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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就是那几步。
这句话放在侯仁之身上，或许更为贴切。
对他来说，选择燕京大学，并贯穿一生地去研究历史地理学，去研究北京，并非偶然，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在心中埋下了兴趣的种子。
而对这粒种子的培育、施肥和灌溉，则与燕京大学，以及燕大的几位老师密不可分，这些老师在今天看来都是一时学术翘楚，最终让侯仁之也成为了这所大学的老师。
今天谈起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名字，很多人会一脸茫然，因为这些学校已不复存在，他们只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成为永久停留在浩渺岁月中的驿站。
那么，燕京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侯仁之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他和夫人张玮瑛在这里是如何学习、工作和成长的呢？
燕京大学原是一所由美国以中国的赔款在中国创办的教会高等学校。校址在北京海淀。1919年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次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并入。成立初期未分学系，仅设本科和预科。1929年，设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新闻、音乐、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家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系。1934年设研究院，下分文、理、法3个研究所。
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第一任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迁校成都。1946年迁回北平（今北京）。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和其他院校。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园，堪称一大景点。
新建成的燕京大学校园，选址在北京城的西北近郊，是历史上有名的园林区。
校门西向，遥对西山。校门以内，跨过一个波平如镜的池塘上的一座大石桥，就进入了教学中心。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
从教学中心深入校园腹地，岗阜逶迤，林木丛茂。大路起伏，畅通无阻。羊肠曲径，经过其间。出人意外的是穿过这一区岗阜，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微波荡漾的湖泊，水光天色，视野开阔，这就是享有盛誉的未名湖。湖中有小岛，点缀其间，平添无限景色。男生的宿舍大楼，一座又一座，并列在湖泊的北岸。而在湖泊南岸冈阜密林之后的则是传统庭院式的女生宿舍。
1996年，侯仁之在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举行的“燕京大学的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用英文回忆起他１９３２年秋天进入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校园风光。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侯仁之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他才了解到，这里原是两百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叫做淑春园。园中河流湖泊的上游，来自紧相毗连的勺园。而勺园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经是一座以水取胜的名园了。可是到了1921年燕京大学在这里开始建校的时候，这两处历史名园的建筑，都已荡然无存。
燕京大学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座校园的建筑物，一律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在燕京大学研究生宿舍内
大学之大，不仅在绮丽的风景，更在大师之众。据燕京大学研究院的资料，在建校之初，燕京大学就很重视师资力量，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先后采取聘任和兼职的形式网罗了一批名师。他们中间既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硕士，如洪业、冯友兰、萧公权、许地山、吴文藻、冰心、雷洁琼、齐思和等，也有在国内已负盛名的学者，如陈垣、周作人、郭绍虞、钱穆、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邓之诚等。
同时，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下，大量购置珍、善本书籍，到1937年，燕大的中、西、日文藏书已由原来的几万册增加到31万余册。其中，中文书尤以丛书、史地、文集、金石为大宗。有的院系还有自己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校外试验基地。
而“史地”正好包含侯仁之的学习专业。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各大学中，燕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比例一直较低。在稳定发展的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宁可在其他地方节约开支，也基本保持1∶3的师生比，而当时教会大学的平均水平是1∶65。这种比例，对于培养师生感情，促进师生关系，非常关键。侯仁之一生中受几位老师的影响巨大，与这种师生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冰心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写道：“回忆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
当然，就学生学习而言，燕大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强适应能力，要求掌握好最基本、最必需的知识，为今后深入研究或从事各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每个学生有主系和副系，主辅系可以“跨学院”，课程设置分为主修、必修和选修，或是公共必修、专业必修和选修。
燕京大学规定在本科四年中必须修满140—146学分的课程才能毕业，其中共同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一般要占到95—99个学分。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学为了教学实习的需要，编写并出版了《故都胜迹辑略》一书，他在前言里写道：“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间，见虔庆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丘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150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侯仁之借着吉本的经历，间接表达了自己悉心研究北京城的同感。以后若干年内，他开始对北京城起源和演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1932年夏，因仰慕顾颉刚教授的学识，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学奖学金，投师于顾教授门下。“在燕京大学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的大学——我叫他‘圆明园大学’”。
燕京大学被称做“贵族学校”，每逢周末或假期，学生多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侯仁之既没有钱，也没有闲情逸趣去追逐时髦，他有自己的乐趣——到学校邻近的圆明园踏荒。那时圆明园一片荒凉，狐兔出没。
去的次数多了，他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圆明园？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听说燕京大学校园原来也是附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那么校园以西的西苑又是怎么个来历呢？整个校园所在的海淀镇附近一带的江南风光又是怎样开发起来的呢？
于是他开始注意圆明园流水的来龙去脉。圆明园不仅把侯仁之的注意力引向西山，而且还把他的视野引向一个更高的学术探讨的境界。
侯仁之多次利用周末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踏勘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又一直追溯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上游。在那里他看到有一道长墙从玉泉山麓一直伸向西山脚下，爬上墙去一看，原来是引水石槽砌在上面。
由此，他追溯水源直到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和香山碧云寺。以此为起点，侯仁之在实地考察中终于弄清楚了海淀一带园林水道的开发过程。
此后他又把考察范围扩展到北京城的西南郊，踏勘了金朝中都城残存的城墙。
从大量的实地考察中，侯仁之终于认识到北京城址的转移与河流水道变迁的关系。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中国作家，福建省长乐人，原名谢婉莹，晚年被尊称为“文坛祖母”。冰心深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被认为是以爱的哲学特别是对下层人民的爱的思想贯穿写作的作家。巴金就将“爱”列为冰心作品的主题，表示“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在作品风格上，冰心以文字柔和、清丽见长。与家喻户晓的声名相比，冰心脍炙人口的名作并不算多，现今最为人熟悉的是《小桔灯》、《三寄小读者》等被收入不同时期教材的短篇作品。实际上，侯仁之并没有听过冰心的课，也很少有机会亲聆她的教诲。
但在少年时代，侯仁之却在心里认为冰心是给自己心灵以莫大启迪的第一位老师。
侯仁之第一次与冰心结缘，是在初中一年级。当时，他从一位同学手中，偶然看到了冰心的《超人》这本书，借来阅读后，深受触动。
“它好像忽然把我引进到一个心灵中所能感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我广泛涉猎当时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的作品。”在《奋蹄集》一书中，侯仁之如是回忆说。
就这样，从郑振铎等人的文学研究会，一直到郭沫若的创造社、蒋光慈的太阳社等出版物，无论是小说还是诗集散文，只要接触得到，侯仁之无不感兴趣。
有一点令侯仁之没有想到，在后来报考燕京大学时，正是借着此前因《超人》而引发的“新文学阅读之旅”，才得以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并拿到优厚的奖学金，否则他就有可能被关在燕京大学的门外，失之交臂。
侯仁之所在的高中是通县潞河中学，该校可以保送高中三年达到一定成绩的学生参加燕京大学提前招生的特别入学考试，只考国文和英文。
幸运的是，1932年高中毕业时，侯仁之得到了这个机会。
主考国文的女老师就是冰心，她在黑板上写下两篇作文题目，一篇是《雪夜》，要用白话文来写，一篇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要用文言文来写。写下作文题目后，冰心就离场了，由别人监考。
侯仁之当时并不认识冰心，但是之前的知识储备，却让他觉得作文题目得心应手，并且胸有成竹地先交了试卷。
意料之中，侯仁之收到了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一不解之缘，让侯仁之一直对冰心存有谢意。
56年后，也就是1988年夏天，侯仁之担任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
这时，他碰巧又读到了冰心的《我和北京》。于是，他决定把图集奉送给冰心一部。
送书的同时，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表达隐藏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饮水思源”之情。
在信中，侯仁之写到：“您的《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
而在此之前，侯仁之曾在写文章时回忆：
“半个世纪以前，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默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催屋拔木，但是这粒微笑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文译本序）
侯仁之把这本《北京历史地图集》视为“种子”历经数十年长出的“果实”，赠送给冰心。
此时的冰心，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仍然笔耕不辍，写作不息。
洪业（1893—1980），号煨莲，名正继，字鹿岑。1893年10月27日生于福建侯官。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后攻读历史学博士未果。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大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和邓之诚一起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定居美国。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12月22日洪业在美国去世。假如说侯仁之最初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察和研究，还停留在专题探索的阶段，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促使他不得不把这些专题探索系统化。侯仁之满怀深情地说：“给我提供这个机会的是我当时另一位老师洪业（煨莲）教授，在科学的写作方法上我得益于他的教导是很多的。”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硕士学位。
洪业生前曾有“三不主义”，曰“爱国而不从政，笃信基督教义而不作宣传，献身教育而不作校长”。他以此作约束，为的是可以专心治学，并为学生传业解惑以终其一生。
应该说，洪业对侯仁之的影响潜移默化，几乎贯穿侯氏一生。
在侯仁之读大二时，洪业开了一本课，叫做“史学方法”，正是这门课，引导侯仁之走上了治学道路的第一步。
在课堂讲授中，除去一般理论与方法论的系统介绍外，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实习，并且提出如下的严格要求：
第一就是要言必有据，在写作中凡所引证，必须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为此他曾用“沿流溯源”四个字来说明只有出自源头的水，才是清洁可以引用的，愈到下游，污染愈重，愈不可用。以此为例，来说明追溯原始资料的重要意义。
第二就是要悉心搜集材料，务必详尽，力求分析鉴别以找出各种资料的内在联系，然后加以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
第三就是要达到科学论文的要求，必须有新发现，用他的话就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这就是要在知识的海洋里，注入自己点滴的新贡献，最要不得的，是以各种手段抄袭他人研究成果，那就是剽窃，是最可耻的行为。
今天看来，提出这些原则和要求，并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学术自律，尤其是，在反复讲述这些原则和要求后，洪业立即开出一连串似乎是茫无际涯的大题目，依次分给班上每一个同学，每人按照自己分配到的题目，去进行写作实习。
选题分配后，“每隔一周，每个同学都要在班上当众报告自己工作进展的情况，例如自己是从哪些工具书入手而后步步深入的，有没有走冤枉路浪费了时间，发现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进展中有什么特殊的困难或问题等，借以交流经验，互相启发，必要时煨莲师则从旁予以指点。”
这种训练的效果显而易见，侯仁之收益甚大。他当时的论文题目是《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迹考略》，洪业审阅后，加了“佳甚”的批语。侯仁之十分珍爱，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历经劫难，保存至今。
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洪业教授突然打电话，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燕南园54号家中的书房里，侯仁之刚进门一落座，洪业开口一句话就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
侯仁之一头雾水，有些茫然，洪教授接着又说：“你应该到外国去攻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名气不及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去。”
而这番话，决定了侯仁之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侯仁之认为，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原因之一就是教师的教导有方。而教师之中，最有影响的三位，是洪业（煨莲）教授、邓之诚（文如）教授和顾颉刚教授。
在顾颉刚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侯仁之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山高水长何处寻》，追述老师。
侯仁之之所以中学毕业就选择投考燕京大学，及选择历史系，与顾颉刚密不可分。
在大学期间，顾颉刚讲授“中国疆域沿革史”，指导侯仁之参与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让他一方面得到为《禹贡》写稿和译稿的训练，另一方面为顾颉刚所主持的《历史地图底本》做校订工作，为计划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做准备。
就是在“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上，侯仁之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地理的经典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尚书》中的《禹贡》篇。转年春天，顾颉刚联合他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兼教这同一课程的三个班上所有选读的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出版了一个刊物，定名为《禹贡》半月刊，主要就是刊登学生的作业。
后来，组织进一步扩大，成立了“禹贡学会”，吸收了多位北京以外以及外地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和教授为会员，而《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也随之扩展到从历代重要地理著作的研究，一直到现代地理问题的探讨，同时还刊载了若干翻译的文章。
更重要的事情，是1936年夏，侯仁之刚读完大学本科，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所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集体野外考察，并分担一定的组织工作，让他个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
而这次调查，就是在顾颉刚的主持联系下进行的，尽管他本人因临时有事未能亲自参加。
同时，顾颉刚正好受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而因他推荐，侯仁之得以在做研究生的同时，兼任系主任助理，协助顾颉刚处理行政事务，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
就这样，侯仁之在顾颉刚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向历史地理的研究道路。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中国人知道司徒雷登，大多是由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出生于中国、时常以中国人自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成为某种政治较量下的惨败化身。
在历史的吊诡中，真实的司徒雷登也许被遮蔽了。
但就是这个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曾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也曾满怀深情服务于中国。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
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
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1939年8月，侯仁之和张玮瑛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仪式从简，只备便宴。
证婚人正是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二人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和他们的夫人都在座。
从此，侯仁之和张玮瑛二人相濡以沫，从20岁同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
梁思成，男，广东省新会人，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其父梁启超，其子梁从诫，一门三代皆为知名知识分子。
林徽因，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20世纪30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她的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1955年4月1日清晨去世，年仅51岁。当侯仁之还在燕京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就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4期）上读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平郊建筑杂录》。
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写道：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有的是煊赫的“名称”，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偶尔受诗人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步可信的变迁。这段文字，被侯仁之一读再读。尤其是最后几句话，引起了他极大的共鸣。因为当时的侯仁之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物的印证。
为此，他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对于今昔陵谷的变化，水道的迁移，偶有所得，尝不胜快慰，却很少注意到从掠眼而过的那些风雕雨蚀的古建筑中所透露出来的“时间上漫步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林徽因在欧洲参观西方
真正的感悟是在几年后，他大学毕业留校作为顾颉刚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才意识到这句话的个中意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而正是他推荐了侯仁之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
并且，在不久后，他又受梁思成之邀，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市镇计划组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描述，他特别选择了以“北京城的成功是规划和建设”来作为实际案例进行说明，此举获得学生的极大兴趣。
“为了开设这门课，我曾深受梁先生的鼓励。”侯仁之回忆说。
实际上，正是这门课程和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兼任工作，成了侯仁之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