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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面临着“是生存还是死亡的”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被日寇鲸吞，便斗志昂扬、视死如归地冲出了校门。
这一年秋天，叶笃正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并以全班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从此开始了他战火中的动荡的大学时代。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举世闻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对于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来说，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同那个时代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叶笃正的心中，燃烧起爱国的熊熊火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这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运动中去。
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立即得到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并进而引发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洪流。面对蓬勃发展的全国各界救亡运动，国民政府在1936年2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解散救亡团体，接着便在全国开始了镇压行动，逮捕甚至枪杀爱国人士，企图把刚兴起的革命热潮迅速打下去。
从2月25—29日，北平当局连续搜查了中大、北大三院和清华等许多学校，逮捕爱国学生100多人。学生们也在抗日救亡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展开了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在这次运动中，叶笃正也经历了一次非常考验。
1936年2月29日，农历丙子年二月初七，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正处乍暖还寒的时节。天还未亮，人们仍沉浸在睡梦之中。然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们已经很难睡个安稳觉了。
忽然，几辆载着全副武装的军警的卡车驶入了清华园，嘀嘀的喇叭声、急促的脚步声、狂躁的狗吠声打破了黎明前的沉静。学生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军警们就闯入了寝室，大声吆喝着大伙儿到校礼堂集合。面对凶神恶煞般的军警，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无可奈何。
20岁的叶笃正和同学们被军警推搡着进了校礼堂。冬末的北平城依旧冰雪未融、寒风凛冽，尤其到了这破晓时分，更是寒气逼人，衣着单薄的师生们只能互相依靠着来彼此取暖，可寒气还是从脚心直窜到头顶。有人低声咒骂着，跺着脚，用力搓着冻木的胳膊，却立刻引来军警的呵斥：“安静！不许出声，不许乱动，否则就打死。要想保住小命，就都识相点，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要是枪走了火……”学生中引起一阵躁动，军警们推弹上膛，一切又趋于平静。
接下来，军警们对学生进行了重点搜查，凡是认为可疑的学生都被留了下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出来，带着白手套的右手握住腰间的露出枪套的枪柄，在学生面前来回踱着步，咚—咚—咚，军靴有节奏地叩击着地面。军官就这样来回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来，用不屑的眼神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着眼前的学生们，有时还挑衅地伸出手拍拍那个学生的脸，发出轻蔑的哼笑声。除此之外，一切安静得可怕。
忽然，那个军官大手一挥，身边的副官立刻递上一个似乎是花名册的本子，军官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翻着，还不时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学生们。
“学生们都听着，接下来被念到名字的就站出来回答问题，我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许废话，更不许迟疑，否则就被抓去坐牢，都听清楚了？”
副官照着花名册开始叫名字了，听到名字的学生一个个被叫上去问话。每叫一个学生，那个军官就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个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剩下的学生也越来越少，空旷的礼堂也越发显得阴冷。虽然坐在后排，可年轻的叶笃正还是感到紧张，手心和额角微微冒出冷汗。这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叫章宏道的同学，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角，附在他耳边，用小得只有他们能听得到的声音说：“你千万不要说出真名，因为你哥哥叶笃廉在他们那里是上了黑名单的。你要是讲了真名，他们很可能也把你当成嫌疑犯给抓起来。”叶笃正略显不安地点了点头。
过了片刻，章宏道给叶笃正出主意说：“你最好还是用个假名字。施全元和我住同屋，他肯定不在这个圈子里，我记得他的学号是‘3024’，等一会你就用他的名字和学号吧！”
叶笃正感激地看着同窗好友，点了点头，把他的话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不要交头接耳，你，出来。”军官用手指了指叶笃正。叶笃正立即站了起来，当他接触到好友坚定和鼓励的目光时，一切不安与紧张的情绪，竟然烟消云散了，他便大着胆子走到那个军官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军官的目光紧紧地锁在叶笃正年轻平静的脸上。
“施全元！”叶笃正毫不迟疑地大声答道。
“施全元？”
“是！”
“学号多少？”
“3024。”叶笃正挺起胸膛，目光直视着军官那张铁青的没有表情的脸。
“嗯……”军官依旧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又低头翻了翻花名册。
“好了，你可以走了！记住了，作为学生就安分地读书，少闹点事儿，将来也可以安安稳稳谋个差事。”
叶笃正顺势瞥了眼军官手中的花名册，果然看到了哥哥叶笃廉的名字上画了两个红圈圈，不由得手心冒出了汗。
走出礼堂，叶笃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想：好险啊！刚才要是报了真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好在这场排查风波算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叶笃正还是会感到心有余悸，对于当初同窗好友章宏道的帮助，叶笃正一直铭记在心。
章宏道后来改名为章文晋，也就是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章文晋。他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组副组长兼周恩来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建国后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并先后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加拿大、美国大使。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学联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9日这一天，北风凛冽，滴水成冰。此时的北平城却是沸腾的。虽然反动当局已事先得知学生游行请愿的消息，在清晨就下了全城戒严令，并派军警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还在一些街道、路口布置了岗哨。但是，参加请愿的学生们还是按预定计划积极地、有组织地行动起来了。黎明时分，城内参加请愿游行的2000余名爱国学生纷纷从各自的学校出发，汇成了一支庞大的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地涌上了街头。
清华大学女生陆瑾向被阻于西直门外的燕京、清华学生讲话
由于清华大学在城外30里，为了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叶笃正和同学们在早晨5时多就起床了。他们沿着平绥铁路，向西直门进发。8时左右，清华大学的队伍和燕京大学的队伍汇合。请愿队伍刚走出校门不久，便遇到前来阻拦的大批警察。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向警察晓以大义。一路上，广大爱国青年学生，以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冲破了沿途反动军警的阻挠，但是到了西直门却进不了城。
原来，在队伍到达高梁桥时，北平当局根据西郊警察署长的报告，早已将西直门关闭了。学生们派出代表与军警进行交涉，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行。爱国青年群情激愤，他们含着热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不许中国人进了！”并立即在城门前召开群众大会，愤怒的口号响彻云霄。学生们在严寒朔风中向城区周围的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
就在清华、燕大的队伍寻找机会进城的时候，城内的学生已经按原定计划进行了。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在口号声中，被推选出的学生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了请愿书，何应钦却避而不见。
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他们本想由新华门出发，先去西直门，接清华队伍入城，然后到天安门举行大会。得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并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打散学生。于是，代表们决定改道东行，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王府井，再到天安门会合。
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途中，不断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成六七千人的铁流，浩浩荡荡地一路前行。
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军警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冲向了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
军警用水龙头对着学生扫射
爱国学生高呼着抗日口号，挺胸前进。军警突然用水龙头对着人群扫射起来，冰冷的水柱像一条条毒蛇窜到学生们的脸上、身上，他们身上的棉袍一会儿就变成了“冰袍”。但学生们没有退缩，与军警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搏斗。霎时，军警的冲杀声、学生们的怒吼声和市民们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经过一阵巷战，学生的队伍从中间被打散了，不少人当场被逮捕了，许多学生受了伤，激战过的街道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晶莹的冰面上残留着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面对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高压政策。许多爱国学生被捕，大批进步学生被开除，不少爱国教授被解聘。
1936年3月9日，北平第十七中学高三学生郭清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在狱中惨遭多次严刑拷打，惨死狱中。
消息传出后，激起北平学生极大的愤怒。他们要求学联立即采取紧急行动以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学联遂决定于3月31日为郭清举行追悼大会。
上午9时左右，聚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正要召开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到场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追悼会继续进行。这时，北大三院的大门已被军警特务封锁。参加追悼会的同学更加悲愤难忍，决定抬棺游行，得到一致响应。
军警殴打、逮捕学生
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队伍行至王府井时，军警手持大刀、木棍和皮鞭，从两翼包抄过来，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砍杀、殴打。学生队伍冲破包围圈，继续冒死示威。军警追到灯市口，冲散游行队伍后，分头追捕学生。此时正在游行队伍中的叶笃正，突然听到有同学向他大喊：“快跑，快跑。”他一扭头，看见几个手持大刀和木棍的军警正朝自己追来。见势不妙，叶笃正拔腿就跟着其他同学一起跑，不料却跑进了一条死胡同。他急中生智，拿了把梯子爬上墙头，跳入墙外的河里，才得以摆脱军警的追捕，死里逃生。而这次行动又有50多人被捕，更多的人受伤。
这次斗争虽然是英勇的，但却是失策的冒险行为。学校中的进步力量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许多学校的学生会和救亡团体均受到破坏，大批学生骨干被暴露，学生爱国运动从此陷入了低潮，叶笃正和许多学子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转折。
坐牢，甚至杀头，都没能扑灭青年学子心中的愤怒之火。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出校门，来到农村、工厂，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七七事变后，叶笃正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城，辗转来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学习。不久，日寇又攻占了长沙，并直逼武汉，长沙临时大学也宣告暂时解散，向西南迁移。当此民族危亡关头，青年学子又将何去何从？
此时，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师张峰伯（中共地下党员）利用本人是地方绅士的身份，谋得临潼县县长的职位，把临潼建成了一个宣传抗日的基地。这样的抗日县政权需要干部，于是许多昔日的南开学子奔走相告，集结起来奔赴临潼，叶笃正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南开学子追随张峰伯在临潼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向临潼人民宣传抗日思想，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临潼组织民间抗日武装。由于当时临潼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下，组织武装力量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他们还向临潼人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扫除文盲。为了激发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他们还在农民中开展了减租反霸运动。这件事虽是小打小闹，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张峰伯被捕入狱，叶笃正等骨干也险些被捕。
为了继续宣传抗日，脱险后的叶笃正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在这一形势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它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的基础上组成的，也是共青团改造过程中，在国统区成立的一个重要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其任务是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中华民族先锋队后并入青年救国会。叶笃正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员刘毓衡（后来改名陈其吾，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领导的学生救亡团，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军队里做宣传工作。
叶笃正他们跟随部队，辗转于山西、陕西、河南一带。一路上，他们经常顶风冒雨，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好的时候，就是偶尔能挤在破旧的农舍、荒庙里歇脚过夜，忍饥挨饿更是常有的事。
一次，叶笃正和队友范宁生、陈鸿谋等人一起外出执行任务，叶笃正是临时负责人。一行人经过一个村子时，想找点水喝，再吃点东西。可是，他们发现这里已经是一个荒村，显然是被日本人洗劫过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几个人找了半天，也找不出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此时大家已经又饿又渴，还累得要命，只能虚软无力地坐在地上喘粗气。忽然，眼尖的叶笃正看到不远处的小山上有一座庙，便兴奋地招呼大家。几个人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鼓作气地奔向小庙，期待能找到点吃的。可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已经废弃的庙，到处是蛛网，散发着霉臭味，几个人一下子又瘫在了地上。
为了完成任务，还得继续上路。此时的他们，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相互搀扶着向前走。不知走了多久，一阵夹着饭菜香味的风吹了过来，几个人同时使劲地吸了吸鼻子。
“喂，这是什么味道？你闻到了吗？”
“嗯，闻到了，好香啊！”
“不会是幻觉吧？”
“不会吧，难道你没闻到？”
“香味又飘过来啦。看，那边有炊烟，一定是有人在煮饭！”
“同学们，咱们有救了！”
小伙子们兴奋异常，循着香味和炊烟飘过来的方向跑去。
果然，大家在黄河岸边看到了一位正在煮粥的老太太。他们翻遍口袋，凑了几个铜板，打算去跟老太太换一些粥。起初老太太不肯卖，经过几个人的再三恳求，老太太才答应卖他们几碗。其实，所谓粥也不过是仅有几粒米的野菜粥，看起来黑糊糊的。大家风卷残云般喝下去，别提有多香了。对于这几个年轻人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可口的美食，也是关于家国的最苦涩的记忆，它融化在了他们年轻的血液里。
晚上，大家在野外宿营，小伙子们举行了一次“精神会餐”，互相说着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范宁生说：“等赶跑了日本鬼子，回到北平，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大盘西红柿炒鸡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吃一盘再普通不过的西红柿炒鸡蛋竟然是一种奢望。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年轻的叶笃正仍不忘学业。他一路上总是背着两本书，时不时拿出来学习。
后来，叶笃正等人随卫立煌的部队从延水关渡过黄河到第二战区去。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部队经过延安时，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会，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在延安停留的日子里，叶笃正到各处参观访问，听到和看到了许多新鲜事。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到处生机蓬勃，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经历，叶笃正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叶笃正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当叶笃正又跟随卫立煌的部队经过西安，返回山西垣曲国民党战区时，截然不同的情景引发了他无限的感慨，尤其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让他刻骨铭心。
当时，卫立煌的司令部在垣曲县的西滩安营扎寨。一个夏日的拂晓，睡梦中的叶笃正突然被学生救亡团的团长刘毓衡叫醒，命令他立刻赶到王屋镇，把救亡团派到那里的小分队调回来，因为日本人已经打到了离王屋镇5里地的地方。可是，王屋镇距离西滩驻地有95里地，路途遥远，情况紧急，想到小分队的战友们正随时处于危险的境地，叶笃正提出要带枪前往。刘毓衡说：“还是别带枪了，你带着枪，要是撞上了土匪可就活不成了。不带枪的话，土匪或许可以放你一条活路。”
听了刘毓衡的话，叶笃正选择了独自冒死上路。他急行了15里，见有部队挖工事，就上前询问，对方回答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得保护司令部过河。”他又急行了15里，看到了同样的情形，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叶笃正问前面的部队如何，得到的答复是前面没有中国军队了。叶笃正原本以为，有中国军队壮胆，多少能有些安全感，可是才走了30里地，前面竟然没有中国军队了，而留下来的军队也在准备不战而退，这令年轻的叶笃正非常寒心。可是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叶笃正还是选择继续前行。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叶笃正想了个办法，他离开大路，转入一个乡村，找到一位老乡带路，以便遇到危险时跟随老百姓走小路躲避。走了一段小路，他又转向大路，然后再进入乡村，另觅新的向导。如此不断前进，走大路、进小村，拐来拐去，一口气走到了王屋镇。
叶笃正找到小分队的负责人，传达了团长的指示，叫他们立即撤回西滩。负责人镇定自若地说道：“其实，日本人距此还有20多里，并且没有继续再前进的样子，看样子暂时不会打过来。再说，老百姓如果看到我们走了，必然会引起恐慌与不安，到时要是乱了套，局面就不好收拾了。我看你也累坏了，要不就留下来休息一晚吧。”
第二天，叶笃正重新踏上归途。他走着走着，觉得实在太累了，就钻进一个山洞，想小睡一会儿再赶路。可是，一觉醒来，天已经大黑了，而他又发现自己迷了路，走来走去却总是在原地打转。等到天蒙蒙亮时，叶笃正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一个乱坟岗子转悠。这时，一道微弱的光亮吸引了叶笃正，原来是有人打着灯笼从此经过，叶笃正兴奋地冲了过去，打算向那人求援。还未等他开口，对方便惊慌失措地扔下灯笼，一边不停地大叫“有鬼”，一边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地向前跑。哭笑不得的叶笃正拾起地上的灯笼，追上那个人，经过再三解释，才让那人的心情平复下来。就这样，叶笃正跟随着这个人走上了大路，回到了西滩的驻地。
这件事过后，叶笃正深刻地认识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无能懦弱，他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部，对于四五十里地方的敌人竟然如此的不知情，又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他在这种部队里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了。于是，怀着一腔忧国的愁绪，沿着滔滔的黄河水，叶笃正离开了卫立煌的部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对于清华大学，叶笃正总有一种别样的情感。虽然在那里的时间不长，却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因为，那里不仅有着一流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而且在那里，叶笃正经历过一段纯真的初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苦涩而甜蜜的初恋经历也改变了叶笃正的一生，成为叶笃正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青年时代的叶笃正，清秀斯文，身材高大修长，功课出类拔萃，自然有不少异性仰慕者。刚入大学不久，叶笃正结识了一位漂亮活泼的女孩，很快便与她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1936—1937年寒假之间，薄一波在山西太原为当时的大学生办了一个训练班。叶笃正的女友是一个思想积极的进步学生，听到这一消息，便动员叶笃正和自己一起去参加。可是，叶笃正却想趁着假期放松一下，好好玩玩。女友并没有勉强他，只是微微一笑。
一天傍晚，叶笃正和女友在静斋附近的小路上散步，女友望着叶笃正，微笑着说：“笃正，我给你唱支歌吧！”叶笃正笑着点了点头。“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按住你的创伤，挺起你的胸膛，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满含悲愤，又不失激昂的歌声飘荡在小路上，也飘进了叶笃正的心里，女孩唱得十分动情，黑亮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叶笃正被深深打动了，他轻轻地拭去女友的泪水，坚定地说道：“你放心吧，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太原了。”
女孩笑了，叶笃正也笑了，看着倚在自己怀里的女友，叶笃正的心里也荡漾着初恋的甜蜜。
还有一次，叶笃正因为发高烧，住进了校医院。住院的日子枯燥而无趣，但叶笃正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女友下课后来看他，给他讲学校里当天发生的趣闻。这天，女友又来了，还带来了一兜梨。女友坐在叶笃正的病床边，一边削梨一边聊天。梨削好了，女友把梨分成两半，递给叶笃正一半，自己吃起了另一半。叶笃正看着手中的半个梨，没有动口。
“怎么了？很甜，很多汁，快吃啊！”女友看着叶笃正笑道。
“不是说二人不分离（梨）吗？”
“哈哈！”女友笑了，说道：“不分离也得分梨啊！要不然这么大的梨，一个人也吃不下嘛！快吃吧！梨可以润肺，减轻咳嗽的症状。”
叶笃正一口一口地咬着手里这半个梨。味道的确是甜的，可滑落心里的感觉却带有些许苦涩。叶笃正总觉得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但又说不清楚。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平沦陷，叶笃正和女友都到了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那个时期，生活是艰苦的，防空警报还时不时地在头顶响起，同学们都在忧国忧民的气氛中生活、学习。但是另一方面，每天和女友一起学习，并肩战斗，这使得沉浸在美好初恋中的叶笃正感到很愉快。
女友是个觉悟很高、很积极的姑娘，她总是劝说叶笃正和她一起走出校园，走上战场。她提出先到西安，再找机会参加真正的抗战。于是，叶笃正和女友一起到了西安，借住在她的姨妈家中。
在西安等待的日子里，叶笃正的女友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一次演出，女友要扮演一个抗日空军飞行员的爱人，导演要她在飞行员凯旋回来的时候亲吻他。女友没有接受这个动作。她依偎在叶笃正的怀里，俏皮地说：“如果我接受了那个动作，你还让我演吗？”
“当然不让演了！我就是不让你亲别人！”叶笃正用手指刮了一下女友的鼻子。“对了，你还记得上次在大街上，一个乞丐过来叫我们老爷太太吗？”叶笃正把女友搂在怀里问道。
“当然记得啦！不过，我们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当时我就想，应该叫少爷少奶奶才对嘛！只不过，我没好意思说出来，怕你害羞，呵呵！”叶笃正笑道。
“哈哈……”两个年轻人笑在了一起。
初恋总是甜蜜的，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难免带着些许苦涩。后来，叶笃正与女友一起参加了学生救亡团，叶笃正在卫立煌的司令部，随部队四处奔波。女友则到了王屋镇的小分队，在当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可是就在叶笃正从西滩奔赴王屋镇的那个晚上，女友给了叶笃正一封分手信，并言明关系到此为止。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毫无思想准备的叶笃正受到了莫大的打击。留在王屋镇的那个晚上，叶笃正痛哭了一场，一夜无眠，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女友为什么要和自己分手。
一路上的经历，已经让叶笃正对国民党的军队倍感失望，再加上失恋的沉重打击，叶笃正彻底没有了牵挂。这时，他得知学校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大，并且开始复课了。他决定离开救亡团，重返校园，继续未完的学业，也继续着科学救国的梦想。
对于叶笃正的这段初恋的时光，熟识他的兄弟和朋友们总是开玩笑地说，应该感谢那个姑娘。如果当初不是她提出与叶笃正分手，那么叶笃正或许就成不了今天的叶笃正。而叶笃正自己也承认说，当初和女友在一起的日子的确是甜蜜而愉快的，那段青涩的初恋绝对是自己青年时代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如果没有这一次感情波折，自己也许会带着这份牵挂继续留在救亡团，很可能会和女友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学生救亡团的成员后来大多数都去了延安），那么现在站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个革命干部叶笃正，而不是科学家叶笃正了。
偶然的事件确实能改变人的一生，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但还有一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能够改变叶笃正的生活道路，却不是他成为一个著名科学家的原因。他能够如鱼得水地游弋于他的科学研究事业之中，保持着儿童般永不消竭的对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心，正是由于他的天赋——包括心智上的和性格上的，这或许也就是一个“大科学家”的内涵吧。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祈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这阕满含悲愤和激情的《满江红》，同时也是一首大学的校歌。这所大学就是建立于烽火之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阙抒写流亡的艰辛和悲愤，表达了驱逐敌寇、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决心和信念，更表达了一代学人担当国运的精神的《满江红》，正是当时众多学子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那句“绝徼移栽桢干质”，更是承载了老一辈学人对青年一代的良苦用心和殷切希望。这是一个很生僻的句子，却概括了西南联大的成因。绝徼，即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大树良材。整句意思是，将成长中的国家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免受日寇的摧残，将其保护起来，积蓄民族未来的力量。在那个风雨如晦、国难深重的特殊年代，西南联大无疑成为了中国文化和科学薪继火传的一方重地。
1937年，叶笃正几经周折，回到了这所由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后成立的学校。近两年来，为宣传抗日而跋山涉水的所见所闻，让叶笃正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先进的科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科学救国的夙愿，在叶笃正胸中重新燃起。为此，回到校园、回到课桌前的叶笃正决定选择物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然而，一次偶然的邂逅，却让叶笃正作出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前途命运的抉择。
在叶笃正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要有先进的科学，还要有国民强壮的体魄。青年时代的叶笃正，热衷于各种体育运动，也因此练就了一副修长壮健的身材，整个人显得阳光而充满活力。这也得益于当年南开中学的素质教育。张伯苓先生在我国首开了体育课，在当时就有因体育成绩出众的“南开五虎”。
乒乓球是青年叶笃正最酷爱和擅长的运动。在南开中学时，他就是著名的潇潇乒乓球队的主力干将。到了清华大学，他仍是校乒乓球队的一员大将。在叶笃正的挚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当年的球友。
一个晴朗的午后，还是理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叶笃正来到学校的乒乓球台，经过球友的介绍，结识了即将从物理系毕业的学长钱三强。钱三强的父亲是中国近代鼎鼎大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钱玄同，而钱三强本人却对科学研究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心中，同样有着科学救国的宏伟志愿。
对科学的未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叶笃正迫不及待地对这位志同道合的学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并把自己准备研修物理专业的打算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
钱三强沉思了片刻，如兄长般拍拍叶笃正的肩，坦诚地说：“你不要念物理，还是搞点实用的学问吧！气象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空白的领域，我看你还是学气象比较好，中国的气象科学太落后了。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钱三强学长这番话，让叶笃正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学专业，而选择了更为实用的气象学。但他知道，研究气象需要有扎实的物理和数学知识，从此他便投入了刻苦的学习、研究当中。大学毕业后，叶笃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成为气象学家涂长望和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研究生，专攻大气学。1945年，叶笃正通过选拔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罗斯贝，从此走进了这个让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科学领域。
成就一个人一生的因素有很多，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一次偶然的邂逅、一番志同道合的谈话，从某种角度说，是钱三强的助力成就了一代气象宗师叶笃正。
1939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邀请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到浙大任气象学教授。浙大的史地学系更是如虎添翼，闻名遐迩，并于1940年在浙大的临时校址贵州遵义设立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史地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这一年，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中法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叶笃正和谢义炳等5人如愿成为史地学系第二届研究生，师从涂长望教授，专攻大气电学，并接受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的熏陶。
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其前身是成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浙江大学以严谨的“求是精神”作为学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以执著的科学创新精神创造出了丰硕成果，蜚声海内外。
抗日战争时期，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冒着纷飞的战火，离开了如诗如画的西子湖畔，辗转西迁，艰苦办学，提炼和确定了“求是”校训，创造了在当时及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批学术成果，使浙大崛起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著名大学之一。
这个时期的浙大以文理称雄全国，会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数学有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物理有胡刚复、王淦昌、朱正元，化学有王葆仁、王琎、卢嘉锡，生物有罗宗洛、贝时璋、谈家桢，土木工程电机有钱令希、王国松，历史、地理有谭其骧、任美锷、钱穆，农学有蔡邦华、吴福桢，教育有费巩、黄翼、丰子恺等。浙大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并称为“民国四大名校”。
遵义和湄潭地处偏僻，无论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为艰苦的。没有电灯，叶笃正只好点着桐油灯夜读。桐油灯是贵州偏远山区最常见的照明工具，制作方法很简单，一只铁碟子和一根灯草，用灯草作灯芯。要照明时，就往碟子里倒上桐油，将灯草横放在碟子里，使之浸透桐油，然后将浸透桐油的灯草从碟子内拉出1厘米左右，用火柴点燃灯草就可以照明了。桐油灯既不能蔽风雨，又不能控制亮度，移动也不方便，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是比较简陋的原始照明工具。
由于长时间用桐油灯，叶笃正的脸上和鼻孔常常会被熏得墨黑。吃饭的时候常常没有菜，叶笃正就只好喝酱油汤下饭。对出身富贵家庭的叶笃正来说，这样的生活本应该是难以承受的，可他从未叫过一声苦，反而乐在其中。
浙江大学在遵义和湄潭办学共七年。这段时期是其学术氛围和学术成就最为鼎盛的时期。尽管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和纸张极其困难，这时浙大所出版的学术刊物却比战前还要多。校园学术讨论活动十分活跃，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成为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分甲乙二门，每周各举行一次，对报告的遴选和指导十分严格。生物系的学术讨论会常常会延续到暮色茫茫之时。农学院农化系组织土壤肥料、生物化学和农产品制造等三个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由同学轮流报告，师生共同讨论。其他各系的学术活动也十分频繁。每逢著名科学家的诞辰或忌日，或有意义的纪念日，学校都组织大中型学术报告纪念会。竺可桢常常亲自主持或亲自做首席发言。浙大就曾经组织了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和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术讨论等等。19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一次宣读论文达50余篇。
叶笃正幸运地得以在这段时期就读于浙大。他除了每天刻苦地学习，认真地听课，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以外，还坚持做地面的观测与记录。除此以外，他也积极参加史地学会以及各系、各专业的学术报告会、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定期参与出版《时与空》壁报。
为了发展中国的大气电学，叶笃正的导师涂长望教授把叶笃正介绍给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请他指导其硕士论文的写作。王淦昌先生认为要使大气电学在中国生根，首先要开展观测。于是，他给叶笃正定了一个研究课题“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还帮助叶笃正选择观测地点，建立简易的工作场地。缺乏观测仪器，王先生就从物理系找了个损坏的电位计，指导叶笃正进行修复。王淦昌要求他每天在清晨到上午10时的时间内观测湄潭一米高的大气电位变化，记录各种天气变化对电位的影响。王先生还经常和叶笃正一同观测，进行现场指导。有了第一手的资料，王淦昌又教叶笃正如何查阅文献、分析材料以及写出科学论文。
在王淦昌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叶笃正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课题。在大量观测与调查、查阅文献和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叶笃正发表了《湄潭之大气电位》一文，受到涂长望、王淦昌教授的好评。
名师出高徒，恩师亦难忘。叶笃正在《我的论文启蒙老师王淦昌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的一篇可供发表的论文，也就是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王先生手把手教出来的……我后来的一生中，能在科学上有点成就，王先生对我启蒙式的指导是有功劳的。”
叶笃正在浙大的两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浙大爱国学生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在求是精神的感召下，师生们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民主运动异常活跃，叶笃正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后来，叶笃正回忆说：“几十年过去了，浙大的求是精神，竺校长爱生如子的崇高形象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