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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波及地质部，正在西北搞“四清”的陈梦熊也于5月回到了北京。“文革”开始后，陈梦熊和他周围的亲人都相继受到了运动的冲击，他们也从此开始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
这个时候，陈家兄弟姐妹10人中，除二姐陈调盐1940年在上海因患肺病去世，最小的弟弟陈梦罴在1952年“三反五反”中被批斗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外，8个健在的兄弟姐妹中，二哥陈梦士和大哥陈梦杰已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去了香港。陈家在大陆的6个兄妹中，只有陈梦熊和三哥陈梦家在北京。
陈梦熊自幼和三哥一起由三姐带大，后来又工作生活都在北京，所以一直来往最多，陈梦熊也最惦念和担心三哥。因为三哥是非常有名气的诗人也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又有些傲气。1957年反右时，因为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该慎重”的话，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有这样一段历史的三哥自然逃不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因此，运动一开始，陈梦家就受到了批判。
随着“文革”破“四旧”的兴起，陈梦熊为了免遭一些麻烦，决定将自己手中保存的地图和一些古书烧掉。这些地图都是陈梦熊自20世纪40年代从担任绘制地图工作时就开始收集的。其中有陈梦熊自己亲手绘制的地图，也有当年美国人和日本人绘制的地图，最有价值的，还是抗战胜利后，陈梦熊在勘察三峡时绘制的地质图。这些地图和古书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们却落得了“灰飞烟灭”的结局。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一边烧地图和古书的陈梦熊又开始为三哥陈梦家担心了。因为三哥家里的“四旧”最多，他喜欢养花，又一向喜欢收藏古董，家里不仅有不少名人字画，还有一色的明清时代家具。特别是在收藏明清家具方面，三哥还经常和京城著名的收藏家王世襄相互切磋，王世襄称陈梦家的明清家具“比博物馆还博物馆”。
陈梦熊觉得这些都会给三哥带来危险，他立刻让大儿子思行去告诉三哥，赶快把院子里养的花全都铲掉，把家中的古画烧掉，但陈梦家却对他的侄儿说“没事”。结果没过几天，灾难就降临到三哥的头上了。
先是造反派强迫陈梦家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对他进行一连几个小时的批判斗争。接着又带领一拨红卫兵冲到钱粮胡同他的家里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抄家，结果，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小院被小将们造反得面目全非，陈梦家与妻子赵萝蕤也被轰到原来当汽车库用的一间小破屋里住。
受尽凌辱和虐待的陈梦家决定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争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在对一个同事说出了一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之后，他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接到三嫂赵萝蕤的电话后，陈梦熊急忙赶到医院，看到三哥仍是昏迷不醒，他决定再去钱粮胡同看望三嫂。在1957年“反右”期间，由于三哥受到多次批判，受到过度刺激的三嫂曾患精神分裂。他担心这次三嫂再度受刺激，才决定去看看。
走进贴满大字报的院子，陈梦熊看见一群红卫兵已占领了整个院子，两个红卫兵正挥着皮鞭抽打跪在地上的三嫂，惊愕的陈梦熊还没反应过来，两个红卫兵的皮鞭已落到了他的身上。
从天而降的鞭打让平生第一次挨打的陈梦熊懵住了，他愤怒却又无可奈何，他不知自己怎样才逃离了红卫兵的皮鞭，只记得快出钱粮胡同口时，迎面看见了妻子沙频之带着大儿子思行往里走，于是他急忙叫他们赶快往回逃。结果妻子和大儿子免遭了一顿皮鞭之苦。
那一次的安眠药没有夺走三哥陈梦家的生命，他很快就因为“文革”遭到批斗而被医院轰了出来。不愿受折磨的陈梦家连续两次服下安眠药，他最后一次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在1966年8月25日。陈梦熊得知后赶到隆福医院时，只看到病床上的三哥已是奄奄一息、不省人事。
几天以后，陈梦熊在地质部也开始受到冲击，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陈梦熊再也无法去看望三哥了。躺在医院里的陈梦家虽然经抢救多活了几天，但还是在一个星期后离开了人世。
三哥陈梦家去世后，精神分裂症又复发的三嫂搬回了娘家。因此也没有人将三哥去世的消息告诉正在遭受批判的陈梦熊。一直到1967年春节，陈梦熊才从来北京串联的妹妹陈智灯和妹夫官知义口中得知，三哥陈梦家已经在1966年9月3日去世了。
三哥去世时只有55岁，只可惜了一身的才华。想当年陈梦家16岁时就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20岁时就因将自己的诗作与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卞之琳等诗作共同选编、集结成《新月诗选》，并为该诗选写了数千字的序言而被后人称为新月派诗人。
在同事的眼中，长发披肩的陈梦家不同凡俗，仙仙然如出尘一般，是个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的出类拔萃的诗人。闻一多更是对他的弟子陈梦家欣赏有加：“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可是三哥还是那么早就走了，他的身后留下了那么多迸发着激情的诗句，留下了那么多为人称道的古文字学著述，还有满堂堪称稀世奇珍的明清家具……想起这些，陈梦熊的心中就充满了痛惜和怀念之情。
三哥陈梦家出事不久，妻子沙频之也遭到了“文革”运动的猛烈冲击。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陈梦熊一家来到北京后不久，沙频之就经历了一段生活的磨难。说起来，也许就是沙频之多舛的命运吧。
由于陈梦熊常年在野外考察，来到北京后的沙频之也就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不仅非常辛苦，也时常感到寂寞无助。而对她刺激最大的则是那几年在她身边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从当时的“肃反”、“镇反”运动一直到“三反五反”，沙频之不仅亲眼看到了身边的“反革命”被抓走，也亲身经历了自己的丈夫陈梦熊被打成“老虎”受到批判斗争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晚上回到家后，只有自己和孩子，心中的苦闷和害怕无法倾诉，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高度紧张，终使承受不住的沙频之得了精神分裂症。
自从妻子患病后，一直为妻子担忧的陈梦熊在工作上也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在跑野外考察时，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家里患病的妻子会出什么事。所幸的是，在安定医院病房住了一个月后，沙频之出院了。只不过出院时，医生建议她以后调动一下工作。
于是，沙频之从地质学院调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赶上了全国机构大调整，她就又调到了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临时安排到科技情报室工作。1965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外迁到河北正定，沙频之也告别陈梦熊和思行、泽行，跟随水文所一起去了正定。想不到一个人离开北京的沙频之从此厄运连连、受尽磨难。
来到河北正定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沙频之的工作和生活就被卷入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的“文革”风暴中。虽然她一直小心翼翼、认真完成造反派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但是没想到还是在为研究所刻蜡版时出了“情况”。
那一天，造反派的头头决定为革命群众印刷革命歌曲，于是把刻蜡版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写得一手好字的沙频之。可能因为紧张，沙频之不小心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万”字刻成了“无”字，结果“万寿无疆”一下成了“无寿无疆”。
其实稍微理智一些的人都会明白，这不过是一不留神的“笔误”。但在当时那个狂热的年代，这就是诋毁领袖的革命立场问题了。沙频之立刻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理由是她公开反对毛主席。一番批斗之后，造反派又冲进沙频之的宿舍进行查抄，想不到还就抄出了反革命“罪证”。
原来沙频之在宿舍曾挂了一张有毛主席画像的日历，后来因为时间久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掉到柜子后面了。结果造反派从柜子后面抄出了落满灰尘的毛主席像。这一下就成了沙频之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在一声声的革命口号中，沙频之就成了“反革命”。
不久，由造反派上报材料，公安部正式宣布沙频之为“现行反革命”。从此厄运就降临到沙频之的头上。除了不断接受批判斗争外，她的反革命“罪行”也越来越多。比如她的父亲沙孟海曾经担任过当年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的秘书，又曾与蒋介石、蒋经国有过许多来往，这笔账当然要算到她的头上。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就是沙频之1942年在重庆考上中央大学后因家里经济困难，不得不休学一年去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的那一段经历。由于沙频之工作的地方是当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属的中国妇女运动委员会下的一个小单位，因此造反派就认为她也一定是参加了国民党。于是一边批斗她，一边逼迫她交代参加国民党的事。虽然遭到批斗，甚至毒打，但是对于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沙频之始终没有承认。而这无非是让她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甚至在批斗会上被打断了胳膊。
后来，沙频之就成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重点斗争的“反革命”，她被审查隔离，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与同事和家人有任何来往，还被造反派强行安排在单位的养猪场监督劳动……
对妻子的这一段经历，陈梦熊院士也曾有过回忆：“那时频之被当做重点斗争的隔离对象，她患有高血压，造反派还是勒令她在水文所的养猪场监督劳动。那时频之和我们已经分开了一两年，她一个人负责养几十头猪！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她一直被关押在河北省，一个人生活。”
5年的时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沙频之不仅没有自由，连家人也不许探望。大概是觉得他们的二儿子年龄小的原因，当年只有11岁的泽行被“恩准”得到了看望母亲的机会。提起母亲在“文革”中的遭遇，陈泽行回忆说：“我第一次去河北正定看望母亲，是在和父亲去东北“五七”干校之前，那时我只有11岁。在我去看母亲之前，哥哥思行也曾去过一次，可是当他好不容易赶到正定水文所大门口时，却被造反派的头头拒之门外……
父亲那天一早就送我到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开往正定的慢车。到达正定的时候，已是5个小时后的中午了。我不认识路，边走边打听，走了许多冤枉路，到了水文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可能是觉得我太小了，母亲见到我时，什么都没对我说，我只记得她总是一个人去干活，从来没有什么人理她……
后来我回到北京上初中时，也可以获准每年去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快50岁了，还患了高血压。只记得每天早上天没亮我还没起床时，母亲就起来开始劳动了。她一个人喂养一个猪场十几个猪圈的五六十头猪。每天都到食堂拉泔水，用一台钢磨粉碎秸糠，再混到一起做成饲料喂猪。
平日里母亲就是一个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人，因此虽然身处那样的环境，即使是喂猪，母亲也是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为了把猪养得胖胖的，母亲带着患有高血压的身体和被打骨折的胳膊，认真研究先进的发酵饲料方法。为了做实验改进猪饲料，她自己联系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的下脚料稃质水做发酵饲料。每周去一次，她一个人赶着牛车，走上三四个小时，到石家庄华北制药厂排队拉回稃质水。晚上回到养猪场，就马上将稃质水倒在早已粉碎完并按比例混合好的秸糠上，然后搅拌均匀堆成大堆进行发酵，再把所有的猪喂上一遍，这些都做完了，母亲才能顾上自己吃饭。可是这时食堂早就没有饭了，母亲就只能吃些剩的凉饭凉菜才去休息。想起来，母亲真是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认真努力的……”
妻子沙频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北京城里陈梦熊的家也开始遭殃了。水文所的造反派们一连几次从河北正定跑到北京来抄家。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1968年的夏天，那一天的上午，突然间家中就闯进来五六个横眉立目的带着红袖章的人。陈梦熊一看，都是正定水文所和妻子沙频之一个单位的同事，这些人过去也都曾和自己共事，所以也都是熟面孔。可是此时这些昔日的同事全都翻了脸，他们进了屋门二话不说，就开始翻箱倒柜一通折腾。
好在陈梦熊在运动一开始就把家中的好多地图和古书都烧掉了，所以造反派们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出什么反革命的“罪证”。大概是为了表示他们的造反权威，造反派临走时把屋内本没有丝毫反革命意味的柜子全都贴上了封条，又拿走了不少相片。
虽然没有抄走什么东西，但造反派来势汹汹的“革命”阵势却让陈梦熊从南京来的两个外甥女赶了个正着，直把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可是陈梦熊又能说什么呢？
家被抄了，妻子有家不能回，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糟糕的是抄家的造反派们把他们家盛放日常生活用品的柜子都给贴上封条了。小儿子泽行放学回家后想从柜子里拿吃的，伸手就要撕掉柜子上的封条，吓得陈梦熊连声说：“千万别动！”
好在放食品的柜子上一个玻璃门原来被打碎了，于是陈梦熊和泽行就从那块破玻璃的窟窿处小心翼翼地拿出油、盐、酱油、醋等，总算是解决了他们做饭的问题。
后来正定水文所的造反派又来过几次抄家，只不过陈家能够让他们抄的东西实在是不多了。对于这些，陈梦熊一直比较看得开，他觉得比起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家中抄走大批财产的街坊邻居来说，自己应该算是幸运的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社会形势也由最初的红卫兵造反抄家，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转入各单位成立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一时间，什么“造反兵团”、“战斗队”遍及全国各地。地质部系统的各单位自然也是什么“红心战斗队”、“地质东方红”等名称各异的组织数不胜数。
和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战斗组织不同的是，陈梦熊始终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战斗队”之类的组织，最初是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参加这些战斗队，虽然他也感到不参加战斗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他还是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组织。这样过了一阵以后，陈梦熊沦为被审查的对象，就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战斗队了。
这时已到了1968年年底，随着中学生上山下乡的兴起，社会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在全国各地开始创办的一百多所“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在那个年代可谓新生事物，其最早始于黑龙江柳河。原来，红卫兵小将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可是留在城市的那些下台的“走资派及其喽啰们”还留在城里只是“早请示晚汇报”和干些清理打扫的闲活，似乎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农村办一个农场，还保留他们的工资，但是要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经过考察，黑龙江省革委会决定将庆安县柳河作为试点，并在1968年5月7日那一天，也是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因此，在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两周年之时，省革委会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农场，同时将此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几个月后的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新经验”的文章，从此掀起了全国各地创办“五七”干校的高潮。
地质部也在这个时期分别在黑龙江省和江西省成立了桃山“五七”干校和峡江“五七”干校。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大家一起等待分配去“五七”干校了。到底什么时间去，是去东北还是江西，大家纷纷翻查当年由中国地质学界元老之一的翁文灏编辑的中国分省地图。他们查江西省的峡江，找黑龙江省的桃山，或者坐在一起说一说想去哪里。只不过，查归查，说归说，到底去哪处的“五七”干校，只能等通知，个人是没有权力选择地点的。
1969年3月，53岁的陈梦熊毫无选择地接到了下放到黑龙江桃山“五七”干校的通知。
这个时候的陈梦熊不单受到单位审查，家庭也正处于“分离”的悲凉中。妻子沙频之在河北正定挨批斗、被隔离，音信皆无。大儿子陈思行去了黑龙江插队。留在身边的就只有12岁的小儿子泽行了。
1969年，陈梦熊与长子陈思行、次子陈泽
泽行还很小，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北京，别无选择的陈梦熊决定带着小儿子一同奔往黑龙江。于是父子两人开始收拾东西，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在当时那样混乱、人人都不知未来如何的局面下，以为会在农村呆一辈子的陈梦熊根本没想过还能回到北京，所以差不多把家中的家具全都卖了。好在家里东西已不多，只有一个四层玻璃门的书柜，父子俩就开始整理书柜里的书，再去卖掉。
对于这次父子俩临行前的准备，陈梦熊院士的二儿子陈泽行曾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当时在阜成门外北礼士路东侧的马尾沟有个水文局的材料厂，部里从那儿定做了很多白茬大木箱，分配给每个人搬家用。两块钱一个，父亲买了一个，把我们要带的东西都装进了箱子里。因为东北特别冷，还需要准备大头鞋防寒。当时一双大头鞋要三十元，父亲只给我买了一双，他自己则只买了一双便宜的黑色半高腰的棉球鞋，东北人都叫乌拉鞋。记得当时北京还不好买，最后还是地质部统一从东北订购来的。那时母亲已经在河北正定的水文所挨斗，胳膊在批斗时也被打断，而哥哥已经在半年前去了黑龙江虎林林业局。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也不知这一去是否还能回来，父亲带着我将家里的大个家具处理掉，把书柜里的书挑来挑去，选出一些以前订阅的杂志，有《科学画报》、《旅行家》、《地理知识》、《新观察》等，还有一些地质刊物。我们用报纸包好，捆成可以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大包，一人各骑着一辆自行车，运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卖掉。那时的西单商场还是平房，北侧是百货商场，中间是书店……我们回到家后，把家里原来存留的来往信件统统烧掉，但是把‘文革’中收集的报纸、书刊全都留了下来。”
3月26日，地质部第一批分配到黑龙江桃山农场的一百多人从北京出发了。临行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宣誓告别仪式，但当时还属于被隔离分子的陈梦熊却没有资格得到这一“政治待遇”。
那一天，没能去天安门的陈梦熊带着小儿子泽行直接从家里到了北京站。下午5点多，地质部一百多人的“五七”大军乘上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第17次特快列车驶出了北京。陈梦熊分到了一张卧铺和一张硬座车票。想着泽行年龄还小，他就让泽行先去睡卧铺，等到后半夜父子俩人再互相换一下。可是没想到半夜里车厢通道的门被锁上了，结果陈梦熊在硬座席上靠了一宿。一直到早上，陈梦熊才在卧铺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列车到了哈尔滨，在当地休息了一宿后，一行人早上5点多又从三棵树火车站乘上站站都停的慢车，拐了几个弯后就一直向东北方向开去了。就这样站站停停、晃晃荡荡，列车开过了松花江、太阳岛……向着黑龙江偏僻的桃山小镇火车站驶去。
下午2点多钟，桃山镇到了。地质部一百多人的“五七”大军立刻挤满了小小的桃山火车站站台。接下来就是等着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分批把他们送到桃山农场，那里才是他们的终点站——黑龙江桃山“五七”干校。
陈梦熊和泽行坐着的大卡车终于顶着凛冽的寒风驶出了小小的桃山镇，在一片冰天雪地的白色世界里，大卡车从大路拐向小路，穿过两个村庄，小兴安岭就到了眼前。道路的两旁仍是一片皑皑的白雪，只见一个挨着一个凸起的雪包零散地铺满大地，为一片雪白的土地增添了许多不平坦。
卡车上的“五七”战士们都在猜测那雪包到底是什么，泽行也不由好奇地向爸爸问起来。陈梦熊告诉他说：“那个叫塔头，是一团草根长成的，到了夏天，上面的雪融化了，它的下面就形成了沼泽地，这是黑龙江特有的植物现象。”陈梦熊曾经在十几年前来到齐齐哈尔昂昂溪负责组建水文队，因此他也就成了这一卡车“五七”战士对“塔头”的唯一“揭秘者”。
大卡车又向前开了一段后，绕过一棵独立的非常显眼的大树，向右拐一直上坡，终于开进了有几排平房的地质部桃山“五七”干校。
桃山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西坡南麓，三面环山，处于一个风口地带，常年的大风刮个不停。虽然四季变化明显，但由于雨量充足、气候适宜，所以桃山一带自然生态良好，森林茂密，野生动物种类也很多。
1970年，陈梦熊在黑龙江桃山“五七”干校。
桃山“五七”干校地址原来是黑龙江地质局的基建队，因此原来院内队部就有两排平房，还有四排平房可以做职工临时宿舍。于是“五七”战士们就按男女分开、集体住宿的安排分别住进了这几排平房中。12岁的泽行是干校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就和比他大好几岁的几个男孩子住在一个宿舍。
此外院内还有一个兼做礼堂的食堂，几座零星的小工房，一台大带锯，一片小贮木场兼锯木板的场地。食堂边有一个小豆浆房，配备一台小钢磨，可以做豆浆和豆腐。院内还有一间洪炉，可以打制一些马蹄铁、锄头及爬犁上用的铁件等自用的铁器。洪炉旁边是一间开水房，有一台立式小锅炉专门烧开水。
这些院内原有的设施虽然为一百多口人的基本生活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由于原来的宿舍没住过人，所以也没有建过厕所。于是为一百多人的“五七”大军建厕所，就成了陈梦熊到桃山以后从事的第一个体力劳动。
陈梦熊和大家一起从锯木厂拉来锯下来的零头板皮和木板，在平房后的斜坡上搭起了一个上面用木板围起来，没有房顶，下面悬空2米多的两层楼形式的厕所。可是这样的厕所用了没过一个星期，粪便就堆到顶了。于是陈梦熊又和大家一起用18磅的大锤把冻起来的粪便砸开，再用小推车运走……
接下来的劳动就是挖战壕了，这也是来到桃山后，陈梦熊开始的正式劳动。当时正是珍宝岛事件后不久，因此对于身居“反修”最前线的地质部桃山“五七”干校的战士们来说，在时刻准备打仗的前提下，挖战壕自然就成了首要和重要的任务。
3月底的北疆还非常寒冷，地面也没有开冻，但是“五七”战士们还是在宿舍后面坡上的灌木丛中抡起了镐头。一镐下去，虎口震得生疼，地面却只落个白点。终于挖出一个坑后，陈梦熊想出了办法，先从坑的下面把不冻的土掏空，再用大锤从地面把冻土砸开。这样挖的速度加快了，劳动强度也减轻了。一个多星期后，一条百多米长的战壕挖出来了。
随着冬雪的逐渐融化，“五七”战士们的劳作又要开始了，他们要为一百多口人解决吃粮食的问题，这就是开荒种地。要想开荒种地，第一件事就是把荒地上的杂草除干净。在那个年代，这种大面积除草的方法就是割掉后再放火烧，也叫烧荒。为了防止大火蔓延到森林，还要在烧荒的土地周围打出一圈30米宽的防火道。于是每天吃完早饭后，陈梦熊就和大家一起拿上镰刀排队出发，绕过院子南面的山，走出四五里路，来到大家戏称为“花果山”南侧的一大片荒地，接着并列排成一横排，就开始在半人高的荒草地里挥镰开割了。
“五七”战士们不怕苦，连午饭都不回去吃。到了中午，食堂把饭送到地头，大家就坐在荒草边，就着冷风吃着已经变凉的饭菜，然后再继续割草。这样的劳动，让一百多名“五七”战士连续干了一个月，就挖出了一圈长十四五里地、宽三十米的防火道。如此的成果，也就难怪他们在晚上回到宿舍后，一头躺倒就不起来了。
防火道打好了，该开始烧荒了。烧荒是很危险的，因此虽然有防火道做保险，但是为了防止跑火，烧荒时还必须有人守候在周围。为了安全，烧荒时陈梦熊没有让泽行去。但好奇的泽行还是骑车去看了，只不过走了一半他就往回跑了。因为他不仅看到了烧红了的天，还看到了闪着一片绿眼睛的狼群……
40多年后，已逾知天命之年的陈泽行仍然清楚记得当年桃山“五七”干校烧荒的情景：“1969年5月6号，烧荒的大火燃起来了，映红了满天，炙热的烈火烤得守候在大火周围的人们退出老远。大火烧得地里的动物们纷纷乱逃。一群野狼从地里跑了出来，夜里一双双绿色的小灯笼在宿舍的旁边来回晃动，像孩子样的哭声不停地号叫着，仿佛在控诉为什么将它们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烧荒过后就该开荒种地了，为此地质部还统一买了五部“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两部铁牛55轮式拖拉机，还有相应配套的七铧犁、圆盘耙、播种机等。又从干校的子弟中选出人去学开拖拉机，泽行虽然也很想去，但还是年龄太小没能够去成。
不久，“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终于拉着七铧犁在“五七”战士经过奋战烧过荒的土地上奔跑了。庞大的七铧犁先把土地翻开，然后再用圆盘耙来回耙地，一直到连地里的塔头都耙碎为止，最后的工序是用拖拉机拉着两条整根的钢轨刮平。
地平好了，东北地区特有的黑黝黝的土地就露出了它腐殖质肥沃的真面目，真是黑得发亮，伸手抓一把就能攥出油来。想着小麦马上就可以播种和等待秋天的收获，“五七”战士们的心中似乎又升起了希望。
拖拉机开始犁地耙地的时候，地里干活的劳力用的少了。可是“五七”战士是不能闲着的，他们要为大家修路、盖新宿舍。修路需要石子，盖房子需要砖头、水泥。但这些桃山农场都没有，要从外地买来。干校把从火车站往回运输建筑材料的任务交给了陈梦熊。
于是，在经历了挨打、批斗、抄家、隔离审查、开荒种地的磨难之后，一个为创建新中国水文地质事业做出辛勤奉献的科学家，又在祖国寒冷的北疆开始了装卸与运输的重体力劳动。
一辆大解放卡车载着陈梦熊和另外几个“五七”战士，每天从干校去桃山火车站拉来砖头和水泥。为了能够在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住上新宿舍，大家抢时间增大运输工作量，每天都要来回装卸好几趟。他们买的砖都是白砖，比一般红砖分量要沉多了。一天连装带卸，几趟下来，陈梦熊累得筋疲力尽不说，两只手也磨得都是血泡。
如果不去桃山火车站，他们就去呼兰河边拉沙子，或者开着卡车到很远的山里，那里有一个采石场，炸出来的小石子当地人都叫“石毛子”，也就是地质学上称为风化的石头。他们把大大小小混在一起的“石毛子”拉回干校，这些都是盖房和铺路的好材料。
几个月下来，干校前边的道路一天比一天平整，干校东侧新盖的宿舍也一天天增高，可是泽行却看到，父亲已经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大家都盼着可以收获小麦的秋天终于到了，收了麦子就不用总是吃粗粮，可以天天吃馒头了。泽行更是高兴，他知道，自从来到桃山农场后，由于食堂伙食差，父亲总是把不常有的二米饭和馒头让给他吃，而自己吃高粱米和子粥。尽管这样，父亲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
为了收麦子，地质部又为干校买了联合收割机，虽然收割机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效力，只是能够把麦子割下收回来，脱粒的功能也是时好时坏，有的时候麦粒和麦穗就混在了一起，还需要返工处理。但是大家只用了几天的功夫就把好几百亩的麦子收完了，那一年，桃山“五七”干校共收获了12万斤麦子，还向当地铁力县粮库上交了两万斤公粮。
不过大家最高兴的还是等着吃小麦磨好面粉后蒸出的馒头，这毕竟是自己第一次种出的粮食，而且自从来到桃山后，大家还没正经吃过几次馒头呢。
终于等到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出了笼屉，大家纷纷拿到手后就大大咬上一口，想不到吃进嘴里不对味儿了，原来挺好的馒头里竟含着不少的沙子。后来才知道是扬场不干净造成的。想必是汽车拉回麦子就卸在水泥块临时铺就的场上，接上脱粒机就进行脱粒，然后就在原地人工扬场，经过扬场的麦粒就拉到磨面机去磨成面粉，根本不知道会把沙子也一起带进了麦粒。后来大家再扬场时就非常注意判断风向，仔细分离沙土，蒸出的馒头再也不碜牙了。
收获了麦子，新的宿舍也在冬季到来之前盖好了。东北地区冷，为了保暖，新宿舍的墙垒了两层砖，窗户也是双层玻璃，两层玻璃之间的距离也比较大，还在中间填上了一尺高的锯末。按照黑龙江当地的习惯，房门朝东开，进门是一个有二道门的小过道，两端分别是左右两间房，过道内有一个灶台，供生火取暖用。灶台后面是一堵火墙，供两侧的房间取暖。房间内分上下两层铺，下层是一铺大炕，中间有炕洞，可以生火取暖。所以冬天睡在炕上热乎乎很舒服。上层是木板钉成的通铺，比起下铺的土炕，当然没有那么暖和了。
所以热炕是不能给“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睡的，陈梦熊带着泽行只能跟几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睡在木板钉成的上铺。为了照顾泽行，陈梦熊又和几个同事商量，终于把泽行安排到了靠近火墙的一头。
“五七”战士们终于在新盖得的宿舍里迎来了冬天。天气冷了，地里的农活基本结束了，但是“五七”战士们的体力劳动仍然在继续。在桃山农场过冬取暖期开始之前，他们还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过冬准备取暖的木柴。
想得到木柴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小兴安岭深处伐木砍柴，当然这个工作得由“五七”战士自己来完成。于是干校将这时已经空闲下来的拖拉机分配到各连去拉木头。有了拖拉机还不行，必须还得拉上爬犁，才能载上木头拉回来。于是，他们找来两根差不多半米粗的原木，先把它们截成5～6米长，再把它们的一头砍出一个倒脚斜面，上面铺上木板用螺栓固定，倒角那头装上洪炉打造的拉钩，大爬犁就做好了。
一早起来，陈梦熊就带着泽行，拿上了足够的干粮，和大家一起坐上拖拉机拉的大爬犁出发了。他们到了小兴安岭的深山原始森林里时，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了。由于森林中灌木密集，道路通行不便，所以他们既要挑选适合做烧火劈柴的桦木，也要挑容易拉出来的树砍伐。
一般情况下，砍下两棵桦树就可以装满一爬犁，所以大家在上午先把大树砍倒，中午吃干粮，下午先把砍倒的大树去掉树杈，在原地截成5～6米长的木段，然后把木段装上爬犁，用绳子捆好，大家坐上爬犁，拖拉机就往回开了。
把木头拉回到干校宿舍前卸下，大家再把木头锯成半米长的小木段，然后再用斧子劈成小块，过冬取暖的劈柴出来了。在东北也管它们叫“柈子”。“五七”战士们把劈好的柈子在宿舍门口堆成一大垛，既可以挡风，又可以保证开门就能拿到柈子。
过冬的劈柴准备好了，也没什么体力活可干了，“五七”战士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屋里政治学习了。不过他们正赶上“珍宝岛事件”不久，又身处“反修”前线，所以为了军事训练准备打仗，他们每个人都要做一只练刺杀的木枪。这件事似乎难不倒“能文能武”的“五七”战士，他们在进山砍树的时候已特地砍了适合做木枪的水曲柳。做木枪时，每个人又都做了一条扁担，为了表示扎根“五七”干校的决心，他们还在扁担上写下了“五七道路走全程”。陈梦熊做的扁担在家里保存了很长时间，只可惜在后来搬家时丢了。
转眼就过了春节，这时已经是1970年了。陈梦熊觉得该让泽行回北京读书了，自从来到桃山“五七”干校后，陈梦熊最挂在心上的就是泽行的上学问题。泽行已经上初中了，离干校最近的学校单程骑车也得一个小时，学校的教学质量又比较差，那种环境下，一直跟着父亲过着动荡生活的泽行是不可能静下心来读书的。
写信跟北京的亲戚商量好后，陈梦熊决定让泽行回到北京暂时住在他的二舅家继续读书。正好过完春节后，干校开始批准了第一批回北京探亲的同事，陈梦熊虽然因还被“监控”不够资格回北京探亲，但还是托他们帮助把泽行带回了北京。从那以后，陈梦熊一家4口人就住在了4个地方。
泽行离开桃山干校不久，陈梦熊也终于获得了第二批回京探亲的机会。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匆忙赶回北京了。他要从北京去正定看望妻子沙频之，自从妻子被隔离审查后，他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不知现在怎样了。
当风尘仆仆的陈梦熊回到北京的时候，却发现原来家中的住房已经被别人抢占，只给他留下了一间堆着东西的屋子。他只好收拾一下凑合住了一晚，准备第二天去看望妻子。可是当他向组织提出要去正定水文所看望妻子时，却没有被批准。他当时就明白，妻子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无奈之下，陈梦熊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他只能利用这点时间，去看望一下从小把他带大的三姐郇磐。“文革”开始后，三姐也受到了冲击，不知现在怎样了。然后再去上海看看妹妹智灯，他知道妹妹也在运动中受到关押和审查……
凄惨的探亲之旅结束后，陈梦熊又回到了桃山“五七”干校。他的工作仍然没有离开繁重的体力劳动。从修战备公路到为干校打水井，一代新中国水文地质学的开拓者整天都在拉石毛子、装车、卸车，几乎是超负荷的劳动，让陈梦熊原本就直不起来的腰更加弯了……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陈梦熊仍然一个人在桃山为修路而在拉毛石子、装车、卸车，一家4口人仍然分离在4个地方，他与妻子沙频之仍然无法通信联系……
1970年7月24日，陈梦熊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机。那一天，干校宣布，地质部桃山“五七”干校要撤销，合并到江西峡江“五七”干校，所有干部将重新开始分配。
很快，干校宣布了第一批“毕业生”的名单，让陈梦熊没想到的是，这其中竟有自己的名字。由于还处在接受“审查”的特殊地位，他没敢多问什么，当然也没有人跟他多说什么，只是告诉他又被调到了宜昌，去做什么也不知道，是下放到湖北。即便如此，陈梦熊也很高兴，至少可以又回一趟北京，顺便再看看一个人在北京读书的小儿子泽行。
9月20日，陈梦熊告别了整整工作生活了一年半的桃山“五七”干校。走之前，他还去了一趟佳木斯看望大儿子思行。
在桃山“五七”干校一年半的时间里，陈梦熊虽然经历了各种繁重体力劳动的磨难，却让他和一直无暇抚养照顾的小儿子泽行共同生活了一年，并把他无私的父爱给了泽行。因而40多年后，他的儿子陈泽行仍然难忘那一段时光：“时间飞逝，四十四年一晃就过去了。因为父亲当年投身地质事业，正常时一年到头也没在家多长时间，而那段不正常的时间却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共同生活的一年，那段不寻常的时光，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父亲取得的辉煌，也丝毫不能冲淡当年的记忆……”
虽然多年来早已习惯了“打起背包就出发”的野外奔波，但从东北小兴安岭到湖北宜昌的路途中，经历了“文革”风雨吹打的陈梦熊心中仍然充满了忐忑，他不知道一路上听到很多人都在谈论的“330”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把自己调到湖北到底是去做什么。
地质部水文第七大队参加葛洲坝勘探大会战誓
到了宜昌正式报到后，陈梦熊才明白，调他来到宜昌，就是派他到水文地质队去参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勘察坝址的工作。而他在一路满耳朵都听到的“330”，就是葛洲坝工程。陈梦熊听了，心中一阵激动又充满了惊喜，真没想到，几天前还是受监控的“反动权威”，今日又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水文地质业务工作了。
此时，葛洲坝工程大会战已经开始。大会战工作主要由地质部、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湖北水利厅及中南水电设计院等5个单位负责。会战共分5个部门，水文地质是其中之一。此次大会战还成立了地质组，陈梦熊担任了副组长，同时担任湖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技术负责人。
从此，陈梦熊开始参加葛洲坝工程即“330”工程的建设。工作开始没多久，陈梦熊就以他极强的业务能力和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葛洲坝建设施工中的问题。
他首先看到的是地质部缺少钻机的问题。当时葛洲坝施工用于勘探的钻机总共有100多台，从工作角度看，陈梦熊觉得地质部至少需要30台，但实际上施工现场地质部只有十几台。于是他多次给部里打报告，要求增加钻机数量。很多次报告交上去了，却如石沉大海般一直没有消息。按照当时的分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水利部负责葛洲坝主坝施工，地质部的工作重点则是副坝。在当时的情况下，陈梦熊和地质部的同志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水库地震和环境灾害等问题上，因为他们知道，虽然地质部在地质方面力量很强，但在其他方面实力就不行了。
此外，陈梦熊还敏锐地看到了葛洲坝施工中地质安全方面的问题。虽然在刚到宜昌的时候，陈梦熊就听到工地大喇叭在播放周恩来总理对“330”地质工程要求在施工中重视地质安全的指示，但是葛洲坝的坝基还是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葛洲坝地区地质构造复杂，那里的地层有软弱夹层。就是说，在两层坚硬的岩石之间加上了一层质地柔软的泥岩，如果泥岩一旦滑动，其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发现了这个严重的安全隐患问题时，葛洲坝工程已经上马了。陈梦熊认为，葛洲坝施工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仍然是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宝成铁路建设中就曾指出的“三边”工作方式。
“三边”工作方式虽然存在很多隐患，但是在解放后，我们国家仍然在很长时间都在用这种方式开展各类工程建设，葛洲坝工程存在的“三边”现象不过是其中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葛洲坝施工说是勘察、设计、施工同时进行，可是有时候施工的工作竟走到了陈梦熊他们勘察工作的前头了。因此，当他们的勘察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葛洲坝的水坝坝基已经快建好了。所以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数万军民辛辛苦苦开始为大坝进行混凝土浇筑后，作为指导正式施工的设计文件还没有产生，有的只是一些仅有描图员签名的图纸……
等到发现问题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葛洲坝工程最终还是发生了重大事故。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以后，就立即下命令停工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次重大的工程事故没有公开报道。
虽然现在的葛洲坝大坝是当年拟定的6条坝线中距离峡江出口最远的一条，地质状况也并不十分理想，而且葛洲坝的设计施工是在“文革”中，再加上“三边”工作方式的不良影响，这些无疑都使得葛洲坝工程走了不少弯路，也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是陈梦熊认为，这条大坝毕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甚至连机电设备都是自己制造的。因而可以说，葛洲坝完全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产物。葛洲坝又是修建在世界第三条大河的主河床上，它也因此为后来修建三峡大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陈梦熊在当年葛洲坝工程中提出的地震烈度问题，也被三峡大坝应用了。所以陈梦熊说：“可以说没有葛洲坝，也就没有后来的三峡大坝。”
葛洲坝的坝基出了问题以后，随着工程的停止，勘探工作就再没有继续下去，陈梦熊在葛洲坝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此时的陈梦熊才觉得，应该马上回北京了。他一直顾不上照顾的小儿子泽行还在北京上学，更为惦念的还是妻子沙频之，几年来的批斗、挨打、隔离审查，妻子不仅经受了种种冲击，也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
1973年初，在湖北宜昌参加葛洲坝工程建设近3年的陈梦熊回到北京，得知妻子沙频之已经解除了隔离管制，他立即专程赶到河北正定将她接回北京家中。分离了几年的夫妻终于团聚了，可是陈梦熊却发现，历经磨难的妻子整个人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果然，就在陈梦熊安顿好妻子，返回宜昌办理调动手续时，沙频之突然得了脑溢血住院了。接到电报的陈梦熊立即返回了北京。
沙频之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中突然发病的，还是住在相邻房间的邻居发现后帮助送到了人民医院，正在中学上课的小儿子泽行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了医院。此时，陈梦熊还在湖北宜昌，泽行和北京的3个舅舅、舅妈轮流来到医院守候。一个星期后，沙频之出院了，由于抢救及时，总算是脱离了危险，但从此以后，沙频之左侧偏瘫，说话已十分困难，只能在家中休养了。
妻子沙频之病重之后，陈梦熊就很少出差跑野外了。这个时候他的大儿子陈思行也从黑龙江虎林农场调回了北京首钢，相比于几年来一家人漂泊四方的分离，陈梦熊觉得生活稳定多了。
此时虽然还处于“文革”没有结束的时期，但回到北京不久的陈梦熊就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这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批准的组建工程兵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普查队的工作。
1973年6月19日至20日，在中央召开的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国防工业问题的时候说：“建国已经24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程搞多少项目，都得从头搞起。搞个试验，搞个基地，都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水。就这么大个地方，搞了20年还搞不清，现在应该补上这一课。”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加快查清全国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指示。很快，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工程兵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普查队。为加快全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地质部也决定恢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陈梦熊认为，这些重要决策对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不仅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正是这个“特殊的机缘”，使我国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地质局于7月份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水文地质会议，开始讨论规划全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结果在会议期间统计出，全国还有6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进行过水文地质普查。
这个数字不由让大家看到，我国将要开展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由于“文革”的爆发，陈梦熊那一批地质专家为我国创建的水文地质研究队伍已经被搞散了，因此，要想在短期内完成我国空白地区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是很难的。
最后这次会议在当时制定的规划中确定，到1980年以前，除高寒山区、沙漠中心区、森林覆盖区以外，再完成350万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项任务虽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要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完成这样大面积的普查工作，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为此，国务院委派当时的副总理古牧负责主抓这项工作。
古牧副总理亲自找到水文地质局，与陈梦熊等专家一起研究工作方案。陈梦熊按照他曾经参加的成昆铁路勘探工作方案法谈出了自己的思路：“先建立两个新的考察队，把全国的有关人员调过来一起工作。”
但谷牧副总理当时就问陈梦熊：“你能调得动吗？现在是‘文革’期间，工作全都停顿了，人都找不到，怎么成立考察队？”谷牧副总理的一番话，让陈梦熊立时悟到，自己最初的思路是无法实行的。最后还是谷牧副总理拿出了意见：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用部队的建制，从部队里找人，临时培养。”
在谷牧副总理的提议下，陈梦熊与几位地质专家开始着手制定这一次全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规划。他们首先建立起一个技术领导班子，陈梦熊以地质部总工程师的身份，成为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
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涉及上万人工程的庞大规划也制定完成了。这其中，既包括建立多少个师和多少个旅，筹备多少装备，也包括了如何工作的内容。
规划出来了，接着就是组建普查队伍了。1973年11月24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同时电令，抽调沈阳军区工程兵建筑第三、七团，兰州军区工程兵第十二团，第二炮兵工程兵建筑第一四四团等3个工程兵团归国家建委，作为组建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基础。这无疑为加强水文地质普查队伍的力量和在1980年前按时完成普查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对于这项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负责主抓的重大工作，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也都十分重视，他们对当时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如何组建等一系列事项都作了重要批示。李先念副总理肯定了“组建这支专门队伍。是很需要的”，同时指示“把这个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精简到最低限度，防止官多兵少”。
周恩来总理对这项工作更是细致、认真，从部队要掌握地质普查技术干部均不复员，到战士服役年限、兵员复员的比例、部队的机动性，还有干部家属的安置等，都做了精心周到的考虑。
随后，在国务院下发的“（1974）国发4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编制、驻地和承担的任务等。在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直接关注下，我国在“文革”期间组建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工作终于完成。
陈梦熊院士对这一时期的工作更有一段愉快的回忆：“我虽然不穿军装，但也成了普查部队中的一名技术人员。我的任务就是为部队制定规程规范，调集工程技术骨干力量。组织落实器材、车辆等装备，等等。那时虽然很累，但我的心情很好，甚至有些兴奋，因为我可以干我所想干的工作了。工作忙起来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也就忘到脑后去了。工作期间，我与谷牧同志接触过几次，向他汇报过地下水的情况。谷牧同志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他对我说：‘你要直升飞机我就给直升飞机，要汽车我就给汽车。’那时我不到60岁，还算年富力强，这一干就一直干到了80年代初，将近10年的时间，我都是东奔西跑地从事水文地质普查工作。
水文地质普查部队主要承担边远地区的普查任务，分别在呼和浩特、兰州及成都建立了3个支队，共15个团（每个团相当1个野外队），总数虽高达17000人，分布在西北、内蒙古、东北、西南、中南等地，同各地的省、自治区地质局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一起，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所以那些年我跑的地方也很多……”
从1974年初开始，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他们首先进行思想调训，同时进行整编和联系进入驻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了8月底，除了第五、第九大队外，其他各指挥部、大队都先后进入了指定地区。
普查部队进入驻地后，首先就遇到了既无住房，又无设备的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开始新的准备工作。他们派出了有关人员顶着严寒，踏着冰雪，到工作区进行野外现场踏勘，终于为部队按期出发作了充分的准备。
1975年3月，由12个大队组成的31个普查组以及27台钻机按时出队开始工作。到了这一年的10月，经过半年多的尝试，普查部队完成任务收队。陈梦熊和几位专家向谷牧副总理打了一份报告，将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在1975年完成普查任务的情况逐一汇报。谷牧副总理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在他们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看来用成建制部队突击周边地区、深山老林、大戈壁沙滩的水文地质工作，这个方法是成功的。今年开始上阵，成绩很可观……”
到了1976年2月，天气还很冷的时候，普查部队又开始出队了。他们共组成了55个普查组、68台钻机投入了生产。第一季度结束前，普查部队已提交了1975年工作的最终成果。5月，普查部队将他们在崩巴、吉兰泰、赤峰、亹源、安北、志丹、绵阳、梓潼、眉潭、楚雄、芷江等图幅的成果报告提交国家计委地质局，接受了有关领导的第一次审查。
从此，这支在“文革”期间由陈梦熊亲自参与组建的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他们的技术熟练程度一天天在提高，部队的各项管理和规章制度一步步走向完善。他们每年都能够顺利超额完成任务，他们的工作计划指标更是逐年增加。
经过近10年的建设和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锻炼，这支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已经成长为一支装备齐全、技术熟练、能出色执行任务的突击队伍。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组建起来并开始工作，还年年超额完成任务，陈梦熊觉得，这与中央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对组建普查部队报告的亲自审阅和具体批示，到谷牧副总理在部队组建中对有关物资装备、抽调技术干部等问题的亲自督促和检查，都让陈梦熊深深体会到中央领导人对此项工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随着“文革”运动的结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为适应国家和军队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央在1982年做出了撤销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决定。于是，部队所属各团分别移交给北京、兰州、沈阳、新疆军区，其余部队集体转业后，1个团调往深圳，3个支队分别改建为呼和浩特市、兰州、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其他团就地改建为地矿部所属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到了1983年的10月，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的撤销工作全部结束。陈梦熊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新的工作。
虽然由陈梦熊亲自参与、组建的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经过近10年的艰苦工作，他们已基本完成了全国除高山、荒漠和原始森林地区以外的全部水文地质普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既让他们查清了全国主要地区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资源的分布概况，填补了中国大面积水文地质空白，也为后来的全国水文地质区划和农业水文地质规划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这些资料后来在发展我国工农业建设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应该提上一笔的是，在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完成任务的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水文地质成果并为这项工作培养了一批宝贵的业务人才。因此亦可以说，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与自己亲手组建的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共同完成水文地质普查任务的同时，陈梦熊也在水文地质学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收获。这期间，他在1974年完成了《地下水的污染与防护措施》、《环境保护与水文地质工作》及《地下水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几个问题》等论文。1975年主编完成了《区域水文地质普查规范》，1979年主编完成了《综合水文地质图编图方法与图例》，1980年完成了《地下水勘探类型的划分与其他有关问题》。这些论著，分别由地质出版社及《环境与保护》杂志等出版刊登。
此外，陈梦熊还在1974年编写了《水文地质手册》、负责草拟《水文地质普查规范》。1975年编辑《地面沉降图册》。1977年负责编制“水文地质图编图方法”及图例色标等。1978年，陈梦熊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编制的黄淮海、松辽平原水文地质图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普查工作结束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到来，陈梦熊担当的职务日益增多，工作也越来越忙。继1979年担任《综合水文地质图编图方法与图例》主编后，陈梦熊先后担任或被聘为中国铁道协会第一届理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国1∶1000000地貌图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环境地质总站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第二松花江流域地下水环境背景值调查研究”技术顾问等职。
在1980年被国务院科干局授予高级工程师职称后，陈梦熊于1982年开始担任地质矿产部科技顾问委员会顾问。从此，他的学术研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高产期。凭借他在普查工作中“取得的大量实际资料，研究了地下水的分布规律和形成条件，探索了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总结了水文地质工作经验。”陈梦熊先后发表了《新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的发展》、《我国地下水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的研究》、《亚太地区水文地质编图工作现状与发展动向》等28篇研究论文。
为了更好地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陈梦熊又组织一部分人开始征集水文地质学研究的论文，再编辑科技经验汇编。在他们的努力和各支队的积极支持下，终于先后发表了包括地质、钻探、物探、化验、绘图制作及遥感遥测等稿件100余篇。由于这些论文都是地质工作者在从事大量野外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而完成，因此，这些论文的质量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此次完成普查任务的过程中，整个普查技术水平也随着在工作中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而不断提高。为了加快普查速度，提高精度，陈梦熊在70年代就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遥感水文地质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遥感水文地质技术人员。
在陈梦熊的带领下，遥感遥测技术从80年代开始在水文地质普查中逐步得到了应用和推广。工作中，陈梦熊与普查队员一起先后在我国的岩溶地区、变质岩山区、森林覆盖地区、沙漠地区及戈壁地区进行了航卫片解译。
通过对遥感遥测技术的应用，他们不仅取得了初步效果和积累了初步经验，并且向外界证明了遥感遥测技术在水文地质普查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这项名为《1∶200000普查成果及新构造分析法探测地下水》的遥感遥测技术普查成果，对当时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历经30多年的时间，陈梦熊组织完成了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从制订规划、组建队伍、培训技术人员、编制规程、规范，一直到野外技术指导和成果验收，陈梦熊不仅把这个陌生的、在20世纪4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地质科学中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而且带动了中国区域水文地质的研究、创立编制出版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第一幅比例尺1∶3000000中国水文地质图。到了20世纪70年代，陈梦熊又带领新组建的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废除了沿用多年的苏联四大储量分类法，创立了地下水天然资源与开采资源的新概念。终于在80年代初，在全国水文地质普查的基础上，根据上述原则，陈梦熊主编完成了《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和评价工作要点》，确定了地下水资源评价的基本原则，统一了计算方法，组织各省首次完成了全国地下水资源的计算和评价。
陈梦熊亲身参与及指导的我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完成及其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标志着中国水文地质学的建立和发展，更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水文地质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