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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是一门通过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和对古代地理的发掘考证资料来研究、论证历史事实的科学。它发端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之后，形成了以侯仁之为代表的北大历史地理学派。
侯仁之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上，原因何在？
据他介绍，我国现有的重要城市，绝大多数是在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些城市的起源，还可以上溯到奴隶社会时期。这些历史悠久的旧城市，除某种共性之外，还无不具有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充分揭示其规律和特点，既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任务，又是改造旧城市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因此，这样的研究也是城市规划工作所不容忽视的。
研究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首先需要确定这个城市最早的城址，然后才能进一步探讨这个城市之所以在这一城址上发展起来的原因。
因此，北京、芜湖、邯郸、承德、淄博等城市相继进入侯仁之的研究视野，并一一进行历史地理维度的分析。
他认为研究一个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绝对不能忽视对于整个地区的开发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和经济活动、交通状况等历史文化景观的变迁。
所以，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也必须结合整个地区的历史地理进行综合探讨，这样的历史地理研究，不仅对城市规划工作有用，也同样对区域规划工作大有裨益。
1974年春，位于和平路中段路南的邯郸市城建局破旧的平房里，住进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温文儒雅而又文质彬彬，原来这是来自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教授和助教们。来邯的目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进行教改实验”。当时的所谓“教改”，是大学文革“斗批改”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即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经“斗”了的、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批”了的，就要进入“改”的阶段。怎么改？要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改”。一行人的领队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他就是侯仁之。
邯郸早在远古时期的新石器中早期，就成为人类的一处活动中心；春秋时期是黄河北岸的重要工商业城市；战国时期是赵国的国都；汉代也是藩属封国赵国的都城，还是西汉著名的“五大都会”之一；邯郸境内的邺城，曾是我国北朝时期的“六朝故都”；隋唐以后的大名城曾是北宋的陪都和后汉、刘豫政权的都城，是北方地区较长时期的重镇；近代邯郸还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现代的邯郸已经初步具备了晋冀鲁豫接壤区域的中心城市规模。
尽管如此，侯仁之为什么把重新恢复学术研究工作的第一站选到了邯郸？
据时任邯郸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现任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邯郸市名城办主任的申有顺回忆，侯仁之曾向他提及当时的情况。
原来，当年，侯仁之“站”起来不久就赶上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四人帮”为了更有力地向周总理开刀，决定从北大、清华找两个刚刚“站”起来的知名教授参加到其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班子中来，其中被点名的就有侯教授和另一位以研究儒学而著名的老教授，并命令他们立即集中行动，到小靳庄去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开展大批判。
侯仁之着实犯了愁，他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便下决心不与他们为伍。
可怎么摆脱呢？
他突然想起，最近在国家文物局看到的几份关于邯郸发现一座地下城的简报，一方面这个发现令他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许是自己“避祸”的最好方式。
于是立即叫来他的几个学生、助教说，第二天就出发到邯郸搞教改去，并要严格保密。就这样他们不辞而别，急匆匆离开了是非之地。
几天后，江青还曾追问侯先生的下落，好在同事们帮他敷衍了过去。
谈起这段往事，侯仁之不胜感慨：“如果不是邯郸之行，我要么是硬顶而再被打倒；要么是像那位先生一样陷进泥坑，受到历史的唾弃，所以是邯郸救了我，我该感谢邯郸人民！”
在接下来的6个多月中，他们查阅了大量的邯郸文献古籍，仔细考察了一个个古迹遗址，还与城建队伍一起进行了补点勘探，摸清了邯郸城周围山水地理的历史走向和变化沿革。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达数万字的《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一稿，上报了当时的邯郸市委和市革委。
侯教授在这份汇报材料里，还对邯郸城的建城年代、汉代时期的邯郸城、封建社会后期邯郸城的衰落、解放初期的邯郸城和邯郸城的复兴、赵王城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和邯郸城市规划，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至今仍被人们所沿用。
如对位于邯郸西南的赵王城的保护利用问题，侯教授建议：“从邯郸市的远景规划来看，如何对待这座‘赵王城’的遗址，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座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保留得像‘赵王城’这样完整的战国遗址已经很少了……它是研究古代城堡建筑的重要标本。”
“它的城垣、台阶等还应照旧保留。当地的重要遗址（如‘龙台’等）和出土遗物——包括邯郸市内不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以就地整理，展览陈列，作为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一个现场。这样，使古代的遗址、遗物也可以为现实的生活服务。”在周围“建立起较大范围的森林绿地”，“最好开辟为市郊森林公园，既有利于环境保护，也可以作为劳动人民的游憩场所”。
现代的邯郸，在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区域16个地市中，不仅区位居中、交通四达，而且是规模最大的城市。按照国家关于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是国家特大城市之一。
1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邯郸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75年，侯仁之完成了对承德的考察研究，并撰写了调研报告《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
1990年6月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说：“承德地区……这个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已达38．4％……。”
之后，在参加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侯仁之作了专门演讲《从避暑山庄想到木兰围场》。
演讲中，他重申了调研时的发现：
“现在的承德地区原始的森林覆盖率，应该是远远超过38.4％的。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辟木兰围场，总面积l万多平方公里。它的原始景观，从坝下的落叶阔叶林，到坝上的森林草原，地形变化复杂，动植物种类十分丰富。开辟为皇家狩猎区之后，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下设八旗营兵驻防守卫，绝无居民留住其间。每年定期在野生动物繁殖期后，进行木兰秋狝。这就无异于一个大自然保护区。正是在这一狩猎制度最初形成的过程中，避暑山庄兴建起来，并且逐渐形成有清一代鼎盛之时的第二政治中心。”
清朝自乾隆以后，国势渐衰。木兰围场的管理也日渐松弛。
同治初年，围场以内逐渐开垦，及至光绪三十年（190４年）全部放垦。演变至今，竟然出现了沙化的现象。
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并已采取措施进行改造。但是今天看来，以木兰围场的今昔变化为起点，来深入揭示承德整个地区在近300年来自然环境从定性到定量变化的具体过程，作为进一步进行地区改造的参考，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一课题，是地球表层学这个开放的巨大系统中涉及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及其反馈作用的研究。更具体地说，这正是历史地理学所应该承担的研究任务。
这也表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经从木兰围场自然景观今昔变化的研究开始，还将扩大到整个承德地区及其边缘地带。
淄博市位于华北平原东部、山东省中部，是一座独具特色的组群式城市，为齐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西周建立后，姜尚封齐，开创“泱泱大风”的齐国文化。
淄博市临淄区作为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数百年，至西汉前期仍“巨于长安”。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都城长达800年之久。
“淄博”一词最初是“淄川”和“博山”两个地区的合称，后泛指作为城市名称。
淄博市五个区的行政中心，即张店、淄川、博山、周村和辛店五个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集中反映了淄博地区经济开发的过程。
侯仁之曾应邀为淄博市撰写了调研报告《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其间，有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到侯仁之的调研精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侯仁之与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建人刘敦愿书信往来，就淄博历史地理和城市规划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1977年1月27日侯仁之致刘敦愿信中说：“关于淄河洪水有无可能灌入临淄城中的问题，从淄河河床在临淄城郊下塌的情况来看，至少在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也并不排除临淄齐故城门外有人工筑堤的可能，这要看当时筑堤的位置和原因，如果是为了防止这里的农田菜圃被淹，就很有可能在阶地边缘与河漫滩相接的地方筑堤防洪。去年十一月中，在淄博市的工作尚未完全结束。我又赶到西安参加一个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会，会后又到淄博，十二月三十日才赶回北京。现在应市委之命，赶写《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的文字报告，其中有涉及到临淄城的一部分，亟望能早日看到大作，以补我之不足。”
历史上的北京城，曾经有过多次改建，至于现在的北京城，则是13世纪中叶在忽必烈（元世祖）的统治下最初营建的，当时叫做大都。
到了15世纪初，即明朝永乐年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建，从而奠定了今日北京“内城”的基础，而“北京”一名，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又过了１３０多年，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又加筑外城，旧日北京城的规模，终于完成。
因此，要想知道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首先要回到元朝。
经侯仁之查证，最有可能的人，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原名刘侃，秉忠是忽必烈赐给他的名字。
刘秉忠是今河北邢台人，少有才学，《元史》卷一五七本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因此，忽必烈很喜欢他。
当忽必烈还在蒙古草原的时候，刘秉忠已经是他手下的谋臣，他曾奉忽必烈之命选址建造开平城，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
又过了4年，秉忠受命筑中都城，也就是后来说的大都城。
《元史》本传如是写道：（至元）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也就是说，不但大都城是秉忠所筑，就是元朝国号也是他所奏，元朝开国的典章制度也无不由他所创立，甚至忽必烈决定定都于此，都是出自他的建议。
此外，从大都城的布局来看，其“宗庙宫室”的配列，与《周礼·考工记》一篇所载帝都之制完全符合，也就是说，大都城内正中前方为宫城，其后为市场，宫城之左（东）为太庙，右为社稷坛，这正是《考工记》上所谓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原则。
刘秉忠深通儒家经典，大都城的修建可以说是他把《周礼·考工记》上有关帝都建设的理想布局予以具体体现的尝试。
侯仁之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推向新阶段。他以现代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地理原因，揭示出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北京城最初的名称叫作蓟。为什么叫蓟呢？
因为在蓟城的西北角，有一个高丘，叫蓟丘，城就因为蓟丘“蓟”而得名。
古代的城市，像鲁国的曲阜等平原城市，多是以高丘的地理位置建城。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有过“蓟”的记载。
公元938年，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改称南京，也叫燕京。
那么北京城为什么能够在这里成长呢？
因为蓟城的上游有一个湖叫西湖，也就是现在的莲花池，它解决了一个城市的成长所必须解决的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源地。
北京城是靠着一个丘、一个湖才成长起来的，它距今大约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有人会问，北京不是有一条永定河吗，为什么它不在永定河附近建城？
确实，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城市就是在河流渡口上成长的。
比如说英国伦敦的起源，南来北往都要经过伦敦桥，所以它就成长起来了。
而北京为什么没有在永定河的渡口上成长起来，原因就是我国华北地区降水的特点，冬天天寒地冻，降水稀少，夏天又常常暴雨成灾，河水泛滥，渡口常常受到威胁，无法建城。
因此就来到了蓟丘，又利用了莲花池的水。所以，莲花池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没有莲花池就没有最初的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