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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历史地理学开路人的侯仁之，曾发出自己的追问：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为什么要研究它？
原因很简单，因为历史地理学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正在迅速的发育和成长中，并没有说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谨的工作方法。
当时，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仅仅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性学科，国内国外都有此观点，侯仁之对此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他的追问直逼根本，从本源上来探索历史地理学的定位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一段话，给了他启示：
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临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
借此，侯仁之的答案是：
历史时期的地理既然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那么只想了解它的今天，而不过问它的“昨天”和“前天”，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更好地了解它的今天。
如何才能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呢？
这首先就是要把过去时代的地理进行“复原”，一如考古学家把已经破碎了的或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古器物进行“复原”，或者像古生物学家把早已绝迹了的某种动物的遗骸化石进行“复原”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还得把不同时代的已经复原了的地理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点。
如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地理学有什么用？
1950年春，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科目中，有一门叫做“中国沿革地理”。
这引发了侯仁之的思考：与“中国沿革地理”相比，“历史地理学”的不同之处何在？对现实有何作用与影响？
之前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
侯仁之的理解是，这些内容对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来说，也许很重要，但在和地理有关的方面，有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呢？
同样，为了明确历史地理学与“中国沿革地理”的不同所在，侯仁之以北京为例，分析在这两个坐标中，北京的意义何在？或者说北京呈现出何等不同的面貌？
在“中国沿革地理”的视野中，侯仁之认为北京的沿革地理和《顺天府·地理志》的沿革表差不多，首先要讲到北京最初叫做蓟，在东周是燕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改为广阳郡治，汉初复为燕国治，后又改为广阳郡治。三国以后，或为郡治，或为国制，皆以燕为名，一直到隋所属改称幽州，仍为治所，唐初亦然。其后幽州尝改称范阳郡，治所如故。至辽始建陪都于此，曰南京，又称燕京。宋曰燕山。金初复称燕京，及建都，乃乃称中都。元筑新城，命名大都。明初建都南京，此称北平，后改北京，正式迁都后，乃称京师，清朝相因不变。
“除此之外，顶多再讲到历代的城址各有什么改变，最古的北京城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的北京城是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到如今又曾经过什么改变。”侯仁之认为这种思路最大的问题是，了解这些知识对我们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而在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中，侯仁之认为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则必须追问几个问题：
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出现？
这块聚落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又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以致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
它在成为全国的行政中心之后，它的政治首都的机能又如何得到发展？
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却是没有一个能被传统的以行政区划演变为主的“沿革地理”的研究所能回答的。
仍以北京为例，今日之北京，已经和3000年前的原始聚落时期有天壤之别，但3000年前的原始聚落为何会在此植根萌芽？而3000年间，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如何知晓3000年前的情形？
“研究今天的地理，主要考直接观察，但研究3000年前的地理，就无法直接观察，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仅受到地理学的训练，还要受到历史学的训练，他的工作是属于地理范畴，但是他的主要资料却是从历史上得来的。他工作的目标，不外借助地图和文字把3000年前的地理情况重新构造起来，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它原来的面目。”把这种地理上的“复原”工作，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已经独树一帜，侯仁之把这称之为过去时代的地理研究，或简称为“历史地理”的研究。
鉴于“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很容易被混淆，概念混用，甚至让人误以为二者本为一体。侯仁之决定为“历史地理”正名。
正名先从教育开始。他建议大学历史系中所列为选修课的“中国沿革地理”，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史前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差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界动植物的生灭移徙以及地方的开发、港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同时，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开一门“中国历史地理”并非易事，侯仁之开始为此努力准备，开始了一些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探讨，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以前的“沿革地理”的范畴，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例如他关于“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历史时期海河三角洲的成长究竟有多快速度，是海河河口治导中需要参考的重要问题，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因直接有关华北平原生成的探讨，具有学术意义。侯仁之根据可靠文献撰写了《历史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一文，推翻了此前最为流行的错误判断，得出可靠结论：“今日之海河，至晚在三国时代已经见于文字记载，现在天津所在的地方，可以认为大约是两千年前海河开始形成的三角洲，天津以南4米等高线的地方，大约和两千五百年前的海岸线约略相当。至于天津以北，根据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战国时代的海岸线应靠近现在宁河镇、南郊一带。到了九百多年前（北宋初），天津以下海河入海之处，约在今军粮城附近，自此以南的海岸线，也可大致推求。”
再如他关于“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侯仁之的研究中，有一大块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北京原始部落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地理问题，他发表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和部落》、《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前者阐述了该地区地理特点的形成，聚落以及园林的分布规律，后者则是针对北京的水源问题，从都市发展过程中，总结了过去开辟水源的经验及其规律，提出今后“北京湾”周边水源综合开发的重要意义。
十多年的集聚之后，1991年侯仁之在《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提出申请，在北大扩建原有的“历史地理研究室”为“历史地理研究所”。
针对他的建议，1992年5月8日，北京大学决定在城市与资源学系“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便于吸收相关学科科研人员参加工作。
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方法论”，侯仁之对此非常注重。
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凭借历史资料，但仅仅这样远远不够。“就整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来看，可以有一部分人集中力量于文献资料的室内分析，但总的来说，野外考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或缺的。”
他自己的理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但其若干特点以及变化的诸因素，仍然保留到今天。不注意这些，而一意从文献资料中去探讨过去的情况，是很难求其近的。反之，如果详细加以参考，既能比较真实地复原过去，又能揭示当前地理特点的形成与发展。所以，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野外考察仍然十分必要。
当然，历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重要，但涉及的范围和数量究竟有限，单凭这些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企图复原过去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够的。
实际的情况是，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尽管不见于文字记载，但在实地考察中仍然会被发现，并能求得解决。
因此，侯仁之一直强调，历史地理工作者，应该保持一定的时间，走出书房，在实地的考察中，去开阔自己的科学视野，并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技能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实际上，对于侯仁之本人来说，一直是“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两条腿走路，知行合一，言传身教。
在中国历史上，“榆林三迁”的传说，流传甚广。即便是西方文献，也多有记载。
所谓“榆林三迁”，多指内蒙高原上的大沙漠不断南移，已经迫使榆林城三次向南迁移，以逃避流沙的威胁。
具体地说，就是榆林的流沙都是从西北大漠吹过来的，强烈的西北风和北风吹动流沙滚滚而来，直逼榆林城下。
但侯仁之对此持怀疑态度，来到榆林城。他想知道：为什么在榆林城未建立之前，这里不曾有流沙袭击呢？
随后的考察得出的结论，让他大吃一惊，之前的传说竟然是不靠谱的。
明代初期，榆林不过是个小村子，后来明政府在此修建长城，榆林村因靠近长城，临近榆溪河边，沿河谷是一条南北通道，所以逐步发展成一个军事重镇。明政府沿长城设置了“九边总督”，榆林为其中之一。
由村庄演变为城堡后，榆林曾于1472年、1482年两次向北扩建，1492年、1515年两次向南拓展，1567年又加筑了南面的外罗城。
但，《榆林府志》中只有1472年、1492年、1515年三次拓建，叫做“三拓榆城”。
侯仁之怀疑是后世把“三拓榆城”误叫做“榆林三迁”。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尤其是榆林的风沙危害无法解释。这些沙子从何而来呢？是大漠南移的风沙吗？
侯仁之发现，出榆林城北行不远，有一处地方，遍布汉代瓦片，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发现有汉墓，墓门石刻非常精细，刻有农业生产的内容。
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到汉代的遗址所反映的情况看，那一带早就有农业发展，可是现在却到处都是积沙。
据侯仁之对当地民众的走访，发现这属于“就地起沙”，也就是说，原先不是沙漠的地方，由于不合理的开垦，破坏了原先的植被，因而沙漠化就地而起。
当时在长城的驻兵，实行就地屯垦的办法以解决军粮问题。大量开垦之后，又加上到处砍伐薪柴，对当地的林木破坏严重。
后来，长城防务逐渐废弃，屯军逃亡，农田荒废，强烈风蚀之下，就地起沙。所谓“就地起沙”，是当地民众的俗语，是说表层薄土之下，本来掩藏着沙子，来源于早期的湖泊沉积，叫做“暗沙”，地面的林木被砍伐后，经强烈风蚀，表层土遭到破坏，随着“暗沙”被翻上来，成为“明沙”。
后来谈起这个故事，侯仁之感叹说：“富有智慧的农民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事实上，侯仁之在对西北地区多次野外考察后，深深意识到防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史为鉴，他指出由于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吸取历史时期的深刻教训，人为破坏森林、草原的现象十分严重。
通过榆林从一个军事重镇演变为一个控制沙漠的前沿阵地的过程，他提出要在东西之间比万里长城还要长过一倍的地带上，营造防护林体系的计划，正式名称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营造计划，所谓“三北”指的是华北、东北和西北。
当时有人把这一防护林体系叫做“绿色长城”，侯仁之并不认可，他认为可能会引发误会，以为这也是一道像长城一样的林带，其实，这是在各个地段上要因地制宜，作出不同的规划和形式的安排。
关于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是什么，一直是有争议的。
侯仁之在通过对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带等地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研究后，提出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专业，参加沙漠考察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一般说来，历史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的变化，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今日地理的形成和特点。
“其实对于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抛开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过程不论，单从今日的现状来加以考察，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全面的认识。沙漠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除去它的现状之外，还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它的过去可以上溯到地质时代，那是古地理学应该研究的范畴，至于历史地理学，则是研究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沙漠的变化。这一时期沙漠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沙漠现状的形成和特点。”侯仁之提出，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必须勇敢地打破旧传统，坚决地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努力开展野外的考察研究工作。
为此，他分别于1961年和196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沙行小记》和《沙行续记》。
在写榆林城的《塌崖畔》中，他不无惆怅地写道：“当我们满载着猎物（考古文物）缓慢走下这黄沙弥漫的山岗时，山脚下如锦似绣的小河谷里正在西斜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片耀眼夺目的光辉，这时我不由得暗自想道：当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住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举目四望，从山岗到河谷所能看到的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呢？至少这漫山遍野的黄沙是不存在的吧？”
不再重现历史上的“沙深三尺，马不能行”，或许是侯仁之将历史地理与沙漠考察相结合的最大愿望吧。
1979年1月18日，侯仁之参加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会上，他举了一个山西省中部汾河岸上的祁县的故事，引发了不少与会者的思考。
明代中期有个叫做阎绳芳的，在其文章《镇河楼记》中曾写到祁县的沙化过程。
祁县的东、西麓台和上、下帻诸山，在明代正德年间以前，林木茂密，山中泉水缓缓下流，汇为盘陀水，流为昌源河，长波澎湃，从六支、丰泽等村庄流入汾河。
每年六七月间，大雨不时下降，但为林木所蕴蓄，河水总是从固定的河床流下来，从不改道，而且长流水源源不绝，一年到头不见枯竭，沿河村庄都开浚支渠以溉田，祁县随之富饶。
到嘉靖初年，当地居民争相盖新房子，“南山之木，采无虚岁”，甚至有人到山里开采树木，大树小树无一幸免。
结果，到夏季暴雨来袭，水无所碍，横流直下，清晨落在南山的山顶，傍晚就冲到县北的平原上，流无定所，冲毁农田，使祁县农业受到极大冲击，减产七成。
侯仁之以此为例，道出祁县三十年间的巨大变化，有森林时何种情景，森林被毁后又是何等情景，对比之力量，令人唏嘘不止。
因此，在1990年参加完全国政协所组织的甘肃省“三北防护林”视察团归来不久，侯仁之看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助理执行主任在“环境2000年”国际会议上的警告：“如果按照目前砍伐森林的速度继续下去，人类将面临灾难。”深受触动的他联想到祁连山上水源涵养林不断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
当地百姓的流行谚语，是“祁连山上一棵树，山下一眼泉”，“山上一片林，山下数眼泉，砍了山上乔和灌，旱了山下米粮川。”
针对甘肃祁连山水源涵养林计划十年中的收效甚微，侯仁之呼吁：“保护问题，迫在眉睫！”
在撰写论文《靳辅治河始末》的过程中，侯仁之走进了靳辅治河的幕后推手陈潢的世界。
陈潢，生于清初，原籍浙江钱塘。自幼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其中水利问题位列其中，而又以黄河问题为最。
他对黄河的关注，并非局限于书本知识，而是到黄河去实地考察，甚至一直上溯到宁夏。在得到靳辅青睐，入职为其幕僚后，他协助靳辅一起治理黄河，曾创下黄河十年之间安然无恙的奇迹。
他曾对靳辅说：“治河工程，不是自自在在坐在书斋里就可以进行的，必须是起早睡晚，迎风冒雨，忍饥耐寒，亲临工地，亲手操劳，可不是件容易事情。”
陈潢精通前人治黄理论，钻研不少著作，但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他对靳辅说：“如果不是亲自勘察，那么沿河地势的高低是不能知道的，水势的来去也是不能明白的，因此也就很难决定施工的程序。我想还是要亲自跋涉险阻，上下几千里，都要进行勘察，然后才有可能定出施工计划来。”
靳辅反驳说：“黄河和运河的形势书籍上都有记载，也有地图可以参考，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勘察呢？”
陈潢回答说：“古今黄河之为害虽然相同，但具体的措施不同，所以学习前人要学习其精神，如果按照书本的记载去治河，岂不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
靳辅深以为然，二人联手拟出了“筹河十疏”。
后因得罪豪强地主，陈潢被削去官职，郁郁而终。
死后三十年，故乡为其撰写个人小传：“潢喜与名士交，性慨爽，一言投契，挥手千金勿吝，至今受恩者语及潢，每为流涕。”
应该说，陈潢的“经世致用”“实地考察”等思想，对侯仁之影响极大。
他曾撰写《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梳理其治河之功。
郦道元，河北涿县人。
少年时代曾随父宦游山东，并养成“访渎搜渠”的兴趣。
后为前人之《水经》为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书。
更重要的是，郦道元把每一条河流流经过的地方，都尽可能做了详尽的描述，而描述的范围，从地理常识一直到历史事实，内容翔实，文笔绚烂。
王先谦认为郦道元之注《水经》，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
侯仁之认为郦道元的《水经注》，可以看做是北魏以前中国地理的总结。没有郦道元的那种“访渎搜渠”的精神，难以写成《水经注》。
在他看来，郦道元的价值，在于他在叙述中包含了大量的地理资料，有可能促进那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
以北京为例，根据《水经注》所提供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我们就有可能把１７００多年前北京及其近郊的地理情况，进行“复原”，并且描绘到地图上。
在这样一幅图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城的城址和近郊历史的遗址以及原始的河流与湖泊的分布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北京近郊第一次出现的一些较大规模的改变自然情况的措施，例如分水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以及人工渠道的开凿等。
侯仁之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复原的北京地区最早的一张地图，也是我们全面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起点。
因此，他评价说，像《水经注》这样写作谨严、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的地理著作，从其时代来看，不但在我国是十分杰出的，就是在当时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
“既归（指徐霞客从云南归来），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徐霞客生前好友陈函辉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如是写道。
如果要真正认识徐霞客的价值，需要还原当时的地理研究状况。
徐霞客，名弘祖，明朝末叶人，终年55岁，家住今天的江苏省江阴县南旸岐。其知名著作就是《徐霞客游记》——这是一本以优美的散文和日记为体裁的野外考察实录。
侯仁之认为，徐霞客之前，有关中国地理的书籍，多半讲的是疆域沿革、建置风俗，地方物产等，虽也有山川名目，但多半讲的不够具体，至于各种自然地理现象，绝少提及，不少皆以“祥瑞”“灾异”一笔带过。
至于从事地理写作的人，又常常固守书斋，只是把现成的材料加以排比纂辑，即使是这样，做好的也不多见，遑论实地考察。
徐霞客从小就喜欢涉猎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一类书籍，很早就想遍游五岳，迟至22岁开始自己的长途旅行。
之后的30多年间，他几乎常年旅行在外。
最初以登名山访胜迹为主，曾到过北方的泰山、嵩山、华山、恒山、五台山和北京的盘山，曾到过东南一带的黄山、庐山、天台山、雁荡山以及海上的珞珈山，福建的武夷山、九鲤湖，和广东的罗浮山。
51岁之后，直至去世前半年，他又经过浙江、江西、湖南，远走广西、贵州、云南，一直到了与缅甸交界的地方——此次出游，历时最长，路途最远，受苦最多，但其成就也最大，最为重要。
这时他已不是以探险搜奇为胜，而是更多地注意到了对各种地理现象的观察，举凡山脉、河流、岩石、土质、水源、气候以至火山、矿泉等自然地理特征，无一不在考察之列。他甚至还采集到了岩石和稀见的植物标本，作为研究参考。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他在徒步跋涉中进行的，旅途之中，他间或乘船，绝少骑马，有时还要肩负着自己的行李赶路程。他依靠了老农、樵夫、牧童、猎户以及深山采药的人和逃避红尘的僧道，探寻人迹罕至的地方，登危岩，历绝壁，涉洪流，探洞穴，冒狂风暴雨，行丛林绝迹，时而出生入死，常常忍饥挨饿”。
因此，侯仁之说：“由于徐霞客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把他看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同时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徐霞客的一生是“为求知而探险”，那么顾炎武的一生则算是“为气节而探险”。
在顾炎武50岁的时候，曾在昌平的旅途中写诗一首《五十初度时在昌平》：
居然濩落念无成，
隙驷流萍度此生。
远路不须愁日暮，
老年终自望河清。
常随黄鹄翔山影，
惯听青骢别塞声。
举目陵京犹旧国，
可能钟鼎一扬名。
在顾炎武27岁的时候，就开始搜集材料，计划同时写出两部著作，一部专讲地理，就是后世以手抄本流传的《肇域志》；一部是专论地方利弊，如河流水道、农田灌溉、工矿资源、交通运输、户口田赋、兵役徭役等，这就是后来刊刻行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对侯仁之影响最大的，是“他用力之勤，只参考的志书一项，就有一千余部，抄录的稿子积成四十余轶。”
同时，顾炎武提倡“实学”，逐渐树立起“经世致用”的大旗，与当时侈谈性理、崇尚虚浮的学风相对抗。他公然倡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并大声疾呼：“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他仆仆边塞二十余年，多为研究国防地理，以觅复国建国基地，一直不忘光复大汉河山。故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数次出国，五谒孝陵，六谒思陵”，最后定居于陕之华阴。
顾炎武认为“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及“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都是经过实地勘查之后，所获得的具体经验与论断。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其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思想，对侯仁之影响颇大。
据悉，顾炎武曾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及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民生利害者，莫不熟读精研。曾谓“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
所以，他惟恐学不足，辨析名物，必穷究原委，深切不苟。负责任，肯用功。其所以能成一代儒宗，而获“清代经学之开山祖”的赞誉，就是由于力求实学，言行谨严，不附贰臣门下，及不受异族延致的安贫乐道为人师表的精神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