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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百年，和一个民族的百年，一个国家的百年，息息相关，他的每一步都打满了时代的烙印，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
另一位北大老人钱理群，曾说自己的人生要裁为四截，前２１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间１８年，在边远地区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再２４年，回归大学课堂；退休后，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回归中学和边远地区，放手关注自己的追求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根据时代的行走节奏，划分为若干段。
据张玮瑛介绍，从1936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侯仁之工作生涯的第一个３０年，文革开始后，全部工作戛然而止。
经历这场浩劫后，侯仁之无比珍惜自己生命的第二个３０年。
“他本是勤奋之人，人生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刊物《鲁铎》上，那是他1929年中学时代的习作。自此，除了特殊情况，几乎都有文章作品问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侯仁之一生的写作高峰竟然在７０多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他发表的作品有上百篇。
年逾八十后，他又以“不待扬鞭自奋蹄”铭之座右。
80岁的侯仁之飞身跳越水沟
这种勤奋的精气神，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体现在他生活的每个细节。
侯仁之的习惯，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而起床之前，则把当天必做之事扼要写于特制的小卡片之上，而这些所谓的特制小卡片，无非就是把剪开的厚信封呀，药品包装盒呀——只要背面是浅颜色即可，他的枕头下面总是随时备着这些笔头和纸片。
因此，当中午时分，别人的一天刚开始，他已经“工作八个小时”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远未普及，互联网刚入国门，复印、扫描等技术也远没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种情况下，学者的工作很多时候还处于“手工时代”。
每写完一篇稿件，侯仁之总要缮写誊清一遍，如果有修改，就再抄写一篇。
这样下来，时间往往耽误不少，张玮瑛便“闲不住”了。
一方面，她担负起了“抄写匠”的工作。“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张玮瑛还要在内容上“把关”，帮丈夫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
另一方面，张玮瑛还是“收发室”的管理员。“处理来信，去邮局邮寄稿子，事情安排得满满的，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
在第二个３０年，侯仁之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保持这种旺盛的精力延续到９０岁。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作报告。
这一次，他给北京市领导们抛出了一个新颖的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侯仁之娓娓道来，从北京最初建城为蓟，讲到莲花池的水是蓟城的生命之源，再点出莲花池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长，影响着北京城的成长。
侯仁之连续用了两个加重语气的“殷切希望”，希望能重新“唤醒”莲花池。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后门桥。后门桥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他在叙述北京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它可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的历史见证者”。
然而，后门桥残破凋零的情况，让他觉得悲哀。
后门桥当时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两边的石桥栏已经破损，水面也已经消失了，只有高大的广告牌在招揽着人们的视线。
行人至此，还能设想这里正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初规划设计的起点吗？
“把水引入后门桥，殷切希望能够恢复桥下景观”，又是一个使足力气喊出的“殷切希望”。
作报告之后的两个月，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启动了。
两年后，后门桥的整治修复也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动工了。
如今，莲花池水清幽荡漾，后门桥下碧波涟漪。“我晚年两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侯仁之的笑容清澈如水。
然而，与之同时，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这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
1980年，侯仁之利用出国开会讲学、学术研究的机会，向国外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期间，他从国外同行那里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于1976年正式成立，而中国当时并未加入这个公约。
1985年，侯仁之回国后，立即为此事四处奔波。他草拟了一个建议，希望中国尽早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当时政协会议举行在即，而他又是当时的全国协议委员，所以就准备在政协会议上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这个建议。
当时，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郑孝燮要到日本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行前他们对侯仁之讲，“如果在政协会议上提到涉及到文物保护的问题，你就替我们署上名”，侯仁之同意了。
于是，1985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侯仁之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该提案是在征得郑孝燮、罗哲文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阳含熙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后联名提出的。
在介绍了这个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国际公约之后，侯仁之在这份提案中强调了我国参加该公约的重大意义，指出：由于我国迄今尚未参加该公约，因此不能享受签约国应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有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该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
提案提出后过了几个月，政协的同志告诉侯仁之该提案通过了。
随后，侯仁之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万里长城》一文，表示：“殷切希望我国政府能早日批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送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后获得批准，中国成为了公约的缔约国，从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这对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仅仅是一项伟业的开始。
之后，侯仁之和他的同仁们为宣传民众、推动这项事业健康发展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2001年2月25日，他与著名专家季羡林、宿白、吴良镛、任继愈共同发起了“建立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的倡议，在倡议书中，他们如是写道：
“天地造化，日月精华，孕育了神州的山河大地；广土众民，毓秀钟灵，创造出五千年灿烂的文化。这山川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了锦绣中华。她的集中代表，就是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与文化遗存。这些自然珍萃、文化瑰宝，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自然与文化杰作，我们在惊叹自然造物之神奇，祖先创造力之伟大的同时，对祖国的挚爱会愈加深沉、博大。……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这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也是功在当代，泽及子孙的伟大事业。”
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相对屡屡可见，然而，8年前，沙尘暴往往不期而至。
沙尘暴的消失，其实与侯仁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根据中央的决策，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
自己要不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呢？侯仁之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科学家不是万能的，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往往要专心致志地穷尽毕生精力，才能有所建树。
他在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从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主要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人深入西北炎热、干燥、绝大部分都是荒无人烟的宁夏河东山区、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带，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在茫茫沙海中，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包括不同时代的大小古城废墟和古墓群。
前往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北部鸡鹿塞途中
有的古城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早已废弃，至今却依然屹立在那里，只是已被流沙包围。
例如，公元5世纪初，兴起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国”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创建的国都统万城，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侯仁之曾以动人的传神之笔描绘了考察时目睹的情景：“史书记载说，统万城的建造，曾使赫连勃勃统治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付出了十万人口的劳役，并有数千工役匠人惨遭杀戮。现在这座凝结了十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的巨大建筑的残余部分，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霜，依然屹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中，迎着强烈的日照，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它西北隅的一座高24米的敌楼，在10公里外，越过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远远望见它那雄伟的造型，正好像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形象，写下了历史上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创造，同时，也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和暴虐。”
统万城的发现不始于侯仁之，从清朝后期直到解放前后，都有人去那里考察过，并确认它就是历史记载上的统万城。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侯仁之提出来的：“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他把现场的考察和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指出这个目前已杳无人烟的地方，在统万城建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前后的变迁。除去统万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小古城已被流沙包围或湮没，过去也曾有人面对其中的几个遗址废墟发过感慨，但从来没有人抓住过“环境变迁”这个本质问题。
而侯仁之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我国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着重指出，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这里的沙漠化。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也为改造大西北部分干旱地区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规划，可惜由于“文革”而中断。
直到1978年，侯仁之才得以又一次深入西北沙漠，这时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
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
四合院，相伴北京城共同经历了几百年风霜雨雪却容颜依旧的古老民居建筑。
但是，竟有不少人疑问：保护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侯仁之眼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他认为，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
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
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
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北京历史文化的主要精华，他认为“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2008年奥运前夕，7月4日上午，季羡林先生时隔多年后再次回到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中。
当时，年届97岁高龄的季先生已经在医院度过了5个春秋，他在病榻上仍坚持笔耕不辍，虽然他自己曾解嘲“眼睛和耳朵都不行了，都是装饰品”，但还是在95岁时出版了杂文集《病榻杂记》。
随后，在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郝斌、北京大学原图书馆馆长林被甸、北大副秘书长赵为民以及著名学者汤一介和乐黛云教授的陪同下，季先生在未名湖东岸与侯仁之先生及夫人张玮瑛先生会面了。
北大人常常能够在未名湖畔看到坐着轮椅的侯仁之先生，尽管身体不适，他却从未停止对北大发展的关注。2006年，侯先生和季先生都曾撰文谈北大的环境整治与文物保护问题。
季先生与侯先生的会面被乐黛云称作“北大校史上的一个镜头”。
据北大新闻网的记者描述，此次见面两位老人都十分激动，季先生刚见到侯先生时就说：“今天就想来看你！我们是多年的、几十年的老友。”
侯先生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他一直紧握着季先生的手，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季先生的脸，就那么一直望着。
季先生伸出四个手指，说着“我比他大4个月”，并说“我们也不容易啊！活过九十岁，古今中外不太多的。”
郝斌说：“侯先生也常常念叨：‘您是我老哥哥。’”
侯仁之（左）与季羡林畅谈
两位先生的会面，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关注。正值毕业时期，很多穿着学位服的学生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与两位老先生合影留念。
正如侯仁之的妻子张玮瑛所说：“现在，他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投入地工作了，失却了生活的重心，使他伤感。有幸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