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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紫禁城，乃天子居住之地，寻常百姓难以一睹其尊容，今之紫禁城，早已更名为故宫，买张门票，即可入内参观游览。
北京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24个皇帝的皇宫。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即开始营造紫禁城宫殿，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落成。
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城内宫殿建筑布局沿中轴线向东西两侧展开。
城之南半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殿、武英殿两殿，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称为“前朝”。
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皇极等殿，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称为“后寝”。
此外还有斋宫、毓庆宫，重华宫等。整组宫殿建筑布局谨严，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封建帝制时代，普通的人民群众是不能也不敢靠近一步的。
侯仁之关注的是，在规划设计层面紫禁城是如何成就的。
他认为明初兴建紫禁城，乃是在元宫城的废墟之上又加以改建的。这种改建，和整个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从元到明的递相演变，由于实际的规划设计及其实施过程，史无明文，难以稽考，侯仁之便依据考古勘探和间接资料所完成的平面复原图，加以分析。
他的研究结果是，紫禁城的兴建乃是在元大内故址上又稍向南移，其东西两面城址如故，仅分别缩减其北段、延长其南端，因而全城形制仍是南北纵长的长方形，并且依旧处于全城中轴线最重要的位置上。
其结果之一，就是元代后宫延春阁的故址，已处于紫禁城的北墙之外，因而得以在延春阁的故址上堆筑起万岁山，意在压胜前朝。
他指出在紫禁城最初利用元大内而进行改建时，决定引水入城，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按北京气候特点之一，是每年雨季降水集中，且常有大暴雨在短时期内下降，势如倾盆。如果排水不畅，极易泛滥成灾。紫禁城内大小建筑连檐接栋，大部分地面又皆有砖石铺设，如遇暴雨集中下降，即可由内金水河排出城外。反之，如遇火灾或其他大量用水之处，内金水河又足以保证流水的源源供应。”
同样，在内金水河紫禁城午门内一段，也是利用了元代旧渠道中的一段，上架石桥五道，既便同行，又增加了庭院设计的艺术效果。
和紫禁城一样，天安门广场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从一个宫廷广场变身为人民广场。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心脏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每天清晨的升国旗和每天日落时分的降国旗是最庄严的仪式，成为很多外地游客的必选项目。
同时，天安门广场是无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是中国从衰落到崛起的历史见证。
天安门广场于１９８６年被评为“北京十六景”之一，景观名“天安丽日”。
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与历史上相比，早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明清时期，整个宫廷广场都保持着严格的轴线对称，周围绕以色彩浓厚的红墙，层层封闭，正中央是一条狭长而笔直的石板大道，一直伸向天安门前。大道东西两边，傍红墙内侧，是联檐通脊的千步檐，一间一间地排列下去，显得有些矮小单调。“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筑物的低小与高大，简单与豪华在形象上的对比，亦即利用中心大道的纵长深远和大道尽头一带横街的平阔开展这种空间上的突然变化，来显示帝王之居的尊严华贵以及皇权统治的绝对权威。”
辛亥革命后，封闭的天安门广场除去贯通了东西两城的交通之外，还经历了其他一些变化。
重修过的千步廊被全部废除（1913年），东西外三座门相继拆掉，广场南端的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广场以南正阳门的瓮城也被拆除（1915年），并开辟了东西两侧城墙上的出入口，进一步便利了从外城直达天安门广场的交通。
这一些变化，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位置日益突出。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以上的初步变化之后，就成了北京城广大群众举行政治集会的中心场所。自从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这里点燃了第一把革命的熊熊火焰之后，一直到解放前夕历次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也都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蓬蓬勃勃地展开起来。
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1959年建国10周年，每年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前后共举行了11次。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实行“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到2009年，一共举行过14次国庆阅兵，其中影响较大且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开国大典、建国5周年、10周年、35周年和50周年，60周年的6次大阅兵。
1985年3月，侯仁之在北京科技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明确提出了他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一定要站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上，来看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特别是北京旧城的改造。不然，就丢掉了大方向。
第二，一定要在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旧城的改造中，坚持突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不然，就要陷于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之前，党中央、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同时还做了极为重要的《批复》，在《批复》里讲到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时是这样写的：“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规划和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
这一指示非常明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去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意见就很不一致，比如，“首都的独特风貌”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方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容易让问题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另一方面，则是北京城的具体建设，尤其是旧城改造如何实现“独特风貌”？
因此，侯仁之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今天看来似乎无甚高论，但还原至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振聋发聩。
毛泽东当时有句名言，就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然后发展创造出新时代的新文化。这些观点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与实际如何结合，却是一个大问题。比如，当时关于北京旧城城墙的争论，城墙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该存还是该废？
梁思成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主张保存和改造北京旧城墙加以利用，可是遭到驳斥，这一主张甚至被称作为“立场问题”。后来，城墙还是被拆掉了。
侯仁之清楚地认识到，旧城改造是个决定北京城命运的大事，“这两个原则只是供参考，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必须对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批复》中所提出的原则和精神，有个共同的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共同努力，求其实现”。
2001年11月，就在侯仁之先生行将90岁的时候，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的学术思想：
第一个里程碑，是历史上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代表的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且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享誉全球。
第二个里程碑，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和建设。它被赋予具有历史传统且统领全城中轴的崭新意义，显示出在城市建设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时代特征，在文化传统上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
第三个里程碑，是北京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成功之后，建设的国际奥林匹克中心。它既是全城中轴线的向北延伸，又标志着中国要进一步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侯仁之在对北京城作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入考察、研究之后，作出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他所倾注的全部心血、智慧的结晶。
其实这三个里程碑，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紫禁城作为第一个里程碑，它那巍峨壮丽的宫阙，充分显示了皇权时代帝王至上的思想；
天安门广场作为第二个里程碑，在扩大宫廷广场为城市广场的基础上，又融合古今建筑为一体，从而呈现出继往开来的新气象；
国际奥林匹克中心作为第三个里程碑，处于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顶点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曾说过：“不了解北京城的过去，就无法认识北京城的现在，当然也就不可能预测北京城的未来。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时间之链上。”
北京的这三个里程碑就是在这同一个中轴线上。
北京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为西方学者所瞩目，一般描述以及专题论著，为数众多，侯仁之认为其中有四个问题的探讨，值得关注。
①北京为何选择在今天之位置？
是什么有利的条件决定了当初北京的选址？侯仁之认为，最初把这一问题作为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课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是一位原籍澳洲的地理学家泰勒。泰勒教授1942年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在就职演说中，他曾着重讨论北京城的城址条件问题：“北京是在一个辽阔的冲积平原和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城市的佳例……看来很清楚的是北京城址的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人为因素。在早期，占卜者认为北京的城址是特别吉利的，而政治上的原因则是次要的。”
侯仁之认为，正是泰勒教授才第一次把有关北京城的建址问题提到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上来进行探讨的，尽管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明确提出问题，并认真进行探讨，确实是值得重视的。
②城市中轴线为何是南北走向？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卫德礼对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有着独到之处，他曾有一部著作《四方之极》，其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的设计问题：
“在中国城市中沿着自南向北的主轴线行进的大路，比起任何自西向东的道路都更为重要，沿着这条主轴线的大路，布置了最重要的官方建筑，在都城中，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面向正南，毫无例外……这一主轴线的设计，在北京城里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来，如果沿着这条中心大路行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门、城楼以及城垣的延续。”
这种主要建筑面南的设计，侯仁之认为与所在北温带季风区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这里的冬季处于西北大陆内部气压的控制之下，北风严寒凛冽，日照时间又短，到了夏季，高气压中心转向东南海洋，南风炎热多雨，又是烈日当空。因此，随着季节的变化，为了冬季的避寒采光和夏季的通风避暑，居室设计当以面向正南为上策。
③总体规划的意义所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年，著名的丹麦学者罗斯穆德，在专著中对北京城的总体规划评价道：“……旅游指南提供了关于北京城每一座宫殿和庙坛的详细介绍，但是对下列一事却只字未提，即北京的整个城市，乃是世界一大奇观，它的布局和谐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这是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发现的。”
侯仁之认为“顶峰”一词值得商榷，“更确切的含义，应该是说北京旧城在封建社会时期，作为国都的设计，从它所表现的帝王至上这一主题思想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达到了顶峰。但是，历史的车轮永远是滚滚向前的，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又将有新的顶峰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作为人民首都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上，为了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还有新的顶峰正在等待我们去攀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
④古代规划的现实意义？
“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事大概要算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帝王的居住之地而设计的，意在显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城市深深浸沉在宫廷仪礼和宗教意识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尽管如此，它的规划设计是如此之杰出，仍然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宝库。”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0年，美国的培根教授负责主持美国故都费城的城市规划建设达20年之久，他在名著《城市设计》中如是评价北京旧城的城市设计。
培根教授自称在费城的规划设计中，受到不少北京城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著名景观就是“一塔湖图”（塔指博雅塔，湖指未名湖，图指图书馆）。
未名湖的西南侧湖畔，立有一石碑，上书三个大字“未名湖”，字乃侯仁之所题。
湖本无名，因钱穆教授命名。
1990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原燕京大学未名湖校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１０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刻石于未名湖畔，碑文如下：
原燕京大学未名湖校区
该区主要建筑有校门、科学实验楼、办公楼、外文楼、图书馆、临湖轩、南北阁、男女生宿舍、水塔及附属园林小品等。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手法，结合原有山行水系，注意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与现在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未名湖如何来历？据侯仁之考证，其前身为淑春园，而淑春园前身为自怡园。
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自怡园为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别墅园，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著名画家兼造园叠山艺术家叶洮为之设计并建造的，也是叶氏的园林艺术代表作。后因明珠倒台，自怡园被籍没。后更名为淑春园。
当时，和绅被赐住淑春园，其间，多有建造。
有诗为证：移山缩地疑神力，拓径开泉总化工。树拥危亭俄出没，湖吞画舫忽西东。这种自然场景，从最初的自怡园到重建的淑春园，犹如昙花一现，一去不返。
只有一只残存的画舫，保留至今，这就是今天未名湖上有名的石船。
什刹海景区风光秀丽，被誉为“北方的水乡”，是古都之源、文化之源，是民众休闲、感受历史、享受时尚的胜地。
明末刘侗与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中则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来赞美什刹海的神韵。
据侯仁之考证，什刹海旧称积水潭，原是一南北狭长之天然湖泊。在北京旧城营建中，湖泊南部圈入皇城以内，遂因古刹改名太液池。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元朝曾依托这一片水域在东岸确定了都城建设的中轴线，什刹海始成为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什刹海积淀了上至皇亲国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的深厚的各阶层文化。
什刹海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三海碧波荡漾，岸边垂柳毵毵，远山秀色如黛，风光绮丽，为燕京胜景之一。
但是，什刹海之名因何而来？
什刹海一名的来源，诸说不一。早在明万历年间，德胜门内有寺曰什刹海，著名的《帝京景物略》记载说：“京师梵宇，莫什刹海若者。”
清乾隆《日下旧闻考》有按语曰：“元时以积水潭为西海子，明季相沿亦名海子，亦名积水潭，亦名净业湖。……今则并无西海子之名，其近十刹海者即称什刹海，近净业寺者即称净业湖。”
侯仁之认为，根据这条按语，可以断定现在的什刹海一名，实来自明代的十刹海寺，只是把“十”字谐音写作“什”字而已。“湖滨梵宇林立，旧有佛寺曰十刹海，寓意佛法如海。今寺宇虽毁，而十刹海作为湖泊名城，却已屡有记载。或谐音写作什刹海，而口碑相传又已相沿成习。”
卢沟桥亦作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丰台区永定河上。
卢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如今永定河上本已经没有水了，但因2008年奥运会又重新贮满了水。
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曾对这些雕刻精美、神态活现的石狮子有过极为生动的描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现。”
侯仁之评价说，卢沟桥既是北京城在历史上开始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时才有可能完成的一大建筑，同时它也就给自古以来的太行山东麓北到南大道，留下了一个可贵的标志，它和北京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然而这座已有800年历史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疲惫不堪，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
2000年10月于卢沟桥上，卢沟桥代表了古代北京南行要
1975年，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一部超限大件载重，要一次运过永定河，卢沟桥附近虽有现代公路桥，却远不能承担这一重运，只好考虑从卢沟桥上通过。
为了安全起见，专门做了一个实验，一辆特制的平板大卡车累加重量到429吨，竟然安全通过，只是部分桥身稍有颤动，未有明显破坏，但是却给桥身造成了内伤。
在之后的岁月里，行车过桥日渐频繁，破损也是前所未有，虽有必要的修补，然由于重载车辆有增无减，导致桥梁面临严重危机。
鉴于此，1985年8月15日，侯仁之在《北京日报》刊发了著名的《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他指出“一个新社会的文化建设要比经济建设复杂的多，一般说来，经济建设常常要在破坏或者全然废弃旧的设施和技术上来进行，而文化建设则必须在继承过去一切优良传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一个新社会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某些人的头脑里设想出来的，更不可能是从任何外国模仿搬运来的，它只能是从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
同时，他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了7个项目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卢沟桥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1986年5月，《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侯仁之不无感慨地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周折之后，终于完成了。”
事情上溯到1965年春夏之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听取了有关北京地下古河道分布情况的研究成果汇报后，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像北京这样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城市到郊区，历代变迁十分复杂，只是用文字说明，难以使人看得清楚，能不能用绘制不同时代地图的办法，把前后变迁的情况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随即嘱咐侯仁之与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周永源副局长进行磋商，立即着手组织人力进行这项工作。
其后不久，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相继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图集编纂计划搁浅，一搁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后，1979年6月1日，编纂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
侯仁之认为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必要的野外考察，野外考察是解决文献或传说中关于历史地理疑难问题的重要手段。”
因为，在历史地图的编制中，有一些重要地方的名称虽然见于记载，但其位置难以确定；也有一些明显遗址，又难以确定其历史上的名称……单凭文献资料，难以进行复原，都有赖于实地勘察提供必要的佐证。
所以，侯仁之及其团队，数年之间进行野外考察50余次，行程共计约5000余公里，考察地点涉及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35县区。
在今天的北京，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处处都有侯仁之关于“老北京”的墨宝。
在崇文区崇文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有侯仁之题写的“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和“北京城东南角楼记”碑文；
此外，在宣武区白纸坊桥西青年湖，有侯仁之题写的《金中都城鱼藻池遗址介绍》；
在西城区什刹海前海南岸，有侯仁之题写的《什刹海记》；
在昌平区白浮村白浮泉南岸，有侯仁之题写的《白浮泉遗址整修记》；
在西城区西便门北京明城墙遗址旁，有侯仁之题写的《明北京城城墙遗址维修记》；
在海淀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北角，有侯仁之题写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碑记；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侯仁之题写的“未名湖”。
而这些遗址的纪念性文字，多为侯仁之对北京古城的一片热爱的真情流露，是一种渗入历史肌理的情感。
一个人的百年，和一个民族的百年，一个国家的百年，息息相关，他的每一步都打满了时代的烙印，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
另一位北大老人钱理群，曾说自己的人生要裁为四截，前２１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间１８年，在边远地区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再２４年，回归大学课堂；退休后，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回归中学和边远地区，放手关注自己的追求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根据时代的行走节奏，划分为若干段。
据张玮瑛介绍，从1936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侯仁之工作生涯的第一个３０年，文革开始后，全部工作戛然而止。
经历这场浩劫后，侯仁之无比珍惜自己生命的第二个３０年。
“他本是勤奋之人，人生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刊物《鲁铎》上，那是他1929年中学时代的习作。自此，除了特殊情况，几乎都有文章作品问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侯仁之一生的写作高峰竟然在７０多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他发表的作品有上百篇。
年逾八十后，他又以“不待扬鞭自奋蹄”铭之座右。
80岁的侯仁之飞身跳越水沟
这种勤奋的精气神，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体现在他生活的每个细节。
侯仁之的习惯，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而起床之前，则把当天必做之事扼要写于特制的小卡片之上，而这些所谓的特制小卡片，无非就是把剪开的厚信封呀，药品包装盒呀——只要背面是浅颜色即可，他的枕头下面总是随时备着这些笔头和纸片。
因此，当中午时分，别人的一天刚开始，他已经“工作八个小时”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远未普及，互联网刚入国门，复印、扫描等技术也远没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种情况下，学者的工作很多时候还处于“手工时代”。
每写完一篇稿件，侯仁之总要缮写誊清一遍，如果有修改，就再抄写一篇。
这样下来，时间往往耽误不少，张玮瑛便“闲不住”了。
一方面，她担负起了“抄写匠”的工作。“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张玮瑛还要在内容上“把关”，帮丈夫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
另一方面，张玮瑛还是“收发室”的管理员。“处理来信，去邮局邮寄稿子，事情安排得满满的，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
在第二个３０年，侯仁之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保持这种旺盛的精力延续到９０岁。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作报告。
这一次，他给北京市领导们抛出了一个新颖的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侯仁之娓娓道来，从北京最初建城为蓟，讲到莲花池的水是蓟城的生命之源，再点出莲花池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长，影响着北京城的成长。
侯仁之连续用了两个加重语气的“殷切希望”，希望能重新“唤醒”莲花池。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后门桥。后门桥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他在叙述北京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它可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的历史见证者”。
然而，后门桥残破凋零的情况，让他觉得悲哀。
后门桥当时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两边的石桥栏已经破损，水面也已经消失了，只有高大的广告牌在招揽着人们的视线。
行人至此，还能设想这里正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初规划设计的起点吗？
“把水引入后门桥，殷切希望能够恢复桥下景观”，又是一个使足力气喊出的“殷切希望”。
作报告之后的两个月，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启动了。
两年后，后门桥的整治修复也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动工了。
如今，莲花池水清幽荡漾，后门桥下碧波涟漪。“我晚年两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侯仁之的笑容清澈如水。
然而，与之同时，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这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
1980年，侯仁之利用出国开会讲学、学术研究的机会，向国外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期间，他从国外同行那里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于1976年正式成立，而中国当时并未加入这个公约。
1985年，侯仁之回国后，立即为此事四处奔波。他草拟了一个建议，希望中国尽早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当时政协会议举行在即，而他又是当时的全国协议委员，所以就准备在政协会议上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这个建议。
当时，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郑孝燮要到日本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行前他们对侯仁之讲，“如果在政协会议上提到涉及到文物保护的问题，你就替我们署上名”，侯仁之同意了。
于是，1985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侯仁之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该提案是在征得郑孝燮、罗哲文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阳含熙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后联名提出的。
在介绍了这个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国际公约之后，侯仁之在这份提案中强调了我国参加该公约的重大意义，指出：由于我国迄今尚未参加该公约，因此不能享受签约国应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有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该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
提案提出后过了几个月，政协的同志告诉侯仁之该提案通过了。
随后，侯仁之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万里长城》一文，表示：“殷切希望我国政府能早日批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送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后获得批准，中国成为了公约的缔约国，从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这对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仅仅是一项伟业的开始。
之后，侯仁之和他的同仁们为宣传民众、推动这项事业健康发展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2001年2月25日，他与著名专家季羡林、宿白、吴良镛、任继愈共同发起了“建立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的倡议，在倡议书中，他们如是写道：
“天地造化，日月精华，孕育了神州的山河大地；广土众民，毓秀钟灵，创造出五千年灿烂的文化。这山川与文化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了锦绣中华。她的集中代表，就是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与文化遗存。这些自然珍萃、文化瑰宝，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自然与文化杰作，我们在惊叹自然造物之神奇，祖先创造力之伟大的同时，对祖国的挚爱会愈加深沉、博大。……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这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也是功在当代，泽及子孙的伟大事业。”
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相对屡屡可见，然而，8年前，沙尘暴往往不期而至。
沙尘暴的消失，其实与侯仁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58年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根据中央的决策，号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进军。
自己要不要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呢？侯仁之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科学家不是万能的，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往往要专心致志地穷尽毕生精力，才能有所建树。
他在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从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主要利用暑假带领几位青年人深入西北炎热、干燥、绝大部分都是荒无人烟的宁夏河东山区、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带，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在茫茫沙海中，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包括不同时代的大小古城废墟和古墓群。
前往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北部鸡鹿塞途中
有的古城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早已废弃，至今却依然屹立在那里，只是已被流沙包围。
例如，公元5世纪初，兴起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夏国”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创建的国都统万城，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侯仁之曾以动人的传神之笔描绘了考察时目睹的情景：“史书记载说，统万城的建造，曾使赫连勃勃统治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付出了十万人口的劳役，并有数千工役匠人惨遭杀戮。现在这座凝结了十万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的巨大建筑的残余部分，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霜，依然屹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海中，迎着强烈的日照，发射出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它西北隅的一座高24米的敌楼，在10公里外，越过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远远望见它那雄伟的造型，正好像一座巍峨的纪念碑，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形象，写下了历史上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创造，同时，也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和暴虐。”
统万城的发现不始于侯仁之，从清朝后期直到解放前后，都有人去那里考察过，并确认它就是历史记载上的统万城。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侯仁之提出来的：“统万城初建的时候，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也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滚滚流沙，赫连勃勃为什么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这样一个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这里并不是沙漠，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变成沙漠的？这些流沙又是从哪里来的？”
他把现场的考察和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指出这个目前已杳无人烟的地方，在统万城建立时，附近一带非但没有流沙的踪影，而且还是一片“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这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前后的变迁。除去统万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小古城已被流沙包围或湮没，过去也曾有人面对其中的几个遗址废墟发过感慨，但从来没有人抓住过“环境变迁”这个本质问题。
而侯仁之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我国西北一些沙漠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着重指出，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了这里的沙漠化。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也为改造大西北部分干旱地区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曾拟订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规划，可惜由于“文革”而中断。
直到1978年，侯仁之才得以又一次深入西北沙漠，这时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
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
四合院，相伴北京城共同经历了几百年风霜雨雪却容颜依旧的古老民居建筑。
但是，竟有不少人疑问：保护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侯仁之眼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他认为，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
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
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
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北京历史文化的主要精华，他认为“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
2008年奥运前夕，7月4日上午，季羡林先生时隔多年后再次回到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中。
当时，年届97岁高龄的季先生已经在医院度过了5个春秋，他在病榻上仍坚持笔耕不辍，虽然他自己曾解嘲“眼睛和耳朵都不行了，都是装饰品”，但还是在95岁时出版了杂文集《病榻杂记》。
随后，在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郝斌、北京大学原图书馆馆长林被甸、北大副秘书长赵为民以及著名学者汤一介和乐黛云教授的陪同下，季先生在未名湖东岸与侯仁之先生及夫人张玮瑛先生会面了。
北大人常常能够在未名湖畔看到坐着轮椅的侯仁之先生，尽管身体不适，他却从未停止对北大发展的关注。2006年，侯先生和季先生都曾撰文谈北大的环境整治与文物保护问题。
季先生与侯先生的会面被乐黛云称作“北大校史上的一个镜头”。
据北大新闻网的记者描述，此次见面两位老人都十分激动，季先生刚见到侯先生时就说：“今天就想来看你！我们是多年的、几十年的老友。”
侯先生虽无法用语言表达，但他一直紧握着季先生的手，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季先生的脸，就那么一直望着。
季先生伸出四个手指，说着“我比他大4个月”，并说“我们也不容易啊！活过九十岁，古今中外不太多的。”
郝斌说：“侯先生也常常念叨：‘您是我老哥哥。’”
侯仁之（左）与季羡林畅谈
两位先生的会面，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关注。正值毕业时期，很多穿着学位服的学生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与两位老先生合影留念。
正如侯仁之的妻子张玮瑛所说：“现在，他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投入地工作了，失却了生活的重心，使他伤感。有幸的是，我们仍然还在燕园，从青年到晚年，七十多年来相依相守。仁之每天坐在轮椅上，去看他心爱的未名湖，享受着它那独有的美。”
侯仁之一生孕育桃李无数，但为人十分低调，尤其是在自己寿辰的“关键时刻”。
1991年，他八十寿辰，为了谢避同学们的祝寿之请，他选择了在生日期间去美国看望女儿。
十年后，他九十寿辰，这次，他没来得及“躲避”，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
祝寿活动中，侯仁之不辞九秩高龄，登台做了长篇学术报告。
据其弟子唐晓峰介绍，祝寿期间，侯仁之的弟子们“自作主张”，汇集了众人的历史地理研究新作，编辑成册，以示学术之薪火相传。
翻开这本绝无哗众之嫌的纪念册，其中说“文集不造声势，力避浮词，以学术为本，谨谢先生教诲指路之恩。”师生同气相求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集的第一页，转录的是侯仁之1945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为当时毕业生同学撰写的劝励之辞：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除了这段对侯仁之半个世纪前“讲话”的转录，和寥寥数语的“前言”说明，就没有其他任何的客套之语，其他皆为侯门弟子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而“坚定的事业，不拔的士节，光荣的献身”，或许正是侯门弟子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2006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举行了第二届师德建设工作会议暨首届“蔡元培奖”颁奖大会，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大会并讲话。
首次颁发的“蔡元培奖”是北京大学的最高教师荣誉，以表彰获奖教师在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的侯仁之获得了北大首届“蔡元培奖”。另外九位获奖的名师，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带领中国稀土工业昂首步入世界前列的徐光宪、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奠基人曲绵域、中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的开拓者王夔、率先在国内揭开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奥秘的韩济生、非均衡经济理论和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中国微电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阳元、横跨文史文化学研究的袁行霈，和率先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林毅夫。
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的评价是：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也是会集人才的重要高地，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尹钧科，供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他曾于1965—1968年和1978—1981年两度入北大读研究生，在侯仁之门下攻读历史地理学。第一次因为“四清”和“文革”，未能正常学习。十年之后，才得以圆满完成学业。
据他回忆，1968—1978年，他在山东泗水二中教学时，学校附近有一个泉林村，处处涌泉，水量很大，清澈见底，冬温夏凉，流为泗河。泉旁就是见于《禹贡》记载的陪尾山。据说孔子曾站在这小山上，望着地下涌出的泉水哗哗流去，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清代建有泉林行宫，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多次驻跸于此。
在学过一年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尹钧科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准备，于1980年春天，以《泉林》为题，试写了一篇约两三千字的短文，请侯老师百忙中给看一看。
过了几天，侯先生叫尹钧科到家里取稿子时，他看到先生用铅笔修改了许多地方，有些字词圈去了，有的地方甚至整句、整段地删去，或者调换了前后次序，而在另一些地方，又工整地增补了些字句。连个别的标点符号也作了更正。
先生笑着对他说：“写文章，无论长短，都要精炼才好。我做了修改的地方，回去仔细看一看。以后可以经常练习写写这样的短文。”
后来，尹钧科将老师改过的稿子重新誊写，试投《大众日报》，不久就登载了。侯老师的指教促使他此后为《北京晚报》写了不少“谈北京”的小文章。
1979年的一天傍晚，尹钧科陪着侯仁之先生从蔚秀园回燕南园。进北大西门后，向南未走多远，先生停下脚步，对他说：“我们站住的地方，过去是一条小河。”
尹钧科感到诧异，这里哪有一点河道的痕迹呢？接着，侯先生指着西边的校墙说：“你看，墙的下面还有一个券门，那就是进水的闸门。水从西而来，流进闸门，然后注入东边的这个小湖，又南、北分流，进入未名湖和后面的鸣鹤园。闸门外过去有一个石桥，名叫漏斗桥。你知道吗？北大校门的门牌号是漏斗桥一号，就是根据这桥命名的。”
就这样，跟着侯先生随时随地都能学到一些新鲜的知识。之后，先生又边走边对尹钧科讲了许多。侯仁之说：“平时在脑子里要不断地琢磨文章的题目。当你到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些记载与你脑子里的某个题目有关系，就主动地把这些资料收集过来了。如果脑子里不装着许多文章题目，你可能看了很多很重要的记载，觉得没有用，就放过了。日后进行某项研究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时，你会想起曾在什么书上看过很有价值的记载，但因时间长了，记忆模糊，再找起来就要费很多工夫，甚至很难找到了。”
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是侯仁之带研究生的成功之道。
1978年暑假间，北大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应邀为安徽芜湖市做城市发展规划。当时，侯仁之新招收的三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还未入学，他就让他们都参加这项工作，负责研究芜湖的城市历史地理，为城市规划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
在查阅了一些地方文献后，有一天，三个学生和侯先生的一位助教一起进行野外考察。他们乘坐一条小船在青弋江中逆水西行，在距芜湖市区一二十里地的一处江边高地上，发现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原来这就是芜湖市的前身鸠兹城。
回来后，他们向侯先生汇报了，老师极为高兴，除鼓励一番外，还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第二天，师生五人又雇了一条船前往古城遗址考察。那年侯仁之已67岁了，但依然兴致勃勃地跑遍了古城遗址，又看地形，又捡瓦片，毫无倦意，并现身说法，强调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回程中，天下起了雨，因都未带雨具，衣服全淋湿了。回到宾馆后，侯仁之乐呵呵地请学生们喝酒，以驱风寒。这次在芜湖的研究成果，是在侯仁之指导下，由几位学生合作撰写的题为《芜湖的聚落起源、城市发展及其规律性的探讨》论文，发表于《安徽师大学报》上。
1979年6月，侯仁之又让三个学生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的编制工作。查资料、绘图稿，各有各的任务，但编辑组内部的学术研讨会、野外考察等，都集体进行。
从这年开始，到1988年图集出版，尹钧科参与了这项重大科研工作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获益之多之大，不仅藉机阅读了大量的古今北京地方文献，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北京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科研的方法和经验，大大提高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为日后从事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也正是侯仁之让几位学生都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研工作的初衷。
1980年底，《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尚在紧张进行中，撰写毕业论文又迫在眉睫了。对于如何撰写论文，侯仁之在讲课或个别谈话时，都进行悉心指导。
他常常说，搜集资料要“沿流溯源”，尽力追溯最原始的记载；撰写论文要“言必有据”，详注出处；论文的选题和内容“要有新意，不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切记不能抄袭和剽窃别人的成果”。
除了在学业上得到侯仁之的丰厚教泽外，尹钧科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也得到老师的极大关爱。1981年毕业后，他能到新组建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院）工作，就是老师帮助安排的。
侯仁之郑重地嘱咐尹钧科：“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要努力工作，争取把根儿扎下去，将来可以在那里发展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
1984年6月，尹钧科全家从山东搬迁北京，也是侯仁之帮助解决了一家几口两地分居的难题。
在一些文字记载中，侯仁之的为师之道一直被津津乐道。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师范学院的教师于希贤出差来北京，慕名拜会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关于滇池历史地理的论文放在侯仁之家里。
侯仁之读过文章后，约他周日上午再来侯家面谈。于希贤如期而至。侯仁之和于希贤谈起了徐霞客和李贽的联系，谈起了地理学的分科问题，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于希贤临走时，侯先生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愿望到北大来进修？”
于是，于希贤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于希贤回到昆明，妻子来接他时，惊喜地告诉他：“北京的调令来了，调你去北大工作。”后来，由于昆明师范学院不放人，于希贤不得不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到了侯仁之身边。
回忆起此事，于希贤说：“为了学术的发展，侯先生不遗余力地破格调我来，这是对后学多大的提携和鼓励啊。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当时还没被‘解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找到侯先生，说老专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调我来做助手。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侯先生为人大丈夫的气魄，对年轻学子不计亲疏，为人师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邓辉，也曾有类似的经历。
1985年，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大三学生的邓辉，给侯仁之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自己的一篇关于楼兰的小论文。“那篇论文现在看来很幼稚，”邓辉说，“信寄出两周后的一天，一位北大学生来找我，说是受侯先生的委托来送信的。我接过来一看，是侯先生的亲笔信，还有送来侯先生的书《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签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当时是学部委员，非常忙，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书目让我看。”在工作两年后，邓辉也考上了历史地理的硕士研究生。
邓辉说，作为学术带头人，侯仁之爱才如命，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愿意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关爱。对已毕业的学生他也不忘关照。
对此，另一位侯门弟子谢凝高早有认识，他说：“我们1955级的班上有个同学黄发程，是广东人，成绩很好，对历史地理研究很有兴趣。毕业分到内蒙古。1977年，黄发程的爱人生小孩时，侯先生给他家里寄去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小孩子穿的衣服，帽子，袜子，还有香皂等日用品……当时内蒙生活比较艰苦。”
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是侯仁之的学生。2010年11月15日，他在《新京报》撰文回忆“侯仁之先生二三事”。
他深情地回忆道：“回想我本人的求学经历，曾经对我授业解惑的老师不下百位。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侯仁之先生。1955年，我有幸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我挑着竹扁担随着人群走出前门火车站，巍峨的正阳门城楼瞬间震惊了我。开学的第一天，侯仁之先生在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向新同学致欢迎词，并作了题为‘北京’的专题报告。侯先生明白晓畅的语言将我深深吸引，正是这次报告，将‘北京’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
之后，侯仁之又在中国历史地理课上强调，做历史地理学研究，自然要沉下心来，在书斋里研读历史文献，但更要深入实际去考察，去核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补其不足，纠其舛误，并进而提出新见解。
1995年，宣武区政府拟根据侯仁之关于北京肇始之地的学说，在广安门外的北滨河公园修建一座建城纪念碑。
侯仁之在审阅了设计图纸之后，便带领组织方代表去实地考察。当他们抵达白云观西墙外之后，侯仁之告诉大家，这里就是“蓟丘”所在地。将近中午，侯仁之对设计方案一直未置可否。
区宣传部长问朱祖希其中缘由，他说，侯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城的肇始之地蓟城位于广安门内外一带，而蓟丘纪念柱安置在北滨河公园内，自然不合适。
他建议将“丘”字改为“城”字，即改称“蓟城纪念柱”。
侯仁之不仅同意了这一修改，还为柱前的石碑撰写了碑文——《北京建城记》。
文章还提到，2002年，原广安门外金中都太液池遗址大约75亩的土地上，十七八幢二层小别墅非常显眼，由于长期闲置，别墅成了垃圾成山、老鼠乱窜的烂尾楼。当时的京城媒体也多有对这一状况的报道。早在1984年，金中都宫苑遗址已经被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侯仁之也曾为鱼藻池撰写过碑文。
朱祖希将这一情况向侯师反映后，侯师嘱咐他以侯仁之的名义给市委书记刘淇写信反映情况。
侯仁之坚持要将这片遗址建设成为鱼藻池公园。为此，在2004年5月，当时已是93岁高龄的侯仁之，在爱人的陪同下，在轮椅上又一次考察了鱼藻池……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著名的燕园“一塌糊涂”（“一塔湖图”谐音，即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景致之一。
在北大图书馆里，曾留下一段段的佳话。比如毛泽东曾在此工作，比如这里有侯仁之和季羡林等人的图书室。
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自燕京大学的学生时代起，就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6年，在95岁寿辰的庆典上，侯仁之说：“我一生最难忘的是燕京大学，其中图书馆更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我在燕大、北大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和图书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期间，图书馆还特辟一间工作室为我提供方便，我真是太感激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侯先生和夫人张玮瑛女士当年正是在燕大图书馆相遇相识的。图书馆见证着他们伉俪携手走过的半个多世纪。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感情，在夫人的大力支持下，侯仁之决定将其藏书捐赠给图书馆，供北大师生学习研究之用。
之前，侯仁之曾经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过一次，共868册，藏于特藏部318室，主要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及相关参考书，读者对象主要有城环系、地理系和历史系的师生。
2006年夏，侯仁之夫妇再次向图书馆捐赠了珍贵的私人藏书（包括地图、期刊和资料等）。赠书共3401册（件），其中图书（包括地图、资料等）共1596册，期刊1805册。
侯仁之捐给北大图书馆的藏书
其中大部分为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专业研究书籍，有着较高的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赠书编目后主要在图书馆318室（特藏阅览室）提供开架阅览服务。
此次赠书基本由四类收藏组成：
1．有侯仁之题签的书或名人题赠给他的书，例如：
由梁思成题赠给侯仁之的著作《建筑史论文集》；侯先生1947年6月18日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所购Elements of Geography, Physical and Cultural（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42）一书的扉页上，写道：“日本军事法庭宣判五周年纪念日——下午离日本陆军监狱夜半返津寓，时馥儿四月也。”
侯仁之在1947年7月5日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购得General Cartography（Mc Graw HillBook Company，1938），在扉页上题道：“今晨得瑛来信于治学为人多所助勉，有‘大学府需要第一流有品位有学有识的人材，兼而有之者惟洪师也……愿我临学成归来继续努力有如大学者之终身孜孜不息，当以国际最高学术标准为标准，勿为目前局促狭窄眼光所范限’等语，衷心感触甚深，购此以志纪念”。
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导师Clifford Darby赠给他的书：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1600;Le Keux's Engravings of Victorian Cambridge.
2．大量的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用书和地图册，其中有中外历史地理学理论著作，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等，还有珍贵的地图册，如：乾隆十五年清京城全图、日本依田雄甫编大清帝国分省精图等。
向北大图书馆捐赠藏书后与馆长戴龙基（后排右第一人）等留
3．中外文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建设、自然、园林和考古及其他类的期刊：其中中文刊多达126种，近1600册。例如：《寻根》（2000—2005），都是非常新的；《自然之友》（2000—2006年第1期）；《世界知识》（1981—1997共77册）；《地理学报》（1952—1997共106册）；台湾出版的《大地》（1981—2005共49册）等等。
4．其他人文社科及科学类书籍、会议资料等非正式出版物，如：线装《资治通鉴》、线装《汉书·艺文志·扬州营志》、《中国丛书综录》、《文献通考》等等。
高林宇，北大城环系2001级研究生，北大新闻网学生记者。
谈及侯仁之，高林宇说：“就我自己，对先生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说大都是间接的。我未曾有机会亲自聆听过先生的教诲，我不师从于先生，甚至未曾听过先生给学生们的讲课。我在入学时，先生早已退休。然而，我得说，我对先生是有感情的，而且是在逐渐增加。我也相信，对先生的感情不是凭空产生的，也许在种种不经意中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已然影响了我，感染了我，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着我的思想。”
然而，不多的几次接触，让他对侯仁之记忆犹新。
2000年秋天，台湾沈祖海建筑文教基金的学者团来京，在图书馆进行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会，高林宇聆听了侯先生关于“北京都市发展与变迁”的主题讲座。
那一次，侯仁之已89岁高龄，身体在手术后尚未完全恢复，他作了两个半天的报告。其思路之清晰、声音之洪亮、语言之锦绣、报告内容之丰富深刻令人感受深切。
当时，侯仁之的挚友、刚过９０岁生日的季羡林先生也亲自参加并坐在第一排听了他的报告。
在那次会上，所讲内容令高林宇记忆较深的，一是历史上北京城的起源，即蓟丘（旧址在今白云观西侧）和西湖（今西三环当中的莲花池），以及历朝北京城的设计思想；二是北京城规划发展中的三个里程碑：①紫禁城（今故宫博物院所在）——表示封建皇权统治中心的一个雄伟建筑；②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开放，旧日宫廷广场改造成人民的广场；③北四环路北侧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立，使“面南而王”指导思想下一直南伸的中轴线第一次转过头来向北发展，从而平衡了城市的总体设计，并标志着北京开始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侯仁之讲完后，台湾学者以“如沐春风”四字的檀香木横匾相赠，先生乐而受之。
学生上去献花时，侯仁之十分激动，说：“谢谢大家。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努力。”
2001年10月下旬，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研究与探险委员会”的颁奖，即本年度的“委员会主席奖”。当时颁奖仪式选择在临湖轩，除校系领导外多是外国贵宾。
高林宇感叹道：“目衰足疾、几近耄耋之年的老人竟还能以如此流畅清晰的英语与客人们谈笑风生、抚今忆昔。”
无独有偶。2006年时，北大新闻网记者尧华接到一个电话。
“是某某同志吗？”
“不是，有什么事呢？”
“你们编的《信息周刊》上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十分感谢你们。但是文章有些细节不准确，你看我们能否研究一下。”
尧华匆忙找到刊物。
“42页”，对方说。尧华翻到一看，“我的天！侯仁之！”文章的题目是：《一生情寄北京城——访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他不由得一阵惊悸，一阵激动。
《信息周刊》是北大新闻网从网上摘编的有关北大动态的报道的内部参考资料，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有时很难把握和核实，但是既然当事人自己都找来了，纠正当然是责无旁贷。
尧华约了一位记者赶往侯仁之的家。
侯仁之家在燕南园，这个周长约500米的园子，有17幢风格迥异的房子，房前各有一个小院子，围着栅栏，院子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默默显示着主人的情趣。栅栏外的公共地界也有芳草与鲜花夹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被参差错落的槐、松、柏、榆、椿树遮盖，显得幽深而静谧。当年燕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历经风雨，仍保持了原样。但是这静悄悄的地方却响着思想和学术的惊雷，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这里居住过的人物有北大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燕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洪业，哲学家冯友兰，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冰心，学者型诗人林庚，学者型散文家吴组缃，哲学家冯定，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法学家芮沐，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等。
“踏进燕南园我觉得世界完全变了样，这里的一切仿佛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渗透着思想的尊严和刚毅”，尧华回忆。
燕南园61号。侯仁之一身素布衣服，两鬓白发稀疏，举手投足都有点颤动。
燕南园61号
一落座，省掉无谓的寒暄，侯仁之拿出那本《信息周刊》（上面到处是他批划的笔迹）就开始讲：
“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不是‘地理历史’。
“‘冰心住过最后的一上大坡那个房子’，这句话中‘最后的’没有必要。
“‘他把书包放下来，回去在黑板上写字’，这里用‘回头’才对。这个写字的人是侯仁之的老师洪业。洪业一次上课，只是写了一黑板的历史题目，然后告诉同学：今天不讲课，大家去图书馆找资料把各自选的题目论证一下就可以了。我选的题目是‘历史上最爱藏书的人’，最后我论证是明朝的胡应麟。我得到的批语是‘佳甚！’”
“‘他进来以后说咱俩不能讲话’，不是‘他’是‘我’后进来的。‘他’是后来的著名艺术家孙道临。他们进来的地方是日本人的监狱。我在燕京大学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联手发展进步学生。我看到孙道临一人在监狱心里就有石头落地：这说明被我送到延安的孙道临的哥哥没有被发现。我最后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最早叫望京桥，后来叫虎门桥’，这里不是‘虎门桥’是‘后门桥’。”
侯仁之从监狱出来后开始研究北京历史，奠定了他一生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基础。他讲到北京城的来历，讲莲花池，讲金中都，元大都，讲紫禁城。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右前方伸出拐杖。
侯仁之座椅右侧的墙壁上是一幅足有两米高的老北京地图，他用拐杖很熟悉地在地图上比划着。他说：“老北京城讲究面南背北，向南发展，现在把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放在北面表明我们思想开放了，我们要走向世界了，这个象征意义在别的国家很难找到！”
尧华后来说：“我明白了为什么，先生还要如此认真地纠正细节，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在细节的后面有着重要的历史真相，有他不可亵渎的丰富的情感。我从来没有过对细节的如此深刻的感受。”
柳哲是北京知名的“旁听生”，在北大游学已有十数年。
据他回忆，侯先生的讲座听得不多，偶尔在会议上也只是见个面，没有聆听教诲的机会，非常遗憾。大约在2000年前后，北大出版社编审梁惠陵女士送样书去侯先生家，他曾有幸一道同去燕南园，得以见到侯先生夫妇，可惜没有深谈，至今引以为憾。
对北大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燕南园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一幢幢灰色的二层小楼随意的散布在杂树生花的绿荫中，偶见清代王府残留的断碑石壁，恍如步入历史之中。
“之后，每每走过燕南园，我都会深情看一眼侯先生的家门，深恐惊扰他老人家，我没有再去登门拜访。偶尔看到侯先生夫妇在门口乘凉，我也只是默默地向老人家表示祝福，不敢前去打扰。”
“侯先生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位置，我也经常翻阅他的著作。我从小喜欢乡土文化和历史地理，侯先生是地学界德高望重的名师，我非常渴望有机会向他请教。”
柳哲回忆，2006年8月13日下午，正好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来到他的家中，帮助鉴定一件五四时期的抗日宣传单，得与《新京报》记者李立强先生，同去燕南园拜访侯仁之先生。
大约１５点40分左右，一行来到燕南园61号。张兴根与侯仁之非常熟悉，他敲门后不久，保姆开了门，“侯先生亲自出来迎接，走路有些不稳，从眼神里我们看得出来他非常欢迎我们，当听说我们要来采访他，他非常吃力地让我们到客厅坐。坐下来后，向侯先生说明来意。侯先生非常遗憾说前段时间摔了一下，身体就不好，脑子就有些不管用了，许多事情想不起来，忙不迭地说对不起，不能谈些什么。我们将抗日宣传单给他鉴定时，他说现在许多东西想不起来。侯先生非常痛苦，我们也非常难过。”
就在柳哲一行刚要离开时，他看到侯仁之的眼里滚落出几滴泪水。
“我心里非常酸楚，他是多么希望与我们能够畅谈啊，谈他的人生和学术，但他毕竟是94岁的老人了，心有余力不足。”
在知识界，高寿的老人并不算多，但侯仁之绝对算是其中一个。
有媒体曾把侯仁之列为“十大长寿华人”，在总结个中秘诀时，他们都认为“侯仁之擅长长跑，长年坚持运动，跑得动时跑，跑不动时散步，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天气好的时候，就让护理人员推着他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走一圈。”
侯仁之的学生朱祖希认为，侯老长寿，除了坚持长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胸怀宽广，另一个是徒步旅行。
侯仁之这样教育学生：学术分歧很正常。我们要尊重其他学者，不要对着来。保留自己的看法，去寻找，去发现，坚持治学精神才是最主要的。
侯仁之非常重视徒步旅行，从地理学上讲，这是专业研究的需要。朱祖希回忆，1955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侯仁之给他上的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徒步旅行：带着他们一行二三十人，从北大西门出发，往西，走挂甲屯……边走边介绍北京的历史和北京的变迁。
侯仁之认为，到大自然中去，一方面游览大好河山，增加知识；另一方面身心可以得到愉悦，对增强免疫力很有好处。
侯仁之百岁寿辰庆祝会于2010年12月5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殿举行。
庆祝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地理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承办。
全国政协人口与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秦大河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陆大道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周德进局长、北京市文物局孔繁峙局长、中国地理学会张国友秘书长等嘉宾出席了庆祝会。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秘书长兼发展规划部部长杨开忠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陶澍院士、图书馆馆长朱强教授出席庆祝会。出席庆祝会的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子女、学生、老同事以及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部分师生。庆祝会由城市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莫多闻教授主持。
庆祝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局长周德进首先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路甬祥先生的贺信。路甬祥先生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了侯仁之先生几十年来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达了对侯仁之先生的崇高敬意和良好祝愿。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侯仁之先生是北大人的骄傲和福气，孔子说大德必得其寿，侯仁之先生是仁者、是君子、是大德。他还鼓励广大北大学子不仅要进一步研究侯老的学术思想，更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
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陆大道院士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了他1958年考入北大地质地理系学习期间侯仁之先生对他在学术方面的启蒙教导，由衷地表达了对侯先生的感谢。他说：“侯老对工作、对学生的热情和满脸的笑容，以及对社会和国家热爱的感情始终激励着我终生地奋斗。”
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地理学会副会长唐晓峰教授在发言中热情地称赞侯先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是开启方向的大师。他介绍说：“正是因为有了侯仁之先生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才有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天这样壮观的局面，才能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中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随后，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原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张宏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林光美，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杨太保等嘉宾先后发言。城市与环境学院邓辉副院长宣读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同仁、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河南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以及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周昆叔、黄发程、周一星等专家学者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贺辞。
最后，侯仁之先生之子侯凡兴代表家属向来宾们致以深深的感谢。他回顾了侯先生传奇的一生，并深情地表示，侯仁之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行者，也是一位思者，一位乐者，更是一位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