无雨的状态下增产，如何在大旱的状态下丰收呢？有人想到了施雅风的考察队曾经做过的化冰融雪的实验，认为可以开展人工办法，将冰川资源化为水资源。

此时的考察队，人员流失得很厉害，包括一些业务骨干。施雅风很清醒地意识到，在物质严重匮乏、业务力量明显衰减、实验又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化冰融雪以解决旱情，很不现实；完成不着边际的“增加水量两亿立方米”的任务，很不容易。但是，这是任务，这是命令，他哪能持异议，只能唯令是从。

还是延用老办法：由河西地方政府领导，除了考察队以外，又组织了两千多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祁连山地区。在进行化冰融雪同时，他们还采取“开通山区小湖”、“疏干沼泽”、“防治渗漏”等措施，以增加出山的水量。那么，最终出山的水量是多少呢？

四个多月的工作结束后，在进行总结时，有人提议，就按照“两亿立方米”进行上报，以表示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对此，施雅风没有异议，但他心里清楚，“两亿”的说法不免夸张。那时，“夸张”是主流之风，不稀罕。后来，又有人提出，毕竟离两亿甚远，大有欺瞞之嫌。于是，“两亿”改成了“一亿”。对此，施雅风默认了，但他心里还是清楚，这一亿也是达不到的。

不论真实的数据究竟如何，对于此次任务，施雅风事后用了四个字加以总结，“劳民伤财”。因为供给短缺，施雅风既要保证任务完成，还要分出精力和时间为两千多人“觅食”。最夸张的一次，为备粮荒，全体人员被召集起来准备第二天清晨外出打树叶。谁知道，待他们赶到目的地时，却发现所有的树都成了“秃头”——早就被捷足者打光了。因为物资匮乏，士气低迷，特别是民工们，消极怠工成为常态。尽管如此，科学院的支出一点儿不少。支出大，而收获小，呈现出“得不偿失”的局面。

虽然在施雅风的组织下，有关人员编写了一本《祁连山冰雪水源利用报告》，其中汇集了尚算丰富的实际资料，但施雅风很明白，那里面不可避免地混杂了虚夸的数字和浮夸的文风。尽管如此，将冰川研究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冰川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的。

4、举家迁徙：从北京到兰州

1960年，施雅风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举家搬迁。离开环境相对优越的北京，他携家带口在大西北的兰州落了户。

前一年的秋天，施雅风的合作伙伴、苏联冰川专家道尔古辛回国前，施雅风最后一次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冰川研究”，他给予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相应的专门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机构是“冰川研究所”吗？在道尔古辛看来，研究冰川不能仅局限于冰川本身，而应该有所扩展，将寒区特有的现象，冰川、积雪、冻土的研究结合起来，组建一个综合性研究所更有利于冰川研究。这为施雅风指出了又一条填补空白的新路径。

结束“祁连山冰雪水源利用”的任务后，施雅风向中科院转达了道尔古辛的建议，提出为了长久的学科发展，应该在兰州设立冰川、积雪、冻土方面的综合研究所。这个提议，中科院很快表示认可。随即，归属中科院兰州分院领导的“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挂牌，北京地理所调来的李为祥出任总支书记，负责行政事务；施雅风作为总支委员，主抓业务。

此时，由于“大跃进”的偏差，国家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科研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科研机构大调整，有的撤销，有的合并，人员有的被精简，有的转业。“乱”是当时的主题词。

在这样的背景下，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作为这个新机构中的学术领导人和唯一的高级研究人员，施雅风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最大的困难是人才的缺失。按照规划，原来兰州分院新建的兰州地理研究室的人员全部并了过来，这其中有部分人员早已抽调出来，随施雅风的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进行过祁连山冰川考察。原来在高山冰雪研究队中主要承担化冰融雪工作的原地球物理所的人员，却不愿意加入到这个新机构来。而新机构的任务，必须承担原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的全部工作，包括化冰融雪。他们不加入，意味着化冰融雪的工作将无法进行下去。另外，外部环境的混乱也造成科研人员思想的混乱。不少人人在心不在，并不安心待在新机构，而是一门心思想着离开生活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到北京等大城市去。

摆在施雅风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走。只要他一走，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将很快夭折；第二条，留。只要他坚持留下，困难固然还存在着，但研究所尚不至于立即分崩离析。选择，往往很痛苦。从来乐观开朗，对生活充满热情，无限钟爱工作，将地理学、冰川学当作神圣事业的施雅风，此时此刻也不可避免地在走与留之间艰难徘徊。

当时，他的妻儿都在北京，他的工作关系也在北京，如果他提出回北京，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与家人团聚，理由是相当充分的——他当初到兰州来，不过是为了率领临时组成的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对祁连山冰川进行考察，既然是“临时的”，他现在若想回北京，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然而，他很清楚，如果做这样的选择，那么，就意味着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他低下了他那颗“高贵的头颅”。他不能容忍自己的胆怯、软弱和退缩。站在更高的角度说，中国的冰川事业由他起步，而且在他的牵引下迈出了一大步，如果因为他而从此停滞不前，他将如何面对？这是他难以想象的。

留下的决定虽然很容易做出，但一旦做此决定，所面临的困难他可以想见：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维持初具规模的新机构，如何保护已经取得的冰川考察研究成果，如何稳定人心，如何唤回他们已经渐行渐远的事业心，如何将中国冰川研究深入下去，如何开展积雪、冻土等新的研究，等等；生活上的困难——如何说服家人，如何解决夫妻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与生活不便，如何弥补无法生活在身边的女儿缺失的父爱，等等。

其实说到底，无非一头“公”，一头“私”，施雅风要解决的也就是要公还是要私的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后，还是“公战胜了私”。为什么呢？他说：“我坚信当时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走向光明。我决心勇敢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摒弃从‘私’字出发的自我打算，尽我一切力量，保护新中国冰川事业的萌芽，等待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施雅风、吴士嘉《冰川的召唤》）

客观地说，施雅风的选择并非完全没有“私”的因素，只是此“私”非彼“私”，它不但不与“公”对立，相反有利于“公”，可对“公”起促进作用。这个“私”便是他个人的事业发展。

很明显，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不愿碌碌无为，不喜平淡闲适。这样的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又有很强的事业心，往往害怕的不是困难不是艰难险阻，而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机会。如今，新兴的冰川学是施雅风梦寐以求的新目标新方向，又一个新领域——冰川、积雪、冻土的综合研究是他的新机会。若放弃机会，实则放弃对已经认准的目标和方向的追求，也就是对可能的成功的漠视。放弃，漠视，在他的人生哲学中都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他在追求自己冰川事业成功的同时，客观上也会促进中国冰川学的发展。因此，宽泛地说，他的留下于公于私都利大于弊。

留下所带来的家庭问题仍然存在。如何解决？魄力十足的施雅风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举家搬迁。这样一来，既解决了一头北京一头兰州的一家两户模式，也用这种“自断后路”的决绝向组织表明他一往无前的坚定决心。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家人愿意跟着他走吗？特别是夫人沈健。

施雅风和沈健的婚姻是很传统的“媒妁之言”，媒人叫沈文彩。施雅风、沈文彩、沈健家，彼此关系错综但并不复杂。沈文彩与施雅风是同乡，又是浙江大学的校友（沈毕业于土木系）；沈文彩当时在水利委员会工作，沈健的父亲是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都从事水利工作，因此，二沈是老相识；沈健的哥哥（解放前因肺病在上海去世）也毕业于浙江大学，学的是电机专业，与同在浙大的施雅风、沈文彩都认识。沈家老家在启东和合镇，与施家老家海门新河镇相距不远。

在媒人安排下的初次见面，施雅风和沈健都记忆犹新。时间，是1948年的端午节；地点，在沈文彩的家里；人物，除了施、沈两位当事人，沈健的母亲也在场。沈文彩把他们召集起来的理由很常见：吃便饭，因此他事先并没有将真实目的告诉施雅风。但看到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以及姑娘的母亲作陪，施雅风心里明镜似的。

当时，施雅风29岁，刚秘密加入共产党，正从事着地下工作；沈健22岁，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在蚌埠淮河复堤工程局任会计。见面那天，两人的话都不多，但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错。日后两人通过信来信往，增进了了解。对于施雅风来说，他对沈健最重要的了解是“思想进步”，这是他能够接受她的基础。就他当时的政治身份，他不可能愿意在身边放一颗“定时炸弹”，而亟愿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因为一个在南京，一个在蚌埠，两人的“恋爱”只能靠通信，只有当沈健在节假日回宁探望父母时，两人才有机会约会，或看电影，或逛公园。约会得越多，越觉情投意合，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施雅风是组织的人，他不属于他自己，凡事做不了主，包括结婚大事。他很清楚组织纪律，于是向党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鉴于施雅风虽然是个地下党员，但编制不在军队，只在科研单位，而沈健家庭历史清白，她自己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所以，组织上很快做出批复：同意结婚。

然而，施雅风自己却胆怯起来——不是患了“婚前综合征”的害怕，而是担心战局有可能给沈健及其家人带来危险。当时，三大战役已接近尾声，国民党败局显定。施雅风明白，越是天快亮的时候，天越黑。对于他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来说，越是黎明到来之前，处境越艰难，人身越不安全。如果此时与沈健结婚，一旦危险来临，她势必受到连累。

他心里的担心和顾虑，无人知晓，包括沈健及其家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他暗中做的工作，不知道他们结婚与否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知道他结婚还要提出申请，不知道申请已经被组织批准。因此，施雅风不可能将他暂时不想结婚、准备等到南京解放以后才行婚礼的真实打算和盘托出。

一方面，他不能说出真相；一方面，他又得面对双方家人的催促。权衡之下，他想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订婚。1948年冬天，施雅风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宣布与沈健订婚。

从订婚到1950年阴历大年初二正式结婚，其间，沈健经历了从蚌埠到南京，从南京到杭州，从杭州再到南京的一段动荡岁月。因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沈健所在的淮河复堤工程局被解散，她便回到了南京。在其父的安排下，她投奔在杭州兼任合作金库主任的叔叔沈经可，在合作金库谋得一份差事，任出纳。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时，沈健将保存完好的合作金库余款、账册一并交给了解放军接管代表。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政治觉悟，不能不说与施雅风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态度明确的宣传、灌输有关——当她刚刚回到南京时，他介绍她参加了一个进步组织，职业青年社；当1949年初国共双方在北京和谈时，他向她分析谈判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明确认为失败大于成功；当他们确知叔叔沈经可随国民党到台湾去意已决时，他嘱她保管好合作金库的存款和账册。回到南京，通过施雅风曾经的“上线”、时任文教接管委员会中小学社教部长的尚渊如的关系，沈健得以进入绣花巷小学工作，任事务员，随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姗姗而来的婚礼并不因延迟而隆重，简单得只是在餐馆里的一顿普通的家宴。巧的是，当晚，他的政治引路人吕东明与夫人匡介人旅行结婚来到南京，托他找一个住处。他很爽快地留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这样，鼓楼二条巷施雅风的家一下子住进了两对新婚夫妇，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房，把一直与儿子同住的施雅风72岁的老母亲乐得合不拢嘴。

1951年6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施建出生。随着施雅风工作的调动，早已在南京水利实验处人事科工作的沈健不得不携女一起来到北京，先在计划局生物组工作。中科院学部成立后，沈健又转到生物学部，分管资料整理和为科学家服务的工作。1954年春，1955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女儿施建平、最小的儿子施建成先后出生。

显然，长期以来，沈健一直有自己的工作，足以自食其力，而且工作卓有成绩：在水利委员会、水利实验处、中科院计划局生物组等处工作时，她一直是单位的团支部委员。她也很好学，没有上过大学的她很自觉地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深造提高自己：在计划局时，她怀着孕还坚持到北京大学旁听生物和英语课程；到了兰州，她也没有放弃学习，在兰州大学读夜大；在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图书馆工作时，她主动向中科院图书馆学习他们对外资料交换工作的经验，用研究所出的专业杂志和几十个国家的相关机构进行交换，还负责编写了后来获得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的《中国及毗邻地区冰川冻土文献目录》。

但相对于施雅风，她总是处于从属状态，这仅从她的工作变迁便可以看得出来：到绣花巷小学，是施雅风的老上级尚渊如的关系；到南京水利实验处人事科，是施雅风老相识、中央大学水利系毕业的地下党员梁益华的关系；而在此之前，在华东水利部从事水文资料整理，则是施雅风长兄施成熙的关系；之后，到中科院计划局生物组以及生物学部工作，无疑还是因为施雅风。这种状态注定了夫妻的主从关系。

那时的施雅风工作异常繁忙，筹备学部、编撰专著、地貌研究、科学考察，为了方便工作，他一周内有三天住在位于中关村的单位，而他的家却在地安门，以至于他的儿子出生时，他都没能赶去医院——产房外等待母子的是保姆。好不容易将家迁到中关村单位附近，他又为了制订12年远景规划而与其他科学家一起长住西郊宾馆——晚上不能回家，只能把年幼的三个孩子“甩”给沈健。沈健也有工作，分身乏术，只得把自己的母亲从南京接到北京帮忙。在施雅风野外考察时，一天忽接“家人病危”的电报，匆忙赶回，哪知岳母因食物中毒已去世。想到岳母是为了替他分担家庭责任而遭此噩运，他深感自责。

虽则如此为家庭、为丈夫自己有所牺牲，但无论在什么时候，沈健从来不抱怨，更没有指责，她甘心做施雅风身后的女人，默默地支持他，为他的成功而喜悦，为他的挫折而沮丧。以他为中心，以他的工作为生活重心，早已成为她的生活习惯。因此，当施雅风提议举家迁居兰州时，她像以往一样没二话地打起背包就出发的积极便不会让人产生不解和疑惑了。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当时渗透于每个人血液里的主流思想：个人利益永远居于集体利益之下；国家利益始终高于一切；个人是集体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尽管施雅风留在兰州有个人志向及事业发展的考虑，毕竟这个选择是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的，而沈健的跟随，除了为人妻的从夫外，实也有受主流思想教育的缘故。

但是，兰州生活的过于艰苦和工作上的不顺，终于使好脾气的沈健忍不住对施雅风生出怨怼。从生活上说，因为水土不服，更因为相比北京，兰州缺吃少穿，住房条件也极差。抵达兰州不久，沈健便因营养不良浑身浮肿。这固然有正逢国家经济困难，物资短缺的原因，也不排除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施雅风刚刚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尽管他出于发展中国冰川事业考虑而决心留在兰州，但兰州方面却并没有因此给予他优厚的生活待遇。

坚持了一段时间，沈健发现肚子里有一性质不明的硬块。为保险起见，他们听从医生的建议：开刀。谁知，打开腹腔后，竟发现那硬快不是肿瘤，而是一个孕育了三个月、已经命丧黄泉的男婴。这让他们懊恼不已。但冷静下来想想，他们也不觉有太多的遗憾：

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那样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条件，即便生下这个孩子，又如何能够养大他？

之前，施雅风一个人生活在兰州，住宿舍，吃食堂，一来他对物质没有太高的要求，二来他对生活的琐碎很不在意，因此不觉得在兰州和在北京有什么天壤之别。把一个家全都搬了过来后，他才体会到维持一个家庭的吃喝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那阵子，沈健最常嘀咕的一句话是：早知如此，搬家过来的时候应该多带些油。油？施雅风没有什么概念。在兰州，每人每月只供应一两油，而在北京的时候却没有这个限制。这让沈健很不习惯。

即便过去了很多年，沈健仍然不能忘记她带着两个女儿抵达兰州后吃的第一顿饭：面糊糊。对于习惯面食的西北人来说，这很寻常，但在沈健他们看来，这无疑就是糨糊。吃糨糊，自然难以下咽。按规定，虽然他们有家有口，但不能自己开伙做饭，必须吃食堂。一开始，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因此，食堂里的菜，他们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对于不能吃的菜，他们只能看着别人吃，这在大人还能克制，但孩子那羡慕而渴望的眼神，让大人心酸。身为母亲，沈健心里难免会生气。那些能让他们吃的菜里，不但没有肉，甚至连油都很少。

没有油腥，能吃饱也行啊，可是吃不饱。兰州逐渐有了饿死人的传闻。有一天，施雅风看到大女儿在吃馒头，显然她很舍不得，因此她不是一口一口地咬着吃，而是一点一点地剥着吃。这一幕，让施雅风心疼了很长时间。有一次，他们给幼儿园放假而从北京到兰州来的小儿子买了一点儿吃的，小儿子刚刚拿到手里，就被旁边饥饿难耐的人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继沈健浮肿后，两个女儿也先后患上了肝肿大。施雅风一生中唯一的“抽烟史”就是开始于那个时候，为了提神，又没有其他食物，他只能抽烟。

吃的如此，住的也令沈健不满。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施雅风之所以到兰州不是他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在北京犯了错误被发配来的，因此只给他一家四口两间“丙种房”。这种在甲乙丙三种房型中最低等的房子，显著特点是朝北，终年见不着太阳，因此在冬天即便开着暖气，也感受不到温暖，以至于常常需要工作到深夜的施雅风不得不在家里还身穿皮大衣、脚蹬皮毛靴。破败的房子更经不住大西北特有的狂风。那时晚上开会学习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晚上，施雅风、沈健都去开会了，家里只留下两个女儿。北风呼啸而至，竟将窗户挟裹而去！吓得两个孩子紧紧抱着窗框哇哇大哭。

直到对施雅风的错误批判纠正以后，他们家才得以升级搬进了“乙种房”，一年后又住进了“甲种房”。生活终于有了好转，此时，沈健已在兰州生活了三年多。

除生活之外，工作问题也让沈健倍感困扰。到兰州后，按规定，由中科院兰州分院为她安排工作。原先，她在中科院生物学部时负责保管整理研究资料，她对这方面的工作得心应手。但兰州方面在对她进行政治审查时，发现她的姐姐弟弟和叔叔都在台湾，便据此认为出于保密需要，她不再适合从事资料管理工作。尽管分院的资料并没有太多需要保密，尽管她在学部工作时接触过高级别的保密资料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事件，兰州分院仍然先让她赋闲了一两个月，然后才安排她到一个下属单位任会计。

这样的安排让她难以接受，首先，工作问题长时间悬而未决，在她看来，那一两个月的“等待”无异于被“晾”，这不能不让她生出屈辱感来，好像她真的有什么政治问题似的；其次，虽然她曾经当过会计，但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对这行她早已生疏，如今让她重拾旧业，重头学起、做起，她没有信心。一番交涉，一番努力，终于，她被重新安排，在施雅风所在的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任图书管理员。

生活上工作上的这一系列困难，思想单纯的知识分子施雅风之前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也就难怪沈健埋怨他：没有弄清楚兰州的具体情况，就匆忙把家搬过来。对此，施雅风无话可说，只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为了他的冰川事业，他必须视困难为机遇为挑战，坚持下去。

5、揭开希夏邦马峰的神秘面纱

从留在兰州开始到“文革”爆发，施雅风主要经历了三件大事：研究所的不断整合；青藏、川藏公路的泥石流考察；攀登希夏邦马峰。

新组建的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生不逢时，正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先是奉命精简人员，研究所由将近200人一下子减至78人，接着，便是机构精简。1961年，中科院兰州分院决定把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兰州分所合并成地球物理冰川冻土研究所，施雅风仍担任总支委员。将两个研究方向完全不同的研究所合并，面临的困难和麻烦是可以想见的。

合并问题快要解决时，又分了。原来，兰州分院的这个合并决定并没有报中科院批准，于是，1962年，一个所又被分成了两个。考虑到所里只有施雅风一个副研究员，外加几个研究实习员，不足以称作“研究所”，在施雅风的奔走下，原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改为冰川冻土研究室；研究室又吸收了竺可桢的意见，将研究方向确定为冰川、冻土、干旱区水文。还是施雅风的建议，研究室仍留兰州，但归北京地理所分管和领导。正式挂的牌子是“地理所冰川冻土研究室”，施雅风任主任。

研究室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1965年，中科院又决定将原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北京地理所沙漠研究室迁到兰州，与冰川冻土研究室合并成立一个新机构，“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没有任命所长，有两个副所长，第一副所长是施雅风，负责全所事务。该所承担冰川、冻土、沙漠、水文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机构的不断调整，客观上影响了施雅风的专业研究工作，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行政事务。特别是之前的冰川积雪冻土所与地球物理所合并，和之后的冰川冻土研究室和沙漠研究室合并，作为领导，之前，他要熟悉地球物理所的工作。之后，他要了解沙漠所的工作，又要处理合并之后难以避免的复杂人事关系。其间，还得参加“四清”运动、“小整风”运动。这一切，不免让他身心俱疲。而只有置身野外，从事他热爱和熟悉以及认为最有意义的考察，他才能找回他自己。

2006年7月1日，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贺礼，青藏铁路全钱贯通。对于铁路建设者们来说，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最难克服的便是冻土。通车，意味着冻土这个难题已经被冻土研究者们攻克。在人们称赞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把感激送给了他们的前辈领路人施雅风。

早在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刚刚成立的时候，施雅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开展冻土研究。相比有所涉猎并已经取得成绩的冰川，对于施雅风来说，积雪和冻土是新领域。研究工作，最关键的是人才，积雪方面，施雅风认为可以由研究冰川的研究人员兼任，而冻土方面，当时专门以此为研究方向的可以说相当奇缺。为此，施雅风四处打听。当他听说有一个人刚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冻土专业毕业、正在中科院地质所实习后，立即请求把她调过来。

这个人叫周幼吾。她不顾兰州艰苦的生活条件，不顾自己正怀着三个月的身孕，不顾老父亲在京无人照顾，不顾与丈夫分居两地等等困难，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纯真和忠贞，怀揣着“党和国家培养我多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周幼吾：《回忆冻土学创立前后》）的朴素理想，接受了施雅风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来到兰州，成为研究所冻土研究第一人。

一开始，施雅风听从周幼吾的建议，准备把冻土研究的地点设在海拔3700多米的青海热水煤矿，为此，他派周幼吾和所里另一个地理学家杜榕恒率研究所第一个冻土考察队进行实地考察。冻土队结束考察返回兰州经过西宁的时候，听说了一个消息：为修建青藏铁路，铁道部将在西宁和格尔木召开现场会。冻土队意识到，在青藏高原修铁路，必定遭遇高原地区特有的冻土问题，而这个问题过于专业，领导也好，建设者也好，固然热情高涨，信心满满，但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主动请缨，要求参加现场会。

果然，之前，很少有人想到“冻土”会成为青藏铁路的拦路虎。经过冻土队的讲解和分析，有关人员意识到了冻土的关键性，便请冻土队负责青藏铁路西大滩到昆仑山垭口段的冻土工程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青藏铁路工程没有继续下去，但冻土队对青藏铁路沿线的冻土层分布有了一个基本了解，这成为日后青藏铁路正式上马建设时的技术支撑。

这次经历给了施雅风一个启发，那就是，与冰川学一样，冻土学也跟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为经济建设服务，学术研究才有切实意义。而在经济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上，学术研究应该走在经济建设之前。就像青藏铁路建设，如果之前就有高原地区的冻土研究报告，那么，一旦工程上马，将大大加快进程。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施雅风决定继续在西藏地区进行冻土研究。

1963年，施雅风第一次进入西藏，目的是检查前一年在唐古拉山脚下海拔将近5000米的土门格勒煤矿建立的一个冻土观测站。在煤矿设立观测站，显然是为煤矿服务，具体地说，是承担井下安全措施的研究设计工作。

除了冻土，1964年，施雅风又涉猎一个新领域，那就是泥石流。当时，川藏公路位于波密县古乡地段每年都要被冲垮很多次，当地人认为是冰川爆发。事实上，那是泥石流。为此，施雅风组织了一个综合性的泥石流考察队，对泥石流进行了详细考察，他自己也亲临考察现场，看到了泥石流生成和运动的全过程。“这项工作开创了我国泥石流研究的新领域，在以后山区灾害防治研究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之后，施雅风又亲任西南泥石流考察队队长，对成昆铁路通过西昌泥石流区域进行考察。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考察了六条河流的泥石流，明确了泥石流的活动范围，最终为成昆铁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从此，这条铁路再也没有受到过泥石流的侵害。

这些，都成为学术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典型事例。

还是1964年，这年在施雅风的人生经历中颇具意义：率考察队对希夏邦马峰进行了科学考察。这座山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范围内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之一（排名最后），是唯一的一座完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在施雅风他们登上之前，尚没有被人征服过。也因为希峰的高海拔，所以，希峰冰川成为施雅风考察过的最高海拔的冰川。

在成功登顶距希夏邦马峰100公里的珠穆朗玛峰之后，中国登山队着手准备攀登希夏邦马峰。施雅风此次考察希夏邦马峰就是为了配合中国登山队。将属于体育范畴的登山和属于科学范畴的考察相结合，互利互助，相互促进，是分管体育的时任国家副总理贺龙的提议。的确，登山，需要科学考察做保障，比如，山峰总体情况、科学的登山路线、山上的冰雪岩石分布、雪崩滚石冰裂缝主要在哪里、坡度如何、营地适合建在什么地方，等等，都需要考察队专业的技术评估；反过来，科学考察又必须具备一定的登山知识，包括登山设备的使用、登山技巧等。有时，科学考察还得倚仗登山队员。比如，很少有考察队员能够登上海拔6000米的高度，但高海拔地区的冰雪岩石样本又必须采集，这就需要专业登山队员的帮助了。

很快组建起来的希峰考察队，由施雅风任队长，他邀请的地质学家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地学系，曾就职于中央地质调查所）任副队长，负责地质方面的考察。考察队会集了施雅风所在的冰川冻土所，以及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国家测绘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单位的十几名研究人员，分成四个专业组：测量、冰川、地质、地貌及第四纪地质。这意味着考察范围涉及冰川、地质、地貌、气象、测绘、高山生理等各个方面，而以冰川、地质为主。

为了这次考察，正患牙疾的施雅风下决心将全部的牙齿拔除，换上了一口假牙。当时，他不过实足45岁。不利于科研科考生活的一切，都毫不犹豫地去除，这就是施雅风。

在很多场合，施雅风都说过这样的话：“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桂林山水要和冰塔林相比，那就不好比了。”言下之意，在冰塔林面前，连闻名于世的桂林山水都显逊色。桂林山水真的不如冰塔林吗？与其说这是山水形胜上的审美差异，不如说是表现了施雅风对冰塔林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冰塔林的壮观让他瞠目，给了他很强烈的震撼。这是不曾登上高海拔的希峰、看到过如此壮美的自然奇观的人所难理解和想象的。

什么是冰塔林？它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山谷冰川或冰斗山谷冰川上特有的大陆性冰川景观。如何形成？因为海拔高、温度低，降雪才能积聚形成冰川冰。又因为纬度低、太阳辐射和阳光折射，冰川消融、蒸发、升华的不规则、不平衡，所以形成冰塔林。冰塔的高度和形状？从高度上说，矮的几米，高的达几十米；从形状上说，有的象金字塔，有的像匕首。穿行在冰塔林中，施雅风形容说好像“进入了仙境”。

更有意思的是冰洞。因为光线反射的作用，洞壁上形成了蓝、绿、紫、褐等不同色彩的花纹。至于遍地形状各异的冰块，施雅风他们形象地将它们分别取名为冰芽、冰笋、冰蘑菇、冰杯。

因此，对于冰塔林的研究，是施雅风此次考察的成果之一。结论是：冰塔林从发生到消亡，要经过雏形冰塔、连座冰塔、孤立冰塔三个阶段；延续长度在1.2—6千米间；从冰川运动速度推断，时间大约为100年。因为之前甚少有人细致研究过冰塔林，所以，施雅风对冰塔林的考察，又是他科学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海拔8000米的希峰，施雅风登上了6250米高的冰碛山顶，再往上，他的体力跟不上了，只能放弃。即使如此，也足以让很多人对他健硕的身体和顽强的毅力发出钦佩之声。要知道，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全队不足一半人。“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干活”，是施雅风的学生姚檀栋对他的评价。“上车就睡觉”，说明他的身体适应性强，调节性好，这有天生基因良好的原因，也有长年野外考察锻炼出来的因素；“下车就干活”，说明他时间观念很强，做事不拖拉。上车就睡觉保证了下车干活；下车就干活而干得太多太劳累，又让他上了车能很快入睡从而使体力很快得到恢复。良性循环，他工作的特点便是效率极高。

6250米的高度也足以让施雅风和考察队员们看到了希峰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冰川运动带来的冰碛（冰川运动时所携带的、冰川融化后所堆积的石块和碎屑物质的总称）石头等，这为他们了解古冰川提供了帮助。根据考察得来的数据，结合冰川堆积物的分布位置和高度差别，他们最终将冰川划分为四个冰期，并确定当时正处于末次冰期过后的间冰期。

除了冰川，在地质方面，希峰考察也有成果，那就是“首次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石炭纪化石、上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并推算出自新第三纪以来，该地区上升了3000米”（张九辰访问整理：《希夏邦马峰考察与“北京科学讨论会”——施雅风院士访谈录》）。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因为在此之前，尚无人对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地区的隆起做过定量判断。

于“公”而言，希夏邦马峰考察为日后珠穆朗玛峰和西藏地区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打下了基础——第二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中科院组织了一个由二三十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于“私”而言，希峰考察成果让施雅风在随后举办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名声大噪，也促使他又进入了一个新领域：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全球变化的关系，又让他成为中国冰川研究与青藏高原研究相融合的开拓者。

结束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希峰考察，施雅风又参加了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活动——北京科学讨论会。一个学术会议，缘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关键词是“中国”、“第一次”、“国际性”。具体地说，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承办的大规模的国际性科学会议，邀请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四大洲的科学家、部长、副总理，接待规格很高。当时，这四个洲都属于第三世界，“反美”是其共同之处。因此，北京科学讨论会与其说是一场高级别的学术会议，不如说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反美统一战线的政治活动。

作为纯粹的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施雅风的着眼点应该不在于廖承志做的政治报告，不在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在于国家副总理陈毅举办的盛大宴会，不在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科学家，而在于他在会上做的关于希峰考察的专题报告。这个报告的公开，对于他而言，不仅仅是向国人报告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以及对外宣告中国冰川研究的飞速发展。因此，意义重大。

因为会议的政治性，因此即便是学术报告，事先也得经过组织审查，而且还要“试演”。竺可桢在1964年8月19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记道：“今日系我国提出五篇论文的试演，第一是今年希夏邦马高峰的科学调查，有20分钟电影，主要是冰川、古生物和爬山的风景，科学考察最高到6250米。”何为“试演”？当然是正式开会前的试讲。由于准备充分，正式会议时，施雅风的报告做得很顺利；又由于希峰考察属第一次，所以很吸引研究第四纪冰川的日本科学家，他们给予了很高评价。

这个报告，全称是《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以刘东生撰写的地质和古生物部分为主。当书稿交由出版社付印时，“文革”爆发。直到1982年，它才得以正式出版。而施雅风关于希峰考察的论文，有后来与谢自楚合作的《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获中科院优秀成果奖）、与季子修合作的《希夏邦马峰地区冰川的分布和形态类型》和《希夏邦马峰北坡冰川的冰塔林及有关消融形态》，与崔之久、郑本兴合作的《希夏邦马峰附近的山文和水系》等。

在希夏邦马峰考察基础上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施雅风没有赶得上。那时，为了完成西南泥石流的考察，他奔波于金沙江一带。原本，他准备结束泥石流考察后直接进藏，与珠峰考察队会合——事实上，经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同意批准，他已经被任命为珠峰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兼任考察队冰川与气象组组长。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了研究所“速回”的电报。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下达，他以为，身为研究所的领导，被速速召回只是为了像以往经过的无数次运动一样，组织、领导一下所里的运动，却不曾想，这次的运动，“动”到了他的头上。

6、“文革”中一怒跳黄河

“文革”之前的历次运动，施雅风没有受过太多的冲击，甚至还曾作为批判者批判过其他人。比如，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解放前担任过中国地理研究所代理所长的罗开富因为说了句“屁股平等”——意即领导干部要和平民百姓坐一样的椅子而主张平等——不幸被打成了右派。作为一个政治任务，与罗开富共过事的施雅风被要求批判他。想来想去，施雅风想到了罗开富的一条“罪状”，那就是在南京解放前夕，作为代所长的罗开富将地理所迁去了广州，从而造成地理所“南京一半，广州一半”的两分局面。也就是说，罗开富的“罪”是没有跟施雅风一样坚持留在南京，而是听从了国民党的迁移命令。

把服从当时还是合法政府的命令视为一种罪当然是荒唐的，而这对于罗开富来说，居然还罪无可赦——他后来的回归也不足以“补过”。在当时那个荒唐的政治环境下，“荒唐”常常是一种常态。处于那样严酷环境下的人，一是不得不遵从，二也被换了特有的思维方式，施雅风对罗开富的批判在当时并不奇怪。

在那个翻云覆雨的年代，没有永远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今天的批判者就是明天的被批判者，施雅风也未能逃得了被批判的命运。沈健评价施雅风除了“创”，还有“闯”，这个“闯”字，除了勇闯科学发展新天地之外，也有“闯祸”之意。他的闯祸，常常在于祸从口出。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大的运动之下，又有小的运动，那就是“人人向党交心运动”。

既然是“交心”，施雅风天真地将它理解为“畅所欲言”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交出来的“心”是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肺腑之言：“权在党，能在科学家。”在那个时候，实话往往不能实说。这句话一下子就成了把柄。施雅风被批在所难免。

当时，他刚刚率领考察队对祁连山冰川进行了考察，他主张考察结束后要写一本专业考察报告。这句话本来毫无问题——对实践进行总结，甚而上升为理论，或者说，写研究报告、研究论文是研究人员的本职。但偏偏那个时候，社会上下正在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丁玲认为一个作家此生必须要写一本“立得住、传下去”的书，简单地说，作品要重质量而非数量。原本一句含义浅显的话却被曲解得相当复杂——有人说，她是在鼓励作家以一本书为资本闹独立，向党示威；有人说，她在暗示只要写出一本好书，谁（包括党）也打不倒。最后，有人总结，一本书主义将使革命事业变质，而一本书主义者是革命内部的敌人。既然是“敌人”，那丁玲被打成右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施雅风说要写“一本”专著，岂不是变相支持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眼睛雪亮明察秋毫的人由此找到了一个值得批判的理由。再一个，施雅风尽管入党很早，也曾负责过党的工作，但从骨子里说，他毕竟是一个科学家，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频繁的政治学习不太热衷。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走白专道路。

施雅风不但自己“走白专道路”，还公开支持别人走。当他听说许良英（自然科学史家，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在被批判时，以一种庆幸的口吻对一位路上碰到的同事说：“许良英很想到哲学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但一直没能如愿，现在他受到了批判，倒是因祸得福，可以专心搞研究了。”——把被批判看作是得以专心做研究的“福”，这种言论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不能被认同的。

施雅风诸如此类的“不当”言论，以及“不当”行为，越来越多，连他自己都深感吃惊。仿佛正应了知识分子身上毛病多多，非彻底接受思想改造不可，非“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不能达到脱胎换骨的至纯至净的主流思想。什么是他的不当行为呢？比如，某一天单位来了一位客人，施雅风忙着跟他打招呼寒暄，随口请办公室一位女同志帮忙给客人倒杯水。这个“随口”日后便成了他“不尊重人”的口实——那位女同志入党比他早，而且在党内的地位比他高。再比如，在祁连山进行冰川考察时，有人认为他对于化冰融雪的研究工作支持得不够，便上纲上线说他“脱离生产实际”。

大会小会地批，大字报小字报地贴，施雅风渐觉不妙，心想，这次肯定要背个处分了，甚至有可能要跨入“右”的行列了。谁知道，峰回路转，他被“保”了下来。“保”他的是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他在最后一次批判施雅风的大会上，不受前面几位猛烈批判的影响，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施雅风的确存在着“思想错误”，但肯定他“工作积极”——单说之前的“七·一冰川”和刚刚完成取得重大成就的祁连山冰川考察，便足以对“工作积极”作有力的依据支撑——因此，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不予处分。”

相比“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随后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疯狂更加凶猛更加不可思议，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自身难保，哪还可能“保”别人？这次，施雅风终于被批了个彻底，而且险些要了命。

从西南泥石流考察地回到兰州的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施雅风发现，天地已变：他这个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不在时，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主任由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兼任，他来自于原来的沙漠研究室。早先，在上级有意将冰川冻土研究室和沙漠研究室合并成立研究所时，施雅风明确表示过反对，他始终认为把两个研究方向不同的机构硬性凑在一起，必会出现研究工作的困难和人事方面的麻烦。“文革”爆发后发生的一切证实了他当时的担心，特别是两个机构的人事纠纷，最终成为“文革”中最不安定的因素。

施雅风承认，合并之初的研究所一开始还算融洽。但是，研究所成立仅仅十个月后，“文革”来了，造反派立即分成了“冰川冻土”和“沙漠”两派，你斗我的人，我斗你的人，双方合作斗一个人，然后比斗。最先斗施雅风的便是来自沙漠室的革委会主任。施雅风刚回到所里，迎接他的便是主任率领的革命群众，他们早已为他制作好了一顶高帽子。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那高帽子便扣在了他的头上。“打倒三反分子施雅风”的口号震耳欲聋，大字报铺天盖地。仔细辨析，他才搞清楚“三反”的含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那时，批斗不一定非要有缘由不可，一个“怀疑”足矣。开始，施雅风便是被怀疑有历史问题——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可能有历史问题。抄家，一来可以作为批判的方式，二来可以顺便查获一些证据。施雅风的家被抄了三次，最后一次，把他家阁楼里存放的证件、日记、工作记录等都抄了出来。“证据”也浮出了水面，一张国民党“青年战地训练服务团”的毕业证书，那上面不但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公章，而且还有陈立夫的印章。

这下，不再是怀疑了，而是肯定。肯定他不仅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组织，而且还有现实问题——保留这些证件，是为了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盼着陈立夫回来。肯定之后，又有新的怀疑，怀疑他加入过“复兴社”。

接着，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说他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能够留校读研究生，是因为导师张其昀的关系，而张其昀是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的。为此，施雅风辩解，一来他的导师不是张其昀，而是叶良辅；二来他留校读研究生是因为成绩优异符合资格，而且不是张其昀的安排，是叶良辅的推荐。

至于解放前的那一段地下工作，此时更成为把柄，原因很简单：他当时的那些“上线”，包括政治上的引路人、入党介绍人吕东明，此时都在被审查。既然如此，他地下党员的身份便成了怀疑目标，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他早就加入了国民党。

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说你不是什么你就不是什么，而且不容辩解，不理申诉。这是包括施雅风在内所有被批判的人当时最大的感受。

政治上如此，工作上也有问题，问题在于推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施雅风因此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知识分子”，他过去的所有研究成果、工作成绩此时一笔勾销、全盘否定。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68年初，对于施雅风的批斗尚停留在口头批、大字报斗的阶段，尚没有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参与批斗他的造反派自原沙漠室的人起，逐渐扩展到他所在的冰川冻土室。也就是说，他成为两派的共同批斗对象。不过，不管是原冰川冻土所、还是原沙漠所，老同事们因为对他太了解太有感情，因此对他的批斗很敷衍很消极，这让他颇感安慰，而批斗积极分子是那些后来进所、不明真相只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越批越狠，越斗越凶，最终，施雅风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开始，“牛棚”里只有他一个，渐渐地，来“陪”他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他的工作伙伴谢自楚、杜榕桓，连他的夫人沈健也未能幸免。谢、杜、沈是作为“保施集团”的成员被关的。所谓“保施”，即为施雅风说好话、鸣不平。

从施雅风被批斗开始，沈健就一直想不通，就她对他的了解，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三反”。原先她天真地以为，很快冤屈就会昭雪，事情总会搞清楚，但当施雅风被剥夺了自由后，她有些绝望。愤愤不平之下，她找到军管会的代表，斥责道：“毛主席说过，要实事求是，你们天天这样批判他，没有用。”她这样做只是出了口气，结果非但没能将施雅风解救出来，反而连她自己也搭进去了，单位里突然出现了大批针对她的大字报。

大概考虑到施雅风已经没有了自由，如果沈健也不能回家，那他们的三个孩子将有可能流落街头，有关方面“慈悲地”准许她晚上回家看孩子。不过，白天，她必须和其他“坏分子”一起关在一间屋子里学习、写检查。一屋子十几个人中，只有几个人和沈健一样情况特殊被允许晚上回家。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回家时得排着队走。这在他们看来，无异是一种精神侮辱。

按规定，“牛棚”里的施雅风和“棚友”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思想改造的方式是政治学习，身体改造的方式是打扫厕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没有学会谨小慎微的施雅风又祸从口出。有一天晚上，想到还没有做晚汇报，他脱口而出了一句：“今天还没做祷告呢。”把“神圣的”向毛主席“晚汇报”说成是资本主义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的宗教场所的“祷告”，这还了得。话一出口，他便自知口误了，但已经来不及收回。立即，他的“罪名”升级：现行反革命。

对现行反革命的批斗势必更加暴虐，不再是口头喊两句“打倒”的口号，贴几张“打倒”的大字报那么简单，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打而倒之，也就是，侮辱他，让他“坐飞机”、扇他耳光。伴随而来的是更加荒谬更加无厘头的“罪”：他对泥石流进行过考察，认为修铁路筑公路要尽量避开泥石流，这被当作了“活命哲学”；冻土学专家周幼吾曾在一个冻土计划中用了两个词“南满”、“北满”，这被认为延用了日本人的常用说法，而她之所以敢这么用，倚仗的是施雅风的支持，换句话说，施雅风是最大最阴险的幕后指使。

斗争的升级，使得一些原本跟施雅风关系不错的同事逐渐变了脸。不知是被洗了脑，还是为求自保不得已，总之，他们将枪口一致朝向施雅风。想到之前他和他们的亲密无间，看到现在他们扭曲丑恶的嘴脸，悲愤之情慢慢涌上施雅风的心头。

家庭受连累，更让施雅风难以忍受。因为“施雅风”三个字几乎成为骂人的话，所以，三个孩子上学放学路上常常被调皮孩子包围，并用拖长的声音高喊“施——雅——风”。在学校，因为有一个“反革命”的父亲，他们不能参加活动。体会到孩子们承受的压力，沈健一方面要设法安慰他们，反复强调“你们的爸爸不是坏人”，一方面自己心中的苦楚无处宣泄，又整天提心吊胆，几乎一夜间，她的头发全白了，身体健康状况也亮起了红灯：血压高、心脏早搏。这一切让施雅风悲凉之余更添绝望。

偏偏此时，“死”这个字不断地撞击着他的耳膜：一个原来在国民党机关做过行政工作的人，不堪批斗，跳河死了；那个曾经率先批斗他的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所第一任革委会主任，不能接受出身不好的妻子被关押、自己也被批斗的残酷现实，在家里开了煤气，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堂。

“生不如死”，是每一个准备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在决定自杀前的惯常心理。一旦这个念头冒出，那他便会不顾一切。之前，施雅风曾经“越狱”过一次，中途被抓回来。从此，他被监视得更严更紧，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这让他很恼火。1968年8月的一天，中午，趁着监视他的人一时疏忽放松了警惕，他离弦之箭般蹿出“牛棚”。没有目的地，他一路急走，满脑子盘旋的是“一切都被否定了”、“一辈子算是白干了”的消极悲观和透顶绝望。

就像他平时干净利落果敢敏捷从不拖泥带水的工作作风一样，他头顶着“死”的黑环，没有犹豫，没有徘徊，脚步生风地径直走到黄河大桥（今“雁滩黄河大桥”）；没有踟躇，没有彷徨，他以长年野外考察练就的矫健身姿一跃而起跨过桥栏杆，向着滚滚黄河水俯冲下去……

此时，施雅风13岁的儿子施建成正在院子里玩耍，突然有人跑过来，慌里慌张地对他说了一句“你爸爸跳黄河了”后就往黄河方向跑。他稍稍愣了一下，也跟着跑，一路上，他看见还有一些人也在往那儿跑。跑到黄河边，来看热闹的人们生怕也被黄河吞没似的离黄河远远的，只有见父心切的施建成一个人，站在黄河水边，看着脚边湍急的河水，听着黄河发出的阵阵哀鸣，想着生死不明的父亲，他的心像黄河水一样的凉。

从那么高的空中栽入水中，连施雅风自己都以为必死无疑。或许是他死的决心下得太快，赴死又太急，马克思尚未做好接收他的准备。他落水后，打了一个滚，竟很快浮了起来。冷水一激，冷风一吹，他忽然清醒了过来，事业、家庭、冰川、母亲、妻子、儿女一起涌进他的脑海，这让他意识到：不能死，也不该死。死了，事业断了，问题也更加说不清了；死了，家庭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夫、幼年失父的人间悲剧又将重演，一己已矣，却叫活着的亲人们情何堪？想到这些，他决定不死了。因为会游泳，浮上水面后，他顺着水流一路漂啊漂，一直漂到了河心一个叫段家滩的沙洲上。他获救了——自己救的自己。

很快发现施雅风又一次出逃的造反派一路追来，听到消息的研究所也来了人。他们看到，施雅风浑身湿漉漉地趴在河滩上。一个刚刚自杀的人，此时，清醒得竟然还能阻止那些试图来救他的人下水，他对他们喊：“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会回去的。”不过，经过那番折腾，他的体力消耗很大，说是自己“会回去”，可一时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于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出现了：一群“干”人站在河岸边，隔着河水，看着河中的沙洲；那沙洲上，一个“水人”正坐着休息，等待体力恢复。最后，还是岸上的人主动采取行动：坐着羊皮筏子，将施雅风“运”了回来。

上岸后，施雅风被立即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除了落水时胸部被水拍了一下有些痛以外，其他部位均完好，更没有内伤，实乃奇迹。更幸运的是，他因祸得福，不仅没有因此像“文革”中大多数自杀的人一样死了还背上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反而由“批斗”转为“批判”了。一字之差，性质大变，施雅风虽然仍被关押着，但不再被侮辱，不再“坐飞机”，不再被打了，甚至还被允许看书写字。境遇的改善并非造反派被他“以死相拼”吓的，而是缘于从部队派到中科院兰州分院的军管会主任的一句话：“不要再批斗施雅风了。”

当时看，施雅风的最大问题是历史问题，造成历史问题的最大原因是他参加过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按理说，战地服务团是为抗战服务的，参加这样的组织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因为它是国民党创办的，严格地说，属于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它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解开他如何参加服务团、为什么参加服务团、参加后都干了些什么等等疑惑，那么，他的历史问题便会自然得以解决。这是关键。

一方面，对施雅风的关押和批判继续进行，一方面，加紧了对他的历史问题的审查。终于，事情出现了转机。审查人员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一段议论战地服务团的话：“战地服务团的官员腐败，他们不上前线，还找女学生谈恋爱。看到这些，我就不想在那里干，离开战地服务团回到了浙大。”这段话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认为那里的官员腐败，二是表示他不想干了。这说明他对战地服务团是不满的，“离开”便是不满的行动表达。用“文革”时的思维，对战地服务团不满，便是对国民党不满，对国民党不满，这是进步的表现，历史问题迎“进步”而解了。

1969年10月，在被要求做了一次上纲上线的深刻检查后，施雅风解放了。

刚刚恢复党内组织生活不久，施雅风又险些“二进宫”。他在浙江大学的一个同学解放前担任过浙大“三青团”书记，为此，他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在反复挨批挨斗过程中，他发现，只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是会被从轻发落的。因此，当“文革”来临时，他故技重演，并且变本加厉，不但无中生有地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还为立更大的功而“揭发”他的同学施雅风也参加过特务组织。

施雅风所在研究所接到这份揭发材料后，为慎重起见，派人内查外调。一个正关押在贵州监狱里的原贵州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证实，不但施雅风不是他们组织的人，连那个举报人也没有当过特务。调查结果是，此次揭发，纯属子虚乌有。

所谓无风不起浪，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施雅风参加过特务组织，但所里还是觉得不宜将他留在所里。1970年，施雅风被下放到研究所设在康乐县景古乡的干校劳动了半年。随后，他被召回所里，当上了科研生产组的副组长。直到1972年，所里恢复了研究室，他就任冰川室主任，才算重新回到了冰川研究的岗位。对于施雅风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应该自此算起。

7、巴托拉冰川：中巴公路的“杀手”

以往，施雅风对于冰川的考察常常以采集数据为主，理论性更强一些，而尚未对冰川是否移动，如果移动是往前还是往后，是否融化，如果融化会在什么时候等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认定。事实上，这样的认定，特别是对一项工程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认定，很难做到准确和精到，而且因为责任重大，也很难有人敢担保他的判断不会出现偏差。1974年，施雅风却接到了这样的任务：对巴托拉冰川进行可行性研究。

巴托拉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西南侧巴基斯坦境内，是一条极其活跃的冰川。说它“活跃”，是因为它不断变化，或前进，或后退，或融化。1973年春夏之交，它又活跃了一下：融化了。融化后造成的洪水瞬间冲垮了刚刚修建通车的中巴喀喇昆仑山公路，不但毁了路基，还坏了两座桥梁。

这条公路当初是由中国政府援建巴基斯坦修建的，为修公路，中方先后派了九千多人，耗资巨大。如今，重修公路，面临着两种方案的选择：一个是巴方提出来的，希望改道；一个是原地复建。改道，意味着再次耗费大量人力和物资；复建，利用原来的基础，当然节省得多，但谁能保证巴托拉冰川不再发威？从经济方面考虑，选择第二种方案固然实惠，但要能够解决巴托拉冰川的问题。

1974年初，国家外经部、交通部、军委总后勤部联合下达任务，要求中国科学院派出冰川研究小组，用两年的时间对巴托拉冰川进行考察，摸清它的运动和变化特征，特别是对它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进行判断。通俗地说，施雅风率领的冰川考察队的任务是预测冰川将来是前进还是后退。因为如果前进的话，那么，即便复建了公路，冰川还会对公路造成破坏；如果后退的话，那么正好相反。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对冰川融化后的最大水量、冰融水道的可能变化、埋藏冰的分布及其对公路的可能危害等，给予毫不含糊的判断。显然，这样的任务责任太重大，一旦预测失误，损失的不仅仅是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国家形象。即便如此，施雅风依然义无反顾。

虽说施雅风任务接得很爽快，没有权衡利弊的瞻前顾后，没有担心失败的顾虑重重，但其实他的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首先，他对这条冰川毫无认识。为此，他四处查找资料，甚至特地跑到北京，在地质部的图书馆里泡了一个星期；其次，巴托拉冰川地处异国他乡的巴基斯坦，冰川本身超长，而且所在的地形十分复杂艰险。因此，对现场缺乏了解，也让他心生忐忑。

4月份，施雅风和他点名要来的十多位业务和行政骨干经过长途跋涉，越过国境线，终于抵达巴基斯坦的巴托拉冰川，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出国进行冰川考察的科考队。在冰川的末端，他们搭建起了五个帐篷，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考察工作。

艰苦和危险贯串始终。先说艰苦：施雅风的帐篷是他的卧室兼办公室。所谓卧室，只有一张行军床。所谓办公室，只有一桌一凳，“桌”是垫在石头上的大木箱；“凳”是一张小木板凳。书和资料倒是不少，都是他从国内带过来的。每天清晨五点，他就得摸黑起床，冒着刺骨寒风到冰川气象站进行第一班观测；夜深人静，他常常打着手电到河边观测冰川融水和洪峰。

再说危险：一次，突然而至的一块石头压住了施雅风，让他动弹不得，幸好身边还有同事，他们合力推开了石头，将他解救出来。又一次，他和同事张祥松考察路上遇到大雨，但为了取得冰川主要融水道流出的冰洞口准确的后退数据，他们决定下陡坡到水边去测量。走在前面的张祥松一不留神踩翻了一块石头，人一下子就顺着陡坡滑了下去，滑行途中又连带着其他石头纷纷往下掉落，有的直接砸在他的身上，他失去了知觉，径直滑到了水里。两口冰水喝下肚，把他激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这一切，把跟在后面的施雅风吓得不轻。人是保住了，照相机却被水流冲走了。

野外考察遭遇的危险，对于施雅风来说，这并非第一次，见多了，遇多了，他早就见怪不怪，甚至从中还能感受到无穷的乐趣，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人身自由被剥夺的屈辱，能够与大自然亲近，与他钟爱的冰川亲密接触，他反而有身在世外桃源的舒心和畅快。

对于巴托拉冰川的考察，施雅风他们最先做的工作便是了解、查明它冲毁公路、桥梁的原因。为此，他们遍访当地老人、现场勘测、查找原始资料、翻看以往考察队留下的文献记录，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最终得出结论：冲毁公路的原因是冰川融水道在冰川内部突然改道，水从冰川南侧的一个人们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冲毁桥梁的原因是这座跨越融水道的桥梁设计时是在冬季，那时，冰川消融流量很小，因此当夏季冰川消融猛烈，水量大增，桥梁孔径跨度难以容纳大量奔泻而来的水量，自然易被冲毁。

弄清楚原因只是为后来的正确定量判断做前期准备，接下来的工作更艰巨，那就是要对巴托拉冰川可能的运行方向、融水道是否还会改道、最大融水量等做出预测。预测之前，他们对综合调查和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首先确定了巴托拉冰川的性质，那就是，它并不是一条快速进退的跃动性冰川，而是一条常态的积极活动的冰川。

随即出现的一个现象一度令施雅风他们很困惑。从地貌形态和气候分析，巴托拉冰川末端应该处于衰落后退状态，但根据实际测量发现，它却是前进的。结合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地图，果然如此，从1966年到1974年的八年中，它前进了90米。换句话说，从实际情况看，它是前进的，但从形态上看，它又是在萎缩衰退的。据此，施雅风大胆推断：它将会很快停止前进，然后，停顿，再然后，后退。

问题随之出现：它什么时候会停止前进？最关键的是，它还会前进多少米？此时，冰川末端距离中巴公路480米，如果它前进了480米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这条公路势必不能再用；如果它只前进数十米便停下，甚至后退，那么，对这条公路进行修复即可。

于是，“计算”成为关键。

如何计算？最重要的是采取何种方法。施雅风派一路人马留守巴托拉冰川继续采集数据，派另一路人马回国查找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国际文献资料中，他们找到了两个成功预测了冰川前进距离的案例：一个是苏联专家采用的“重复摄影测量”和“重力测量”；一个是西方科学家在测制地形图的基础上，连续三年观测冰川物质积累、消融和运动的数据，再经过严密的理论计算。

这两个方法都被施雅风否决了，原因很简单：苏联专家预测的是帕米尔熊冰川；西方专家预测的是加拿大贝仑敦冰川，论长度，它们不如巴托拉冰川；论复杂性，它们也不如巴托拉冰川。再说，从时间上说，前者用了三年，后者用了八年，而施雅风的冰川队只有两年时间，前期调查、考察已经耗掉了一年，真正进入计算阶段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了。

经过摸索，施雅风他们最终采取的方法首先是“冰川末端运动速度递减法”。据此，他们计算出巴托拉冰川末端还将前进210米。也就是说，它将在距离中巴公路270米处停下。

问题解决了吗？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但施雅风并不满足，他认为，这种计算方法尚不完善，它忽略了冰流速、消融量是非常复杂、充满了变数的。因此，210米的数值只是一个大略的计算结果。

继续摸索，施雅风他们悟出了第二种方法，那就是“波动冰量平衡法”，它包含了冰流速、消融量、运动波传递速度、冰层厚度、岩床坡高，等等参数。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第一种方法之上的又一种更加全面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的方法。据此，他们重新进行计算，得出了比较有把握的数值：从当年（即1975年）起，巴托拉冰川还将继续前进16年，到1991年时会停止。至于前进距离，是180米，也就是距离中巴公路300米处停止前进。之后，冰川应该开始后退，一直延续到2030年。

其他数据相继出来：新出现的融水道会是稳定的，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不再会发生新的改道；融水量最大时是578立方米/秒，那么，跨河桥梁按照690立方米/秒的流量设计完全不会有问题；公路路基底下不存在埋藏的地下冰，所以，路基也是安全的。

按照这样的考察结果，中巴公路便没有必要改道重建，只要修复即可。一下子，为国家节省了1000万元（当时的币值）。这在当时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的情况下，它是一笔庞大的资金。

事后证明，他们的预测——冰川的前进、冰面的增减、冰川的运动速度、冰川的消融——准确得令人惊异，但因为全球气候变暖造成冰川融化速度变快、消融面扩大、冰川变薄，他们预测冰川停止前进的年份由1991年提前到了1984年，因此，还没有前进到180米，它便开始后退了。这样中巴公路更安全了。

1978年，重新修复的中巴喀喇昆仑铁路顺利通车；1980年，施雅风和考察队同事合作撰写的《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考察与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部分内容分别用中、英文在《中国科学》上刊载，还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受到中外冰川专家的重视和好评；1982年，这部著作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这是中国冰川学创建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这也意味着，施雅风凭着一以贯之的闯和创劲引领冰川事业跨上了一个新高度。 xjt9lysZDVHKllcrjRzcV4SOKX/w4sgncSVyn3eK1l9zG1vhWk13HCscv1YCWg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