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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的陈梦熊仍然在忙于1∶3000000中国地质图的编制工作。南京城这时虽已大兵压境，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学者们仍在埋头工作。大家付出辛勤汗水，已经绘制了好几年的中国第一幅比例尺1∶3000000的地质图已经进入尾声，即将印刷出版。
很快，国民党政府向中央地质调查所发出通告：随同国民党政府一同南迁。一时，地质专家学者们面临是跟随国民党政府走，还是留在南京迎接新政权的两种选择。调查所也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了好几次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去还是留的问题。
大家的讨论抉择，陈梦熊没有参加，因为他在1949年3月就离开南京去了上海。1∶3000000地质图已经完成，他去上海是负责该地图的印刷工作。虽然没能和所里同仁一起讨论去留问题，但陈梦熊知道，调查所里除了个别人，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跟着国民党政府南迁的。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终于正式进驻南京。果然如陈梦熊所料，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留在了南京。可是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陈梦熊被困在上海，一时无法动身回宁。
一直到5月，陈梦熊才返回南京。这时的南京城，已处处是一派全新的景象。见到陈梦熊安然回到南京，大家的心情也平静多了。原来，眼见去上海的陈梦熊迟迟未归，很多人都以为陈梦熊去了台湾。
对大家的猜测，陈梦熊很不以为然，如果真的想去台湾，早在几年前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他就去了。那一年调查所所长就曾派他去台湾负责接收工作，但因为家中的兄弟姐妹大都在南京或是上海，而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三姐一家还需要照顾，陈梦熊没有接受所长的派遣。此时国内的形势更是与那时不同，妻子沙频之又已经临产，自己就更不可能选择去台湾了。
1949年8月，陈梦熊的长子陈思行在南京出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着新政权的诞生，陈梦熊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解放后的南京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欢乐景象。为迎接新政权的到来，老百姓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各个机关、单位更是不断举办文艺联欢和体育比赛等活动。与此同时，各基层单位的共产党、青年团以及工会等新的组织也相继成立。
随着各个组织的建立，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报告会也逐渐增多起来。看着新政权阳光下一张张欢乐的笑脸，陈梦熊更加积极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经常和所里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奔行往返在南京的各个单位之间听政治报告，参加各种活动。
不久，中央地质调查所里有几个年轻人加入了共产党，最基层的党小组也成立了。紧接着，所里的十几名青年又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工会组织也成立了，调查所的所有职工都加入了工会组织。
社会活动虽然很多，但陈梦熊却丝毫没有耽误本职工作，他的工作重点仍然是负责1∶3000000中国地质图的出版工作。他要校对地质图的样图，还要负责联系地质图的出版，还需经常奔跑于南京与上海之间。虽然建国后上海的机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印制地质图的中联印刷公司已经由民营企业转为政府接管，但它与调查所的业务并没有结束，因而印制中国第一幅1∶3000000地质图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新中国的诞生，也让陈梦熊的工作、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家都感觉到听报告、开小组会、填表等活动多了。年轻的陈梦熊有一种在阳光普照下快乐生活的感觉。他觉得这才是一种“热气腾腾”的生活，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年轻的共和国的希望和向往……
建国后，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很快发展起来。从1950年4月开始，地质调查所的一些人员就走出去参加野外考察，有的到东北，有的到华中，也有的到南方。其中“东北地质矿产调查队”考察的时间最长，成绩也最突出。他们在东北地区对10多个煤、铁、有色金属以及非金属矿区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他们采集到各类矿石标本3万多件，绘制了300余幅地质图。最可贵的是，他们经过考察撰写的论文和工作报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然是东北地区工矿企业工作重要的参考。
由于这个时期陈梦熊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地质图的出版，所以他没有参加野外考察。算了算，这几乎是陈梦熊常年跑野外的地质生涯中在南京、上海工作与生活时间最长的日子。
到了这一年的8月份，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了。在中国地质计划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地质界很快组织了80多个考察大队。这些考察队很快深入到全国各地，对地质情况开始调查和勘测。这一工作的开展，为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地质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与地质工作同步进行的，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工资陆续增加。此外，国内地质学界的各类学术活动也陆续开展。
1949年12月，共和国刚刚建立3个月，就召开了建国后十个科学团体的首次年会，陈梦熊作为地质界的代表也参加了那次年会。
几个月后，即1950年4月，刚刚回到祖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来到南京，在南京大学礼堂做了题为“今后科学的趋向”的报告。
在这个有南京科技界上千人参加的报告会上，李四光先生以极大的热情为与会者就西欧科学界战后的情况以及他对新中国科学界的期望为主题做了精彩的演讲。这一演讲更激发了新中国地质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信心，一直在会上为李先生的报告担任记录的陈梦熊更是对此次报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南京地质界又专门为李四光先生举办了茶会，这一次茶会，陈梦熊也参加了。
1950年12月，中国地质学会第26届年会南京区分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鸡鸣寺科学院礼堂举行。
由于几个月前中国地质计划工作委员会派出多支野外考察勘探队大都归来，所以在这次以学术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会议上，大家交流最多的是有关野外考察的新发现，特别是有关东北和山东地区的野外考察，所以这次年会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论文是讨论这些地区的地质构造、土壤、古生物、矿物岩石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一天下午张文佑先生讲完了山字形构造及其与矿床的关系后，几天来一直对大地构造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与会地质科学家与学者们又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将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谈出，一直争论到晚上6点半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最后因为时间太晚了，只得宣布会议结束。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学会召开的第一次年会，这也让解放前曾参加过多次年会的陈梦熊感到，这届年会与往届年会最大的不同就是会场的热烈气氛。
还让陈梦熊感到地质学会年会发生变化的是会议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地质学会召开年会时，除了报告会务情况外，主要是宣读讨论学术论文。而建国后的地质学会年会，还会有讨论地质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和地质工作的计划等内容。
1951年中国地质学会召开年会时，与会人员还通过大会发表了抗美援朝宣言，这让陈梦熊更深刻体会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地质学会发生的变化。
这期间，陈梦熊还亲历了新中国地质机构的大调整。解放前，中国国家级的地质学研究机构主要有3个，即创立于1916年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由李四光创立的地质研究所以及成立于1940年的矿产勘测处。这3个机构都在南京，当时全国大多数地质人员都集中在这3个机构。
由于3个机构隶属不同，工作性质和研究方向不同，政治和人际关系都比较复杂等因素，彼此间都有隔阂。因此在南京解放后，3个机构全部由南京军管会和文教委员会进行接管，并准备进行机构调整。
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及矿产勘测处地质界的同仁经过充分的讨论，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新中国地质机构的大调整。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正式成立，从而开启了一元化新体制领导的新中国地质事业。
在新中国地质机构大调整的过程中，陈梦熊是参加会议的三大地质机构21名代表之一，也是为会议草拟《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倡议书》正式文件的6位起草人之一。因此可以说，陈梦熊从头至尾参与了新中国地质机构大调整的全过程。这更让我们看到，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历经10年的磨炼，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热爱地质事业的大学生，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地质界令人瞩目的地位。
从1951年开始，陈梦熊相继承担了天水到成都铁路线、宝鸡到成都铁路线的考察勘测和可行性评估的工作。这是在迎接新中国成立、亲历地质机构大调整等一系列中国地质界巨大变化后，陈梦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承担的第一项重大任务。
这条铁路线也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条横跨秦岭的复杂山区铁路线。一直以来，我国大西北的建设和开发就备受关注。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期就曾把修建甘肃青海的铁路和发展西北的交通建设列入建国大纲之中。国民党政府后来也在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派出过考察团调查和勘测西部地区的铁路建设问题。只不过当年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大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应该是四五十年以后的事情。因此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二十余年，大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就成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点项目。
天成（即天水到成都）勘测考察队成立于1951年，陈梦熊和中央地质考察所的十几个人参加了这支考察队。考察队有一支包括8名地质工作人员、1名工程师和1名事务员的天成线工程地质队，陈梦熊在这次任务中担任了这支总计10人工程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
6月，陈梦熊告别了妻子沙频之和小思行，与考察队员一行先到了北京。由于大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所以他们来到北京后，李四光先生特地把考察队员召集到一起谈话。李四光先生不仅给他们讲了铁路勘测的重要性，更热情鼓励大家做好这次勘测考察工作。紧接着，考察队员开始集中精力编制这一次的野外考察的工作计划。
7月16日，一切准备就绪的天成勘测考察队终于从北京出发了。他们经过西安、宝鸡，于22日到达了天水。考察队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天水到成都和宝鸡到成都两条选线进行比较。他们顺着白龙江走，首先在天水一带对渭河桥址、四方堡隧道进行勘测。接着沿马跑泉、磨峪沟、白家湾、庞家村一带进行考察。一直到9月，四方堡的勘测和庞家村的考察工作才结束。于是考察队返回天水稍事休息后又重新出发，经徽县、褒城、广元最后到了成都。到成都以后，他们又以成都为中心，分别对安昌江、罗江一带进行考察，最后经绵阳再返回成都。在他们诸多的考察中，既有在甘肃系底砾岩之下发现的冰积层，也有他们走过的当时还没有人烟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在2010年8月7日，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导致上千人遇难）。
已经好几年没有参加野外考察的陈梦熊，这一次出行和以往的外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多了一份对家中妻儿的挂念以及经常收到妻子沙频之不断写给他的信件。只不过由于那时通讯还比较落后，妻子沙频之给他写信，总是要先寄到他们即将到达的下一站。比如他们到达天水的时候，妻子的信已经先于他们到达。而他们离开天水后，妻子就把信寄到他们要到达的下一站成都……
最后鉴于天成线地质条件十分恶劣，考察队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天水到成都的天成线选址计划，改为选用宝鸡到成都的宝成线，但这次考察第一次搞铁路工程地质勘测的陈梦熊有了收获。对此，陈梦熊院士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对铁路工程地质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几乎还一无所知。修铁路的路基、桥基、隧道及站点、供水点等都要进行地质勘测。于是我们就从一个观测点，一个试坑的描述，到一条地质剖面的测绘，样样从头学起。从初测到定测，从野外测绘、百尺标说明，到岩芯鉴定、室内编图……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逐步积累了经验、掌握了基本技术。”
11月，天成考察队一行终于结束了对天水到成都的勘测考察，他们从重庆乘华源轮沿长江顺流东下，途经万县、宜昌、沙市到达了汉口。接着他们又换乘江汉轮沿九江回到了南京。
此时已是11月下旬，屈指算了算，陈梦熊离家已经4个半月多了。他从南京出发的时候，家中只剩下妻子沙频之和保姆带着孩子，小思行也只有2岁。回到家中的陈梦熊惊喜地发现，小思行已经长高了许多……
正当陈梦熊以饱满的热情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积极努力工作时，中国大地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这场以反贪污为主旨的政治运动中，刚刚结束考察回到南京的陈梦熊成为地质部第一批被抓出的“老虎”。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及各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即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即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在这次运动中，全国各地相继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件，同时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是公审大会，也对罪行严重的贪污分子依法进行了严惩。其中最轰动全国的是对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判处死刑。
这次运动的高潮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地区或是单位由于运动扩大化误伤好人的现象，不过这些问题后来在甄别定案时大都得到了纠正。
陈梦熊之所以在“三反五反”运动初期就受到冲击，被打成地质部主要的“老虎”，主要是因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参与了调查所内的一些行政性事务而引起。
在建国初期的野外考察工作中，年轻有魄力又积极热情的陈梦熊被选为中央地质调查所野外工作筹备组的组长。
因此陈梦熊承担了为调查所考察队配置野外装备的工作。
由于建国后地质结构的大调整，所以比起建国前小规模的野外考察和小量的筹备工作，陈梦熊这个调查所野外工作筹备组组长的工作内容就丰富多了。如考察队员必备的物品，大到野外工作的服装、皮鞋、背包，小到工作记录本等一些基本的野外工作装备，从联系到购买，都是陈梦熊一个人完成。
此外，从1947年就开始的中国地质图的编制工作，陈梦熊一直负责1∶3000000地质图、1∶1000000国际分幅图的出版、印刷、及校对工作。由于印刷工作主要是在上海，那时又正逢地质调查所开始大规模筹备实验室，所以经常去上海出差的陈梦熊又承担了到上海为所里购买实验室仪器的工作。他同时还有一个行政性的工作就是管理着十几个绘图员。这些所有的事情除了都是陈梦熊一个人完成外，就是每件事情的完成无一例外全都需要钱才能解决，而这些钱是通过陈梦熊的手花出的。
这样，“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和“钱”打交道最多的陈梦熊立刻就被怀疑，成了所里交代“贪污”问题的头号对象。
一开始是“三反五反”办公室的人不断找他谈话，接着就是让他写检查交代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考察队配置了那么多的服装、皮鞋、背包等一大堆野外装备，都是经你一个人手，你印制了那么多地图，又为所里购买实验室仪器设备，花了那么多钱，你到底贪污了多少？必须好好交代。
听到“贪污”两个字，陈梦熊是决不能接受的。从小在笃信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一向以诚实善良待人的陈梦熊从没想过贪污钱财会和自己沾上边。可是既然说你是贪污了，让你交代就要好好交代，要不然在当时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你就是对党对人民不忠诚。
他认真回想了一下，想起了在上海中联印刷厂印制地图的时候，有一次和出版社的经理一直谈到了中午，赶上吃饭的时间，那位经理就请他在绿杨春酒家吃了顿饭，他就把这件事主动交代了。还有就是为所里买绘图仪的事，由于陈梦熊经常去印刷厂，就和印刷厂一个姓郑的专门管印刷的工程师比较熟悉。后来他看到这位工程师手里有一盒绘图仪基本用不上，而调查所正好需要这样的绘图仪。
于是陈梦熊和工程师最后说好，按当时市面的币值，那一盒绘图仪折成100万元（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1元）便宜卖给地质调查所。结果由于身上带钱不多，陈梦熊只给人家50元。最后说好由调查所的人代还。事后由别人代还的事，由于没有经手，陈梦熊也就没再放心上。
但这件事也就成了陈梦熊的一条罪状，再加上因为管的事物多，接触的部门也多，有些账就不能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越说不清楚，就越是让你交代。于是那一阵陈梦熊天天挨斗，从开始的文斗到后来的武斗。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除了被冤枉的问题以外，连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都突然变了脸。看着曾经和自己一起野外考察、一起坐办公室搞研究、共事多年的同仁，竟一马当先冲在前对自己狠狠批斗，丝毫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陈梦熊真是难受极了。
频繁地被斗，频繁地交代、写检查，搞得陈梦熊筋疲力尽，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索性就是人家说什么他就承认什么，结果成了地质调查所的“大老虎”。接下来的事就更麻烦了，因为承认了“贪污”，就得退还“赃款”。但陈梦熊手里根本就没什么“赃款”，后来还是他向哥哥借了一部分钱，退还“赃款”的事才算过去。
到“三反五反”快结束的时候，运动的气氛才逐渐缓和，一直心中倍感冤屈的陈梦熊终于道出了实话：自己没有贪污，是被逼承认的。结果“翻案”没成，反倒由最初的“三反分子”升级为“抗拒分子”。这一下气氛又紧张了，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看见陈梦熊全都绕道走，没有人再愿意搭理这个“三反”运动的“抗拒分子”。他被关了好几个月，连妻子沙频之都不能见面，她也不清楚丈夫的“贪污”罪到底是真还是假。
虽然在后来结案的大会上对陈梦熊按照“悬案”处理，但在陈梦熊拿出有人提供证明的申诉下，最后还是把当时所谓的“赃款”全部退还给了他。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陈梦熊正式调入地质部，不久妻子沙频之也从南京大学调到了北京地质学院，于是，他们的三口之家也搬到了北京。
此时的陈梦熊虽然在刚刚过去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日渐突出的出色业务能力并没有被埋没。在天成铁路线的勘测考察任务结束后，陈梦熊又加入了宝成铁路线的勘测考察队伍，同时他还成为宝成线工程地质队主任工程师。
由铁道部和地质部共同组成的宝成考察队成立于1953年，考察队下设3个地质分队。已经成为主任工程师的陈梦熊被任命为地质分队队长兼技术负责人。
宝成铁路线的勘测共分为两个路段，中间从略阳到成都路段由成都铁二院管辖，因此陈梦熊负责的地质队主要负责勘测的路段是由宝鸡到略阳，也称为宝略段。
具体到宝略段的勘测又划分为4小段，即秦岭段、秦岭—双石铺段、双石铺—白水江段、白水江—略阳段。
野外考察勘测工作历来十分艰苦，在秦岭一带特殊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宝略段野外工作的艰难不易更是可想而知。
但是陈梦熊带领他的地质分队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勘测工作中。作为地质分队的队长和技术负责人，他与队员们一起攀爬50度以上的山坡，横跨波涛汹涌的嘉陵江，在夏天的炎炎烈日下，开始了在秦岭的“战天斗地”。
条件虽然艰苦，陈梦熊带领他的队员却干得热火朝天，几个地质分队还展开了劳动竞赛。几个“回合”下来，陈梦熊负责的地质队夺得了好几个“优胜奖”。这更让宝略段勘测工作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就如陈梦熊院士对当时的工作场景回忆的那样：
“……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炎热的夏天，秦岭的初测工作也进入了白热阶段。在山坡上可以看到红白旗到处飞扬，漫山遍野布满了勘测人员的足迹，地质人员的铁锤敲遍了每个山头的坚硬岩层。
尤其是引人注目的钻塔，在很远处就可听到马达隆隆的声音了。”
由于每一段地质条件不同，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而随着野外勘测工程的进展，陈梦熊和他的地质队在宝略段沿线遇到的各类不同地质的复杂问题也就相继而来。比如沿嘉陵江两侧，塌方、滑坡和泥石流等现象比较普遍，那么这条线路到底能不能通过，就必须要通过对产生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的正确评价来决定。
为了保证线路安全，宝成考察队还组成了一个由地质、线路、路基、大桥及隧道等各组人员共同联合的工作组，目的就是在考察勘测中如果遇到问题，联合工作组就立即出发到现场，通过逐一对各路段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再对线路的方案和工程设计重新进行调整。
他们的考察勘测工作不惜耗费人力物力，也不惜无数次的改动工作方案。比如宝略段的秦岭到风州之间，因为地质原因，他们7次跨过嘉陵江。在白水江到徐家坪的线路，为了绕过地质条件不合格的路段，线路由江右岸改为取道江左岸。同样还是地质条件不好的原因，桃园、站儿巷、谭子湾等地就改为长隧道。
此外，他们还对不稳定的山洞口采取延长隧道或增加明洞的办法，对一些高路堑改成为明洞，还有的路堤则改为旱桥。为了防止泥石流，就把一些小桥改为大桥，还在一些路堑上增建御土墙。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考察队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既保证了建筑物的稳定也保证了整个线路勘测的安全。
这年的冬天，宝略路段全线勘测的初测工作基本完成了，与此同时，考察队也完成了对整个勘测路段的初步设计报告。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考察队提交的初步设计报告除了线路图以外，还对所有单独设计的大型建筑全部分别提交了单项资料。这些单项资料中包括地质图和地质剖面图，同时还对路基、桥隧等工程设计，也一律按规定直接绘在地质图和地质剖面图上。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没有什么，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地质工程设计工作来说，则是一个突破性的重大转变。在这以前，经常会出现在还没有完备的勘测资料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开始进行设计，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设计方法。
而陈梦熊与他们的考察队则完成了一个包括线路图及所有单独设计的大型建筑的单项资料的初步设计报告，这对于地质工程部门来说，还是第一个“吃螃蟹者”。这也标志着从此以后，以前不合理的设计方法将被扭转，即没有地质资料，设计工作将不能进行。
对于地质工程的设计人员来说，这一转变还需经过一段过程，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地质资料终于被运用，设计质量也随之提高。因此，陈梦熊院士说：
“当然，这个转变也经过一段复杂的过程，起初有不少设计人员不乐意或不习惯把建筑物放在剖面图上，把图上的地质花纹当做制图中的障碍或累赘。但是当他们逐渐能够运用地质资料以后，在没有地质断面图的时候，设计人员反而感到工作无法下手了。这就是勘测设计工作中的一项重大进步，显著地提高了设计质量，到现在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在完成宝成线路勘测工作的同时，陈梦熊还与铁道部一起为培训工程地质的新生力量传授专业知识，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工程地质培训班。在招收的学员中，除了新毕业的学生以外，还包括在职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不少是由土木工程师转业为地质工程师的人员。他们在培训学习期满以后，即成为地质工程的后备力量，接着他们又一起来到宝略段进行系统的现场实习。这就是陈梦熊和铁道部一起为铁道地质工程培养的新生力量，他们后来分配到全国各地，都成为铁道地质工程界的技术骨干。
对于长期在野外考察的陈梦熊来说，身边随时都会发生的险情实在是太多了。因而在这次宝略路段的勘测考察中，陈梦熊经历的一次乔工程师的“生死误会”和漂流嘉陵江的“江中遇险”。虽然都充满了险情，但都有惊无险地转危为安。
那是一天下午，正在忙碌的陈梦熊接到报告，说是刚刚接到勘测工地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乔工在工地遇到塌方被埋底下，已经遇难身亡了。陈梦熊立刻想到他们工程队那位地质部姓乔的工程师，因为此时乔工程师的工作地点正是那个出事的塌方工地。
出事的工地在200公里之外的徽县，陈梦熊接到消息后立刻连夜赶往出事地点，出发前，他还不忘先给地质部发出一封电报，向他们汇报了乔工程师因塌方遇难身亡的消息。
陈梦熊一行人出发后就开始风风火火向出事地点赶路，却不料越是着急，路途越是不顺畅，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一拨接着一拨的军用大卡车堵在了公路。好容易等到足足有几十辆军车的“千军万马”开过后，天也快亮了。
200公里路程整整走了一夜的陈梦熊一行人终于在第二天早晨赶到了出事的徽县工地。可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好端端的乔工程师坐在桌前看图纸。大家急忙上前询问：“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出事了？”乔工程师说：“是出事了，不过死的不是我，是一个工人。”
原来塌方埋在底下的确实是一个工人，误传的原因出在打电话报信的人身上。这个往总部宝鸡打电话的人是个甘肃人，而宝鸡这边接电话的人则来自山东。打电话的甘肃人报告说一个槽探工因塌方遇难了。甘肃人的“槽”“乔”发音几乎没有区别，那个接电话的山东人又听不懂甘肃方言，结果把“槽工”听成了“乔工”。
一字之差，让这边的乔工程师在“生”和“死”之间“兜了一圈”，好在有惊无险。陈梦熊在徽县工地处理完遇难工人的后事赶回宝鸡后，就急忙往北京发了第二封电报，将这场“生死误会”予以澄清。
但北京那边要澄清“生死误会”却麻烦多了。原来地质部接到陈梦熊的电报后，就立即通知了乔工程师的家属。悲痛欲绝的乔工夫人想不到第二天地质部又来人告诉他乔工安然无恙的消息，仅仅相隔24小时，乔工程师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让深受打击的乔工夫人竟以为大家是在安慰她、骗她。所以任凭怎样解释都不相信的乔工夫人对大家说：“你们就别再骗我了，我能撑得住……”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地质部只得让乔工程师本人亲自回到了北京的家中，乔工夫人亲眼见到了丈夫的真身真容，一场“生死误会”才得以解除。
陈梦熊的嘉陵江漂流遇险是在全线即将施工之前的一次对勘测工作进行全线复查的工作中。那一次的全线复查工作，除了主要的技术负责人之外，还有苏联专家。限于秦岭山区艰难的地理条件，担任复查工作的一行人走到公路和待修铁路的分岔口时，就只能改乘橡皮船沿着嘉陵江顺水而下了。
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能载十几个人的大橡皮船让给了苏联专家们乘坐，铁道部一位姓陈的工程师，一位桥梁设计师和两个年轻的地质技术人员坐在能容4人乘坐的小橡皮船上。陈梦熊乘坐的是另一只橡皮船。
这一带地势极为险峻，嘉陵江浪涛滚滚，水流湍急，沿途两岸都是暗礁和巨石，行船稍有闪失，就会撞到石头上，但这一段路只能乘船前行。于是一切准备就绪后，领头的大橡皮船第一个出发了。果然不一会儿，前面就突然出现了一块大礁石，而且让受阻的江水形成了一段湍急的水流。只见大橡皮船丝毫没迟疑，果断地猛然向右转，一瞬间就顺着水流，迅速地向下游冲去了。
而跟在后面的小橡皮船就没那么幸运了。小橡皮船原本想紧随大船后面冲过去，可不知怎么的，又想转个方向，岂不知水流无情，根本不给你考虑的时间。就这么一犹豫的刹那间，小橡皮船就向那块大礁石撞了过去。立时小橡皮船腾空而起，又迅速船体朝下，如“鹞子翻身”般船底朝天落入江中。小船中的两个年轻人反应快，手脚灵敏地在翻船之前就跳到了石头上。铁道部的陈工程师会游泳，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怕水，就腾身跳入了湍流中。却不知，湍流的水底布满了尖利的石头，任你再好的水性也是根本无法施展。因此，陈工程师虽然会游泳，落入水中后却踪影全无，再也没有打捞上来。大家都觉得一定是他的尸身被大大小小的石头撞成了碎片，无迹可寻了。
“在宝略路段工作的陈工程师遇难”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总部，一时让很多人都误以为是陈梦熊遭到了不测，其实陈梦熊乘坐的小橡皮船并没有出事。结果是虽然妻子沙频之没有听到“误传”，陈梦熊却也和乔工程师一样，足足亲历了一把“生死误会”。
这次嘉陵江遇险最万幸的还是那位不会游泳的桥梁设计师，他在小橡皮船翻到江中之后就再也没露出水面，谁都没有看到他到底掉到了什么地方，大家觉得他也一定是凶多吉少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出事的第二天下午，却在下游发现了这位桥梁设计师的身影。原来小橡皮船翻了以后，他立刻就被翻了身的小船反扣在里面。幸亏他还比较清醒，马上紧紧抓住船舷上系的绳子，凭着呼吸船舱里的空气，随着水流漂了十几公里，一直到被浪冲到沙滩上，他才从小船中爬了出来。说起来，也够上大难不死了。
最后得到营救的是那两个跳到石头上的年轻人，只不过营救过程让考察队着实费了一把子力气。因为江中水流湍急，以致救援船根本无法靠近那块石头。最后还是在救援船上缚了绳子，再由岸上的人拉着绳子。船上的人则拼命划船，尽力划到接近石头的地方，再将另一条绳子扔给两个年轻人。待两个年轻人接住绳子后，他们就将救援船拉到石头边上，再等俩人坐到救援船上后，岸上的众人就奋力把他们拉回来。
从上午10点多一直到太阳落山，几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考察队才把两个年轻人救回来。整个营救过程紧张而劳累，最后总算是完成了营救任务。
1954年的春天，随着宝略路段全线勘测初测工作的结束，定测工作也全线展开了。但是当陈梦熊带领他的地质队到达的时候，浩浩荡荡的施工大军也到了。原来，在勘测工作进行的同时，设计和施工也开始了“进行时”。这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国铁路工程建设出现的“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问题。也可以说“三边”问题是当时为国家建设赶任务的“产物”，不得不承认，当年“三边”问题的存在，是国家的铁路建设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发生重大事故的主要原因。
比如在1953年宝成线刚刚开始勘测时，后边紧跟着就开始施工了。勘测时陈梦熊和地质队员们就发现双十铺这一段沿线黄土厚度很大，于是他们决定在宝鸡建立一个实验室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想不到实验室刚刚建立起来，他们在野外采集的样品送到实验室还没有打开，双十铺那边就开始施工了。由于对黄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研究，所以更谈不上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黄土厚度大的那一段就发生了黄土滑坡，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事故。
后来在打通秦岭大隧道时，也出现了洞口大塌方的事故。在当时任务紧迫的形势下，勘测队初步查明大隧道通过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大的花岗岩体后，就开始打钻孔。由于几个钻孔都打在了花岗岩上，所以勘测队最初判断大隧道地段的地质条件就是单一的花岗岩。本来还应该继续钻探查明，但是因为赶任务，根本就没有时间再钻探，最后也就无法搞清那里的地质情况。结果是一开始动工问题就出来了。
开挖不久，大家就发现大隧道南洞口的花岗岩体内蕴藏着一个巨大的片岩包裹体，片岩中还有许多小断层。而由于隧洞内裂隙水发育，导致了片岩湿化后沿着断层滑动，结果引发了大隧道洞口的大塌方。
幸运的是，大塌方时正是午餐时间，工人全都在洞外吃午饭，因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原来对塌方洞口的工程设计则必须要进行全面的重新改动了，因此这一次大隧道的塌方，也造成了一笔重大的经济损失。
不难看出，双十铺的滑坡和大隧道的塌方，“三边”问题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当时陈梦熊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由于陈梦熊是地质分队长，又是负责技术的主任工程师，所以这两笔“帐”还是算到了他的头上。
后来宝成线地质勘测工作结束陈梦熊回到北京后，铁道部还就两次事故问题给地质部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他们在文件中指出，双十铺滑坡和大隧道塌方是陈梦熊的责任，并要求陈梦熊做检查。陈梦熊当然不服，他立刻动笔写了一个文字报告，指出事故的原因是“三边”问题的存在，而“三边”政策是错误的。
但是迫于当时国家建设任务繁重的形势，“三边”的做法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发展到后来葛洲坝工程被周总理喝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三边”的做法才逐步被淘汰。这次宝略段施工大军与勘测队的同时“出击”，无疑也是在建设任务紧迫下“三边”问题的又一体现。
尽管有看法，但是为了赶任务，勘测队不得不从各地再次抽调一部分地质技术人员和加强勘测设备。很快，地质人员增加到50多人，各类技术干部也达到了100多人，钻机更是达到了40多台。紧接着，为配合物探工作的开展，各地质分队还正式成立了物探组，一所土工实验室也跟着建立起来了。
1955年，宝成铁路全线的勘测工作终于结束，宝成铁路也终于开始进入施工阶段。虽然在宝成铁路的建设中还存在“三边”的问题，但陈梦熊和地质勘测队员们仍然以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艰苦付出，为宝成线铁路的全线勘测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宝成线是当年我国第一条地形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山区铁路线，其全线不仅横跨了我国中部最大的山脉秦岭与大巴山，还翻越了相对高度达1000多米的渭河与嘉陵江分水岭。因此宝成线也是当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工程最艰险的铁路线。
在这次宝成线全线的勘测工作中，全线总投入地质勘探量共达83000米，而在陈梦熊与他们的勘测队勘测的宝略段铁路213公里的范围内就达59000米，这个成绩，在中国铁路的修建史上还从无记载。
陈梦熊与他的地质队完成的宝成线地质勘探工作无疑对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复杂山区的新线选线与桥梁隧道路基等大型建筑的勘测设计方面，他们通过艰苦的勘测考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更让大家看到了工程地质工作在新线勘测工作中的重要性。
更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陈梦熊和他的地质队在完成宝成线勘测工作取得的经验，也为后来我国西北、西南许多铁路新线的勘测设计工作提供了范例，从而使得新中国后来在山区铁路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各类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从天成线到宝成线，从1951年到1955年，从一名技术负责人到地质队分队长、主任工程师，近5年的时间里，陈梦熊承担了新中国第一条横跨秦岭的复杂山区铁路线的勘测工作，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光献给了祖国的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河。
陈梦熊院士对这段近5年的工作更有自己的体会和收获：“对我个人来讲，这几年的工作不但让我积累了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更让我熟悉了工程地质工作，并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如果不是后来工作的转变，我可能会一辈子研究工程地质学了……”
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是新中国地质事业亟待发展并人才短缺的时期，也是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彼此关系最友好的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赴苏联学习，苏联则派出大批专家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陈梦熊也是在这个时期与来华的苏联专家进行了一段工作上的合作，因此他曾有如下回忆：“解放以后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上得比较快。这些工作我们过去又不是很熟悉，所以邀请来的苏联专家就比较多。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的部门又比较广，如地质部、铁道部、建工部、水利部、地质学院，甚至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我都接触过。
解放初期铁道部有个庞大的苏联顾问团，他们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修建铁路。这个顾问团中，与铁道建设有关的各个专业方向都邀请了苏联专家，比如线路、隧道、站场、大桥、路基……其中也包括了工程地质方面的专家学者。过去铁道部缺少工程地质方面的专业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个专业开始在我国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们在大学里并没有学过工程地质学和水文地质学的课程，所以我们完全是在实际工作中从头学起。因此苏联专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经常到实地去指导工作，我在宝鸡参加渭河大桥勘探工作时，就有好多位苏联专家到现场去了。
……苏联专家经常举办报告会，或者通过举办培训班讲解这方面的理论和规范。我们那时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苏联专家也经常参加，还做大会报告。我印象中有鲁萨诺夫讲水文地质分区、别洛乌索夫讲大地构造的基本问题、马舒科夫讲斑脱岩问题、麦德维捷夫讲小区域地震烈度划分问题、列别捷夫谈矿产储量计算等等……”
华库连柯是铁道部邀请的苏联顾问，也是陈梦熊第一个共同合作的苏联专家。华库连柯来中国比较早，说起来在铁道部应该是第一批到中国的苏联专家了。因此他对中国铁路工程的地质工作也影响最大。
第一次见到苏联专家华库连柯时，陈梦熊觉得他仪表堂堂，虽然穿的衣服又宽又大，脚上的皮鞋也是方头的，但他的穿着既整齐也很正规，因此，华库连柯给人印象的是比较庄重、老成。
接触起来，陈梦熊更觉得华库连柯是一个很有耐心又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比如当时陈梦熊和他的地质队员们对到底怎么开展工程地质工作、如何提要求，还有应该怎样部署，大家全都不知从何下手。华库连柯来了以后，就从每一项工作开始一点一点从头教起。在他的引领下，大家从野外工作回来后，也都向他逐一认真汇报。而华库连柯也总是认真倾听每一个人的汇报，而且在听完汇报后，他都会拿出自己具体的意见。这让陈梦熊和他的地质队员们在工作上很快就得到了提高，华库连柯也因对工作认真负责而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宝成线地质勘探的工作中，华库连柯还因为在重大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愈加受到勘测队员们的尊敬。对于宝成线的勘测，地质队最初提出了两个方案，即一个从天水出发，一个从宝鸡出发，但是队里对两个方案的意见没有达成统一，最后只好去请教苏联专家华库连柯。结果华库连柯说：“只有深入比较才能做出决定，特别是复杂山区的地质条件，更是确定线路方案的最重要的原因。”
按照华库连柯的意见，铁道部决定先把天水到成都的天成线勘测方案放在第一位，他们坐在办公室内，通过对线路距离、沿途经济条件、施工条件等方面的分析比较，大家一致认为，这条线路各方面基本处于优势地位。于是铁道部很快成立了沿天水到成都线路考察勘测的“天成队”。但是“天成队”经过一年多的野外实地考察勘测，终于发现这条线路不仅地质条件恶劣，地质灾害也很严重，于是决定放弃天成线转而采用了宝成线。
天成线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勘测最终选择了放弃，但陈梦熊和地质队员们都深深体会到苏联专家华库连柯所说“只有深入比较才能做出决定，特别是复杂山区的地质条件，更是确定线路方案的最重要的原因”的积极意义。
华库连柯工作结束回国后，铁道部又相继聘请了一些苏联顾问和苏联专家组到考察勘测地指导工作。虽然这些苏联专家年龄、性格不尽相同，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是专家们都是工作热情，认真负责，而且全都能够亲自和中国地质队员一起跑野外，现场做示范、指导工作。中国地质队工作人员也很尊敬苏联专家，从野外归来和主动汇报工作，可说是双方工作配合默契。
1955年2月，陈梦熊参加了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区域的水文地质会议。此次会议也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因为水文地质学在20世纪40年代才刚刚发展起来成为一门地质学分支学科，在我国也是建国后才由苏联专家引进到国内。因此在这个时期，水文地质学不仅对于我国地质工作者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其在中国的基础也非常薄弱。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克雷洛夫、鲁萨诺夫、马舒科夫等人也参加了这次全国区域的第一次水文地质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到会的苏联专家们提出，应在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内建立区域水文地质工作机构；成立中国区域水文地质图编审委员会，直接领导编制全国水文地质图编制工作的建议。
苏联专家之所以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建议，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苏联不仅早已开展起大量的水文地质分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鉴于他们的经验，大会决定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并决定组建资料收集小组，以领导开展全国区域水文地质编图及普查工作。
陈梦熊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后被调到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负责领导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
刚刚接到这个新任务时，陈梦熊还有些想不通，因为他也和当时中国大多数地质工作者一样，对水文地质领域的研究十分陌生。而且这个时期的陈梦熊经过建国初期在天成、宝成线几年的野外勘测考察工作，不仅成为业务带头人，更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地质工作经验。因而这时的陈梦熊正在积极整理这几年在野外工作时收集的大量资料，准备将自己的铁道工程地质工作经验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编写一本《铁道工程地质学》。但是想不到自己的工程地质研究刚刚开始，负责领导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的任务就来了。
从理论上讲，水文地质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及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具体地说，水文地质学科主要研究的有：地下水的分布、运动和形成规律，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地下水的资源评价、开发及其合理利用。因此也可以说，水文地质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而它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也同时可以满足地质工程、岩土工程、地质学等学科发展的需要。
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正是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这其中，无论是城市建设、农业灌溉、矿产开发，还是水利工程、交通工程或是其他各种基本建设，都非常需要了解水资源的情况。而且这时全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制定远景规划，在这样的形势下，掌握全国性的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无疑更加迫在眉睫。
因此，虽然舍不得放下手中正干得起劲的铁道工程地质工作，虽然深知从事水文地质学的工作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既生疏、又艰巨复杂的任务，但陈梦熊并没有犹豫，他不仅积极接受了负责领导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的任务，而且从此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水文地质事业。就如同他曾经回忆的那样：“……从拟定计划、编制规程规范、确立编图方法，一直到组织专业队伍，指导野外工作，组织完成全国地下水资源的计算和评价，到负责水资源开发的国际合作课题……我又要从头学起了。
好在那时我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学起来还不算困难。从那以后我在水文地质学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尤其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期全国性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基本完成，我在这个领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我经历并参与了中国水文地质学从建立到发展的整个过程。”
地质部2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区域的水文地质会议结束后，陈梦熊就和几个工程师带领一批年轻的地质学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系统性地调查收集水文地质资料，他们决定首先从编制三百万分之一全国区域水文地质分区图入手。从此，陈梦熊从中国铁道工程地质工作正式转入了中国水文地质领域的工作和研究。
调查收集水文地质资料工作刚刚开始没多久，一个特殊的任务又交给了陈梦熊，这就是由当时国家二机部主抓、以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等为主要人员对我国大西北的青海湖进行的考察。
因为当时都知道二机部是搞原子能研究的，所以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大家就已知道，此次对青海湖的考察，是一项具有保密性质的国防任务。也因此就有人猜测，青海湖水很深，是不是要在那里制造潜水艇，也有人觉得可能是二机部要在青海湖边建立国防工厂，后来他们又听说，国家的最初设想是在青海湖一带建设航天基地。
总之不管是怎么猜想，大家全都知道，这次青海湖的考察不同于以往的野外勘测考察。因此在正式接受任务时，虽然二机部负责主抓的同志对他们说是为了解青海湖地区的地震、水文、地质等情况做一些先期的考察工作，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考察队肩负的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国防任务。因此每个人的心中似乎更有一种近乎神圣般的使命感。
7月，陈梦熊与考察队一起从北京出发了。这次考察是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组成的考察队，由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施雅风担任队长，队员除陈梦熊外，还有中国气象局的易仕明，水利部的李伟质和二机部的刘满培。考察队成员虽然人数不多，却综合了当时国家的几个著名科研单位和不同的学科。
青海湖地处我国大西北的青海省东北部，不仅地区偏远、人烟稀少，而且气候条件也十分恶劣。解放前只有外国探险家曾深入到青海湖，中国由于财力物力的条件所限，从来没有人去过那里考察。这也使得一直以来在中国国内很少有人到过青海湖。
这次以中国科学院名义组成的考察队奔赴青海湖，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对青海湖的正规考察。因此这次考察也受到了青海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考察队刚一到青海，青海省地方政府就派专人积极协助联系当地的科学机构与他们共同协作。这样，通过青海省政府的沟通，青海省气象局、西宁水文站以及海道测量部青海测深队都加入到了考察队的行列。他们为考察队提供资料，或是亲自派人与考察队一起参加考察，为配合考察队，他们积极做了大量工作。此外，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还专门派了一名藏族翻译协助考察队工作。这些无疑都对考察队的工作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考察队的主要驻扎地是青海湖的附近及海晏等地区，他们考察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青海湖南岸的湖滨平原，还有海心山和布哈河的下游。在整个考察中，较为艰难的是他们乘坐汽艇登上青海湖湖心岛的过程。
在这以前，由于青海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青海湖湖面经常有很大的风浪，所以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船只在湖面上行驶。对于外来人，登上湖心岛就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湖心岛上的居民都是藏民，他们不会说汉语，平日从不走出湖心岛，几乎和青海湖以外的世界没有来往。只是每年到了冬天，当湖面全部结成厚冰的时候，他们才走出青海湖到外面去采购些生活物品。因此对于湖心岛上的居民来说，陈梦熊和考察队员们是第一拨坐船登上岛去考察的人。
陈梦熊和考察队登上湖心岛后，才看到了岛上散居生活的居民，也看到了岛上有一座小庙和住在庙里的喇嘛。他还发现，岛上的居民虽然是藏民，但他们讲的藏语却不一样，当陈梦熊用自己在祁连山考察时学会的几句藏语和岛上的居民说话时，他们却听不懂。
青海湖的特殊之行归来后，陈梦熊与考察队员们不仅按照二机部的要求写出了考察报告，而且根据大家在青海湖地区收集的资料，整理完成了一篇题为“青海湖及其附近自然地理初步认识”的学术论文，后来这篇由考察队长施雅风执笔的论文发表在了《地理学报》上。
青海湖的考察时间虽然不长，在陈梦熊众多的考察工作中，不过是一次短短的经历，但无论从它具有高度保密的特殊性来说，还是从他们对青海湖湖区诸多新的认识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青海湖考察归来后，陈梦熊立即投入到了区域水文地质的调查工作。自全国区域的第一次水文地质会议召开后，地质部不但决定了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区域水文地质普查，而且决定首先从西北搞试点。这一决定也是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因为当时国外的水文地质学也都是从区域水文地质的调查开始的。
接下来就是选择普查试点了。当时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已经在华北地区展开了，但是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水文地质资料还处于一片空白。于是到底普查试点选在哪里，地质部内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既然华北地区已经开展起了工作，还是在华北地区搞试点比较适宜。但陈梦熊却认为应该把调查试点选在大西北的柴达木。虽然西北地区的水文地质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正因为如此，才应该选择柴达木做试点。而且无论是柴达木的地理位置，还是它艰苦的环境和恶劣的天气，都让它成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因此陈梦熊力主在柴达木地区开展工作。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地质部最后采纳了陈梦熊的意见，决定进入柴达木开展水文地质调查工作。
以柴达木为试点定下来后，大家就开始在北京制定柴达木的考察工作计划了。接下来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大家制定好考察计划后，就要组建考察队了。但建队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才是考察队领队的最佳人选呢？
地处祖国大西北的柴达木盆地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历来是人们心目中“鸟不筑巢、兔子不搭窝”的鬼地方。所以过去一直很少有人走进柴达木，以至于很多人一提起要去柴达木，自己就害怕起来。这也让地质部选领队一时成了难题，最后好容易选中一位方姓工程师担任领队，但大概是恐于柴达木的艰苦生活和恶劣环境，这位方姓工程师始终没有领命接受。
陈梦熊却从来不惧怕这些，从选择了地质学专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对野外探险、攀登高山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西南联大老师的教诲，更让他对祖国的大西北充满了热烈的神往。还有毕业后对黔东北地区和甘肃陇南的考察以及横跨祁连山走进河西走廊的野外探险经历，不仅激发了陈梦熊不怕艰苦勇于探险的工作热情，更让他积累了宝贵的野外工作经验。
正是怀着不怕艰苦，而且越是艰苦危险的地方越是要去的决心，陈梦熊主动报名担任领队。他的主动请缨，立刻得到了批准，地质部选领队的难题也迎刃而解。
很快，由陈梦熊担任队长、编号为963的柴达木水文地质队组建成立了。正式接受任务的陈梦熊也很快就投入了即将奔赴柴达木的考察队的筹备工作。陈梦熊院士后来对当时的工作是这样回忆的：“1956年，地质部决定组队进入柴达木，我就担当了筹建青海省第一个水文地质队——柴达木水文地质队的任务。这个队当时的编号是963队，那时野外考察队一般都称编号，编号的规则我记不得了，大概6代表西北地区吧，比如在柴达木的石油大队编号就是642……考察队的工作都是在西宁做的。
1956～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柴达木度过的。我不在柴达木的时候，就由队里的范锡朋负责。我是队长兼主任工程师，我们这个队有五六十人，技术人员有十几个……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在柴达木进行过大规模的考察，所以我们这支队伍也成为中国大规模组队进入柴达木的先驱。”
陈梦熊终于率领他的考察队出发了。经过一路奔波，他们首先到达了柴达木盆地东部，然后沿着当金山走进柴达木。当金山是进入柴达木的北路，也是那一带最重要的路，连给考察队运输食品车辆都是走这条路。但是这条路因为海拔落差大，人从这里通过时，身体反应大，比较难适应。前些日子来检查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从柴达木出来往回走的时候，就是走的当金山这条路，结果因为海拔落差太快，身体难以适应，汽车刚刚开到平原地区，这位苏联专家就去世了。
虽然走进柴达木的第一条路就充满了不易，但陈梦熊带领他的考察队还是顺利通过了这条海拔落差大的柴达木北路，安全抵达了柴达木东北部的大柴旦。大柴旦是柴达木盆地的交通中心，也是柴达木一带唯一的居民点，考察队把队部就建在了大柴旦。
陈梦熊在柴达木冷湖。
不久陈梦熊又带领考察队从大柴旦转移到了柴达木最西端的冷湖地区，与此同时，中国石油部的一支考察队也进入了柴达木盆地，这样，他们也和陈梦熊率领的水文地质队一样成为当年最早一批进入柴达木的大型考察队。
两支考察队虽然同时共处冷湖地区工作，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起来，两个系统的考察队分别各自开展自己的考察。石油工业部考察队的主要任务是为祖国找石油，但他们的工作内容也有对水文地质的考察。陈梦熊带领的地质部考察队工作的重点本身就是水文地质考察，因此两支考察队在调查地下水时就会既有合作也有分工。
虽然如此，他们工作起来还是各做各的。石油工业部的考察队是按照石油部系统的要求工作，一切为开发祖国的石油服务。陈梦熊和他的考察队则是按照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的1∶200000统一规划，调查全国各地水文地质情况。对于当年这样的工作形式，后来陈梦熊院士说：“我们当时的这种部门分工形式是学习苏联的，所以说起来，当年的苏联这套行政系统也是挺复杂的。”
与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省搞区域地质调查时相比，此时的陈梦熊带领他的考察队在柴达木野外考察工作的方法虽然差不多，但毕竟已相隔十多年，又是处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因此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各类考察设备以及人员素质、配备，都有了不少的提高。
比如他们通过物探、打钻的方法调查地下水，考察队里不但配备了钻机，还建立了一个小型气象台、一个水分析实验室和修配车间。此外，考察队除了具有专业的地质人员外，还有司机、修配工人、物探人员、绘图员等，总之，在人员配备方面也比以前合理齐全多了。
扎好帐篷，收拾停当，考察队员们早上走出帐篷去野外收集资料、做路线图。到了晚上，他们在帐篷里登记标本，整理野外工作记录，也给路线图上墨，陈梦熊和他率领的考察队在柴达木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伴随着冷湖搭起的几座帐篷和柴达木的恶劣天气，陈梦熊和他的考察队在开始工作的同时，也迎来了大荒漠艰苦生活环境的一个又一个挑战。
虽然按工作安排，考察队员们每隔一两周会在帐篷里整理一次资料，到了冬天，他们还会停止野外工作，回到北京写考察报告。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荒漠中穿行的考察队员们躲不掉的仍然是柴达木艰苦的环境带给他们的一系列难题。
阿尔金山下的水文地质钻探机。
他们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水土不服”，从内地到西北大荒漠，天气干燥风沙大，考察队员们一时难以适应柴达木的气候环境，没几天，几乎每个人嘴上都开始起泡。最难的是喝水和吃蔬菜、肉等新鲜食物的问题，因为吃的喝的都要靠从几百公里以外运进来。
虽然当时有汽车专门负责运输，解决考察队的后勤保障问题，但是运输汽车从祁连山翻越到敦煌，至少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几百公里以外运来的食品最多够大家维持一个月。因此队员们每人每天只能喝上一军用水壶的水，至于新鲜的蔬菜、肉食等则很少吃到，他们的主要食品就是罐头。
也许是骨子里对艰苦的野外工作天生的喜爱和多年来野外工作的锤炼，陈梦熊对这些困难一直很乐观，有时候看到队里的给养不多了，他还会想办法去相邻的石油部考察队“改善”一下。因为石油部“资金雄厚”，所以他们在冷湖的考察队后勤保障条件比地质部考察队要好得多。陈梦熊就利用两个队经常在工作上进行交流的机会，去他们那里“尽情分享”一下石油工业部考察队储存的品种繁多、数量丰厚的食品罐头。
气候环境的恶劣，也是陈梦熊和他的考察队员们遇到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柴达木冷湖地区一直是被称为“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地方。尤其是冷湖的大风，每天都要刮不说，刮起来就得有六七级。到下午两三点至四五点的时候，风力最大，有的时候甚至连驻地的帐篷都被大风吹翻了。要是在野外工作的考察队员们赶上了大风，大家就只能趴在地上以防被风吹走。
为了避开午后的“疯狂”大风，陈梦熊带领大家集中在早上和晚上工作，中午还可以抽空在野外休息调整一下。可是他们可以躲过冷湖的大风，却躲不过柴达木漫天飞舞的大蚊子。为了不受蚊子叮咬，他们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就全都带上面罩。这个办法还比较管用，不过谁要是想去上厕所“方便”一下就比较麻烦了……
陈梦熊和他的队员们在气候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饮食住宿条件下工作，也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承受远离亲人的孤寂与落寞。后来陈梦熊得知，他的一个连续3年在新疆考察的老同学没有经受住与家人长期分离的孤独寂寞，竟得了精神分裂症。
此外，陈梦熊和考察队员们还要时时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个时候，由于地区偏远，新疆西北一带社会治安状态还处于治理恢复中，各类治安事件和谣言也不时出现。比如哪个地区有土匪出现了，哪个地方又被土匪抢了，也有说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又派飞机往大陆空投特务了等等。让陈梦熊和队员们受到触动的，是当时石油部一个考察小队8名队员在柴达木盆地北部遇难的事件。
8名考察队员遇难的地点位于柴达木一个风蚀地貌区，它的地质结构为7500万年前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早期的湖泊沉积物。后来由于地质运动，这些湖泊沉积物得到抬高而脱离水体，致使其中的盐和沙凝结在一起，再经过西部大风的常年侵蚀，形成了像雕塑一般的奇特怪诞地貌。
这个地区的岩石富含铁质且具有十分强大的地磁，因此常常造成考察人员的罗盘失灵，致使他们无法辨别方向而走不出来，再加上这个地区经常刮起飘忽不定的狂风而引起原本就奇特的地貌生成诡秘瘆人的风声，更让这一地区得到了“魔鬼城”之称。
就是在这个时期，一支由8名地质队员组成的石油部地质考察小队为考察石油资源走进柴达木东部。他们不幸误入了这个地形复杂的风蚀地貌区，在返回途中又突遇沙尘暴，唯一的标志又被风沙掩埋。结果恶劣的天气和唯一的标志被风沙掩埋终使他们迷失了方向，最后8名考察队员全部遇难。为了纪念他们，后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南八仙”。
在柴达木的工作、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陈梦熊不仅承担了从拟定计划、编制规程规范、确立编图方法，一直到组织专业队伍、指导野外考察等诸多而繁重的工作，而且积极带领大家齐心努力工作，终于出色完成了柴达木地区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
一年后，陈梦熊和他的考察队不仅在柴达木地区找到了水，而且完成了冷湖地区1∶200000的两个图幅的普查任务。同时，陈梦熊也完成了中国第一篇区域水文地质文章《柴达木盆地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由于他们的工作优秀，陈梦熊拍摄的一张柴达木考察队钻机打出水的大照片刊登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他撰写的《柴达木盆地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也登载在这期刊物上。值得一提的是，陈梦熊出任编委的杂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有关水文地质的刊物。这让我们看到，以陈梦熊为代表率先在我国开展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已初见成效。
柴达木考察工作的圆满完成，也从此拉开了地质部在全国各省逐步开展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序幕。作为这一工作的带头人，陈梦熊也被誉为中国水文地质学的奠基人。
对陈梦熊在这个时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取得的成就，还应该提上一笔的，是他在这项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陈梦熊认为，当年中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取得的成果离不开苏联专家的积极帮助。因此曾亲身经历过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那一段特定历史的陈梦熊不仅取得了工作上的收获，也对那一段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
继宝成铁路线勘测工作中与苏联专家合作之后，地质部又派来了几位苏联专家对柴达木水文地质普查工作进行指导。这是在宝成铁路勘测工作结束后，陈梦熊又一次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在此次工作中，陈梦熊仍然是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积极努力工作。
陈梦熊最初与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局聘请的鲁萨诺夫、马舒科夫和阿加比也夫接触是在1955年。他们工作的侧重点分别为介绍苏联的地质学理论、与大家讨论具体技术问题以及讲工程地质问题，因此3位苏联专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特点。
他们在中国的具体工作也给陈梦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陈梦熊院士曾有如下回忆：“他们到了中国后，一方面指导宏观规划，另一方面指导水文地质普查。他们帮助我们制订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比例尺20万分之一区域水文地质图的普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先后在山东半岛、雷州半岛、河套平原、松辽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和柴达木盆地等地区完成了测绘工作。这些工作都有苏联专家在现场指导，可以说为我们及时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后来我们在北京、西安、包头、乌鲁木齐等大城市的供水勘探中，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在鲁萨诺夫的建议下，我们选择北京、包头、西安等城市，建立了我国第一批地下水长期动态观测站。这些观测站积累的经验，为50年代末期全国各省建立的观测网提供了帮助。
在50年代的三峡工程勘探中，苏联还派出了以著名工程地质学家波波夫教授为首、包括索柯洛夫和谢苗诺夫等著名地质学家的专家组，来帮助我们解决三峡地区的许多复杂工程地质问题。他们到中国以后，在制定许多重要文件时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苏联专家的指导不仅有利于解决当时的勘察方向，而且在提高理论水平方面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1955年，苏联专家在三门峡为中国地质工作者讲解。
地质部聘请的苏联专家还大都在部内做过报告或者在培训班上讲过课。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中国水文地质分区等问题。当然，苏联专家讲课最多的地方还是在地质学院。因为那时中国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刚刚起步，缺乏人才。很多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他们工作很努力，每个人都同时带二三十个学生。我接触最多的是克利门托夫教授，他曾应聘在北京的地质学院和长春的地质学院教课，主要是教‘水文地质学概论’、‘矿床水文地质学’和‘地下水动力学’，但是除了这三门课程外，他又根据中国的需要多教了一门‘普查与勘探水文地质学’课程。这门课是计划之外的，而且是为了培养中国水文地质学家开设的一门应用性课程。他讲这门课，经常以中国的情况为例，所以很适合中国学者学习……
那时候我们没有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水文地质学方面的书，国外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方面的杂志也不多，这方面的专业著作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
克利门托夫教授结合讲学编著了《水文地质学》、《水文地质学概论》、《普查与勘探水文地质学》、《地下水动力学》、《矿床水文地质学》等教材。在克利门托夫教授讲授的4门课中，有3门课的教材都翻译成中文出版了，这些教材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水文地质专业教科书。
那时还通过许多苏联著名学者的著述，将苏联的新理论不断输入到中国。如苏联地质学家郎格关于区域水文地质分区理论，卡明斯基关于地下水的渗流理论，普洛特尼柯夫关于地下水储量分类与评估，列别捷夫关于灌区地下水动态预测，以及奥弗琴尼柯夫关于矿水方面的专著等。通过这些译著，不仅把苏联的一套基本理论都介绍到了中国，而且对中国水文地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水文地质方面的译著我都读过，我还写过一些小文，介绍这些著作……”
从陈梦熊院士的这段回忆中不难看出，当年他不仅亲历了与苏联专家在中国水文地质工程方面的合作，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变化和提高，因而陈梦熊院士也十分客观地看待那一段历史：“解放以后，我们国家地质人才的短缺，不但严重制约了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就成为在短期内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有效途径……
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以后，帮助我们建立起很多新的专业领域。比如矿床水文地质学，就是苏联专家到中国后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新领域。工程地质领域也是随着国内水利工程的兴建，苏联专家带领我们进行了不同设计阶段的专门性工程地质勘探，我们按照苏联的勘察规范工作，收集整理了大量工程地质资料，最后逐步建立起了一门新的学科。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学习苏联是学对了。因为苏联的那一套工作方法比较容易掌握。苏联的优点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程规范，这些我们过去都没有。他们一平方公里要做几个点，都定得死死的，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做就行了。当然苏联的方法也不能生搬硬套，实际上‘文革’结束后，我们对旧的规范都已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1957年，中国大地发起了激烈的“反右”运动，刚刚在柴达木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陈梦熊又经历了他人生第二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反右”运动的冲击让陈梦熊始料未及，因为在这之前的1956年，陈梦熊刚刚在吴磊伯的介绍下加入了民主党派组织的九三学社。这是陈梦熊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这一次加入九三学社，主要是看到他尊敬的西南联大老师孙云铸，还有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老领导黄汲清、程裕淇、王曰伦等人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这些人都是中国地质学界非常有声望的权威级人物，陈梦熊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学习，对提高思想觉悟有很大帮助。于是，在当时民主党派发展很快的形势下，他加入了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九三学社。
因为经常出差跑野外，陈梦熊只能在冬天回到北京的日子里才能参加九三学社地质部小组的学习活动。但是陈梦熊非常喜欢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海阔天空畅所欲言地交流，谈的问题广泛，思想也很活跃，一向喜欢发表自己看法的陈梦熊更是经常坦率地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后来在“反右”运动中，陈梦熊把自己在九三学社爱发表看法的作风也全盘带到了单位的政治学习会议上，对问题发表看法的直言不讳作风，也让他受到了冲击。
陈梦熊是在当时“大鸣大放”的形势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的。“大鸣大放”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时提出的，意在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对于那一段在“大鸣大放”形势下受到冲击的经历，陈梦熊院士在晚年曾做了如下回忆：“大概是在1956年底，有一次地质部召开了上千人的大会，何长工部长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从那以后，地质部各种各样的‘神仙会’就多起来了。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开会，有时是十几人，有时是几十人，有时甚至是上千人，总之各种会都有。刚一开始谁也不发言，因为‘三反五反’运动刚刚过去几年，大家还都心有余悸。到后来各级领导鼓励大家大鸣大放，慢慢地就把大家‘引’出来了。大家先是观望，后来就逐渐敢说话，把意见提出来了。
在‘反右’期间，正好赶上国家机构大调整，地质部里的机构也变动的很厉害。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大部分省区还都没有地质机构，所以要在各省成立新的研究所，有的地方还要成立大区的研究所。由于当时地质专业人员不足，缺乏组建基础，所以产生了新机构非常混乱，没有统一规划的现象。
我就是根据这一问题，向领导提出：全国地质工作的布局、机构应该更加合理，应该统一规划。我还提出应该在每个地区组织一些资历老的、经验比较丰富的、对情况了解比较多的技术人员，组成一个相当于顾问委员会的机构，作为党委的一个咨询参谋，这样可以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多征求技术权威的意见。
我的这个意见一提出，就成了跟党对立了。当时的‘反右’运动来势很猛，我事先并没有思想准备。本来是说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哪知道我在鸣放会上提出的意见，后来就成了我的重要罪状，我也成了单位里的主要斗争对象。我多次受到了批判，也写了没完没了的检讨。刚开始还只是一般性提意见，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再后来就把我的工作也给停了。那时是白天晚上全都在开会，每一个人都在搞运动，连我们刚刚创办的一个杂志也给停刊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又被隔离了。我当时就想，这一次我是逃不掉恐怕得划成右派了。后来水文地质局里被隔离的一些年轻人都被打成了右派。想不到我最后竟被划归为没戴帽的右派。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并不清楚，只是在心中琢磨，或许是考虑到那个时候即将开始的全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还需要我去做，倘若我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恐怕就没法去工作了……
虽然我没有当上戴帽右派，但这次‘反右’运动对我和我的家人影响还是挺大的。我的小儿子陈泽行后来在1976年去北京郊区昌平插队时申请入团，大队团支部派人到我们单位调查，结果一听说我是没戴帽的右派，孩子入团的事立刻就告吹了。”
虽然经历了“反右”运动的冲击，但是在运动结束后，陈梦熊又开始投入到已经初见成效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此时柴达木地区的考察工作已告一段落，陈梦熊带领的考察队一部分队员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组建的治沙队中，他们在那里为治沙队承担了水文地质工作。
这期间，地质部在全国各省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也逐步展开，特别是在东北、华北及西北地区都已相继组建了考察队。陈梦熊则担当了赴各省检查组建考察队情况的工作。他与当时的水文地质局局长张更生一起，亲自到各省去逐一检查。
他们从一个省跑到又一个省，从建房、招人、选总工程师、搞设备，一直到建修配车间和化验室等等，可说是方方面面都要关注和落实。工作虽然辛苦又繁琐，但两个人一个是从不怕吃苦、精通业务的中国水文地质学的开创者，一个是对业务敬业的精神比专业技术人员还要好的领导干部，因而俩人配合默契、工作出色。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跑遍了几大地区的所有大型水文地质考察队。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项由陈梦熊亲自参加并担纲指导的新中国首次开展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陈梦熊任编委的我国第一个有关水文地质方面的杂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刊物在1957年正式发行外，由陈梦熊负责主编的中国第一幅比例尺1:3000000中国水文地质图和第一本专著《中国区域水文地质概论》在1958年出版。
1959年，陈梦熊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利用本国资料编著的《实用水文地质学》及与沈玉昌等编著的《10年来中国地貌学》出版。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梦熊又与相关省份人员共同编制出版了我国最早按自然单元编制的小比例尺图系即比例尺为1∶1000000黄淮海平原及松辽平原的水文地质图系，同时建立了“图系”的典型模式。这项科研成果后来在1978年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奖。
此外，这个时期地质界还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水文地质分区、中国潜水分带规律、中国的自流盆地和有关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关中平原、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区域的水文地质论文。陈梦熊在这个时期也完成了大量有关文章，继那篇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杂志上发表的《柴达木盆地的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后，又先后发表了1956年刊登在《科学通报》第6期的《我国水文地质科学现况与今后发展方向》；1957年刊登在《地质评论》17（2）期的《中国水文地质分区的初步研究》；1957年北京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水文地质调查及地貌图的编制方法》；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在包头、西安、北京等地所见到的几个有关新构造方面的问题》；1957年刊登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2期的《“论潜水水平分带规律”（李奇柯夫著）读后》以及1957年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一年来水文地质工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等。
陈梦熊认为，这个时期我国水文地质工作的科研成果和大量的科研论文，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卓越成就，更使得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区域水文地质学的开创年代。尤其他们在这个时期编写的《实用水文地质学》更具有开创性。
虽然在《实用水文地质学》出版前不久，苏联的水文地质学著作已经在中国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实用水文地质学》使用了中国自己的材料，而苏联的著作中用的都是苏联的材料。当然从理论方面说，这部书用的是苏联的理论，或许还没有很大的创新，但不得不说《实用水文地质学》的完成，是陈梦熊和当年参加新中国水文地质普查的地质工作者一起，根据全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和相关学科工作总结的初步、也是集体合作的科研成果。因此亦可以说，一部《实用水文地质学》既达到了为当时全国即将开展的1∶200000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创造条件的目的，也让人们看到我国水文地质普查工作的蓬勃发展和已取得的成就。
从这以后，陈梦熊一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的水文地质事业。1959年秋天，地质部党委对他们提出，要在1960年基本完成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水文地质普查工作，这使得陈梦熊肩上担子更重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了“大跃进”和3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开始进入调整巩固阶段。也是在这个时期，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抗旱打井的高潮，华北地区的抗旱工作更成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以后，陈梦熊更忙了，他几乎无暇顾及自己家中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为了配合当时的抗旱工作，陈梦熊还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当前工农业建设中的几个重大水文地质问题》的文章，以向广大农村介绍缺水山区的找水经验。一直到1966年3月，整日为各地抗旱打井奔波忙碌的陈梦熊还参加了“八省一市农田水文地质工作会议”。当时这个会议的内容仍然是为了抗旱打井，重点则是建立小分队，同时还要求地质部门和水利部门的同志一起到山区参加抗旱工作。
4月份，工作繁忙的陈梦熊又回到北京，参加了地质部抗旱工作组的会议。这一时期紧张的全国抗旱打井工作，也让陈梦熊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了围绕抗旱工作开展水文地质的研究。但是不久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