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缘1∶3000000中国地图

结束了祁连山综合考察队的工作后，陈梦熊几乎没有停歇就参加了黄汲清先生主持的中国地质图编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大部分人员开始投入抗战胜利后的复原搬迁工作，于是，陈梦熊和调查所大部分野外考察人员回到了重庆北碚。

告别了工作两年的兰州回到北碚调查所后，陈梦熊一边和大家整理几年来收集的野外考察资料，一边开始了地质调查所的重点工作，即在以往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包括1∶3000000的中国地质图。

编制全国地质图一直以来就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列入计划的重要工作。早在成立之初，调查所的创办人章鸿钊就制定了一个编制中国地质图的全面规划，其内容主要包括：编制比例尺1∶3000000中国地质图和1∶1000000的分幅图，计划在20年内完成。此后调查所分别于1924年、1926年和1929年完成了中国最早出版的3幅正规1∶1000000分幅图。

到了193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又专门成立了以所长翁文灏为主任，黄汲清为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并制定了在全国开展区域地质普查和绘制地质图的计划。但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再加上当时又缺少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这一计划一直没能够得以执行。即便是在1942年陈梦熊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后，绘制地质图的计划也仅仅是在局部地方展开。

这次正式开始的绘制中国地质图工作由地质调查所的黄汲清先生负责。黄汲清先生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和区域地质室主任，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元老级的地质科学家。年轻的陈梦熊和地质调查所专门抽调的一部分学者跟随黄汲清先生一起加入到编制地质图的工作中，从此，中央地质调查所绘制地质图的工作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1946年夏天，随着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陈梦熊也由重庆北碚经宝鸡坐火车回到了南京。回到南京后的陈梦熊继续进行中国地质图编制工作。

2.参加三峡坝址考察队

10月，回到南京不久的陈梦熊又接受了长江三峡坝址的勘察工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对三峡工程的地质勘查，是当年中国地质界的一件大事。在这以前，中国地质界有名的李四光、赵亚曾等人曾于20世纪20年代进入三峡地区进行地质考察。经过对三峡的详细调查，他们建立了峡区的地层程序。这一调查成果后来也一直作为峡区地层划分的依据。

陈梦熊此次参加的考察则是去宜昌为三峡大坝建设做初步的坝线地质调查。

提起这次对三峡的考察，就不得不从美国人萨凡奇说起，因为这项工作是萨凡奇提出的YVA（Yangze Valley Administration）计划的一部分。萨凡奇是美国水力坝工专家，在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工作，他曾在世界各地设计过60多座水坝。后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邀请，于1944年来到中国，并针对三峡地区的水坝建设问题亲自进行了考察。

这次考察后，萨凡奇写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并在该报告中提出，要在三峡地区建立相对高200米或150米的拦江高坝。建立拦江的高坝主要用于发电，还具有蓄洪、航运等功能。

旧中国政府决定采纳萨凡奇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同时开始为大坝的设计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于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很快成立了由该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牵头的“三峡水利发电计划研究委员会”，并为建设三峡工程制定出了工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既包括三峡地区的航运、灌溉和库区测量，也包括了库区淹没、人口迁移和肥料制造等诸多内容，足见该计划之庞大。

1945年7月，一个负责全国水利资源开发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在四川长寿县正式成立。

紧接着在总处下面又先后成立了2个工程处、4个勘测处、5个勘测队。后来三峡勘测队也于同年成立，第二年又扩编成勘测处。如此规模和数量的勘测队伍，可见庞大的三峡工程计划实为名不虚传。

美国人萨凡奇在1946年第二次来到中国，又亲自对三峡地区的水坝建设问题进行考察。据传他在三峡考察时，参考的竟是从日本俘虏那里得到的一张军用地图，因为当时找不到四川宜昌辖区的详细地形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真容”，再联想到此时正在进行的中国第一幅1∶3000000地质图的绘制工作，更会让我们感受到当年陈梦熊从事中国地质图编图工作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还是在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了以地质学家侯德封先生为队长，刘东生、姜达权、陈梦熊为队员的勘察长江三峡坝址考察队。10月，在队长侯德封先生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4人从南京出发了。

他们乘坐轮船沿长江逆流上行，一路上轮船走走停停，到达汉口时，还换乘了一次轮船，这也使得他们逆江而行的船速始终比较缓慢。此时抗日战争虽已结束，但内战的硝烟已经四起，因而沿途一路投入眼帘的，仍然是战乱炮火下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特别是路过十年前逃难经过的马当要塞，看到亟待恢复的祖国大好河山，年轻的陈梦熊不由心生惆怅，立时在船上作诗一首：

马当难锁燎原火，

大别山麓流民多；

十载离徙烟云梦，

依轮凭吊万顷波。

12天后，考察队一行4人到达了湖北宜昌。

3.考察三峡的苦与乐

到达宜昌后，考察队立刻受到了“扬子江三峡水电勘测处”的主任张昌龄、总工程师黄育贤和副总工程师张光斗的热烈欢迎，同时安排他们住在了勘测处的宿舍。

考察队此次的任务就是对萨凡奇选择的坝址进行地质论证，主要侧重水库的淹没损失和水库坝基问题。由于水利工程选择坝址主要依据地形地貌，考虑地质构造基础，因而考察队的勘测也是三峡水利工程工作的第一关。深知此意的张昌龄、黄育贤、张光斗3位中国水利专家更是对刚刚到来的考察队给予了大力支持。

来到宜昌的第二天，侯德封先生就带着3个年轻人向野外出发了。他们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被淹没地区的矿产资源和水库坝基的地层、构造、岩石、地震等问题，同时还要对美国人萨凡奇提出的每一处岩样进行认真的地质测绘。

那个年代，工程地质学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因此他们手中唯一可参考使用的工具书就是一本由加拿大人撰写的《工程地质学》。此外对他们最具挑战的就是艰苦而又危险的野外考察。

白天，他们不是乘上木船沿着长江勘察，就是攀登悬崖，或者就是一头钻进大溶洞里进行测量。到了晚上，他们不顾一天的疲劳，仍然守在昏暗的油灯下，一边整理野外工作笔记和收集的岩样，一边分析在野外绘制的地质图和地质剖面图，最后再对地层进行详细的划分。这时三峡地区的天气已经在一天天变冷，但是为了工作方便，他们还是在几天后就搬到了荒凉的南津关口一处用木板钉成的小平房里，顶着夜晚江边的寒风继续工作。

艰苦的三峡坝址勘察工作进行了3个月，这期间，无论是扎进皮肉让人异常疼痛的“王八”草，还是攀登陡峭的悬崖，或者是成千上万的蝙蝠“粪蛋”攻击，都让陈梦熊十分难忘。

“王八”草是生长在三峡地区的一种长着十分尖利针状的野生植物，人若不小心被扎到，简直疼痛难忍。对于在野外进行艰苦勘测的考察队员来说，经常“陪伴”在左右的“王八”草绝对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

不过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还是攀登悬崖。有一次当他们在攀爬一个石灰岩地区悬崖时，看到那里的河谷分成好几级阶地，不仅坡度非常陡，而且从每一个阶地往上登一个阶地都要有80至100米的高度。更难的是，又高又陡的石灰岩陡坡还十分光滑，攀爬起来既艰难又十分危险。为了增加摩擦力，大家干脆一起脱掉鞋，再用鞋带把两只鞋栓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然后开始光着脚攀爬。

于是，在长江三峡岸边陡峭的悬崖上，几个考察队员像壁虎一样紧紧贴在峭壁上，他们手脚并用，一步一步在石灰岩陡坡中爬上又爬下。忽然，江面刮来一阵风，瞬间就把侯德封先生的帽子刮到了江里，50多岁侯德封先生毫不在意，仍然和几个年轻人一样用力攀爬……这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在长江三峡进行野外考察的真实场景，这一幅生动的画面，让曾置身于其中的陈梦熊院士深深记在了脑海中……他们也曾有过狼狈的时候。在他们钻进岩洞的时，不成想却“惊扰”了岩洞的“主人”，数以万计的蝙蝠以“粪蛋”向他们发起攻击，害得考察队员们只得落荒而逃……三峡的野外考察工作确实辛苦又充满了艰险，为此，陈梦熊也曾做诗一首描述此情形：

巨砾成悬崖，大江“石门”封，

三峡万重险，惟吾首其冲。

三峡风光好，峭壁山峰高，

急流浪涛涌，白帆点点飘。

西陵峡中险，峭壁一线天，

焉知悬崖上，袅袅起炊烟。

山上有草木，刺入人肌肤，

其名曰“王八”，布阵心何苦。

艰苦的三峡野外考察工作，也给考察队员们带来乐趣，比如他们在岩洞里会用地质锤把自己的名字敲刻在岩洞石壁上，让他们的名字在岩洞里保留很长时间。其中被考察队员姜达权刻上名字的地方，后来还真的被命名为“达权坡”。

当然最快乐的还是考察取得的成果。通过这次对三峡的地质勘测工作，他们提出了三峡坝段地区的岩溶问题。美国人萨凡奇在选择三峡工程的坝址时，虽然主要依据地形地貌考虑如何利用水力，但是他只注意到了岩溶地区坚硬的石灰岩利于坝基的稳定，却忽略了那里严重的渗漏问题。

而陈梦熊他们在考察中则更重视地质结构，考虑坝址的基础是否牢固。因此他们在考察后指出了岩溶地区的核心是渗漏问题，这个问题也为后来的工作提供了资料。以后中国三峡工程勘测的重点之一，就是集中在研究岩溶问题。

12月，考察队结束了在三峡的地质勘测，回到了南京。

陈梦熊又继续开始编制地质图的工作，几个月后，鉴于国内战乱和经济的不景气，国民党政府宣布暂停三峡工程国内外一切工作。

陈梦熊亲自参与的长江三峡坝址勘测工作虽然只有3个月，却是这个时期中国地质学界的重要大事之一。难得的是，他们这次对三峡的考察，还为后来20世纪70年代陈梦熊重返宜昌参加葛洲坝330工程打下了基础。

4.完成编制中国地质图

回到南京后，陈梦熊继续跟随黄汲清先生从事编制中国第一幅比例尺为1∶3000000的地质图工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编制地质图的工作困难不少，首先就是基础资料的短缺。他们手中除了陈梦熊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同事在西北野外考察时实测的路线图外，仅有少的可怜的局部地形图资料。尤其是陈梦熊负责的西北地区，不仅地质资料和地形资料都不齐全，而且很大一部分地区还都是空白。像陈梦熊参加绘制的天水地图，有详测地形图的地方也不过占这个地区的五分之二。

更不易的是他们手中仅有的地形图上还有许多错误，有些图甚至连方位都是错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的绘图就主要依靠经纬度投影网和抗战期间在华美军在我国测出的天文点资料。此外就是查考利用外国的资料，那个年代去我国大西北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很少，但却有很多外国的科学家或是探险家到过大西北考察，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外国科学家的著作和绘制的图件，在编制地质图的工作中起了不少作用。

工作中，他们手中由调查所人员在野外考察时实测的地质图也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大家分头测绘，不同的人制图方法不同，就造成了很大的详略差异，这也使得后来的室内拼接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当然也为日后陈梦熊制定编绘地质图规范打下了伏笔。

此外，在当时中国的地质界，对地层的划分、不同构造之间的关系及变质岩的研究等方面还没达到深入细致的研究，仅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多数地区都缺乏详细的地层划分。而变质岩系的岩性又很类似，在当时缺乏化石的条件下，野外考察工作难免出现一些错误，而这些则为最后划分界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结果当他们把不同作者制作的野外绘图拼接在一起的时候，竟会出现同一走向的岩层在两个不同的考察路线图上绘制截然相反的情况，还有每天都会出现的不同的新问题。

于是，他们对于资料缺乏、又没有经过大家实测以及存在异议的地区，就留下空白，或者用虚线绘制，这样可以保证绘制地质图的真实性。

绘制地质图的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在黄汲清先生的领导下，陈梦熊和同事们一直积极工作。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夏天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3000000中国地质图和14幅1∶1000000国际分幅图，并在1949年前全部付印出版。这项工作的完成，无疑为发展新中国地质事业奠定了十分宝贵的基础。

同时一向爱钻研的陈梦熊还对黄河是否流经四川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总结。该问题曾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争论，因为黄河是否流经四川不单纯是地理上的问题，更涉及我国各省疆界划分的问题。而在中国，省界的划分既不是简单地依据经纬度做绝对人为的划分，也不是完全地按照自然区域划分，而是融入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文化等传统关系，所以不仅复杂，而且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地区生活的蒙、藏居民过得是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他们从不与地方政府来往，更没有省界的概念。陈梦熊在工作中留心收集这个地区的地形图，并就这个问题撰写了《从黄河是否经川谈到疆界问题》，发表在当时的上海《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年轻的陈梦熊不仅谈到了受人关注的黄河是否流经四川的问题，更借此文强调了绘制地图的重要性，同时他更直接地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重视绘制地图工作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这是继完成《渭河上游之地质》、《甘肃一个第三纪煤田》及《甘肃榆中黄石坪沙金矿》后，陈梦熊完成的又一篇论著。

虽然走出西南联大仅仅只有5年的时间，虽然还不过是所里一个正在“学徒”的技士，但热爱工作，肯于钻研的陈梦熊，已经在地质科研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5.丰富的学术团体活动

除了艰苦的野外考察、编制地质图和写论文，这个时期的陈梦熊还积极参加了各类学术团体组织的活动，其中参加最多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举办的活动。在中国地质学界，中国地质学会是最大的学术团体，也是当时中国科学界非常活跃的一个学术组织。几乎每年都召开年会，既有学术交流，也有地质旅行，既丰富又隆重。

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考进中央地质调查所后，陈梦熊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实际上，早在1940年，他亲自参与成立了西南联大地质学会时，学会成员就集体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只不过当时是预备会员。

陈梦熊第一次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年会，是在重庆中央大学举办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9届年会上。那是1943年，他刚刚从贵州野外考察完返回北碚。由于上一届年会召开时，地质学会同时向社会开放并举办了地质学展览会，因此盛况空前，观众多达几万人。这一次年会也仍然同时举办了地质学展览会，会上展出了各地质机构收藏的地质标本和地质图，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欢迎。此时的陈梦熊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他没有在这一届年会上提交论文，只参加了年会组织的前往南川一带的地质旅行。

1944年，陈梦熊在一次性缴纳了200元会费后，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永久会员。这以后，陈梦熊一直积极参加地质学会的学术活动，并为年会提交论文。其中他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在台北举办的第23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

1947年11月，第23届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在台北举行。陈梦熊与地质调查所及其他单位的大陆地质学家总计40多人从上海乘中兴号轮船抵达台湾基隆港，上岸后接着乘坐汽车，辗转到达台北。

由于这次年会正值中国地质学会成立25周年，又值台湾光复后首次举行国家级会议，因此会上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专家。当时的台湾省政府对这次会议也非常重视，台湾省政府的人员不仅亲自出面招待参加会议的地质专家，还为大会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和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

会议在台湾大学地质学系举行，与会的地质专家则住在北投美华阁宾馆。北投是台北郊区以温泉著称的旅游胜地。巧的是，在北投的台湾省地质调查所的几位同仁就是陈梦熊在兰州西北分所工作时的同事。他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中央地质调查所派到台湾来接收工作的。想当初所里派到台湾来接收工作的人的名单中也有陈梦熊，可是他不愿意离开在南京的姐姐和妹妹，最终没有来。想不到竟在台湾的这一次年会上相聚，大家自然是十分高兴。

这一次的年会还有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就是环岛考察，主要内容就是对金瓜石金矿等矿区的参观访问。金瓜石金矿靠近台北，是台湾，也是亚洲最大的金矿，过去曾为日本人把持经营，抗战胜利后收归国有。台湾还有金、铜、煤炭、石油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环岛考察让陈梦熊感到台湾就像一个植物茂密的大公园。此外台湾全岛几乎都是海相第三纪地层，而这在大陆地区是看不到的。

一个星期后，中国地质学会在台北召开的第23届年会结束了。回到南京的陈梦熊写了一篇《台湾的矿产资源》，不久，南京电台播出了这篇文章。

从这以后，历次的中国地质学会年会陈梦熊都参加了。

在1951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30周年的年会上，地质学会进行改组，陈梦熊被选为助理书记，后来改称为秘书长。

此外，陈梦熊还是当年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其中比较有名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是民国时期一个进步的科学团体。它以英国进步科学家贝尔纳等人组织的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为模式，要求会员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促进科学技术的正确发展，并以集体的力量保障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利益。陈梦熊在1947～1948年以南京分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科协筹备组织南京分会的活动。一直到建国初期，陈梦熊一直参加中国科协的活动，并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吴磊伯一同担任了中国科协主办的《新华日报》副刊《科学与建设》的编辑工作。除了为这个科普专栏担任编辑，陈梦熊自己也经常为这个专栏撰写一些科普宣传性的小文章。

从积极参加学术团体活动，到担任报刊科普专栏的编辑、作者，无一不显示出陈梦熊的朝气和才华，一个工作努力、立志献身祖国地质事业的天才青年正在茁壮成长。

6.与妻子沙频之在南京

1947年，30岁的陈梦熊结识了25岁的沙频之。大学毕业后连续五六年的时间都在野外考察奔波的陈梦熊终于开始谈恋爱了。一般搞地质的人结婚都比较晚，一直忙于野外勘探考察的陈梦熊自然也无暇顾及自己的婚姻大事。

那时，陈梦熊在南京搞地质图的绘编工作，利用这段相对工作生活都比较稳定的时期，他先后完成了《甘肃中部之地文》、《甘肃中部皋兰系变质岩之初步观察》（英文）、《编制天水幅地质图之讨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地质评论》和《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物上。也是在这个时候，经中学同学蔡壬侯牵线，陈梦熊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沙频之。

聪明美丽的沙频之相貌出众、才华横溢，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的高材生，也是中大校园里知名的才女。毕业后，沙频之先在南京教育部的编译馆工作，后来成为中央大学物理系助教。

沙频之的祖籍在浙江的山区，她的父亲沙孟海精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及篆刻，是著名的书法家，亦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中英庚款委员会以及中山大学等政府机构担任重要职务。此外，沙孟海还与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朱家骅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成长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但沙频之的求学道路却并不顺畅。

原来在1942年时，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毕业后，沙频之考入了同在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虽然学生都可以享受学杂费、伙食费全免的待遇，但那时她的父亲沙孟海因为患肺病正在石壁山休养，家里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那时重庆物价飞涨，因而父母不仅坚决不同意她上大学，还要求她立刻找一份工作，以给家中紧迫的经济状况分忧。

一心要上大学的沙频之并没有屈从父母的意志放弃上大学，但迫于经济压力，她不得不向中央大学提出“保留学籍一年”的申请。紧接着，她就去了当时的中国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一年后，自食其力的沙频之终于有了一些积蓄，于是她又提出申请恢复学籍，走进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

沙频之不仅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更是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青年。虽然父亲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但她的几个叔叔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大叔早在广州起义时就牺牲了。二叔一直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工作，三叔则是南京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

沙频之一直与三叔关系密切，自从上大学受到父母的阻拦后，遇到什么事，她总是找三叔商量，反而很少找自己的父母。受三叔的影响，她在中央大学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一直坚决支持左派的学生运动。一个同学因为参加学生运动遭到逮捕，她不顾危险多次去监狱探望送物品。她的弟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她就想方设法把弟弟藏了起来。当国民党特务破坏了同学们庆祝三八妇女节的会场时，沙频之又一次勇敢地和左派学生站在一起，毫不犹豫地在抗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陈梦熊与沙频之相识后，两个积极向上，同样有才华的优秀年轻人很快就擦出爱的火花，他们在一起打桥牌，一起用宁波话聊天，有时他们也会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再约上一些朋友去玄武湖划船。

那一段在南京编制地质图的岁月，是常年在野外从事考察的陈梦熊难得的稳定日子，也是在这一段日子里，年轻的陈梦熊与沙频之度过了他们甜蜜的恋爱时光……

1948年9月，陈梦熊与沙频之在南京结婚了。从此他们历经风风雨雨，共同在人生道路上前行……

此时，解放战争胜利的捷报频传，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火声中，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