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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一生孕育桃李无数，但为人十分低调，尤其是在自己寿辰的“关键时刻”。
1991年，他八十寿辰，为了谢避同学们的祝寿之请，他选择了在生日期间去美国看望女儿。
十年后，他九十寿辰，这次，他没来得及“躲避”，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
祝寿活动中，侯仁之不辞九秩高龄，登台做了长篇学术报告。
据其弟子唐晓峰介绍，祝寿期间，侯仁之的弟子们“自作主张”，汇集了众人的历史地理研究新作，编辑成册，以示学术之薪火相传。
翻开这本绝无哗众之嫌的纪念册，其中说“文集不造声势，力避浮词，以学术为本，谨谢先生教诲指路之恩。”师生同气相求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集的第一页，转录的是侯仁之1945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为当时毕业生同学撰写的劝励之辞：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除了这段对侯仁之半个世纪前“讲话”的转录，和寥寥数语的“前言”说明，就没有其他任何的客套之语，其他皆为侯门弟子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而“坚定的事业，不拔的士节，光荣的献身”，或许正是侯门弟子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2006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举行了第二届师德建设工作会议暨首届“蔡元培奖”颁奖大会，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大会并讲话。
首次颁发的“蔡元培奖”是北京大学的最高教师荣誉，以表彰获奖教师在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侯仁之获得了北大首届“蔡元培奖”。另外九位获奖的名师，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带领中国稀土工业昂首步入世界前列的徐光宪、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奠基人曲绵域、中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的开拓者王夔、率先在国内揭开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奥秘的韩济生、非均衡经济理论和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中国微电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阳元、横跨文史文化学研究的袁行霈，和率先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林毅夫。
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的评价是：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也是会集人才的重要高地，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尹钧科，供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他曾于1965—1968年和1978—1981年两度入北大读研究生，在侯仁之门下攻读历史地理学。第一次因为“四清”和“文革”，未能正常学习。十年之后，才得以圆满完成学业。
据他回忆，1968—1978年，他在山东泗水二中教学时，学校附近有一个泉林村，处处涌泉，水量很大，清澈见底，冬温夏凉，流为泗河。泉旁就是见于《禹贡》记载的陪尾山。据说孔子曾站在这小山上，望着地下涌出的泉水哗哗流去，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清代建有泉林行宫，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驻跸于此。
在学过一年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尹钧科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准备，于1980年春天，以《泉林》为题，试写了一篇约两三千字的短文，请侯老师百忙中给看一看。
过了几天，侯先生叫尹钧科到家里取稿子时，他看到先生用铅笔修改了许多地方，有些字词圈去了，有的地方甚至整句、整段地删去，或者调换了前后次序，而在另一些地方，又工整地增补了些字句。连个别的标点符号也作了更正。
先生笑着对他说：“写文章，无论长短，都要精炼才好。我做了修改的地方，回去仔细看一看。以后可以经常练习写写这样的短文。”
后来，尹钧科将老师改过的稿子重新誊写，试投《大众日报》，不久就登载了。侯老师的指教促使他此后为《北京晚报》写了不少“谈北京”的小文章。
1979年的一天傍晚，尹钧科陪着侯仁之先生从蔚秀园回燕南园。进北大西门后，向南未走多远，先生停下脚步，对他说：“我们站住的地方，过去是一条小河。”
尹钧科感到诧异，这里哪有一点河道的痕迹呢？接着，侯先生指着西边的校墙说：“你看，墙的下面还有一个券门，那就是进水的闸门。水从西而来，流进闸门，然后注入东边的这个小湖，又南、北分流，进入未名湖和后面的鸣鹤园。闸门外过去有一个石桥，名叫漏斗桥。你知道吗？北大校门的门牌号是漏斗桥一号，就是根据这桥命名的。”
就这样，跟着侯先生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一些新鲜的知识。之后，先生又边走边对尹钧科讲了许多。侯仁之说：“平时在脑子里要不断地琢磨文章的题目。当你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些记载与你脑子里的某个题目有关系，就主动地把这些资料收集过来了。如果脑子里不装着许多文章题目，你可能看了很多很重要的记载，觉得没有用，就放过了。日后进行某项研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时，你会想起曾在什么书上看过很有价值的记载，但因时间长了，记忆模糊，再找起来就要费很多工夫，甚至很难找到了。”
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是侯仁之带研究生的成功之道。
1978年暑假间，北大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应邀为安徽芜湖市做城市发展规划。当时，侯仁之新招收的三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还未入学，他就让他们都参加这项工作，负责研究芜湖的城市历史地理，为城市规划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
在查阅了一些地方文献后，有一天，三个学生和侯先生的一位助教一起进行野外考察。他们乘坐一条小船在青弋江中逆水西行，在距芜湖市区一二十里地的一处江边高地上，发现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原来这就是芜湖市的前身鸠兹城。
回来后，他们向侯先生汇报了，老师极为高兴，除鼓励一番外，还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第二天，师生五人又雇了一条船前往古城遗址考察。那年侯仁之已67岁了，但依然兴致勃勃地跑遍了古城遗址，又看地形，又捡瓦片，毫无倦意，并现身说法，强调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回程中，天下起了雨，因都未带雨具，衣服全淋湿了。回到宾馆后，侯仁之乐呵呵地请学生们喝酒，以驱风寒。这次在芜湖的研究成果，是在侯仁之指导下，由几位学生合作撰写的题为《芜湖的聚落起源、城市发展及其规律性的探讨》论文，发表于《安徽师大学报》上。
1979年6月，侯仁之又让三个学生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的编制工作。查资料、绘图稿，各有各的任务，但编辑组内部的学术研讨会、野外考察等，都集体进行。
从这年开始，到1988年图集出版，尹钧科参与了这项重大科研工作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获益之多之大，不仅藉机阅读了大量的古今北京地方文献，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科研的方法和经验，大大提高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为日后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也正是侯仁之让几位学生都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研工作的初衷。
1980年底，《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尚在紧张进行中，撰写毕业论文又迫在眉睫了。对于如何撰写论文，侯仁之在讲课或个别谈话时，都进行悉心指导。
他常常说，搜集资料要“沿流溯源”，尽力追溯最原始的记载；撰写论文要“言必有据”，详注出处；论文的选题和内容“要有新意，不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切记不能抄袭和剽窃别人的成果”。
除了在学业上得到侯仁之的丰厚教泽外，尹钧科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也得到老师的极大关爱。1981年毕业后，他能到新组建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院）工作，就是老师帮助安排的。
侯仁之郑重地嘱咐尹钧科：“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要努力工作，争取把根儿扎下去，将来可以在那里发展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
1984年6月，尹钧科全家从山东搬迁北京，也是侯仁之帮助解决了一家几口两地分居的难题。
在一些文字记载中，侯仁之的为师之道一直被津津乐道。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师范学院的教师于希贤出差来北京，慕名拜会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关于滇池历史地理的论文放在侯仁之家里。
侯仁之读过文章后，约他周日上午再来侯家面谈。于希贤如期而至。侯仁之和于希贤谈起了徐霞客和李贽的联系，谈起了地理学的分科问题，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于希贤临走时，侯先生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愿望到北大来进修？”
于是，于希贤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于希贤回到昆明，妻子来接他时，惊喜地告诉他：“北京的调令来了，调你去北大工作。”后来，由于昆明师范学院不放人，于希贤不得不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到了侯仁之身边。
回忆起此事，于希贤说：“为了学术的发展，侯先生不遗余力地破格调我来，这是对后学多大的提携和鼓励啊。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当时还没被‘解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找到侯先生，说老专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调我来做助手。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侯先生为人大丈夫的气魄，对年轻学子不计亲疏，为人师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邓辉，也曾有类似的经历。
1985年，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大三学生的邓辉，给侯仁之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关于楼兰的小论文。“那篇论文现在看来很幼稚，”邓辉说，“信寄出两周后的一天，一位北大学生来找我，说是受侯先生的委托来送信的。我接过来一看，是侯先生的亲笔信，还有送来侯先生的书《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签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当时是学部委员，非常忙，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书目让我看。”在工作两年后，邓辉也考上了历史地理的硕士研究生。
邓辉说，作为学术带头人，侯仁之爱才如命，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愿意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关爱。对已毕业的学生他也不忘关照。
对此，另一位侯门弟子谢凝高早有认识，他说：“我们1955级的班上有个同学黄发程，是广东人，成绩很好，对历史地理研究很有兴趣。毕业分到内蒙古。1977年，黄发程的爱人生小孩时，侯先生给他家里寄去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小孩子穿的衣服，帽子，袜子，还有香皂等日用品……当时内蒙生活比较艰苦。”
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是侯仁之的学生。2010年11月15日，他在《新京报》撰文回忆“侯仁之先生二三事”。
他深情地回忆道：“回想我本人的求学经历，曾经对我授业解惑的老师不下百位。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侯仁之先生。1955年，我有幸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我挑着竹扁担随着人群走出前门火车站，巍峨的正阳门城楼瞬间震惊了我。开学的第一天，侯仁之先生在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向新同学致欢迎词，并作了题为‘北京’的专题报告。侯先生明白晓畅的语言将我深深吸引，正是这次报告，将‘北京’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
之后，侯仁之又在中国历史地理课上强调，做历史地理学研究，自然要沉下心来，在书斋里研读历史文献，但更要深入实际去考察，去核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补其不足，纠其舛误，并进而提出新见解。
1995年，宣武区政府拟根据侯仁之关于北京肇始之地的学说，在广安门外的北滨河公园修建一座建城纪念碑。
侯仁之在审阅了设计图纸之后，便带领组织方代表去实地考察。当他们抵达白云观西墙外之后，侯仁之告诉大家，这里就是“蓟丘”所在地。将近中午，侯仁之对设计方案一直未置可否。
区宣传部长问朱祖希其中缘由，他说，侯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城的肇始之地蓟城位于广安门内外一带，而蓟丘纪念柱安置在北滨河公园内，自然不合适。
他建议将“丘”字改为“城”字，即改称“蓟城纪念柱”。
侯仁之不仅同意了这一修改，还为柱前的石碑撰写了碑文——《北京建城记》。
文章还提到，2002年，原广安门外金中都太液池遗址大约75亩的土地上，十七八幢二层小别墅非常显眼，由于长期闲置，别墅成了垃圾成山、老鼠乱窜的烂尾楼。当时的京城媒体也多有对这一状况的报道。早在1984年，金中都宫苑遗址已经被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侯仁之也曾为鱼藻池撰写过碑文。
朱祖希将这一情况向侯师反映后，侯师嘱咐他以侯仁之的名义给市委书记刘淇写信反映情况。
侯仁之坚持要将这片遗址建设成为鱼藻池公园。为此，在2004年5月，当时已是93岁高龄的侯仁之，在爱人的陪同下，在轮椅上又一次考察了鱼藻池……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著名的燕园“一塌糊涂”（“一塔湖图”谐音，即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景致之一。
在北大图书馆里，曾留下一段段的佳话。比如毛泽东曾在此工作，比如这里有侯仁之和季羡林等人的图书室。
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自燕京大学的学生时代起，就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6年，在95岁寿辰的庆典上，侯仁之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是燕京大学，其中图书馆更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我在燕大、北大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和图书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期间，图书馆还特辟一间工作室为我提供方便，我真是太感激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侯先生和夫人张玮瑛女士当年正是在燕大图书馆相遇相识的。图书馆见证着他们伉俪携手走过的半个多世纪。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感情，在夫人的大力支持下，侯仁之决定将其藏书捐赠给图书馆，供北大师生学习研究之用。
之前，侯仁之曾经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过一次，共868册，藏于特藏部318室，主要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及相关参考书，读者对象主要有城环系、地理系和历史系的师生。
2006年夏，侯仁之夫妇再次向图书馆捐赠了珍贵的私人藏书（包括地图、期刊和资料等）。赠书共3401册（件），其中图书（包括地图、资料等）共1596册，期刊1805册。
侯仁之捐给北大图书馆的藏书
其中大部分为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专业研究书籍，有着较高的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赠书编目后主要在图书馆318室（特藏阅览室）提供开架阅览服务。
此次赠书基本由四类收藏组成：
1．有侯仁之题签的书或名人题赠给他的书，例如：
由梁思成题赠给侯仁之的著作《建筑史论文集》；侯先生1947年6月18日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所购Elements of Geography, Physical and Cultural（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42）一书的扉页上，写道：“日本军事法庭宣判五周年纪念日——下午离日本陆军监狱夜半返津寓，时馥儿四月也。”
侯仁之在1947年7月5日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购得General Cartography（Mc Graw HillBook Company，1938），在扉页上题道：“今晨得瑛来信于治学为人多所助勉，有‘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位有学有识的人材，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愿我临学成归来继续努力有如大学者之终身孜孜不息，当以国际最高学术标准为标准，勿为目前局促狭窄眼光所范限’等语，衷心感触甚深，购此以志纪念”。
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导师Clifford Darby赠给他的书：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1600;Le Keux's Engravings of Victorian Cambridge.
2．大量的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用书和地图册，其中有中外历史地理学理论著作，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等，还有珍贵的地图册，如：乾隆十五年清京城全图、日本依田雄甫编大清帝国分省精图等。
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藏书后与馆长戴龙基（后排右第一人）等留
3．中外文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建设、自然、园林和考古及其他类的期刊：其中中文刊多达126种，近1600册。例如：《寻根》（2000—2005），都是非常新的；《自然之友》（2000—2006年第1期）；《世界知识》（1981—1997共77册）；《地理学报》（1952—1997共106册）；台湾出版的《大地》（1981—2005共49册）等等。
4．其他人文社科及科学类书籍、会议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如：线装《资治通鉴》、线装《汉书·艺文志·扬州营志》、《中国丛书综录》、《文献通考》等等。
高林宇，北大城环系2001级研究生，北大新闻网学生记者。
谈及侯仁之，高林宇说：“就我自己，对先生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大都是间接的。我未曾有机会亲自聆听过先生的教诲，我不师从于先生，甚至未曾听过先生给学生们的讲课。我在入学时，先生早已退休。然而，我得说，我对先生是有感情的，而且是在逐渐增加。我也相信，对先生的感情不是凭空产生的，也许在种种不经意中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已然影响了我，感染了我，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着我的思想。”
然而，不多的几次接触，让他对侯仁之记忆犹新。
2000年秋天，台湾沈祖海建筑文教基金的学者团来京，在图书馆进行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会，高林宇聆听了侯先生关于“北京都市发展与变迁”的主题讲座。
那一次，侯仁之已89岁高龄，身体在手术后尚未完全恢复，他作了两个半天的报告。其思路之清晰、声音之洪亮、语言之锦绣、报告内容之丰富深刻令人感受深切。
当时，侯仁之的挚友、刚过９０岁生日的季羡林先生也亲自参加并坐在第一排听了他的报告。
在那次会上，所讲内容令高林宇记忆较深的，一是历史上北京城的起源，即蓟丘（旧址在今白云观西侧）和西湖（今西三环当中的莲花池），以及历朝北京城的设计思想；二是北京城规划发展中的三个里程碑：①紫禁城（今故宫博物院所在）——表示封建皇权统治中心的一个雄伟建筑；②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开放，旧日宫廷广场改造成人民的广场；③北四环路北侧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立，使“面南而王”指导思想下一直南伸的中轴线第一次转过头来向北发展，从而平衡了城市的总体设计，并标志着北京开始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侯仁之讲完后，台湾学者以“如沐春风”四字的檀香木横匾相赠，先生乐而受之。
学生上去献花时，侯仁之十分激动，说：“谢谢大家。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努力。”
2001年10月下旬，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研究与探险委员会”的颁奖，即本年度的“委员会主席奖”。当时颁奖仪式选择在临湖轩，除校系领导外多是外国贵宾。
高林宇感叹道：“目衰足疾、几近耄耋之年的老人竟还能以如此流畅清晰的英语与客人们谈笑风生、抚今忆昔。”
无独有偶。2006年时，北大新闻网记者尧华接到一个电话。
“是某某同志吗？”
“不是，有什么事呢？”
“你们编的《信息周刊》上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十分感谢你们。但是文章有些细节不准确，你看我们能否研究一下。”
尧华匆忙找到刊物。
“42页”，对方说。尧华翻到一看，“我的天！侯仁之！”文章的题目是：《一生情寄北京城——访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他不由得一阵惊悸，一阵激动。
《信息周刊》是北大新闻网从网上摘编的有关北大动态的报道的内部参考资料，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有时很难把握和核实，但是既然当事人自己都找来了，纠正当然是责无旁贷。
尧华约了一位记者赶往侯仁之的家。
侯仁之家在燕南园，这个周长约500米的园子，有17幢风格迥异的房子，房前各有一个小院子，围着栅栏，院子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默默显示着主人的情趣。栅栏外的公共地界也有芳草与鲜花夹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被参差错落的槐、松、柏、榆、椿树遮盖，显得幽深而静谧。当年燕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历经风雨，仍保持了原样。但是这静悄悄的地方却响着思想和学术的惊雷，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这里居住过的人物有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燕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洪业，哲学家冯友兰，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冰心，学者型诗人林庚，学者型散文家吴组缃，哲学家冯定，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法学家芮沐，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等。
“踏进燕南园我觉得世界完全变了样，这里的一切仿佛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渗透着思想的尊严和刚毅”，尧华回忆。
燕南园61号。侯仁之一身素布衣服，两鬓白发稀疏，举手投足都有点颤动。
燕南园61号
一落座，省掉无谓的寒暄，侯仁之拿出那本《信息周刊》（上面到处是他批划的笔迹）就开始讲：
“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不是‘地理历史’。
“‘冰心住过最后的一上大坡那个房子’，这句话中‘最后的’没有必要。
“‘他把书包放下来，回去在黑板上写字’，这里用‘回头’才对。这个写字的人是侯仁之的老师洪业。洪业一次上课，只是写了一黑板的历史题目，然后告诉同学：今天不讲课，大家去图书馆找资料把各自选的题目论证一下就可以了。我选的题目是‘历史上最爱藏书的人’，最后我论证是明朝的胡应麟。我得到的批语是‘佳甚！’”
“‘他进来以后说咱俩不能讲话’，不是‘他’是‘我’后进来的。‘他’是后来的著名艺术家孙道临。他们进来的地方是日本人的监狱。我在燕京大学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联手发展进步学生。我看到孙道临一人在监狱心里就有石头落地：这说明被我送到延安的孙道临的哥哥没有被发现。我最后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最早叫望京桥，后来叫虎门桥’，这里不是‘虎门桥’是‘后门桥’。”
侯仁之从监狱出来后开始研究北京历史，奠定了他一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基础。他讲到北京城的来历，讲莲花池，讲金中都，元大都，讲紫禁城。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右前方伸出拐杖。
侯仁之座椅右侧的墙壁上是一幅足有两米高的老北京地图，他用拐杖很熟悉地在地图上比划着。他说：“老北京城讲究面南背北，向南发展，现在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放在北面表明我们思想开放了，我们要走向世界了，这个象征意义在别的国家很难找到！”
尧华后来说：“我明白了为什么，先生还要如此认真地纠正细节，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在细节的后面有着重要的历史真相，有他不可亵渎的丰富的情感。我从来没有过对细节的如此深刻的感受。”
柳哲是北京知名的“旁听生”，在北大游学已有十数年。
据他回忆，侯先生的讲座听得不多，偶尔在会议上也只是见个面，没有聆听教诲的机会，非常遗憾。大约在2000年前后，北大出版社编审梁惠陵女士送样书去侯先生家，他曾有幸一道同去燕南园，得以见到侯先生夫妇，可惜没有深谈，至今引以为憾。
对北大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燕南园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一幢幢灰色的二层小楼随意的散布在杂树生花的绿荫中，偶见清代王府残留的断碑石壁，恍如步入历史之中。
“之后，每每走过燕南园，我都会深情看一眼侯先生的家门，深恐惊扰他老人家，我没有再去登门拜访。偶尔看到侯先生夫妇在门口乘凉，我也只是默默地向老人家表示祝福，不敢前去打扰。”
“侯先生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位置，我也经常翻阅他的著作。我从小喜欢乡土文化和历史地理，侯先生是地学界德高望重的名师，我非常渴望有机会向他请教。”
柳哲回忆，2006年8月13日下午，正好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来到他的家中，帮助鉴定一件五四时期的抗日宣传单，得与《新京报》记者李立强先生，同去燕南园拜访侯仁之先生。
大约１５点40分左右，一行来到燕南园61号。张兴根与侯仁之非常熟悉，他敲门后不久，保姆开了门，“侯先生亲自出来迎接，走路有些不稳，从眼神里我们看得出来他非常欢迎我们，当听说我们要来采访他，他非常吃力地让我们到客厅坐。坐下来后，向侯先生说明来意。侯先生非常遗憾说前段时间摔了一下，身体就不好，脑子就有些不管用了，许多事情想不起来，忙不迭地说对不起，不能谈些什么。我们将抗日宣传单给他鉴定时，他说现在许多东西想不起来。侯先生非常痛苦，我们也非常难过。”
就在柳哲一行刚要离开时，他看到侯仁之的眼里滚落出几滴泪水。
“我心里非常酸楚，他是多么希望与我们能够畅谈啊，谈他的人生和学术，但他毕竟是94岁的老人了，心有余力不足。”
在知识界，高寿的老人并不算多，但侯仁之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有媒体曾把侯仁之列为“十大长寿华人”，在总结个中秘诀时，他们都认为“侯仁之擅长长跑，长年坚持运动，跑得动时跑，跑不动时散步，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天气好的时候，就让护理人员推着他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走一圈。”
侯仁之的学生朱祖希认为，侯老长寿，除了坚持长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胸怀宽广，另一个是徒步旅行。
侯仁之这样教育学生：学术分歧很正常。我们要尊重其他学者，不要对着来。保留自己的看法，去寻找，去发现，坚持治学精神才是最主要的。
侯仁之非常重视徒步旅行，从地理学上讲，这是专业研究的需要。朱祖希回忆，1955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侯仁之给他上的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徒步旅行：带着他们一行二三十人，从北大西门出发，往西，走挂甲屯……边走边介绍北京的历史和北京的变迁。
侯仁之认为，到大自然中去，一方面游览大好河山，增加知识；另一方面身心可以得到愉悦，对增强免疫力很有好处。
侯仁之百岁寿辰庆祝会于2010年12月5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殿举行。
庆祝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地理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承办。
全国政协人口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秦大河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陆大道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周德进局长、北京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中国地理学会张国友秘书长等嘉宾出席了庆祝会。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秘书长兼发展规划部部长杨开忠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陶澍院士、图书馆馆长朱强教授出席庆祝会。出席庆祝会的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子女、学生、老同事以及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部分师生。庆祝会由城市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莫多闻教授主持。
庆祝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局长周德进首先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路甬祥先生的贺信。路甬祥先生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侯仁之先生几十年来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达了对侯仁之先生的崇高敬意和良好祝愿。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侯仁之先生是北大人的骄傲和福气，孔子说大德必得其寿，侯仁之先生是仁者、是君子、是大德。他还鼓励广大北大学子不仅要进一步研究侯老的学术思想，更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
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了他1958年考入北大地质地理系学习期间侯仁之先生对他在学术方面的启蒙教导，由衷地表达了对侯先生的感谢。他说：“侯老对工作、对学生的热情和满脸的笑容，以及对社会和国家热爱的感情始终激励着我终生地奋斗。”
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地理学会副会长唐晓峰教授在发言中热情地称赞侯先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是开启方向的大师。他介绍说：“正是因为有了侯仁之先生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才有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天这样壮观的局面，才能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中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随后，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原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张宏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林光美，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杨太保等嘉宾先后发言。城市与环境学院邓辉副院长宣读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同仁、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河南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以及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周昆叔、黄发程、周一星等专家学者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贺辞。
最后，侯仁之先生之子侯凡兴代表家属向来宾们致以深深的感谢。他回顾了侯先生传奇的一生，并深情地表示，侯仁之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行者，也是一位思者，一位乐者，更是一位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