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暑假，只有十来岁的施雅风在院子里和表哥乘凉聊天。表哥比他多读了几年书，有些自得地考问他当时的中国所有铁路起讫地点。几乎不假思索，自上海经江湾到吴淞的淞沪铁路，起于哈尔滨终于大连的南满铁路，以及济南到青岛的胶济铁路等等，他逐一报出，无一错漏。略通地理知识的表哥愣了，也惊着了一旁的大人们。

虽然并不能因此将施雅风日后的职业选择完全归于天赋，但不可否认，自小对地理知识的敏感的确让他比同龄人更快地找到了学习方向而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巧，他入高等小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中国版图的变化牵动着国人的心，加重了他对地理的偏好。其间，陈倬云、何篑庵老师的地理启蒙尤为重要。

1、长兄施成熙：人生楷模

施雅风说他受长兄施成熙的影响很大。“影响”不仅仅在于哥哥人生的成功，更在于向成功攀登过程中的努力与坚持以及个人奋斗。

位于江苏省海门市新河镇（今树勋镇）的施家世代为农。年长施雅风九岁的哥哥施成熙是施家家族第一个跳出农门闯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当然也就成为施家的骄傲。

对于树勋镇施家历史，施雅风有所耳闻，但只略知一二，直到2000年他参与编写《海门树勋乡施氏家族通讯》和《江苏海门树勋乡施臣禄公支系家谱初稿》时才算真正弄清楚。施臣禄是施雅风高祖父，原籍江苏句容，因战乱和旱灾不得不携家带口迁居上海崇明，最终在海门定居下来。

不能不说施雅风的开拓创新精神有遗传因素。海门是经长江冲刷泥沙淤积而成的沙洲，土壤沙性重，不宜种水稻，只能在冬季种小麦、夏季种豆子和棉花，这都不足以维持生计。高祖父施臣禄迁居此地后，以务农为主也兼行医。因为苛捐杂税沉重，农民的日子不好过。粗通文墨的施臣禄写了状子，让大儿子步行去京城告御状。这个状告得大胆，却令人意外地告赢了，海门一带的捐税在朝廷的干预下减轻了不少。胆子大，不惧权贵，敢说真话，高祖的这些品质都被施雅风继承了。这是他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基石。

施雅风的祖父是个乡村医生，七十多岁白胡子飘飘仍然经常推着独轮车出门看诊，很受四乡八邻的村民尊重。他与妻子育有九个子女，七儿两女，老三叫施登清，也就是施雅风的父亲。尽管施家世代为农，但从高祖开始很注重子女读书。祖父曾希望长子读书脱农，很可惜他没有读出来。愿望常常与现实相距甚远。因为孩子多，务农行医收入有限，施雅风的父亲和叔伯都没能如父亲所愿，不得不继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生活。

看得出来，施家虽然世代务农，从高祖到祖父都不太有能力培养孩子读书，但毕竟在务农同时又兼行医，生活尚不至于贫困潦倒。没有债权，当然也没有债务。每到年节，村上贫家都会拥进讨债的人，施家既不需要上别人家催债，也不会被他人讨债，日子倒也闲适安稳，甚至在施登清成亲分家时，还能分得八亩地和两间半瓦芦苇墙的房子。

有地有房，日子就能过了，只不过在施登清看来，光能过日子还不够，还得让孩子进学堂。“进学堂”的念头固然来自于父亲，也与现实遭遇有关。尽管忠厚老实，也乐于帮助乡邻，施登清很受村民爱戴，但免不了还是会被欺负。他明白，只有自立自强才不会被欺负，而自立自强的先决条件是有知识有文化。

另一方面，他妻子的娘家是有文化的。施雅风的母亲刘佩璜也是海门人，出生在大洪镇，父亲是秀才，哥哥是拔贡。书香门第的刘家在那一带颇有名气。刘佩璜是刘家最小的女儿，虽身为女儿家不能入学堂，但也识得一些字，更明事理。培养孩子读书，是施登清、刘佩璜夫妻的共同心愿。

进学堂必须得有钱，于是施登清一门心思多挣钱。虽然他不会行医只能种地，但他的头脑很灵活，除了按常规种植小麦、豆子、棉花外，他还大胆尝试种菜，蔬菜、大蒜，他都种。别人家种就种了，他却把种地当作一门技术活加以钻研，种得就比别人好，收成也就比别人高；收成高，便有节余。他留下自家吃的，将多余的粮食和蔬菜挑到镇上去卖。与此同时，施雅风一向勤劳的母亲和待字闺中的姐姐一有空就纺纱织布。渐渐地，家里就有了闲钱，长子施成熙入学了，小儿子施雅风也能读书了。

施登清无疑是聪明的。施成熙和施雅风遗传了父亲的聪明，也继承了母亲的勤劳。

施成熙一口气读到高中。他是想继续读大学的，但弟弟施雅风也长大了，也要入学，家里负担不起。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江苏省测量人员养成所，从事土地测量工作，每个月有30块钱的收入。施雅风还记得当时的哥哥穿着呢子制服的样子，“很神气”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施成熙重入学校，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先在国立同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书，后转到江苏省建设厅任助理工程师。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再次进入学校。这次，他远渡重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系学习了一年并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在水利部门任职，后来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土木系、乡村教育学院水利系任教授，撰写过航空摄影、土地整理、农田水利、港务管理等方面的论文。

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如此循环往复，施成熙靠个人奋斗终于功成名就。“水文学家”、“教育家”、“中国湖泊水文学的奠基者”是他主要的头衔。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水文资料整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测验处副处长，华东水利学院（今南京河海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湖泊室主任、学术委员等。

很明显，施成熙求学时专攻的是土木工程，他的理想是当个工程师，他也一直这么希望弟弟施雅风。当上高中的施雅风写信给哥哥，告诉他日后想当地理学家时，施成熙明确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学工可以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找工作比较容易，而学地理，大学毕业后只能到中学当个地理老师”。然而，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自1950年代初进入华东水利学院从事陆地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起，一步步由工学转入了地学。

一个“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让人们看到施家兄弟研究方向的共同之处。施雅风晚年是这个所的研究员，施成熙是这个所湖泊研究室的主要建立人。施雅风清楚地记得，195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学家竺可桢为了筹建湖泊学科，特别主持召开了湖泊工作座谈会，邀请华东水利学院协助。于是，施成熙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湖泊综合研究机构：南京地理研究所的湖泊组。之后，湖泊组扩展为研究室，下设水文气象、地质地貌、水化学、水生物四个小组。1988年，南京地理研究所改名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三年前的1985年，施雅风接受该所的聘书，来到他哥哥曾经工作的地方。

施成熙在湖泊研究室的研究倾向于中国河流的分类，他根据河流的水源与径流的年内分配，将中国河流分为三类15型。相似的是，施雅风研究的一大贡献是对中国冰川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目。在他的主持下，历时24年，完成了《中国冰川目录》12卷23册，对49206条冰川的名称、位置、长度、面积、储量等30多项信息进行了采集和记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全面完成冰川编目的国家。

对于建所，施成熙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筹建了湖泊研究室，更在“文革”后力使“文革”中被下放到地方上的南京地理研究所回归中国科学院。而从1960年代初在兰州挂牌的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到“冰川冻土研究室”，再到“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施雅风都参与了创建。

都说“长兄为父”，施雅风在父亲早逝后对这句话体会得尤为深刻。

施家原本有六个孩子，三个早夭，只留下年长施雅风15岁的姐姐施文熙和施成熙施雅风兄弟。施雅风11岁时，施文熙出嫁，嫁妆是她自己织的在母亲和很多人看来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几十匹布和二十多条被子。姐姐出嫁后不多久，父亲施登清病了，也不知何病，只是双腿无力，走不了路，只能在床上躺着。起先，由村里的中医治，治不好，家里便从外面请来一位针灸大夫。几针下去，稍有起色，施登清居然能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地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可惜，好景不长。施雅风一直忘不了，父亲临死前的腿是紫色的。

那时，施雅风只有12岁，却因为在南京工作的施成熙一时来不及赶回来而承担起了为父入殓事宜。他记得：事先没有准备好遗像，照相馆的人被请到了家里，家人将已经停止呼吸的父亲扶坐起来，让照相师照了一张遗容；木匠也被请来，连夜赶制了一口厚实的棺材；入殓时，该由孝子托着死者的头，幼小的施雅风托不动，只好由来帮忙操办后事的七叔代为托头，而他托着父亲的脚，叔侄合力将施登清抬进棺材。

几天后，施成熙赶了回来，带回了同事们送的写着“哲人其萎”足有一扇门那么大的挽幛。42天后，施雅风看着父亲下葬在自家的一块耕地。他不会忘记父亲对他的严厉教诲，也难忘父亲对他的疼爱。出生在一个农耕家庭，施雅风却并不善农活，因为父亲只要他读好书，而不让他干更多的重活儿。家乡的夏天炎热似火，他却没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苦感受。他干过的活儿只是执枷打麦子、提篮拾棉花、拎水浇菜地，或者在父亲推着百斤重的独轮车时，拽着车前面的绳子帮忙拉一拉车。

相对于父亲的严厉甚至粗暴，母亲慈祥而温暖。因为承担着一家人的生计，父亲只忙于干活，识得一些字的母亲便承担了启蒙教育的责任。从她那里，施雅风听故事、明道理。父亲去世后，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她并不因此阻拦兄弟俩读书，而是一方面将家里多余的土地租出去收租，一方面更加辛苦劳作，种地、纺织，同时鼓励两个孩子继续学业，并教育他们勤奋、诚实、正直。

初中之前的施雅风并不十分勤奋。其实，要求一个孩子勤奋不太现实。幼时，他很调皮贪玩，踢球、游泳，常常玩得天昏地暗。他经常做的一个“游戏”是约上堂兄弟，在身上涂满泥巴，站在河沟岸边，一旦看到有人走过来，便大叫一声跳下河去，用来吓唬人。即便入了学，也是如此。

五岁时，他被父亲送到离家一里路的新河镇乡村初小，学费是一块银元。说是“学校”，其实不过只有一间教室，一位先生。“校舍”虽然很简陋，但礼仪规矩还是很讲究的。教室里挂着孔子、孟子的像，学生每天进教室都要鞠躬；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常用戒尺责罚。施雅风也曾挨过打。这样的“训练”养成了他做事认真的习惯。

初小读了四年，施雅风毕业了，随即到麒麟镇北的私立启秀学校读高小。相对初小有点私塾的味道，高小则是个正规的学校，但老师的严厉是相似的。如果说施雅风在初小接受的只是基础教育的话，那么他知识面的扩展，特别是对读“闲书”的偏爱便是在高小时培养出来的。所谓“闲书”，一开始主要是历史小说，而他爱上读小说，是因为在学校听了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当时他听得来劲，却感觉不过瘾，回到家，向邻居家的叔叔借了一本石印本的《三国演义》，看得如痴如醉。

从历史小说起，施雅风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书看得多了，竟渐渐养成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事。有一次他借到一本张乃燕写的《世界大战全史》。这本书语言浅显生动，虽然有两三百页厚，但他只一天工夫就全看完了。第二天，他去还书，图书管理员很诧异，不相信他一天就能把那么厚的一本书看完，决定考一考他，便随便提起一场战争，问他知不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叙述得完整详细，令管理员佩服不已。时间一长，他的阅读面也逐渐扩大，借阅的书刊中更多了地理方面的内容。对四通八达的铁路线，他了然于胸。这或许是他接触地理的开始。

“闲书”看得多，字认得多了，知识面也广了，但毕竟占用了太多的时间，分去了太多的精力，施雅风的成绩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贪玩不用功，又时常生病不得不缺课，他居然留了一级。很多年以后，每每回忆往事，他总是会提到1931年，他说这一年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就在这年，他家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而他自己在迟了一年之后，高小毕业了。

父亲没有了、姐姐出嫁了、哥哥在外工作，家里只剩下施雅风和母亲。虽然施成熙远在南京，但他对施雅风的管教丝毫不放松。他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予支援，除了负担家里的基本生活费用以外，还时常给弟弟零用钱。施雅风读高中时，每学期都能从哥哥那里得到十元钱；读大学时，除伙食主要靠贷金外，其他费用大部分都靠哥哥接济。

除了生活，在学习上，施成熙对弟弟要求很严格。施雅风读课外书太多而影响了学习，施成熙为此经常批评他。上初中一年级时，他的成绩一度处于中下等，施成熙很生气，狠狠地训斥他：“以后考高中，即使全班人录取一半，也轮不到你。考不上省立高中怎么办？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让你上昂贵的私立高中！”在哥哥的规划下，弟弟必须走初中、高中而且是省立高中，甚至大学，也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正是在施成熙的严厉督促下，施雅风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发奋了，对各门功课都感兴趣，学习劲头很高，成绩也扶摇直上，到初中毕业时，总分排名达到全班第二，地理考了98分，历史更得了满分，顺利考入省立南通中学。

晚年写回忆录时，施雅风特别用了一节专写长兄施成熙，反复提到他受哥哥影响很大，特别是哥哥“做事的认真态度”，最让他记忆犹新。他从不讳言，哥哥“走出来了”的现实成为他的榜样。可以说，他其实是按照他哥哥走过的路一路走下来的。

尽管如此，施雅风却没有按照哥哥所希望的那样从事工学当个工程师，而是心随意动执着地选择了地理学。

2、陈倬云：地理学的启蒙老师

施雅风算是比较早地定下人生目标的人。早在上中学时，他就定下了学地理的志愿。这在一般人中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长兄施成熙希望他学工的情况下，尚未成年的他仍然坚持己见，不免让人敬佩却又疑惑。其实，其中原因并不复杂，一来时局；二来老师；三来兴趣。

1931年秋，施雅风高小毕业后进入麒麟镇的私立启秀初级中学（解放后更名麒麟中学）的时候，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尽管此时的他不过12岁，但还是深受日本侵略分割中国版图的消息的刺激。第二年，离他的家乡不远的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他们不但日日耳闻日军攻打上海、十九路军奋力抵抗的消息，甚至还能听到从长江对岸传过来的令人惊心的炮声。

在这样的时局下，有良知的老师们授课离不开爱国的主题，说得最多的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时，给施雅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班主任（那时叫级任导师）、兼教语文和地理的陈倬云。

因为是班主任，施雅风入学后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中等身材、有些谢顶、穿着长衫的陈倬云。在施雅风的印象中，陈老师“教书最认真用力”，因此从他手上拿到的油印讲义最多。上陈老师的语文课，每周五都要写一篇他出题目的作文，而他的习惯是在下周的周一按照得分高低将作文本发还。施雅风的作文本总是排在前几名之内；上陈老师的地理课，不仅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多受到的是爱国主义教育。

不用说，从事地学研究的施雅风此生翻阅过无数的地图，令他难以忘怀的却是陈倬云手绘的那幅地图。东北沦陷后，有一次上地理课，陈倬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东北地图，满腔悲愤地告诉学生，这片美丽富饶的地方如今被侵略者践踏。引申下去，他详细讲解日军侵略形势，指出日本早就有先占满蒙，后灭中国的险恶野心。“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很长时间里，施雅风的脑海里都盘旋着陈老师悲壮激昂的声音。这时候的讲义则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文章，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辛亥革命先驱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等。

那幅黑板上的东北地图开启了施雅风的地学之旅。对时局的关注使他大量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报纸杂志以了解战况；对地图的爱好使他习惯于在地图上查找有关战事和时局变化的地名、位置。面对地图，他把自己当作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幻想着如何分路出兵，将侵略者打跑以收复失地。从此，每上地理课，他最爱看的便是陈老师手绘的地图，最爱听的便是陈老师对着地图指点。

当时的陈倬云老师不会想到，一个懵懂的少年被他启蒙。

2006年，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施雅风以陈倬云的名义在海门市麒麟中学设立了陈倬云奖学金，每年捐赠一万元奖励优秀学生，以此纪念他的恩师，他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初中毕业时，施雅风的成绩已经非常优异了，考上高中应该不成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在长兄施成熙的指导下，他报考了两所高中：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浙江省立杭州高中。选择这两所学校并非偶然。南通中学是施成熙的母校，虽然比不过天津的南开中学和江苏的扬州中学，但在江苏也算是个不错的学校。至于到杭州去上学，也是因为施成熙。施成熙在杭州的之江大学读书，对杭州高中有所了解。

远赴杭州参加高中考试，对于施雅风来说意义非同一般。首先，这是15岁的他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开始有了独立意识；其次，正是这次远行，让他这个在长江边沙洲上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识了山岭，见识了很多他以前没有看见过的自然风光，增强了对地理知识的兴趣和爱好。对此，他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在江边的一个小港口，我乘坐的小木船靠上开往上海的轮船，第二天一早到了上海，再乘坐人力黄包车赶到火车站，乘火车到杭州闸口站。在那里，我就住在哥哥在之江大学读书的宿舍里，宿舍旁边都是不高的山丘。看见这些山丘，我高兴极了，有空就去爬山。哥哥还带我游览附近的九溪十八涧名胜，欣赏钱塘江汹涌澎湃的潮汐。这次旅行使我大开眼界。”（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爱因斯坦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早已成为名言，也一再被实践所证明。施雅风自小对地理的兴趣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助推器。

不久，结果出来，施雅风同时被南通中学和杭州高中录取。最终选择南通中学的理由简单而现实，那就是学费低、离家近，总之都是出于经济考虑。学费低不用说，离家近当然省却了交通费、住宿费等。应该说，长兄施成熙毕业于该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加上学校是实业家兼教育家张謇创办的，名师扎堆、校风良好、条件出众，施雅风作此选择自然而然。

与杭州高中是一所高中学校不同，南通中学是有初中有高中的完中。在《回忆通中》一文中，施雅风说他入校时的南通中学初、高中每年级两班，共十二个班级，每年级编甲、乙二组。“进校时王达刚先生任校长，教师质量很高，如自然科学首席教员陆颂石，社会科学首席教员姚白予，英语首席教员陈启南还有地理老师何篑庵、生物李老师，化学老师张式之、音乐老师徐立荪等，都是著名的、教学水平高、非常负责的、老资格的好老师。”

地理老师何篑庵是继陈倬云之后又一个对施雅风影响较大的地理学启蒙老师。除了与陈老师相同的循循善诱外，何老师对于施雅风职业选择的贡献在于，他在地理课上眼光独到地选用了地理学家张其昀主编的教材《本国地理》。

长期以来，因为张其昀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的政治身份，在中国内地，他的史学家、教育家、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历史地理学的鼻祖、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的学术身份一直被人为地屏蔽，施雅风本着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不回避他对张其昀在史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的敬重，以及张其昀的《本国地理》在他的地理学知识基础建立方面所起的作用。

与一般人所认识的地理教科书按行政区划分区不同，《本国地理》按自然特征和人文景象将全国划分为二十几个区域，仅在这个方面，该教材便可称得上“开拓性”；与常见的史地教材的干巴枯燥不同，《本国地理》既有科学性，更具生动性，文字简洁、行文流畅、文采飞扬，又常以民间传说、谚语和名言名句突出地方特点。比如，用“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说明新疆的大陆性气候；用“四时皆夏，一雨成秋”说明广州海南等地的热带气候；用“人家半凿山腰住，车马多从屋上过”说明陕北人民的窑洞生活，等等，无不让学生印象深刻。这也就难怪《本国地理》与《开明英文读本》（林语堂编）、《开明物理教本》（初中）《正中高中物理》（戴运轨编）并称民国时期“中国三大中学教材”。

除了《本国地理》加重了施雅风对地理学的偏好、奠定了他地理学知识的基础外，从后来他的地理学学术研究中也可窥见张其昀的史地学研究方法对他的影响。

首先，张其昀在地理研究中尤其注重地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就是他首倡的，用图、书相互印证。所以，他编制并出版了大量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地图集。

“喜欢翻阅地图”是中学时代的施雅风最大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对着地图了解战况；不喜欢旧版地图中用毛毛虫似的符号代替山脉，更讨厌两水之间必有一山的地图绘制旧观念。因此，当新版的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等高线分层设色的地图集《中华民国新地图》（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于1930年出版时，他欣喜若狂。借来一阅，果如何篑庵老师介绍的那样，这种地图“能够科学地表达实际地形的差别，是中国地图史上的重大革新”。他爱不释手，却又无力花25元“巨资”购买，只能天天泡图书馆。1938年他在广西宜山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由《中华民国新地图》缩编的普及本《中国分省新图》，一直视为珍宝珍藏了将近20年。

其次，张其昀很推崇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史学家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并以此为指导对西北地区的人文地理进行过长达近一年的实地调查。

对于实地调查的热衷是施雅风区别于其他埋首书斋的学者的特征之一。没有实地调查，尚在读大学的施雅风写不出六万字的论文；没有实地调查，施雅风不可能发现被命名为“七一冰川”的第一条冰川；没有实地调查，施雅风怎敢质疑李四光“庐山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不说高原、山峰，仅就冰川而言，他这一生就考察了六七十条，最后一次是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

再者，史地很难分家。除了地理学家，张其昀还有一个重要头衔是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有研究者将他的史学研究特点总结为“重视地理学知识，时空合一；重视文化史，尤以思想史为重心；重视世界史，认为研究中国史，必须兼及世界史”。因此，他的史学代表作《中华五千年史》因为贯通了地理学、文化史、思想史、世界史而被认为是“对历史地理之究明”。

在南通中学读高中时，施雅风很迷恋历史和时政。那时，年纪轻轻的他对如何界定一个地理学家优劣是有清醒认识的，那就是应该具有丰富充分的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地理知识。不说自然地理，仅就人文地理而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无论是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在内的广义人文地理学，还是仅指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狭义人文地理学，突出的仅有两个字：人文，而人文又泛指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这就对地理学家，特别是从事人文地理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施雅风日后从事的冰川学研究属自然地理学范畴，但在当时，他只想当个地理学家，尚没有严格的“自然”和“人文”之分，因此，他很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国际政治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史地研究会”。在史地研究会，他还被选为干事。研究会每学期都要召开几次讨论会，会上，大家先拟题，然后做些小文章，最后请老师评阅。

除此之外，施雅风还写过几篇论文，其中一篇在高二时写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欧洲政治政局》被刊登在具有论文选集性质的《通中学生》1936年第二期上，算是他此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高三时，即193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事难以避免，对战局一直很关注的施雅风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战时中国的生存线》。他自己对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概括：讨论了中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必然封锁中国海岸，切断中国对外交通，我国必须及早准备，开辟西南通往缅甸的交通线以取得国外的接济。换句话说，他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用地理的眼光前瞻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在一个老练而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的眼里，它或许浅显，但它出自于一个高中生，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了，也难怪南通《五山日报》不惜版面，用了五天时间进行了连载。

如果说陈倬云、何篑庵直接启蒙了施雅风，那么间接启蒙了他的则是张其昀。因此，他在高二时立志将来要进大学读地理系便不显得突兀了。

从对时局的关注可以看出施雅风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式人物，他对政治不热衷，但也并不拒之千里——日后他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非偶然。事实上，他也拒之不得。初入南通中学时，他所在的高一年级被拉到镇江军训，教官由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担任。除了军事训练，几乎有一半时间上政治课，被邀请来授课的也都是“大人物”，张治中、陈果夫、陈立夫、周佛海等。上“大课”之余，也会有政治教官选择性地一对一上“小课”，那叫做“谈话”。施雅风被谈过话，被问过对领袖即蒋介石有什么认识，被要求无论何时都要忠于领袖。他承认那时的他没有明显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倾向，但也没有因此像他的一个同学那样加入复兴社。

若说政治活动，那时的施雅风也只参加了没有政党背景的纯粹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活动。比如，受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南通学院的大学生们为声援学生运动结队游行到南通中学，高呼口号，希望他们参与其中，他们也跃跃欲试，但学校大门紧闭，校方下令不准一个学生走出学校，更不得参加游行。正当他们准备抗争时，却见大门外的大学生怒砸学校大门旁房屋的玻璃窗，这种欠冷静的过激行为引起通中学生的不满，便放弃了。

真正走上街头的一次游行活动是1936年秋傅作义在绥远打了一次大胜仗，收复了一个叫百灵庙的失地，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市民、学生都上街了。那次，施雅风参加了游行宣传。这应该算作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

“不受诱惑”是学生时代的施雅风对于政治的态度。这态度无疑很理智很有头脑。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理性、反对感情用事的人。作为学生，“闹风潮”、“驱校长”、“自杀”等在他看来都是非理性的。有了理性，才不会受到任何诱惑，这诱惑，包括生活上的、政治上的。对于政治诱惑，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怎么样？共产的行动又怎么样？一切都莫名其妙！然一经花言巧语的利诱威迫，贸然的就入党做委员，……结果自然是不堪设想。”

不受诱惑、理性而不感情用事，都是施雅风对于理想的学生的界定。为此，他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直接取名《理想的江苏学生》（发表在1935年的《江苏学生》第五卷第四期增刊上）。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学生还包括不从恶习、不从时尚、乐观积极、有宏博的知识、有爱国的精神、有救世的大志。

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对做学生做人有如此全面而理智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从他日后的行为处事看，他的一生的确是“理想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他反对诸如“驱校长”这样非理性的行动，但他在读书期间也出现过符合他那个年龄的冲动行为。那是在军训回校后，他们发现校长王达刚和班主任陆福遐都被解聘了。在他们的眼里，王校长作风正派，是个真正的教育家；陆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是个教学认真对学生关心爱护的好老师。军训期间，陆福遐还曾冒酷暑赶到镇江看望他们。他们的离去一度让向来爱戴他们的包括施雅风在内的学生无法接受，但也不能不接受。

因此，当新来的校长带来的一个姓郭的物理老师教学水平差，居然无法在课堂上讲清楚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时，施雅风他们便难以控制不满的情绪了。“课堂上起哄”是他们抗议的方式。为此，施雅风还被新来的教务主任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顿，被威吓：如果再这么闹下去，开除！施雅风不闹了，当然一来怕被开除，二来那个老师可能暗地里下了点儿功夫，教学水平有了提高。

与在初中时差不多，高中时的施雅风依然迷恋课外书刊，以何篑庵老师推荐的张其昀主编的《地理学报》和《方志》为主，各种杂志来者不拒；书籍也主要偏向史地，还有文艺。与在初中时重阅读轻正课不同，此时的施雅风虽然常常“不务正业”，但对所学课程还算用功，否则在临毕业时他的学习成绩到不了中上水平。

1937年，施雅风18岁，高中毕业。南通中学这年的毕业生有七十多人，一半多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名牌大学。在选择报考学校时，施雅风不像很多同学那样比较、权衡、犹豫不决，他的目标明确直接，不掺一点儿杂质。从专业上说，地理学是肯定的；从学校上说，不用挑不用捡，浙江大学。为什么？那时没有哪所大学单独设立地理系，要学地理只能选择史地系，而浙江大学史地系的主任是他崇拜的张其昀。

对于那么早就定下地理学的志愿，很多年后回望此生的施雅风坦言既好又不好，好在少了浪费时间的左右摇摆，可以干净利落地直往目标而去；不好在因为兴趣太单一而可能荒废其他知识，特别是像他那样尚在读书阶段，打基础是首要任务。他自己就承认“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学习就放松了，至少学得不扎实”。不扎实的后果在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显现，他发现这几门基础学科知识的欠缺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他的专业研究工作。所以他在总结六年的中学生生活时，诚恳地表示“各门课程要均衡发展”。

尽管有些偏科，但施雅风还是顺利地考入他向往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开始了战乱中全新的大学生活。

3、战训班：大学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文革”中，像施雅风那样的科学家照例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除了“学术”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罪名”，那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组织”，指的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团。很多人不免疑惑，施雅风是从南通中学直接考入浙江大学的，何以中途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呢？有人生不逢时，施雅风是入学不逢时。他进入浙江大学时，恰逢抗战爆发。

施雅风和几位同学结伴去南京参加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时，“七·七”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路上，他看到的满是国破后同胞脸上悲愤的神情，听到的全是豪迈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为祖国忧心，也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迷茫。

考完试回到海门老家，在等待大学发榜的时候，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施雅风得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录取，还是因为邮路不通而收不到通知书。苦等到8月下旬，他收到哥哥施成熙发来的电报，他被浙江大学录取了。老成的施成熙还特别嘱咐他避开战事紧张的上海，绕道镇江，经苏州到杭州。

虽为坐落在杭州的浙江大学的学生，但施雅风从来没有在杭州的校址上过一天课。可以说，他的大学一年级（用了两年时间）的生活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经过了浙江的天目山、建德、兰溪、常山，江西的樟树、南昌、泰和，湖南的衡山、衡阳，安徽的屯溪、广西的宜山等地。

天目山：当施雅风千辛万苦轮船火车地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时，才知道为避战火浙大已迁往天目山的禅源寺，便乘坐学校的校车赶了去。从9月底开学到11月迁校，他在这里不过只上了两个月的课，以至于他记不得学了哪些课程，只回忆起上过朱庭祜先生的自然地理课、舒鸿先生的体育课。记得朱老师是因为他照本宣科；记得舒老师是因为他要求严格。

建德：为迁校到建德，施雅风参与了打前站。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天步行了80里路，先大队人马抵达中途一站分水县城，联系好了大队经过时的食宿地点。这次“急行军”，施雅风的收获是第一次锻炼了长途步行。这为他日后多次的徒步野外考察打下了基础。

在建德，施雅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张其昀。那是在一次于郊外小山包上举行的史地系全体人员的集会上，系主任张其昀不但对着花名册一个个点名，还招呼大家吃他带去的沙田柚子。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介绍了建德的历史和地理情况。如果那算是一次上课的话，那是施雅风第一次听张其昀的课。因为内心激动无比，也顾不得品味他的教学水平高低优劣了。

只一个月以后，浙大又迁移了，此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泰和：施雅风没有在此上过一天课，因为在从建德迁往泰和的中途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意思或可理解为退学。因为如果没有意外，他可能不会重返浙大。从他后来又返校来看，此次的离开应该算作休学。那么，他为什么离开呢？

樟树：如何从建德到泰和，施雅风设计的路线是先坐船到兰溪，再乘火车到樟树。事实上，因为铁路不通，他和同学们不得不坐船绕到浙江常山，然后步行了一天赶到江西玉山，再乘火车，于1938年1月方才抵达樟树镇。

在这里，施雅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他在一份南昌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招收新学员。这个消息好似在已经饱受迁徙之苦的施雅风面前摆放了一个天平，一头是读书，一头是抗日，孰轻孰重，对于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有为青年来说，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早在建德时，施雅风便出现了经济危机，从家乡带出来的钱越用越少，因为交通不便邮路不通，他也无法向母亲向大哥伸手，只能节衣缩食，每天只敢吃三分钱一斤的烘山芋、两分钱一碗的青菜和两小碗米饭。眼下，即便以读书为先，从经济上考虑也是无法维持的，而据他所知，战训班每个月可以领取14元的生活费。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去南昌报名。这显然受到了长兄施成熙学习—工作—再学习的维持读书方式的影响。

南昌：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于1937年9月底，成立初衷是将流亡到南京的平津一带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以便日后输送到前线参加抗日，地址设在南京建邺路的中央政治学校。战训班主任是军委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该部少将处长黄仲翔。所谓“第六部”全称是“大本营第六部”，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而成立的，成立时间也是这年的9月。第六部的工作职责是主管“民众动员”事宜。战训班的训练包括三类：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战地服务常识。施雅风在南昌报上名以后，便随那一届的战训班到湖南衡山训练去了。

衡阳：两个月（1938年2—4月）的训练结束后，施雅风毕业了。按理说，参加过战训班的学员毕业后都应该被送去前线，但因为国民党内部管理混乱，派系斗争又激烈，施雅风只被要求带领一个小组到衡阳东乡实习，内容是“户口调查”，统计一个乡的年龄分布情况。这显然不符合他参加战训班的初衷，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分配”。

屯溪：6月，战地训练班更名为战地服务团。这次，施雅风终于可以随团部开赴前线了。说是前线，其实也就是在黄山屯溪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离真正的前线还很远，因此，他的抗战不过是“提个黄泥浆木桶在路边村头写几条抗日救国、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标语；到难民收容所唱几支救亡歌曲”而已，更多的时候是窝在宿舍里无所事事。这让施雅风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感觉。

与此同时，服务团内部的腐败让他厌恶；军官们逃避上前线却热衷于追女学员的丑态让他恶心。他加入训练班时，学员多达数百人，如今只剩下一半。既然不能学有所用上前线，那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他萌生了走的念头。恰在此时，他接到浙大同学的来信，说学校设置了战区学生贷金（即发给学生伙食费）。这意味着像施雅风这样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维持学业了。这更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战地服务团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宜山：在这里，施雅风复学，时间已经是1938年的9月了，也就是说此时距他入学整整过去了一年，而在这一年中，他的大学生活不是教室和图书馆，而是奔波。奔波过后，他真心以为还是学校好，还是在学校里读书好，因此不惜重读一年级，并发奋努力，过着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无论是专业的地质学、地貌学、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植物地理、中国地理、亚洲地理、欧洲地理、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西洋通史等，还是非专业的音乐、美术，他都如饥似渴，久旱逢干露，他一个劲地吮吸。

战训班的经历表面上看没有给施雅风带来直接帮助，那蜻蜓点水式的军事训练和填鸭式的政治教育很难让他从中受益，但事实上，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他的价值观悄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凭着青年人常有的一腔热血，他并不排斥政治的话，那么，在战训班体味了混乱和腐败后，他开始有些拒绝政治了，甚至有些极端地下决心只做一名研究学者，而不再参加学校任何带有政治性质的社团活动。这是他日后完全改变政治倾向、思想彻底转向共产党的基础。当然，那样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

4、叶良辅：第一次创新的导师

严格说来，施雅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是在贵州遵义度过的。如果说他在江西宜山的学习是打下地理学基础的话，那么他在遵义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则初步确定了他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方向。

自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一路西迁，直到1940年才在遵义安定了下来。在1946年返迁之前的六年是浙大教学秩序最为安定有序的一段黄金时期，被施雅风认为“是浙大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求学于这个时期，是他的幸运。那些日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点，一是学术氛围异常浓厚，许多系都有定期的学术报告，比如以系主任苏步青为首的数学系每周六下午都有学术报告，每次报告苏步青必到。施雅风所在的史地系组织了史地学会，定期请老师来做学术报告，学生自己则可以在读书会上做读书报告，施雅风就曾做过“嘉陵江下游阶地与河流发育”的读书报告。

二是生活异常艰苦，不论老师还是学生。生活的艰苦首先表现在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校舍，办公室、教室、宿舍都借用和租赁民房。位于新城的何家巷是浙大最大的教学和宿舍区。刚刚随校由宜山迁到遵义时，施雅风就住在何家巷的一间容纳十多人非常拥挤嘈杂的学生宿舍里，每两个学生才有一张书桌，用来照明的是一盏三根灯草的桐油灯，用来睡觉的木板床臭虫肆虐。那唯一的食堂甚至连凳子也没有，八个人一桌站着吃饭，面前的菜少得可怜，往往一碗饭还没有吃完，菜就没了，米饭中充满沙子、稗子。即使如此，没有发生过争抢，也没有人抱怨。

尽管政府发给学生贷金，但很有限，只能勉强维持吃饭，若想偶尔下小馆子打个牙祭，或买点文具用品和书籍，以及衣物，那就得自力更生了。施雅风自力更生的方式一是和几位同学合办了一个中学生英语、数学等课程的补习班，一是写文章投稿赚稿费。即便如此，有时他还是不得不向哥哥伸手，以及向条件尚可的没有家庭负担的老师借钱。

那时的老师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穷书生，除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比如，曾经借钱给施雅风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就是如此，（1945年他因抨击国民党腐败、赞成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主张而被国民党杀害，以至于施雅风尚未来得及还他钱）。其他老师因为拖家带口生活都很拮据，有的老师家常年吃不起干饭，一家大小只能靠喝稀粥度日；有的老师疾病缠身无钱医治，只能硬扛；即使工资最高的校长竺可桢也有入不敷出不得不卖东西的时候。地质学、地貌学教授叶良辅也是穷困一族，却总在包括施雅风在内的学生上门讨教时让夫人竭尽所能地为他们制作精美的点心。

二年级的时候，施雅风开始接触叶良辅的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经济地质学。他很喜欢叶老师的授课方式：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其实，在此之前，他对叶老师便有所了解，知道他曾在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创办的地质研究班上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知道他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领导撰写了《北京西山地质志》；知道他曾经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的地貌学家蒋森（D.W.Johnson）；知道他回国后发表了多篇关于长江流域巫山以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山东海岸变迁问题的论文；知道他抗战前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研究所工作，以深入研究宁镇山脉火成岩发育史而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的重奖。如今，亲耳聆听了他的课，便由了解而崇拜他了。因为如此，在地理学分支学科中，施雅风对地质学、地貌学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其他学科，经常阅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和《地质论评》等地质学书刊。

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具体时间在1940年的夏天，施雅风随地质学讲师刘之远一起进行野外实习，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对遵义附近的地层、岩石、构造与地形进行了解和认识。在这过程中，虽任讲师但学识丰富的刘之远手把手地教他们阅读大比例尺地形图，采集化石，操作地质罗盘、高度表等工具。这应该算是施雅风真正意义上第一次野外考察。第二年暑假，施雅风又跟随刘之远对遵义东南80里的团溪镇进行了考察，意外发现了一个储量达十万吨的锰矿，因此解决了迁移到重庆的钢铁厂的用锰问题。都说野外考察艰辛困苦，施雅风也承认，但他更多感受到的是野外工作的乐趣。一旦有了乐趣，那些客观上的苦他也就不觉得了。

对野外工作的热爱又恰巧印合了叶良辅“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治学主张，这一切都使施雅风选择叶良辅做他的毕业论文导师成为自然。按照当时浙大实行的学分制，一般来说，三年必修课都可读完，选修课也修读了好几门，即规定的学分已足够取得，四年级时就不必上课了，专心写毕业论文。写论文时，学生可以自己挑选一个教授作为导师。此时，施雅风已经决定将地貌学作为他的专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也确定于此。

从叶良辅那里，施雅风受影响最大的是强烈的创新意识。落实到施雅风写论文这个具体的事情上，这个“创新”就是摒弃以往地理学界普遍存在的以搜集文献资料作为论文素材的通常做法，而是用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资料取而代之，然后通过思考取得新发现、提出新见解。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实地考察时，记录丰富的地质地形景观，包括水系发育与河床侵蚀历史，内营力和外营力的互相矛盾与协调，再结合所学课程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写成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论文”。

简单地说，这篇论文的写作程序应该是先考察后思考再撰写。就考察而言，叶良辅只给了施雅风16个字：专心一致、吃苦耐劳、观察精细、记载详实；就思考而言，他主张“多样例举假说”（又称“复臆说”），也就是说，对同一种现象的解释有多种可能性，要善于比较各种可能性；就撰写而言，他向施雅风推荐了几本参考著作，《张家口附近地质志》、《秦岭山脉与四川地质研究》、《太原榆林幅地质图说明书》，以此观摩高水平论文的写作方式和技巧。

理论上的部署完成后，叶良辅为施雅风指定了一个具体区域作为考察范围，即以陆地测量局制作的遵义附近和遵义南部三岔河这两幅地形图大约600平方公里的地区。野外考察，除了雄心和毅力外，当然也离不了经费支持。为此，叶良辅特别从系主任张其昀那里申请到了三个月的调查费用。

很明显，叶良辅的指导具体又细致。能够被这样的导师指导，是施雅风的一大幸运。也正因为如此，施雅风成为他们班以实地调查作为资料写论文的唯一。因为是“唯一”，所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总是独来独往，身背装着地质罗盘、气压高度表、地形图和笔记本的小挎包，手里拿着一把地质锤是他那时最常见的样子。

光有幸运当然不够，对于施雅风来说，更需要的是要有顽强的耐力、强大的毅力和发现奇迹的智慧。

野外考察最忌目标不明像无头苍蝇那样满处乱转。事先，施雅风就设计好了考察的方式。即先确定一个考察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找好一个住处，然后以此为圆心向四周辐射。每天早晨吃过早饭，他带上中午吃的干粮和水壶、拎着地质锤出门，往往一整天要步行三四十里，边看地形边做笔记边思考，一直到太阳下山，他才回到住处。第二天，重复昨天，只是换了个方向。每隔一周左右，他就迁移一次，再重新确立一个圆心。一个月以后，他回学校，整理采集的资料；向叶良辅汇报观察结果和心得；回答叶老师提出的问题；聆听叶老师新的教导，特别是对下一步考察中应该注意的改进点。接着，他再出发。如此往复，直到限定的三个月时间、花完了所有的经费。

此时，施雅风已经掌握了遵义附近地区地质地貌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调查区域内的地层、构造等地质基础，气候营力、岩性、构造对地形的影响，河流与河床发育历史，地形对土地利用，土壤植物分布等都有了相当丰富的观察，甚至令人意外地获得了两处“新发现”：

1.在遵义西南一处海拔1100米、相对地面高度200米、被称为天井台山的山顶上发现了削平软硬相间三种地层的古侵蚀面遗迹；

2.在另一处通过沉积砾石分布，证实了预先在地形图上识别到的河流劫夺现象。

有了这样的“新发现”，施雅风便有了“创新”的基础，提出了“侵蚀阶段论”，所谓“阶段”，分遵义南部、遵义中部、遵义北部。

遵义南部：以乌江深谷为中心，支流跟上，地面表现少年期形态的河流复劫下蚀阶段。

遵义中部：广大地面上沿软弱地层发育阶地宽谷与山间盆地的壮年期地貌阶段。

遵义北部：邻近海拔1500米的大娄山脉的峻谷深沟，处于河流上游，代表更早阶段的地形特征。

这个新鲜见解的“侵蚀阶段论”便是施雅风毕业论文的主题。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用文字对他的理论进行阐释，完成了长达六万字的论文初稿。初稿经叶良辅审阅提意见后，他再加工修改，这才定稿呈交。很多年以后，他这样总结他的这篇论文：这是“在叶良辅先生的精心指导下，通过独立自主的辛勤考察和科学思考，在科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取得的比较令人满意的创新成果。”

“创新”二字足以让这篇出自于一个本科生之手的大学论文获得让任何人都信服的赞誉。论文定稿后，施雅风又得到一次野外考察的机会，于是他将叶良辅为他限定的考察范围扩大了一倍，然后在考察所获得的新的资料上重新对论文进行了修订，字数则精简到一万字，论文取名《遵义附近之地形》。1943年，也就是施雅风本科毕业留校读研究生一年以后，叶良辅带着他的这篇论文去参加在贵阳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并在会上宣读。随后，经叶良辅推荐，论文于1945年刊登在地质学权威学术刊物《地质论评》第十卷3—4期。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能够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1943年，教育部举行了第三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试活动，在浙大报送参评的学生论文中就有施雅风的这篇。1944年5月30日，浙大校长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道：“上报参加竞试的毕业论文浙大有三人获奖，即化学施亚夫、地理施雅风、教育周淮水。”这个奖应该算是施雅风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显然，这个奖里也凝结了恩师叶良辅的心血。

论文发表、论文获奖，只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施雅风的创新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从此，他沿着创新这条路一直走了下去。

5、黄秉维：地貌学转向水文学的引路人

虽同属于自然地理学科，地貌学和水文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分支。跟随叶良辅多年，施雅风主攻的是地貌学，有关这方面的毕业论文又给他带来很大的荣誉，按理说他应该继续地貌学的研究才合情合理，何以由熟悉的甚至研究已经有所深入的地貌学，转向相对陌生的之前接触不多的水文学的研究呢？这其中虽有无奈的成分，但也因为这次意外地转向为他日后从事与水文有关的冰川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42年施雅风大学毕业时，史地系他所在的班只有两个人毕业，他和赵松乔（地理学家、中科院研究员）。赵松乔的导师是系主任张其昀。就像叶良辅欣赏施雅风一样，张其昀也很赏识赵松乔。对于这两个爱徒毕业后的去向，两位导师做出了相同的安排：留校读研究生。两年前，浙大成立了研究院。对于史地专业来说，研究院下设史地研究所，分为地形、气象、人文地理和历史四个组。

按照学制，施雅风的研究生学习应该是两年。前一年的生活很平静，读书、调查。读了书后，他喜欢写读书报告；写了读书报告后，他自觉写得不错的，还喜欢投稿发表。比如，他读完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后，对其中的“中国土壤地理分布”很有兴趣，便写了读书报告《中国古代土壤地理》，然后投给《东方杂志》，后来真的发表了。

手勤，腿也勤。这期间，他做过两次野外调查。一次是和赵松乔等四个学生一起随地貌学教授任美锷对遵义的土地利用进行了调查，汇集成《遵义土地利用》一文刊登在《地理学报》上；一次是和学兄杨怀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对遵义、金沙、黔西、修文四县的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汇总的报告后来由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编成《临时报告36号》，作为内部参考资料。

研究生是有津贴的，施雅风一年级时，仅靠津贴就可以维持生活，不但够吃饭，甚至还有零花钱，但到了二年级，情况发生了变化。津贴还是那么多，但物价已飞涨，生活转眼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对此，导师叶良辅也无能为力。出路，只有靠自己寻求。在这种情况下，施雅风写信给黄秉维寻求帮助。

黄秉维曾经教过施雅风自然地理学的课程，后来调到重庆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此时施雅风的长兄施成熙也在重庆，在中央水利委员会任技正（国民政府时期办理技术事务的官员）。若单纯只为了筹钱解决生活困难，施雅风大可以直接向施成熙伸手，他没有那么做的原因，首先是他的问题不只是吃饭问题，还有继续学业问题，继续学业又不仅仅是钱所能解决的，还有研究项目、论文选题以及导师等的考量。何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日子难过的又何止施雅风，施成熙尽管有工作有收入，但未必还有富余供弟弟生活学习。再说，施雅风早已受兄长影响，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观念刻骨铭心。他要靠自己。

选择给黄秉维写信，施雅风有他的考虑。他做过黄老师的学生，二人相熟是自然的，学生请求老师帮助便不显得冒眛和突兀。有一个信息是相当重要的。黄秉维正受委托着手组织华中地区自然资源评价的研究课题，准备抗战胜利后用于国家建设，委托方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研究机构，叫华中经济研究所。虽然这个机构有“研究所”的名头，但并没有一个正式挂牌的地方。对于施雅风来说，挂不挂牌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有经费，因此参与课题研究的人员虽然不是专职而只是兼职，但有工资可拿。

如果能够进入这个研究所参与课题研究，施雅风的问题——经济、论文选题、导师——一下子都能解决。经济自不必说，照规定，可以按助理研究员的身份按月领取工资；论文选题方面，他参与的研究项目就可以作为选题，更可以边研究边做论文；导师呢，非黄秉维莫属。

施雅风在本科读书时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他那篇极具创新意识的毕业论文更让他在史地系颇具名声。黄秉维对他是了解和欣赏的，对他请求帮助的来信很快给予了回复。只是令他没有想到，黄老师让他参与的课题是关于华中水文方面的，即搜集、整理、评述华中区水文资料，并最后作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完全可以作为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这项工作意味着他不得不从地貌学转向了水文学。从头学一门新的学科是困难的，但它没有完全脱离地理学科的范畴，而且还能一举几得。有些无奈，有些不得已，但施雅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征得叶良辅的同意，施雅风暂别浙大，从遵义来到重庆，开始了他研究生二年级的学习研究。因为初次接触水文学，看书是首要的必须的。在位于牛角坨的资源委员会向黄秉维报到后，黄秉维推荐给他的书是一本水理学方面的教科书；入住位于歌乐山的兄长施成熙家里后，施成熙嘱他看的是一本英文版的水文学专著。确实很巧，施成熙学的是工科，七兜八转，如今从事的却是水利工作；施雅风原本从事的是地貌学研究，如今却与水文打上了交道。兄弟俩阴差阳错地在此交集。

因为有哥哥的这层关系，当然还有资源委员会开给他的公函，施雅风搜集水文资料的第一站就是施成熙的工作单位中央水利委员会，他的工作地点设在施成熙的办公室。因为资料并不限于水文数据，还涉及到河道变化等情况，熟悉相关情况的施成熙成为施雅风最好的专业顾问。

除了水利委员会，施雅风还相继在位于嘉陵江北岸的中央水利实验处、位于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抄录水文资料。几个月过去，他抄录的资料很丰富，但很零散，如何从中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然后形成创新思想是他接下来面临的艰巨考验。

带着问题，施雅风请教黄秉维，黄老师明确指出：研究这个问题的宗旨是阐明水文与经济的关系。至于如何阐明，他与哥哥讨论，施成熙给他的建议很具体，那就是在水理和地理的关系上下工夫。这给了他很大启发，头脑也清晰起来，思路也开阔起来，最终，他决定利用大学四年、研究生一年所掌握的地质、地形、气象、气候学方面的知识探索水文特征的地理环境。

施雅风写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华中水理概要》。和本科毕业论文一样，这篇论文的最大特点也是创新。论文分为四个部分：水道分论、流量论、携沙论、水文较差。在“流量论”中，他的创新在于首先设计了干支流平均流量的估算方法，其次设计研究排水率和消耗率。在“水文较差”中，他的创新在于把重点放在极端现象导致灾害发生方面，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大洪水等。在“携沙论”中，对于“含沙量”和“输沙量”这两种相关水文记录，他也做了详细研究，以此推演到对整个长江流域侵蚀和淤积的综合分析。

对于长江流域的侵蚀问题，他又衍生出另一篇论文《长江流域机械蚀积率的研究》。当他听说中国地质学会正在重庆沙坪坝召开年会时，主动申请参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创造性地将长江流域分成19区，将蚀积率分成五级。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当他的报告讲完后，全场掌声四起，主持会议的地质学家黄汲清特别对他表示了口头嘉奖。

作为导师，黄秉维很满意施雅风的研究成果。在他的推荐下，论文分两个部分，以《华中水理概要》和《华中水理概要（续）》之名分别发表在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统计季刊》1944年第三卷第二期和1945年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上。这是一本专业水平堪称一流的纯学术刊物，刊载的大多数是一流地质学家的高水平研究论文，而当时的施雅风不过是一个研究生，他的论文却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除了他的导师是黄秉维外，更在于他的创新研究成果为学界所接受和认可。

施雅风日后的成功固然与他的天资和自身勤奋有关，也有赖于当时学术氛围浓厚的浙江大学的一批优秀教授的栽培。就史地系而言，它是地质学家竺可桢入主浙大后于1936年新建的一个系。以他为中心，汇集了一批学识渊博的教师，除了系主任张其昀、叶良辅、黄秉维等，还有气象学教授涂长望，中国史教授张荫麟，地貌学教授任美锷，历史地理学教授谭其骧等，无一不是一流的学者、纯粹的知识分子，都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为追求。张其昀积累资料的细密，以及舍得聘请好老师而不为政治倾向所左右的气量、涂长望对课堂教学的重视，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任美锷条理清晰不快不慢的上课方式，以及经常出借自己藏书的大度，等等，都给施雅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言，“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教益也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相当大的影响”（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VQirygRC8ZdIn/FZqxg7zyT4bsjtkfAXBupoaatCAgzy/A55J303eJ0NMgg9b/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