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史地系新进了一个叫吕东明的职员，负责协助谭其骧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施雅风留校读研究生那一年，史地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人叫吕东明。此吕东明乃彼吕东明。

早在上大学以前，施雅风就自认为颇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意识，从战地服务团退出后，他一度埋首书本，以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为奋斗目标，因此远离政治。然而，现实的不断撞击使他难以不闻窗外事：野外考察时看到的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国民党军队的暴行，使他深感政府的腐败。学生时代的一次“倒孔”运动是他参与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正是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吕东明。他的政治倾向因这个人而转变。

1、营救王天心：第一次秘密工作

施雅风参与营救王天心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并无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是因为王天心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王天心在“倒孔”运动中比较积极活跃而被抓捕，他看不惯，不服气，在他看来，“倒孔”是在情理之中的，是正义的。可以说，这次营救是他日后被中共地下党“相中”的原因之一。

“倒孔”的“孔”，是孔祥熙。“倒孔”运动首发于昆明的西南联大。1942年1月6日下午，大约有六七百联大师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不短的时间里又迅速聚集了三千多人。印着“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四处飘扬，“打倒孔祥熙”的口号震耳欲聋，各种各种针对孔祥熙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综合标语内容，孔祥熙的“罪”除了贪污腐败外，集中于利用职权用“飞机抢运狗”。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月前，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决定派飞机将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文化名人抢运回内地。在最后一批抢运名单中有《大公报》社长胡霖的名字。打听到航班抵达重庆机场的准确时间后，《大公报》委派的代表准时赶到机场，准备迎接胡社长。谁知，走下飞机的却是孔祥熙和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以及女佣和大批行李，外带几条洋狗，而不见胡霖的身影。

十天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的决议，重申“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胡霖被列入抢运名单是《大公报》总编王芸生通过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向蒋转达请求而得蒋同意的，如今，在王芸生看来，被抢运回来的不是胡霖，却是孔家的几条狗，大为震怒。结合那份“决议”，他写了一篇社论《拥护修明政治案》，直指“狗”事。

蒋介石听说此事，于社论发表当天要求《大公报》告知准确的消息来源。

同时严令交通部彻查。《大公报》后来的回复是“事属子虚，自认疏失”；交通部的调查结论是：因为香港交通已经中断而无法通知被抢运的胡霖等人，因此造成飞机上有空位，除了部分装载中央银行的公物外，其余由航空公司人员占用。至于那重要的“狗”（明确是四条，而且是洋狗），则是两位美国飞行员的私人宠物，而不归孔祥熙所有。

尽管调查结论形成的公函全文刊登在《大公报》上，但对国民党对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信任的民众却并不把它当作真相，而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甚至认为那不过是政府采用的一贯的欺瞒手段罢了。对那些从来都置民众生死于不顾贪污腐败即便身处乱世仍享受着荣华富贵的政府官员，长期遭受苦难的民众深恶痛绝。所以，即使没有共产党地下党员暗中宣传和鼓动，出于对贪官污吏的愤恨，他们也会不问真相如何，只管借“狗”事发泄积聚已久的怨气。于是，“倒孔”运动如火如荼地漫延开来。

继西南联大之后，浙大也开始了“倒孔”。更准确地说，浙大是被西南联大鼓动起来的。施雅风回忆说：“记得是在一天早晨，何家巷饭厅门口贴出了昆明西南联大同学的来信，说他们已经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撤换孔祥熙。”（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显然，浙大的游行只是听信了西南联大的宣传，自己并没有对事件的真实与否进行分析和判断。因此说他们盲目或许过激，说到底，还是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得太厉害。

相比学生们的冲动，包括校长竺可桢在内的许多教师冷静得多。这个“冷静”并非表明他们完全相信那份调查公函从而相信孔祥熙是无辜的，而是出于保护学生的本能。面对街上荷枪实弹的军警，他们竭力劝阻学生不必鸡蛋碰石头。在学生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史地系的一个叫王蕙的女同学站了出来，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她的激情、她的无畏一下子感染了大家。此时的施雅风不知道王蕙早已是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学生团体“黑白文艺社”的社员。

游行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竺可桢只能尊重学生。不过，他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上街，那么我来带头”。这个“带头”，也并非表明他对游行行为的无原则支持，而是为了避免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遭受意外。因此，他一再强调：“大家要有秩序，勿与军警发生冲突。”

示威分两个部分：游行和宣传。施雅风参加的是宣传队，负责沿街张贴标语，还到茶馆、酒楼、戏院等公共场合演讲，揭露孔祥熙的贪污腐败行为，控诉政府对贪官的纵容和庇护，宣扬要求政府撤换孔祥熙的意义。在位于新城丁字路口繁华地段的一间茶楼演讲完赢得听众阵阵掌声后，施雅风被茶楼老板要求留下姓名。热血青年多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气，然而，此时的施雅风却没有因豪气而冲动，他很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游行还是宣传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照当时的情形，若不留下姓名是走不脱的，他的反应很快，很机智地留下了一个假名字：刘树百——这是他一个早已离开人世的表姐的名字。

果然，危险在一个月以后学生们已经逐渐淡忘了的时候来了。其实，游行后第二天，学校就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教育部派下人来安抚学生，说“上头”会尽量考虑他们的诉求并尽可能满足，还许诺从此以后只要安心学习不闻政事就不再追究此次参与游行宣传的人的责任。事后证明，那不过是烟幕弹。在运动中表现活跃的积极分子，助教潘家苏、学生滕维藻，还有中文系的何友谅、史地系的王蕙等人相继被捕。当然，逮捕他们也并非完全事出“游行”，还有他们长期以来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参加进步社团“马列小组”、“黑白文艺社”的原因。

听到消息，施雅风一下子紧张起来，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好朋友王天心。他知道，若论积极活跃，王天心比何友谅更甚。如今，连何友谅都被捕了，王天心怎能逃得了？没有多余的考虑，他要救他。

之前，王天心去了湄潭。要尽快将危险的消息告知于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电话或发电报，一个是亲往湄潭一趟。此时的施雅风尚没有任何地下工作经历，更没有白色恐怖下的斗争经验，但他有冷静的头脑，有非常状态下的应急能力，这个头脑、这份能力足以部分弥补工作经历的不足、斗争经验的欠缺。他没有选择打电话和发电报，理由是担心电话被监听、电报被拦截。他选择徒步赶赴湄潭，一来他有坚韧的毅力，这毅力来自于他对正义的坚持，对同样坚持正义的友人的支持；二来他有足够的脚力，这脚力缘于他几次野外考察锻炼的结果。也正因为他时常跑野外，所以他短暂“消失”也不会引人注意。

遵义距湄潭大约八十多公里，施雅风背着用以掩护的里面装着一整套野外考察必备的工具的大包，沿着遵义通往湄潭的公路疾走，一天就走了40公里。他一边走一边担心他往湄潭走，而王天心正在返回遵义的路上，两人因此失之交臂。他想王天心返回遵义，一般来说不会徒步，有可能选择搭便车，便用了一个土办法，沿途看见有车过来就招手拦下，看王天心是否在车上。整整走了一天，无收获。当晚，他在中途的一个叫“虾子”的地方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继续往湄潭行进。走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卡车。他照例拦了下来。真是太巧了！王天心正在这辆车上。施雅风大感意外又大为兴奋，他连忙将学校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嘱他暂时不要回学校，先避避风头再说。

这辆车的目的地是贵阳，但途经遵义，王天心正是搭车回遵义返校的。如今情况有变，他决定随车去贵阳。然而，此车当夜要在遵义停留，次日才能再上路。王天心认为只要能在遵义熬过一夜就安全了，决定还是随车先回遵义。这样，施雅风也上了车，两人一起返回遵义。

在距遵义还有一段路的时候，他俩下了车，与司机约好第二天早上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沿小路悄悄潜入城里，摸进了叶良辅的家。对于王天心的处境，在叶良辅的面前施雅风并不避讳，因为他了解老师。叶良辅果然并不以为意，很同情他，不但招待他吃了晚饭，考虑到自家房小人多而隔壁的张荫麟是单身汉，还建议他当晚在张家住。

正在安排，意外发生了！有人敲叶家的门，打开门一开，竟然是系主任张其昀。无论是叶良辅，还是王天心、施雅风，都知道张其昀的政治倾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蒋（介石）派、坚定的三民主义拥护者。如果王天心上了黑名单，张其昀不会不知道。突然间彼此面对面，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王天心紧张，他明白已无法逃脱；施雅风紧张，他不仅为王天心担心，也明白自己被牵连进去，而且还有可能连累恩师叶良辅。

看来，张其昀的确是知道王天心情况的，所以他才会直接问他：“打算怎么办？”既然无法回避，王天心也只能直面，但他并没有丧失机警，他避重就轻：“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其昀没有当面“指点”，而是让王天心到他家去面谈。不去当然不可以。施雅风不放心，陪着一起去了，只不过他没有随王天心一起进屋，而是守在门外。等了一会儿，王天心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张其昀开出来的、盖有史地系公章的“旅途查验放行”的证明。

“旅途”？施雅风有些疑惑。王天心笑着解释，那是为了便于到湖南、广西一带搜集毕业论文所需要的资料。“搜集资料”？施雅风明白那不过是能够摆上桌面的说辞罢了。他不知道这个借口是王天心提出来而张其昀同意的，还是二人共同商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张其昀并非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一味虔诚自己的信仰，而是作为一个老师，尚未丧失保护学生的良知。

从张家出来，施雅风又帮王天心收拾了行李，还托王的同乡好友吴士宣准备好了旅费。第二天早晨，他和吴士宣将王天心送出了城。以后的事情是后来知道的。王天心先到了贵阳，后去了桂林，然后改名叫王知伊，在一个中学教书，又转到开明书店负责编辑《中学生》杂志和历史文学书籍。当然，他加入了共产党。如果没有施雅风，王天心很可能会像王蕙那样在位于重庆兴隆的一个集中营受一年的折磨，也有可能像何友谅那样最终惨死在集中营。

起初，施雅风以为自己营救王天心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只是营救链条中的一环，其他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前功尽弃。那天，当他在半道上截住王天心并劝他暂回遵义时，他不知道，当时在车上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穿着便服的人是浙大军训教官。施雅风和王天心就走与不走的对话、王天心与司机就次日相约的对话，都未逃得过这个教官的耳朵，他只是不露声色而已。一回到遵义，教官就将此事向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做了汇报。从诸葛麒那里，施雅风的同班同学赵松乔也知道了。教官、诸葛麒、赵松乔、叶良辅、张其昀、吴士宣，只要有一人说出去，那么，王天心的命运、施雅风的前途恐怕都会发生逆转。这一切施雅风直到解放以后才从赵松乔那里获悉，想想不禁有些后怕。

还有一个人也知道，不过他是绝不可能泄密的，他就是吕东明。

当时的浙大分几个校区，一年级新生在永兴，施雅风就读的四年级在遵义。作为史地系职员，吕东明正协助谭其骧教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工作地点就在永兴。听说了王天心被救一事，他特地从永兴赶到遵义，为的就是见一见救人的施雅风。或许在他看来，那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是有被争取的可能的。此刻，施雅风当然不知道吕东明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的真实目的，吕东明只是告诉他，他是王天心的同乡，想了解一下王天心离开遵义后的情况。

不用说，吕东明到浙大是被党组织派去的。第一年，他当职员，依靠浙大的同乡、进步同学了解到浙大虽然没有党组织，但有进步社团，比如，黑白文艺社、浙大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塔外画社、质与能社（自然科学社团），甚至还有秘密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些都是将来的革命力量。“倒孔”事件后不久，中共南方局为了恢复被破坏的贵州地下党组织，派人到浙大与吕东明建立了联系。尽管他们没有因此在浙大建立党支部这样的组织形式，但联系进步学生、将他们发展成党员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没有谈很多，更少涉及政治话题。聊天中，细心的施雅风发现吕东明好像正生着病，一问果然是，感冒、发烧，再问他尚没有找到住处，便立即忙开了：安排他在自己的宿舍住下，到校医院开了感冒药、退烧药，到食堂打来可口的饭菜。“王天心事件”让吕东明感受到施雅风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如今，他又看到了施雅风朴实而善良的一面。

吕东明这一住就住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同吃同住，两人从此成为朋友。这年夏，吕东明考进了史地系，施雅风留校当了研究生，因便利而交往得愈加频繁，施雅风对吕东明的了解也更深入。学习上，吕东明勤奋努力，虽已是史地系正式的大学生，但仍在课余时间继续协助谭其骧绘图，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生活上，吕东明以乐于助人闻名，他似乎也神通广大，每遇到有人想搭便车离开遵义，他总有办法让他们成行。

随着了解越深入，彼此的信任感也就越重，两人的话题逐渐涉及到了政治：政府的腐败专制、国共两党的矛盾、“皖南事变”的真相等。谈得越多，施雅风对吕东明的真实身份有了些许怀疑，但他并不点破。吕东明感受到施雅风对他的怀疑，但他也并不说出真相，双方维持着心照不宣的状态。直到后来在重庆的时候施雅风才算真正确认了吕东明的身份。

2、找工作：愿望美好现实残酷

在黄秉维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后，施雅风获得了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紧接着便要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以他的愿望，他是很想进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这个所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13年，首任所长是丁文江（当时的副所长是翁文灏，后于1921年继任所长，一直到抗战爆发）。施雅风的导师叶良辅就是从这个所出来的，关于地调所的种种，他仅从叶老师那里就了解到不少。

二三十年代是地调所迅猛发展时期，相关的单学科研究室相继成立，有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地震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地质专家汇聚于此，有大地构造学家黄汲清（1937—1940年期间任所长）、古生物学家尹赞勋（1940—1942年期间任所长）、地质学家李春昱（1942年接任所长）、岩石矿物学家程裕琪、矿床学家谢家荣、土壤专家熊毅等。在这样一个高层次纯学术性的研究机构里工作，有利于自身将来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从施雅风本身的兴趣来讲，他的专业虽然是地理学，但一直对地貌学情有独钟，否则他当年也不会选择叶良辅作为他的导师了。而若想在地貌学上有更深层的研究和创新，专业更对口的地调所自然更合适。因为他知道，中国最早的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的调查工作都是由地调所开始的，这些年，许多重大的地质发现、矿产调查、土壤和地球物理研究也是由地调所组织的。

听说是一回事，感受是另一回事，对于地调所的工作环境，施雅风亲身体验过。为了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他到地调所查资料，在位于鱼塘湾的地调所的一间集体宿舍里住了两三个月。且不论学术氛围，仅一个图书馆就让他羡慕。那里的书刊，地质专业方面的十分齐全，而且不限于此，他阅读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说过而向往已久的书刊，甚至还看到了许多以前他从未听说过的资料。这是地调所的传统，在黄汲清任所长期间，又格外加强了，他明确要求图书馆管理人员应当尽可能地将书刊收藏面放大放宽，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地质”，而要涵盖地理的方方面面。

请教地调所的学者、参加地调所的学术讨论会是施雅风在地调所时最乐于干的事。他的“请教”常常发生在食堂，和学者们围坐在一起，边吃着饭边问东问西，更多的时候是聆听，听他们谈工作、聊研究，看似轻松随意，听者受益匪浅。学术讨论会固定在每周一上午的总理纪念周，他常去旁听，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听地调所研究员叶连俊讲西秦岭地质，报告本身于他就很受启发，之后所长黄汲清的精彩点评更让他获益良多。

然而，愿望往往很美好，现实往往很残酷。

当时，地调所给他的答复是：经费困难，没有计划进人。事实上，当年地调所新进了几个大学毕业生。听到这个消息，施雅风心里不大好受。其实，地调所将他拒之门外并非任人唯亲，而是有道理的。虽然他对地质地貌很感兴趣，但毕竟不是“地质学”专业出身，没有受过完整全面的地质学系统训练，甚至连地质系的许多课程他都没有学过。地调所这样一个高水平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怎能轻易引进一个只有兴趣而欠缺专业知识的人呢？经叶良辅开导，施雅风释然了。

与地调所失之交臂后，施雅风不得不另觅他路。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求助于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黄秉维。黄秉维答应介绍他到资源委员会去。可是，正当他准备动身去重庆时，又接到黄秉维的信，说资源委员会不招人了。这下子，他的工作又落了空。

想一想重庆是陪都，重要的行政机关、科研院所都已迁到了那里，相对来说，工作机会可能多些，因此施雅风研究生毕业离开遵义后尽管工作单位还没有落实还是去了重庆。这次，他想进入的单位是中国地理研究所。如果说，进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是因为专业不对口，那么，学地理学的进地理研究所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他是这么认为的，便自己与地理所进行了联系。

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于1940年8月，所址设于重庆北碚，创办人是曾经留学德国的近代地质学奠基人朱家骅，经费来源于庚子赔款——当时的朱家骅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实际上，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就有意建立地理研究所，还委托李四光参与筹备，连所址都定好了，在江西庐山。可就在大兴土木建办公用房时，抗战爆发，工程被迫停下，地理所的筹建也搁置了下来。尽管相对于地质调查所，地理所的资历尚浅，但它毕竟是中国唯一的地理方面的专业研究机构，对于施雅风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没有竺可桢，如果没有叶良辅，施雅风是否真的能够进入地理研究所恐也难说。虽然他学的是地理，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很引人瞩目，但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下，生存困难，找工作不易，并不是每个有才华的青年都有回报社会的机会。这时，非等闲之人的引荐便显得尤其重要。

在与地理所联系过后，苦等了很久，施雅风一直没有得到地理所是否录用他的消息。有一天，他在北碚巧遇竺可桢。竺可桢问他毕业后的去向，他说正等着地理所的消息，竺可桢很主动地说他可以帮他向地理所的所长黄国璋推荐一下。帮施雅风向黄所长推荐的还有恩师叶良辅。为他的事，叶良辅特别写了一封信给黄国璋。双管齐下，施雅风的工作终于得以解决。

3、吕东明：政治上的引路人

按理说，野外调查与提高政治觉悟风马牛不相及，但因为有了吕东明，施雅风在野外调查时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从之前吕东明与施雅风的交往中已经可以发现，吕东明是把施雅风当作可以联系发展的对象的，因为施雅风为人正直的一面让他有这个信心。原本施雅风研究生毕业后去了重庆，而吕东明仍留在遵义，两人从此失去联系大有可能。但偏偏很巧，1946年，吕东明浙大毕业，进了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随即参与了由该处牵头、黄秉维负责的三峡水库淹没损失的调查。在这批调查人员名单中，也有施雅风。

1944年9月，施雅风如期到位于重庆北碚以南十里地的状元碑蔡家湾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报到（原址在北碚，后为避日军轰炸而迁至此），和他同批进所的还有黄秉维的堂弟、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黄秉成。此时正值抗战的最后时期，生活异常困难，地理所当然也不例外，能够维持人员的基本工资已属不易。两个新人来报到时，所里照例要开一个迎新会，但只能用蚕豆招待大家。

初建时的地理所有五六十人，是个大所，下分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四个组。施雅风进所时，人员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以至于大地测量组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迁到宜宾和同济大学的测量系合并工作，而海洋组必须依托厦门大学而长驻厦门，因此，留在北碚地理所本部的只有自然地理组和人生地理组。尽管施雅风更倾向于从事地貌、土壤、气候、地质等方面的自然地理研究，他的兴趣也在此，但他却和黄秉成一起被分在了人生地理组。好在组和组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界限，人员也可以自由换组，因此，施雅风编制在人生组，人却在自然组，和自然组的地理学家周廷儒、地质学家周令智同在一个办公室。

因为经费严重短缺而无力支持野外考察，所里的研究人员以整理之前的野外考察资料为主要工作。作为新人，施雅风刚进所时没有什么事可做，更别说担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了。生活倒是清闲，田间散步、打桥牌、打羽毛球，有时还跑到北碚城里去玩，或泡温泉浴，但这终究不是他所要的，他总要做点什么。做什么呢？无非看书、听学术报告、写论文。

当时，国内国际的地理学家都很重视区域地理研究，而它也是地理所的传统和强项。在浙大读书时，施雅风参与过几次遵义地区的区域调查，他认为他具有区域调查研究的优势。正在这时，他看到了一本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撰写的《地理学的性质》，内容核心是“地理学的焦点是区域差异”。他对这本书兴趣很大，甚至把它当成经典读物，反复阅读，反复研究。恰在此时，他接到浙大史地系助教陈述彭的来信，说史地系研究所准备编撰《遵义新志》，尚缺一篇综合性的文章。几股力量合力，促使他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遵义区域地理的论文，作为《遵义新志》的其中一篇出版了。

从事自然地理研究的，特别是像施雅风那样对地质地貌尤为有兴趣的最钟情于野外考察，只有野外考察才能获得直观的第一手资料而有利于研究。但施雅风进了地理研究所后，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两年后的1946年，两次机遇接踵而来。虽然“两次”不限于地质地貌，更偏向于社会经济，也不限于“考察”，更偏重于“调查”，但这也足以让久居室内一向渴望野外的施雅风兴奋不已。这“两次”都与黄秉维，与他所在的资源委员会，与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有关。

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隶属于资源委员会，1945年夏成立于四川长寿县，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统辖水力发电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全国水力资源的开发规划、设计与施工。总处下设二个工程处、四个勘测处、五个勘测队（其中有一个是三峡勘测队）。

第一次的调查，时间在1946年的春天，内容是川西水力经济调查，目的是为了给计划中的岷江水电站提供成都平原灌溉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施雅风和同行的黄秉成、杨利普、毛汉礼调查了成都平原、灌县至汶川峡谷段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随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施雅风又单独考察了五通桥盐场、峨眉山、宜宾、泸州。就这次调查，他撰写了一篇《川西地理考察记》，后来发表在地理所编辑的《地理》杂志上。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的研究论文，从“考察记”三个字便可知那只是调查资料的整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刚刚结束调查便又接到了第二次调查任务。

第二次的调查，时间在1946年的夏天，内容是三峡大坝水库区淹没损失调查，目的是为三峡大坝设计提供前期准备。和第一次一样，施雅风参加此次调查也是黄秉维亲自点的名。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黄秉成、蔡钟瑞、钟功甫，以及吕东明。他们五人当中，有两人研究生毕业，三人大学毕业，都有野外考察的经验。可以说，这个团队实力很强。

建设三峡大坝是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提议的，他建议在三峡建立相对高度最高200米的拦江高坝，用于发电兼具蓄洪、航运等功能。因此，施雅风他们从黄秉维那里得到的指示是“在200米高坝范围内分段调查各种土地、人口、房屋的数量，以及工商业、交通道路的损失，并估算这些损失的大致价值”。

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施雅风他们徒步走了五千多公里，然后又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三峡水库直接淹没损失最大的是土地，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房屋。据此，他们合作撰写了五万字的《川东鄂西三峡水库经济调查报告》，然后交给了黄秉维。黄秉维补充了一个“序”后将报告交给了全国水力发电总工程处。

这时，时间到了1947年春天，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三峡工程因此全面停止。那份报告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对于施雅风个人来说，此次经历收获不小，一来根据所获得的调查资料又另外撰写了两篇文章：《关于三峡工程的评论》（刊于1947年上海出版的《科学时代》）和《三峡区鹞子砾岩成因的探讨》（刊于1948年的《地理》杂志）；二来便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实际上，此次调查并不是施雅风和吕东明遵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从1944年到1946年，每年寒暑假吕东明都会到重庆，每次到重庆都会去找施雅风。除了时时谈论一些时局、国共两党关系外，吕东明甚至还让施雅风陪他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位于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又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编辑部见他的共产党朋友。此时的吕东明在施雅风面前不再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只是没有明确告诉他，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而已。

《新华日报》应该算是施雅风最早接触的一份共产党报纸，他仔细研读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他很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这并非完全来自于吕东明给予他的循循“诱导”，更多的是他在多次野外考察和调查时的所见所闻带给他的刺激。

每次野外考察，施雅风总是会震惊于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地。早在他读大学时，一次在遵义附近考察，所到之处，无一日不见农村生活的困苦，因为布和盐价格奇高，农民吃不上盐穿不上衣。他亲眼见过一个农民只穿一件用玉米壳编的背心和一条破短裤。至于吃，很多人一天能吃上两顿饭、每顿饭能吃上一两个辣椒已是幸事，根本不敢奢望鱼肉禽蛋。夜晚降临，他好歹能够睡在有床铺的小客栈的房间里，那些交不起旅费的人只能蜷缩在角落将就。

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国民党军队的不人道。他看见过一个年轻的军人因为生病走不动路而掉队，因此被长官命令枪毙，等不及他断气，长官就要当地农民把他埋掉。长官走后，农民赶紧又把他挖出来，送他回家。他还看见过长官用大木棒殴打一个绑在树上的逃兵。他更见过不少青年农民不是缺手就是少腿，原来他们为了逃避抓壮丁而自残。

后来在三峡调查也遇到一件让他气愤的事。有一次他们搭乘一条民船过一个河滩，遇到一条国民党军用登陆艇也在过滩。眼见民船晃晃悠悠，登陆艇却毫不顾及民船及船上人的安危，横冲直撞，溅起的大浪险些把民船掀翻，吓得老船工大惊失色，也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

这一切都让他心痛，直觉如此黑暗下去，中国将没有前途。

除了《新华日报》，施雅风还在吕东明的引导下看《群众》等进步杂志，更时常聆听吕东明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未来局势的判断。由吕东明的引荐，他认识了《新华日报》的记者李普（原名李前管，曾用名杨壬练、李凤展，李普是他在《新华日报》时用的笔名）。和吕东明一样，李普也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到《新华日报》之前在长沙嵩北区任中共地下党区委书记。

一段时间接触后，施雅风的政治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1946年初，他向李普表达了他想到延安、到解放区去的想法。李普认为，此想法固然很进步很好，但这并不是施雅风唯一的一条路，他认为就当时国统区进步力量相对薄弱的状况，如果施雅风能够留下来在科技界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将更有意义。吕东明也是这个意思。施雅风觉得有道理，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在与吕东明一起进行三峡水库淹没损失调查时，施雅风对调查的认识已不仅仅局限在纯粹技术数据的采集和统计上，而是站在更高层次上把眼光投射到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实际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构。比如，川东地区开通长江航运并在重庆、万县开商埠后，半殖民地式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在调查方法的运用上，他们的“开调查会”便是参考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方法，即，每到一处位于库区的乡村，他们除了逐户逐家进行统计调查，更约请相关人员开调查会，询问农村经济、租佃制度等情况。他们因此了解到抗战期间征兵征粮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现实问题、民主政治问题是调查行程中施雅风与吕东明谈论最多的话题，而吕东明的认识和观点很令施雅风有茅塞顿开之感。针对“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太少，群众文化程度低，所以民主行不通”的观点，吕东明认为，能否实行民主要看执政者的态度，不是决定于群众的文化水平。他还告诉施雅风，有些解放区搞民主选举，效果就很好。

途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调查队走到湖北兴山县，当他们一行人知道解放军的游击区已离他们不远而不免稍稍有些紧张时，吕东明的解释让他们平静下来，他说，解放军是讲道理的，万一碰上，只要把情况说清楚，他们是不会阻碍科学研究工作的。

吕东明给予施雅风的帮助不仅体现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也在潜移默化中使施雅风接受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发展的区域变化，《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这篇文章就是根据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观点写成的。在文章中，他明确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性。他自己认为，这是他早期一篇具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地理性质的文章。

“吕东明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这是施雅风发自内心的感慨。

4、愿望：加入共产党

在加入共产党以前，1947年，施雅风加入了科学界的一些进步团体，先是科学时代社，后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其实，准确地说，他加入中国科协应该是1945年的事，只是那时候，他没有参加过科协的任何活动。而他加入科协与他在浙大教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学、大气物理学的老师涂长望有关。与他一同加入协科的吕东明，介绍人也是涂长望。吕东明初入浙大，由同乡吕炯介绍结识了涂长望。由涂长望引荐，吕东明得到了一个临时工作。考入浙大史地系后，涂长望又很热心地将吕东明介绍给系主任张其昀，还鼓励吕东明努力学习。

晚年时施雅风回忆起浙大的几位师长，曾深情地说给他影响最大的除了叶良辅、黄秉维，便是涂长望了。“涂先生的课讲得很好，他非常重视学生是否认真听讲和学生的理解能力。上课时谁要是不认真听课，他马上叫起来提问。如果这个学生答不上来，他就说：‘这个问题我刚刚讲过，你没好好听吧？’所以我们听课都不敢马虎。他还经常带我们到教室外面上课，看天气，看云。我现在还记得他在课堂外面教我们看云的情景。”（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施雅风对涂长望这个人政治上的了解，有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九·一八”时，涂长望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帝救国大同盟”；苏联“五·一”劳动节活动，涂长望跑去参加了，从而接受了社会主义救国的思想；1934年，涂长望加入英国共产党华语支部的活动；“一·二九”学生运动，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涂长望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因此种种，涂长望在进步学生心目中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还被选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常务理事。

涂长望离开浙大是在“倒孔”运动之后不久，因为原“三青团”书记参与了游行而被撤职，涂长望的助教兼研究生被系主任张其昀安排继任书记，涂长望劝这个学生不要接受，学生不听，这让他很生气。之后，他听说张其昀为此劝那个学生换导师，这让涂长望难以容忍，与张其昀发生冲突，一气之下辞了职。事后，张其昀有些后悔，托夫人将聘书送到涂夫人手上，承诺将给予涂长望每月450元的教授最高待遇。涂长望断然拒绝，随后去了重庆。

对这样一个有骨气的教授，吕东明和施雅风充满敬意。因此，当他将他俩介绍加入中国科协时，两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中国科协于1945年7月1日在重庆成立，参照的是英国进步科学家贝尔纳等人组织的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模式，即，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讨论与研究，也积极参与社会进步活动。就中国科协而言，它追求的是“五·四”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成立之初的中国科协由竺可桢任理事长、李四光任监事长、涂长望任总干事。虽然施雅风很爽快地加入了科协，但一直没有参加具体活动，直到1947年他到南京以后。

抗战胜利后，中国地理研究所人员和所址都发生了变化。首先，黄国璋辞去了所长一职，离开重庆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地理系主任，李承三继任所长；其次，在李承三的坚持和奔走下，地理所迁回北碚市。1946年，各党政机关各科研院所先后由陪都重庆迁回首都南京，其中包括中国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此时，施雅风正在进行野外调查，没有随地理所迁移。他是在结束三峡坝区的调查后，直接从宜昌乘船抵达南京的。到位于苏州路1号的地理所临时租赁的办公地报到时，他才得知所领导又发生了变动，李承三调去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林超继任地理所所长。

和施雅风同时结束三峡调查由宜昌到南京的还有吕东明，他进了中央气象局。虽然他很早就认识涂长望，两人时常往来，涂长望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追求进步的正直的科学工作者，但对他的政治倾向却并不十分清楚。直到有一天，施雅风告诉他，在参加《新华日报》成立七周年纪念会上，涂长望也在现场，这时，他才感觉到涂长望其实早已与中共有联系。从党组织那里，他又了解到科学界上层早在几年前就组织了一个“自然科学座谈会”，涂长望是经常参加的十来个教授之一。这个座谈会还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思想，指明科学家和科学知识要为坚持抗战、为革命服务。事实上，中国科协就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之下，由自然科学座谈会发展而来。

如今，这三人同在南京，又共同面对特务横行、贪污腐化、专制独裁的黑暗，共同的信念使他们携起手来，要有所作为。

首先，施雅风和吕东明联手，依托《科学时代》这本杂志，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科技人员团结到了一起。有中共背景的《科学时代》创刊于1946年1月，在重庆出版创刊号时，施雅风特地写了一篇介绍科学时代社的短文，由《科学时代》创办人之一的植物生理学家黄宗甄介绍到《新华日报》发表。当年夏，杂志总部迁往上海。

成立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是施雅风、吕东明、陈志德、张长高四个人商议后的决定。陈志德是科学时代社发起人之一，土木工程学出身，抗战期间在中央水利实验处工作。当时，四人中，三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有施雅风是党外人士。当然，因为都是单线联系，他们彼此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最初，南京分社社长由陈志德担任。1947年秋，经党组织批准，他去美国留学，施雅风被推选为社长。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担任有党团政治背景的组织的负责人。

施雅风领导下的南京分社社员有三十多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岗位，他们的主要活动一是给《科学时代》杂志写稿、发行和募集出版经费，二是每两周聚会一次。说是聚会，其实是讨论时事交流心得。聚会时间一般定在星期天，地点不定，往往这次聚会时商定好下一次的时间地点，地点一般都在社员的单位，比如施雅风所在的地理研究所、吕东明所在的中央气象局，以及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交通部等，有时也会到公园去，比如南京玄武湖公园。那时是内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更加强了思想管制，共产党书刊一律被查禁，施雅风他们唯一能看到的是从香港秘密带过来的中共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

就在科学时代社南京分社频繁活动时，已经是世界科协理事的涂长望正着手建立中国科协南京分会。此时，在像南京这样的国统区，有中共背景的政治性社团早已严禁公开活动了，唯有中国科协，因为有科学家组织的旗号作掩护，组织内又有不少国际知名科学家，因此尚被允许合法存在。虽然《科学时代》杂志是登过记备过案的合法刊物，但科学时代社却只能是秘密组织。既然是“秘密”的，当然不便于公开活动；若想获得公开活动的权利，与中国科协合并是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涂长望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中国科协中青年科技人员比较少，基层力量相对薄弱，他很希望吸收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入会。

为此，涂长望、施雅风、吕东明，还有两位教授梁希（林学家）、潘菽（心理学家），以及陈志德、张长高一起在梁希家开了一个会。施雅风他们提出的办法是：促成南京、杭州、上海科学时代社全体人员一并加入中国科协，这样既解决科学时代社不能公开活动的难题，也增强了中国科协基层青年骨干力量，可谓一举两得。

1947年7月，中国科协南京分会借中央大学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这年秋，上海分会在上海成立；次年1月，杭州分会在杭州成立），选梁希为会长，许杰（地质学家）为副会长，施雅风是八位理事之一，会员多达百人。分会的活动很频繁很活跃：不定期地召开演讲会、座谈会。涂长望、梁希、潘菽等中国科协的核心人物都应邀做过公开演讲，演讲的内容主要有科学与政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梁希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呼吁：“科学离不开政治，科学好比植物，政治好比土壤，植物得土壤才生长，科学得政治之力才发扬。”（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交流传播解放区的政策，解放战争进展的真实情况”（《吕东明：涂长望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奋斗事迹的片段》）。

为更广泛地进行宣传，分会在南京的民办报纸《新民报》上开设了《科学》副刊。每周三晚上，施雅风都要到位于大石桥附近的伍学勤家中和编辑们讨论选题、审读稿件。他自己曾以“蒲良”的笔名发表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时代基础》、《科学、技术、工业三界的团结与合作》、《科学与青年》、《战后英国科学研究费用大增》、《过阴历年怀阳历法》等文章，基本属于科学普及的范畴。

因为涂长望兼中英科学促进会理事，受促进会委托，南京分会还有一项工作是调查科技单位和人才分布情况。

施雅风坦言，无论是之前的科学时代社时期，还是之后的中国科协南京分会阶段，“政治热情高涨”是他那时感受最深的。从时局上说，国民党颓势越加明显，腐败更甚，通货膨胀令人发指，经济几近崩溃。在这种形势下，转向共产党的越来越多，甚至那些原来观望的、彷徨的也都纷纷明确了立场，施雅风也产生了要加入共产党的念头，这并不是他盲目从众，他有他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虽然他认为中国科协的活动是正义的，但他更希望这些活动能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而他自己也更希望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往前走。有组织的人有依靠而不会感到孤独。

入党的想法，最适合施雅风倾诉的对象唯有吕东明。此时的他尽管在心里认定吕东明就是共产党员，但吕东明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公开过真实身份。在没有得到党组织明确意见的情况下，就施雅风入党的愿望，吕东明当时给予的答复有些含糊：“你有这样的思想是对的，那我们一起找吧。”“找”的意思，施雅风明白。一段时间后，吕东明告诉他：找到了。“找到了”的意思，施雅风也明白，那应该是吕东明把他的想法转告给了党组织。

在吕东明的安排下，施雅风像写研究论文那样仔细认真地写了入党申请和自传；像在学校读书时那样态度诚恳地学习了党章及其政治思想和理论。又隔了一段时间，吕东明代表党组织跟他谈了一次话。对于那次谈话的内容，尽管过去了几十年，施雅风说他每个字都记得。“迄今为止，你在科学时代社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虽然对革命有利，但还只是革命的同情者。如果你的申请得到党的批准，你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了，要一切服从党的安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怕牺牲，终生奋斗。你能否做到？”回答不需要太多，“能做到”三个字足矣。

1947年10月，施雅风被吕东明通知，他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正式批准，候补期为半年。鉴于形势严峻，免去了入党宣誓的程序。从此，施雅风由一个单纯的科技工作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个转变不是他很久之前的人生安排和设计，而是水到渠成般的自然。

5、解放前夕，“走”与“留”的争夺

刚刚入了党的施雅风立即从吕东明那里接受了新任务：收集军事情报！这是他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在那种环境下入党，又身处国统区，入党之后只能从事地下工作，成为一个地下党员，施雅风是有思想准备的。原本他以为他的工作仍然会像以前在中国科协时的一样，却想不到他已经被编入南京的地下情报系统。他承认他当时的确有些发蒙。

其实，不难理解施雅风的“怔忡”，说到底，他只是一个研究员，一个科技工作者，一个熟知自然地理的纯技术性人才，而从来没有接受过情报训练，从来没有跟军方打过交道，如何能够胜任收集情报，而且是军事情报的重责大任呢？他有些不明所以，也有些不知所措。

实际上，施雅风的顾虑是多余的，组织上并没有让他打入敌营内部的打算。吕东明的一番解释让他释然：军事情报并不一定就在军事机关里；获取军事情报也并不一定非得打入敌营做潜伏人员不可。这下，他明白了：很多情报看似民用，实则与军事有关，它或许能够为军事部署军事防备服务；收集情报并非只有从敌人内部获取这一条路，只要有心，身边周围到处都有情报的来源。

吕东明给施雅风布置得更具体，即，在熟悉的朋友——更准确地说在科学时代社、中国科协南京分会、中国地理研究所——中选择一些政治可靠、愿意为革命出力、有情报来源的人，明确说明他和地下党的关系，明确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职业、人际关系搜集情报，然后由他整理汇总后转交上级。

既然是“熟悉的朋友”，自然都是施雅风了解的对象，因此他很快从中挑选了六个人作为他的“下线”。按照吕东明的交代，他在他们面前毫不遮掩，要求每两周碰面一次，紧急情况下可以临时安排见面。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革命，痛恨国民党，倾向共产党，这是施雅风的情报工作能够开展的基础。

当时的南京地下党情报系统不止一个，施雅风所在的情报系统的领导叫芦伯明，但“单线联系”的组织规则使施雅风只知道他的“上线”是吕东明，在“下线”那里汇集的情报，他只负责交给吕东明，而不与吕东明之上的任何人发生联系。1948年，吕东明调去了上海。临走前，他向施雅风交代了与新的“上线”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地点：中国地理研究所；暗号：刘树百介绍我来看望你。“刘树百”这个死去了的表姐的名字，施雅风已经第二次使用了，在他看来，用一个死人的名字，最安全。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在地理所，用那个暗号，施雅风与他第二个“上线”化名王隐斋的王荣元接上了头。两人约定，每周见面一次，由施雅风向他转交收集到的情报，并且汇报思想。王荣元则向施雅风了解情报系统运作情况、周边环境、科技人员的思想动态，还时时分析解决施雅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然，也定期收取“学费”（党费）。当时，施雅风助理研究员的月薪是10—11银元，每月上交党费一元。

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施雅风还是从王荣元的身上体会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工作上严谨缜密；生活上艰苦朴素。有一次两人约好去看电影，实则在电影院门口见面，而并没有真的进电影院。谈完了工作，王荣元不忘将电影内容复述了一遍，让施雅风记住情节，甚至细节，以防止日后被人问起时露馅。这是施雅风之前没有意识到而忽略了的。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施雅风从来不清楚王荣元的住处，以至无法登门照顾身患肺病和胃病的王荣元，于是提出在经济上接济一下贫病交加的他，却总是被拒绝。

在王荣元于1948年秋去了解放区之后，施雅风的第三任“上线”是化名李时珍的尚渊如。此时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颓势更显，也更加疯狂抓捕共产党员。因此，从尚渊如那里，施雅风更多地接受了气节和保密教育。

总结来说，施雅风的地下工作分为三部分：宣传党的政策、收集各方情报、争取科技人才留在大陆。

一方面，施雅风从他的“下线”那里获取情报；一方面，他还负责向他们通报战争进展情况，宣讲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经常性的，他把从“上线”那里拿来的用薄纸小字复写或油印的党内文件交给“下线”学习，其中有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有意思的是他居然从在国防部史政局工作的邹树民那里、从在国防部二厅工作的竺可桢长子竺津那里搞到两套国民党国防部印行的《共匪文件汇编》丛书，里面有《整风文献》、《论联合政府》、《论党》和对解放区情况的报道等内容，拿来作为系统学习党内知识之用，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

按照吕东明的安排，施雅风的情报来源主要是“人际关系”：

通过科学时代社的社员、任职下关火车站的孙宗棠，他获得了“下关车站的军车过往数量和开赴地点”的情报；

通过金陵兵工厂的朋友，他获得了“兵工厂生产和修理枪炮的数量、交往何方”的情报；

通过浙江大学的老同学、在下关电厂任工程师的吴士宣，他取得“下关电厂内人事、设备、生产、发电和职工思想情报”；

通过中央气象局南京办事处主任冯秀藻和气象台预报员束家鑫，他每三天就能得到一次“长江上的天气和风向、风力预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直到解放军进入南京城；

通过国防部兵工署应用化学所的何惧，他交给党组织一台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供解放军电台收听、记录用；

通过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顾知微，他搞到一套“南京附近地区大比例尺地形图”——因战局发展过快，这套地图未及用上；

通过归属国防部六厅的雷达研究所的张叶明和程嘉钧，他得知雷达所将迁台湾的消息，立即转告党组织。在杭州党组织的指导下，依靠雷达所上层的关系，顶住压力将雷达所暂时迁到了杭州。如此，雷达所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通过中国银行文书科长耿一民，他意外获得了一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密电。

另外，他还在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出版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周报》上，摘译了中文报纸上没有的国内军政动态消息。

这些情报中，“下关电厂”的情报、宋给蒋的密电等，因为保密级别高、极具情报价值而分别得到上级组织、党中央的表扬。

除了为本系统提供情报外，施雅风还为别的系统服务过。1948年底，中国科协召开座谈会，施雅风参加了。会后，《科学工作者》会刊编辑朱传钧悄悄问他，能否帮忙搞到长江水文资料——包括长江水流量、流速、航道——的图纸和文件。朱传钧之所以委托施雅风，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施雅风的哥哥施成熙就职于水利委员会，可以得职务之便，更应该是他很清楚施家兄弟，特别是施雅风的政治倾向，甚至不怀疑施雅风正在从事秘密工作。否则，他也不会直言所要的水文资料是“供‘那边’用”的。一听“那边”，施雅风心领神会。事后，他才知道，朱传钧归属第二野战军情报系统，他要的长江水文资料是供二野渡江时用的。这也就意味着，施雅风为解放军渡江提供过重要情报。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战局已显明朗，眼见首都南京难保，国民党政府下令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各单位迁移广州和台湾。就科技界而言，一场争夺科技人才的战斗就此打响。施雅风从南京的地下党组织那里获悉，他们的工作由从极少数进步科研人员那里收集情报转向抵制迁移并尽可能挽留更多的科研人员留在大陆，同时保护科研设备不被破坏。

此时，科技界与其他各界一样都存在着三种人：坚定的三民主义者，毫不犹豫准备随国民党迁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毫不犹豫打算留在大陆；第三种人属中间派，观望，左右摇摆。相对而言，中间派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很犹豫很矛盾：跟国民党走，不甘心，此党的腐败显而易见；留下跟共产党，不放心，此党的真实状况不了解，又害怕南京重蹈长春、济南等城市覆辙，在围城炮火中经历断食断水断电的恐怖。对于施雅风他们来说，只要消除这部分人的种种疑虑，便有可能将他们争取过来。

施雅风他们争取科技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式是将分布于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气象局、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中央大学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等机构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中间派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地学工作者联谊会”。在两三次的联谊中，大家就“走”和“留”的利弊畅所欲言。看似闲谈，实则分析比较，用解放区的现实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教育，促使坚定者更加坚定，犹豫者不再犹豫。

中央地质调查所里有不少人是科学时代社的社员，施雅风与他们走得很近，比如，顾知微、李毓荚、黄孝夔等，他们组织了一个“锥社”，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都反对迁所。在他们的努力下，地质调查所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谢家荣（淮南煤矿、大庆油田发现者）和子女思想都很进步，女儿谢学锳早在抗战期间就去了延安，儿子谢学锦也是科学时代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积极分子，与施雅风关系密切。一开始，谢家父子就决定矿产勘测处不搬迁。在他们的坚持下，该处人员和设备也都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是吕东明原先待过的地方，其中的科学时代社成员袁定庵、龚鸿麒、王宝基等都是施雅风的联系对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处里一批追求进步的工程师团结在他们周围，共同抵制搬迁，最后，连总工程师张光斗、处长黄育贤也加入其中。一方面，他们力劝其他人留下，一方面，他们把过去20年水力资源普查资料和与三峡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资料秘密装箱保存。为掩人耳目，他们另收拾了一部分不太重要的资料装箱后上交资源委员会转运台湾。

施雅风所在的地理所留比走的多，这个“留”分为两部分，一是留在南京地理所坚守科研岗位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一是回老家躲避兵燹战祸的。除了回老家的，最终结果是留在南京的和去往广州的基本上各半：十个去广州的有五个研究员；九个留下的也有五个研究员。

在留下的研究员当中，周立三是最为特别的一个，也是施雅风挽留工作做得最出色的一个。说“特别”，是因为周立三当时是国民党员，又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是师生关系，两人交谊深厚，这样的人能够被说动留下，工作自属不易。晚年的周立三回忆起他当时决定留下时，这样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更顾不上科研了，地理所一部分人被迁去广州，剩下的九个人，其中一位是地下党员，给大家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在旧社会干了那么多年，吃够了苦，也不愿意流离失所地跟着走，于是都留了下来。”（施雅风：《从中国地理研究所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也就是说，他的留下一来是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二来是被“一位地下党员”说动。这位地下党员，无疑就是施雅风。

当时的南京因为是首都，占全国三分之二强的地学界科技人才聚集于此，其中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最终留了下来，以至于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在南京解放后访华时非常诧异，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苏联十月革命使得外逃的人远大于留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赢得了科技人才的争夺战。

去和留的大问题解决后，对于留下的人来说，立即面临的是“怎么办”“做什么”的新问题。地理所原来的所长林超走了，代理所长罗开富也走了，群龙要有首，施雅风和大家商议最紧要的是推选一名领头人。九人中谁最合适？当然是资格最老的周立三。周立三临危受命。接着他们考虑到的问题是留下的一半人如何将南京的地理所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继续研究工作必须有图书、资料和设备，研究人员还必须有生活保障。为此，周立三向已去广州的林超所长提出留下部分图书资料和设备以便成立南京工作站，同时向教育部留守处提出继续给南京的研究员发放工资或生活费的要求。这些要求最终获批，还是费了些周折的。周立三老友、当时的教育部人事处长、后来去了台湾的万绍章回忆道：“立三来教育部对我说，地理所急需巨款，以遣散部分同仁及留置同仁之用，但经地理所和教育部电话商量不见效果，要我协助，我即陪他访晤一些负责人，终于全部获得。”（施雅风：《我所记忆的周立三院士》）

这样，地理所被分成了广州所和南京所。与其说施雅风他们为分所才提议分图书资料，不如说他们以此为借口将一批珍贵的资料——抗战时期积累最多的四川部分和抗战结束迁回南京后搜集的长江下游部分——成功地留在了大陆，而没有像其他省区的地图和部分图书那样最终被运去了广州从此下落不明。这也是施雅风遵照中共党组织安排保护科研资料和设备工作的一部分。

离南京解放越来越近了。每个人都很清楚，新旧交替的时候，情况更复杂。为了带领地理所南京分所平稳度过这个阶段，将分所完好无损地交给新政府，施雅风他们紧急商定了几项措施：分工、买粮、情报、联系。

他们是这样分工的：周立三总负责，楼桐茂协助，吴传钧任文书，王吉波分管财务，郭传吉任总务，高泳源管理图书资料，施雅风对外联系。所有人每天都要在办公室见面，沟通各自的工作，商议下一步的事情。

买粮的目的是储备，以应对解放军围城后的断粮风险。这项工作由总务郭传吉负责，他不但争取到每人每月配给三斗米，还跑到中华门外的乡下买回大米，为每家都预备了三个月的量。除了米，每家还备了很多煤球。

沟通情报讯息的工作自然由施雅风担任。他通过收听电台广播等渠道了解战事动向，然后转告他人。

与教育部留守处保持联系，争取不拖欠人员工资和所里其他费用的工作由周立三负责。他四处奔走，费尽口舌，找长官、通关系，终于一下子争来了三个月的工资和经费，大大解决了留守人员的经济问题。

转眼到了4月份，解放军大军渡江在即，施雅风得“上线”尚渊如通知，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大撤退前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因此让他紧急转告有关人员立即销毁文件并撤离。由于通知及时，南京地下党幸免于难。20日，李宗仁拒签和平协定，毛泽东和朱德下达渡江命令。没有围城，没有断粮断水断电，23日，南京解放。次日清晨，施雅风走上街头，在中山北路上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抱枪坐在马路牙子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南京城上空，他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此时，他知道，他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为他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只是他尚不知道，之后的路，他走得辉煌，其间也艰难重重。 9dTaV1U8IATTuORyNf9prBy9/Ve70a+HiJVMjz/RH8SfYzf9Ixu84xcHfoDM4r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