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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足球场上的辉煌战果，还是《金陵风》的文学创作，都给陈梦熊带来了朝气和快乐。只不过这些都随着高中毕业而结束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大地爆发了抗日战争，中学刚刚毕业的陈梦熊陷入了在战火中漂泊流亡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陈梦熊没有留在南京考大学，而是直接来到了北京，因为北京有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陈梦熊的理想就是能够考取清华或者北大。
1937 年， 陈梦熊赴北京高考复习时
那个时候，正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陈家三儿子陈梦家已经结婚成家。陈梦熊来到北京后，即投宿到三哥家复习功课，积极准备投考北京的大学。
陈梦家不但支持弟弟来北京报考大学，而且积极为弟弟的学习提出建议。他对陈梦熊说：“我支持你报考北京大学，而且我建议你选择北大地质系。因为地质学离不开矿业的开发，而矿业的开发又直接反映出国家建设的兴衰……三哥的话不由让陈梦熊心中一动。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地质学已经伴随着现代矿业在中国的建立而兴起，随着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机构的建立以及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地质学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地质学正在逐渐成为“热门”。于是，原来准备报考物理学专业的陈梦熊决定改报地质学专业。
然而战争的爆发，却改变了这一切。1937年7月7日清晨，正在北京一心准备考大学的陈梦熊突然被一阵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天亮后他走出家门，看到街上人们手拿报纸号外，奔走相告，才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上了宛平城的卢沟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七七”事变，从此大片的国土沦丧，中国大地开始了抗日战争。刚刚高中毕业的陈梦熊也开始了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的生活。
三哥一家很快去了杭州，紧接着陈梦熊也离开北京回到南京三姐身边。但日本军队不久即向国民党驻上海守军发动全线进攻，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从此南京也不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南京也不安全了，这时三姐的丈夫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陈梦熊决定陪同三姐和她的4个孩子先到三姐夫的老家无为去躲避战乱。
草草收拾整理后，陈梦熊与三姐和她的孩子们出发了。
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交通早已遭到破坏。战乱中，他只帮助三姐雇到了一辆独轮车。于是，三姐抱着两个小的孩子坐在了装着行李的独轮车上，陈梦熊领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跟在独轮车的后面。从此，陈家姐弟的流亡逃难生活开始了……走出南京，他们先走过马鞍山，又走过当涂、芜湖，最后坐上小船，终于到了三姐夫的老家无为。一路上无论是徒步前行的艰难，还是到处逃离家园的难民，都让陈梦熊深深体会到战火之下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岂不知，无为仅仅是他们姐弟流亡逃难、饱受战乱之苦的第一站。
随着战火的逼近，姐弟俩看到，一天天处于危难之中的无为已不是久留之地。而这时，通往大西北三姐夫那里的铁路已被炸毁，西北是不能去了，他们决定先到广州去躲一躲，因为这时陈家的二儿子陈梦士在广东省农林厅工作。
于是，在无为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梦熊又与三姐带着她的孩子们开始了第二次的逃难。比起从南京到无为的第一次逃难，这一次的逃难历程显然要艰苦很多。
从无为出发，他们乘坐小船到了庐江，接下来大部分是徒步行走了。他们先走到桐城，接着继续沿着大别山往南走。当他们走过潜山、太湖、宿松后，终于绕过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安徽、江西交界长江防区的主要军事要塞马当封锁线，进入湖北黄梅。
此时虽已是人困马乏，但陈家姐弟仍不敢松懈怠慢，他们还必须从黄梅走到九江，才能登上开往武汉的客轮，才能告别连日来徒步行走的艰难。好在比起自南京逃出后的漫长流亡道路，此时位于长江岸边的九江城已是“近在咫尺”了。
当陈家姐弟一行人终于从九江坐上客轮到了汉口，又从武汉挤上火车到达广州时，他们艰苦的逃难路程已经历时3个多月。
历经跋山涉水的艰苦，饱受风餐露宿的磨难，陈梦熊陪着三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结束了3个多月梦魇般的流亡逃难生活。然而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广州，一心要投奔陈家的二儿子陈梦士时，陈梦士一家人已经搬到香港居住了。
经历了几个月颠沛流离之苦的陈梦熊与三姐及孩子们这时已是疲惫不堪，他们只能先在广州住下。想不到没过多久，日本鬼子的飞机又开始轰炸广州了。无奈之下，陈梦熊又和三姐决定去香港了。
当他们匆匆忙忙来到香港时，已经是1938年了。在香港没有居住多久，对香港的风土人情都不适应的三姐还是想回到上海。于是，原本可以在香港报馆找一份工作的陈梦熊，又护送三姐和她的4个孩子搭乘轮船，一番辗转，一行人终于从香港返回上海法租界的父母家中。
这时已是1938年的夏天，回过头来，陈家姐弟漂泊的日子已经将近一年了。刚刚高中毕业的陈梦熊似乎一下成长了许多，他同情遭受亡国耻辱的百姓，更痛恶侵略者和战争，唯有值得欣慰的，是在躲避战乱的途中自己亲身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
第一次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是在他们来到无为不久。那时，以郭沫若为主要领导的各类抗日文艺演出队伍正日益壮大。这些以敌抗宣传队、孩子剧团、战地文化服务团等命名的队伍，以宣传救亡抗战为宗旨，深入到前线或是农村、城市演出，为抗日救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看到一支宣传抗日的队伍来到无为，陈梦熊只觉得一股激情在心中升起，他立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巧的是，这支宣传队的队长就是与他在南京同窗数载的中学同学方普德。他乡邂逅，两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自然异常兴奋。在陈梦熊的要求下，抗日宣传队长同意他加入抗日宣传的队伍。
很快，陈梦熊成为话剧《电线杆子》里的主要角色之一，虽然是第一次演出话剧，但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陈梦熊的演出竟没有丝毫怯阵。这也让有着文学天赋的金陵中学著名的运动健将，得以在抗日宣传的演出舞台上“一展风采”。
只可惜，由于要照顾三姐和她的孩子们，陈梦熊没能够随抗日宣传队走出无为继续他的“表演生涯”。但这期间，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回到上海后，一腔热血的陈梦熊始终没有停止他的抗日宣传活动。
来到香港后，陈梦熊恰巧遇到了曾在金陵中学与他共同创办《金陵风》的同学刘邦琛。这时的刘邦琛正在《星岛日报》当记者。在他的鼓励下，陈梦熊虽因要护送三姐而没能当成记者，却为报社写出了不少抗日宣传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他最满意的是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上的一篇。在这篇名为《绕过马当封锁线》的文章里，陈梦熊以自己护送三姐和她的孩子们从南京、安徽、江西等地绕过马当封锁线逃离战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在炮火硝烟中，人民饱受战争摧残的真实故事”。文章不仅生动真实，更有力地宣传了抗日精神。
回到上海后，陈梦熊仍然杰作频发，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中国军队的进步》。这篇文章是陈梦熊与三姐在回上海的途中看到军纪严明的李宗仁部队有感而发完成的。由于文章讲述了李宗仁部队军纪好、装备好，因此在当时起到了既鼓舞士气又宣传抗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军队的进步》先是被胡愈之主编的《华美周刊》登载，后又被上海一家有名的画报转载并配了专门照片，可说是反响颇佳。
不久，西南联大开始在上海招生，历经逃离战乱艰苦磨难的陈梦熊回到上海后终于看到了命运的新曙光。带给他“福音”的是一张报纸，那一天，陈梦熊忽然被家中一张报纸上的醒目大字吸引住了，那是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欲在上海招生的广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有名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辗转搬离，先到了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又到了几千里之外的昆明，终于在动乱的战争年代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并坚持开展向全国招收新生的工作。
得知西南联大将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后，陈梦熊一时激动得难以平静。虽然西南联大远在云南昆明，但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要报考的大学吗？欣喜异常的陈梦熊立即报了名，在填报专业的那一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质专业。紧接着，陈梦熊就开始为考入西南联大做积极准备了。
应试不久，陈梦熊终于如愿以偿考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更让他高兴的是，此时三哥陈梦家也已来到西南联大担任文学系讲师。想到以后又可以和三哥在一起，陈梦熊更兴奋了，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立刻飞到昆明与三哥团聚。
但此时内地交通早已无法正常通行。由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铁路已遭到破坏，公路更是不安全。要从上海出发去遥远的西南边陲，路上行程可说是难上加难。
陈梦熊唯一的选择，也是去西南联大唯一的途径，就是从上海搭乘轮船先去香港，再从香港乘轮船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到河内，最后从河内搭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可见当时要去西南联大读书确实不容易。所以当时西南联大虽然从上海招收了60多名新生，但开学报到时，很多新生都因难以成行的交通而没有报到。
路途虽艰难遥远，但一心要读书求学的陈梦熊很快就告别了父母和自幼抚育他长大的三姐，踏上了绕道而行的路程。
登上轮船不久，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子立刻吸引了陈梦熊的目光。小伙子活泼开朗，嘴里还不时地哼唱歌曲。仔细一听，竟是很“前卫”的苏联歌曲。两个年轻人相识后聊起来，彼此更加一见如故了。原来这个叫莫加鼎的小伙子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新生，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因此他不仅是陈梦熊认识的第一个西南联大同学，也是后来积极鼓动陈梦熊参加左翼活动的组织者。
两个同路而行的年轻人经过从上海到香港、再到海防的海上航行，又穿越了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当他们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在1938年9月到达昆明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
怀着一颗激动的心，陈梦熊走进了位于昆明西北郊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争的原因，西南联大的校舍很简陋。校园里没有高大的楼房，只有一排接着一排的泥坯墙茅草屋顶的黑色平房，像军队的营房一样，一排排立在校园里。
学生宿舍也是一排排简陋的平房，每间宿舍里都是二三十人，睡的是上下铺的木头床。一座可以容纳100多人的图书馆，就是西南联大最豪华的建筑了。校园的北面是一大片荒山，山上最显眼的是一座座坟头。老师告诉学生说，当学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师生们常常到山上去躲避。
简陋的校舍，日本飞机不时的轰炸，这就是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历经战乱和远道行程的陈梦熊从此开始了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
西南联大虽然组成创建于艰苦的战争年代，却有着来自中国知名的一流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最强的师资力量和经过严格考试招收的优秀学生，校园里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那些汇聚一堂的教授学者们不仅学养深厚、教学认真，而且水平高超、各具专长，教学风格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更加努力刻苦，可谓教与学的质量和效率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因此，即便是在困难的战争时期，建校时间也仅仅是从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却以独特、出色的教学培养出一大批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人才。
陈梦熊攻读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分别由北大地质系、清华地学系以及南开的部分教师组成，可谓名师荟萃。晚年的陈梦熊院士对此也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集中了三个学校师资力量的精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教师阵容，是当时地学界著名学者、教授的一次大联合。我能在那里学习，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三校之间不分彼此，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不存在任何界限。在如此多的名师教诲下，我不仅巩固了基础理论知识，而且也受到了他们道德风尚的熏陶，所谓‘名师出高徒’是言之有理的。解放以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地质系毕业生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多达10余人，看来绝非偶然。”
和西南联大校园氛围一样，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校风。地质专业的学生不仅学习地质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学习社会学知识。陈梦熊在入学后即开始学习基础课程，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和语文、外文等课程，为他们授课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教授。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陈梦熊还积极完成了一件十分有意义也是对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最有贡献的事，就是亲自参与成立了西南联大地质学会。
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前，北大地质系就有一个地质学会的组织，清华的地学系也有一个，但是迁到昆明后，两个组织都没有再开展活动。陈梦熊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联大地质学会。
在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同学们经过充分的酝酿，在各项筹备工作完成后，于1940年9月成立了9人组成干事会的西南联大地质学会。陈梦熊担任了第一届干事会主席。
西南联大地质学会成立后，最突出的活动就是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他们邀请专家、学者为同学们作报告。由于战争，专门请国内学者来校有些困难。但只要国内著名地质学家到了昆明，地质学会就一定会把他们请到联大来做学术报告。地质学家们的报告内容很丰富，有关中国锡矿床的报告，有关中国西南盐矿、中国钨锑矿以及周口店洞穴层与北京猿人的报告等。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教授做得学术报告就更丰富了，有“中国地层”、“中外地质文献”、“欧美各大学地质系概况”、“滇西大理及丽江地质”以及“喜马拉雅山探险”等。
陈梦熊印象较深的是地质地理气象系的米士教授做得报告。米士教授是一名德籍犹太人，他为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在1934年参加德国组织的喜马拉雅山探险队的亲身经历。
那一年，米士教授与考察队总共8名队员攀登到海拔7000多米时突然遭遇风暴，致使队长和两名队员不幸遇难，结果探险队最后没能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除了学术报告，联大地质学会还举办过全系的联欢会，此外他们也出壁报，组织各类球赛等体育活动。这也让联大地质学会成为西南联大校园里最引人注目和最活跃的学生团体之一，说起来，自然离不开为联大地质学会打下“江山”的陈梦熊和他的几个同学。
陈梦熊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野外实习了。这自然得益于西南联大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虽然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但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仍然十分重视学生的野外实习。他们克服经费上的困难，尽量争取给学生安排更多的野外实习活动。
1941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同学在妙高山野外实习考察。
此外，有着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昆明无论是地况地貌，还是地质构造，都很适合学地质的大学生们进行野外实习。再加上遍布云南省的锡矿、铁矿、铜矿、煤矿以及洱海旁的点苍山、滇西的横断山，同学们野外实习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陈梦熊的第一次野外实习是在昆明郊外的一处名胜古迹筇竹寺。山清水秀的筇竹寺周围山坡上到处都有露出的寒武纪地层。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奋地在寒武纪的黑色页岩内采集到了三叶虫化石。
暑假期间，他们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环滇池地质旅行。地学系的教授们亲自带领同学们攀登高山、采集化石，也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各种地质现象。之后就是认真检查同学们画得剖面图，看到错误的地方就随时纠正。
到了晚上，是热烈的学术讨论。有时，教授们也会为学生们组织一些文娱活动，风趣的德国教授米士先生的表演最精彩，得到的掌声也最多。丰富的活动内容也让同学们把野外实习一天的疲劳抛到了一边。
野外实习让同学们难忘，也让他们得到了收获。因此陈梦熊院士回忆说：
“野外实习不仅使我们学会了野外工作方法，练好了基本功，认识了各种岩石、地层与构造特征，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对地质工作的兴趣，树立了我们为地质事业献身的信心。”
在诸多的野外实习活动中，最难忘也是最有趣的一次，是当年米士教授带领同学们观察岩石“露头”的野外实习。
“露头”是同学们经常用的地质学术语，指的是露出地表的岩石。
米士教授虽然来自德国，却对我国滇西变质岩系有很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他也和许多中国教授一样，曾多次带领当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学生去野外实习。而那次有名的观察岩石“露头”的野外实习，则是在抚仙湖畔的澄江县。
那是一个阳光普照、天空晴朗的日子，一大早，陈梦熊和同学们就跟着米士教授向抚仙湖出发了。在米士教授的带领下，同学们很快爬上了湖边一座石灰岩形成的小山。实习作业完成后，大家全都坐在清澈碧水的抚仙湖畔休息。
可是米士教授显然并不想休息，只见他凝视着前方的湖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果然不一会他就说话了：“请同学们往那边靠近岸边的湖水看，大家注意，那里是不是有一块灰色的‘露头’？”
同学们抬眼望去，湖岸边果然有一块“露头”。紧接着，米士教授又说话了：
“现在我要提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你们看那块灰色‘露头’是什么岩石呢？”
“limestone（石灰岩）！”一个同学马上用英文告诉老师是石灰岩。然而米士教授却不同意他的学生下得结论：“你是不是再仔细观察一下，我看它不像石灰岩，你会不会看错了呢？”
但那位同学却十分肯定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肯定是石灰岩，我相信绝不会看错！”
看到那位同学那样坚定的口气，有几个同学也跟着他一起说：“是石灰岩，没错。”
米士教授只是微笑着说：
“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你亲自到那块‘露头’岩石前，然后自己动手打一块岩石标本，拿回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样大家才会相信，到底是不是石灰岩……”
那位同学立刻点了点头，说着就拿起地质锤，信心满满地向湖岸边那块“石灰岩露头”走去。想不到眼看就要走到“露头”跟前时，那块“石灰岩”竟忽然自己摆动起来。他再往近前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大水牛卧在湖岸边的水里！同学们也全都跑过去了，结果大家全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米士教授也笑了，不过他还是不忘及时给同学们总结了几句：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做地质工作光靠眼睛在远处看是不够的，必须到跟前，亲自动手用铁锤打下岩石标本，再仔细进行观察后，才能最后做出正确的结论。”
米士教授的话并不多，却让同学们心服口服。陈梦熊更是牢牢记住了米士教授的话，在后来的野外调查中，只要看到“露头”岩石，他就会想起那位同学被水牛“戏弄”的情景。他也从此养成了对每一个“露头”都先打标本，再仔细观察的好习惯。
西南联大4年的学习，令陈梦熊十分难忘的是曾得到了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教授学者们的亲身教诲。在这方面，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教授们不仅给了自己高深的知识，更对自己日后从事地质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系主任孙云铸教授来自北京大学，他同时也是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古生物学家，因此孙云铸教授不仅到过许多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也在古生物学和下古生界地层研究方面写就了许多论著。他的讲课也让陈梦熊十分难忘：“……他讲课挥洒自如，富有幽默感，虽看似松散，有点杂乱无章，但却能抓住重点，疏而不漏。他写的字体自成一格，非常潦草，恐怕除了他的学生，别人很难辨认清楚。他讲授古生物学，列举的许多标准化石，我至今印象深刻、牢记不忘……孙老师上课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考试时却以鼓励为主，他的课我都能考到80分以上……”
孙云铸教授培养出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国内有名的地质学家，因此陈梦熊也很幸运地在完成毕业论文时得到了孙云铸教授的指导。以研究三叶虫、下古生代闻名的孙云铸教授建议陈梦熊以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云南宜良下古生代地层为内容撰写毕业论文。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陈梦熊终于出色完成了《云南宜良下古生代地层》的毕业论文。
孙云铸教授对学生毕业后的选择也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他耐心地一个一个找学生谈话。在与陈梦熊谈话时，老师建议他的学生去中央地质调查所。陈梦熊正是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从此走进地质学研究领域，成长为新中国一代地质学大家。
对袁复礼教授，陈梦熊也有一段深情的回忆：“袁复礼教授原来在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是当时中国地学界很有名的地貌学家，由于对考古、地质以及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因此，他也是有名的构造地质、考古、地理、古脊椎动物和第四纪地质学家。
平日里袁复礼教授总是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虽然身为西南联大有名的教授学者，却从不以学者自居。在学生面前，永远是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祥面孔。他负责教授文学和地质测量学，他的讲课认真、条理清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极具吸引力，经常博得满堂喝彩。
袁复礼教授还不断钻研，例如米士教授来西南联大授课，他也经常去旁听。他在地文学课中介绍美国戴维斯的侵蚀旋回理论，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甘肃研究黄河阶地与古夷平面，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他还曾在1932年参加当时有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因此他那一段传奇般的考察经历，更带给我们一个个新奇的，永远也讲不完的动人故事。
袁复礼教授还曾带领我们到昆明以北二村开展过一次野外实习。那次野外实习，我们找到了古生界大部分地层，还采集到了三叶虫、笔石、蚌壳类化石及鱼化石。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袁教授带领大家学会了怎样用罗盘测路线图。这个方法，是袁教授以前在新疆考察时用来绘制路线地质图的。同学们在这次野外实习时，跟在袁教授身边，袁教授一边走一边教，我们一边走一边测，终于学会了测图的方法……”
后来陈梦熊毕业后来到甘肃担任区域地质测量工作，虽然那时没有准确的地形图，但是由于在学校里已经跟着袁教授学会了用罗盘测路线图，所以凭着测路线绘制地形图，陈梦熊很好地完成了地质图的测量调查工作。这一切，无疑离不开那一次袁教授带领他们的野外实习。
那次野外实习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完野外实习见到的地层和构造后，一致要求袁教授给大家讲他在蒙古、新疆的考察经历。
于是，袁教授开始讲他在蒙古大草原怎样发现了古生物，怎样在准格尔地区发掘出大恐龙，又怎样找到了汉唐时代留下的残破古墙垣……新奇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那一晚，同学们兴奋地听着袁教授讲述他的传奇经历，一直到深夜，一连几天野外奔波的疲劳一扫而光。始终在认真倾听的陈梦熊更是早已沉醉其中……从那以后，袁教授穿越祖国大西北的经历一直深深吸引着陈梦熊，年轻的大学生也时刻憧憬着有一天自己能够亲身踏上那块神奇的土地……
两年后，西南联大毕业的陈梦熊终于一头扎在大西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祖国大西北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一代地质学家的脚印……
除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还有着丰富的文艺、体育等课外活动。在这些话剧、歌咏活动中，自然少不了具有文学和表演天赋的大学生陈梦熊活跃的身影。
这时的昆明虽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但人民爱国抗日的激情依然日益高涨。西南联大校园中的抗日宣传活动更是走在前列。因此，走进西南联大的陈梦熊，不管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亲身参加的话剧演出，大多活动的主题都没有离开抗日宣传。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大学生陈梦熊心中升起的是澎湃的爱国激情……
陈梦熊为抗日宣传创作的比较“大型”的作品是一首长诗《在火车上》。那是一次去距昆明几十里路的大板桥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在归来的火车上，依然沉浸在抗日激情里的陈梦熊心中一直无法平静，于是，欣然动笔写出了《在火车上》。
后来，陈梦熊把《在火车上》寄到了重庆的一家报社。这家报社的主编曾是他的小学老师，也是一名地下党员。老师不但亲自修改《在火车上》，还给他的学生回了一封信，这让陈梦熊很受鼓舞。
在历次参加的抗日宣传活动中，陈梦熊最满意，也是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一次就是1940年8月在大板桥举办的兵役宣传活动。那一次西南联大出动了一支80人的抗日宣传队，尤其是化学系著名的学者曾昭伦教授也和学生一起走进了抗日宣传的队伍。
陈梦熊在宣传队出发之前就参加了街头剧和话报剧的紧张排练，他们的演出在大板桥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宣传队分成几个小队分别开展抗日宣传，同时还在大板桥开展了农民调查和兵役调查。这次抗日宣传活动从8月21日一直到24日，发动了很多群众。特别是最后一天晚上的群众大会，在宣传队的鼓动下，一千多群众来到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大会一直开到夜里十一点半。
为了庆祝这次大板桥抗日宣传活动的成功，回到昆明的当天晚上，同学们又聚在翠湖边，大家围坐成一圈，一群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在草地上尽情联欢。置身在其中的陈梦熊被同学们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以一首《在翠湖的一个月夜》的诗歌，表达了一群抗日爱国青年的满腔热血：
星光下的月夜是多么美丽啊，
有十几个活泼的青年聚集在一起，
低声唱着歌，
夹杂着一阵阵欢笑，
活泼而又严肃。
青春的热力弥漫在翠湖的湖面上，
周围静悄悄地，
间或有蟋蟀的鸣声，
更显得有些诗意。
翠湖让我们想起后湖，
也使我们想起北海；
我们是一群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
失掉了家的孩子。
我们的心必须合而为一，
但我们忘不了破碎的家，
唉！我们并不是陶醉，
仅仅回忆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面对着现实，
勇敢地向前走去。
我们不是怠工而是休息，
而这休息是有伟大意义的。
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工作、工作，只有工作，
才能使我们团结在一起！
受战争年代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内民主进步势力与学生运动也都十分活跃。这样的环境让陈梦熊不仅接受了民主进步的思想，更积极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活动。
在西南联大，对大学生陈梦熊的思想影响最大也是与他接触最多的，是他的同班同学李炳泉。那时的李炳泉已经是一名地下党员，在陈梦熊的眼里，李炳泉文质彬彬又颇有风度，平日里待人也是谦虚又热情，学习上更是聪明异常。因此即便是平时学习不那么刻苦，但只要考试前临时“磨磨刀”，成绩照样排在前列。充满活力的李炳泉还多才多艺，既会拉京胡也会唱京剧。还喜爱戏剧，爱阅读各类课外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个充满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生运动领导人。
考进西南联大不久，陈梦熊就和李炳泉一起搬进了公路北边新校舍的34号寝室，两个人的木床相邻，木床中间是一张共用的木板长桌。无形中两个朝气蓬勃、聪明活泼的年轻人开始了更多的接触。从此，无论是去上课，还是去食堂吃饭，或者是去图书馆占座位，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躲空袭，都会看到两个形影不离的年轻人的身影。
陈梦熊受李炳泉影响最大的是接受了民主进步思想。
当时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叫群社的进步学生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李炳泉就担任群社的副社长。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群社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读书会、月光会、学术讲座以及歌咏、话剧等活动。
在李炳泉的带动下，陈梦熊不仅经常参加校内外举办的社会名流主讲得时事报告和学术讨论会，还积极参加群社主办的读书会。由于李炳泉经常主持读书会，所以在他的鼓励下，陈梦熊为读书会作了一次“国内外形势分析”的报告。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梦熊在西南联大戏剧研究社组织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里临时扮演了赵秀才。西南联大戏剧社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以进步师生为主要力量建立起来的。当时决定演出《阿Q正传》，一方面是为了显示左派的力量，一方面也是为了把演出票款捐助给西南联大贫困的学生。
原先，在剧中扮演痛打阿Q的赵秀才的是李炳泉，一直与李炳泉形影不离的陈梦熊每天都陪着他排练到深夜，还为了制造剧中赵秀才用竹杠痛打阿Q的声响，临时为他们担任了“效果”。想不到这个“效果”竟又一次成就了陈梦熊的“表演梦”。
正式公演的前两天，李炳泉突然病倒无法演出，于是把天天跟着排练做“效果”的陈梦熊拉上了台。好在台词不多，天性聪明的陈梦熊又早已将台词“看”在心中。救场如救火，西南联大戏剧研究社组织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如期顺利公演，陈梦熊也完成了自己在话剧舞台的“处女作”。
话剧《阿Q正传》造成得声势很大，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郑婴亲自担任导演，总共动员了200多学生参与，其中参加演出的就有60多人。当时在国民党省部礼堂一连演出了15场，场场爆满，可说是空前成功，也因此在昆明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
在李炳泉的影响下，陈梦熊还阅读到了很多进步书籍，比如《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联共党史》，此外还有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塞上行》等。
来西南联大上学之前，陈梦熊从没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进步书籍，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但他自认为那时自己的头脑里有的只是单纯的爱国思想。看了这些进步书籍后，他不仅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更感到非常有吸引力。有时候看到书中有不懂的问题，还可以和李炳泉一起探讨，这更增加了他的兴趣。可以说，这些进步书籍对当年的大学生陈梦熊的思想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受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大学生陈梦熊不仅积极参加了当时群社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还成功竞选成为以左派力量为主的西南联大第三届学生自治会干事会副主席。
西南联大学生会历来是三青团与左派进步力量争夺的一块重要阵地。1940年末，第三届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换届改选，此时的西南联大校内以群社为首的左派进步力量已日益强大。为了对抗三青团右翼势力对学生会的控制，左派进步力量决定，一定要在学生会换届之时主动出击，团结广大学生，让进步力量在学生会占主导。
为此，群社的领导人专门找陈梦熊商谈，鼓动他参加学生会竞选。陈梦熊也经常与好友李炳泉谈论学生会竞选的事。这次学生会竞选虽然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地下党和进步组织的努力下，尽管三青团费尽心机，却仍然全线失利。
而进步力量则取得了全面胜利，陈梦熊也当选为学生会干事会的干事。
从经历流亡到穿越战火走进大学，从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到一个思想成熟、有学识、追求进步的地质学大学生，西南联大的阳光照耀着陈梦熊的成长，更给了他一个充满生机的大学时代，晚年的陈梦熊院士更是难以忘怀：“大学时代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主要的专业基础知识，都是从大学中获取的……北大、清华、南开都有各自的优良校风，西南联大继承了三校的优良传统。通过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与民主精神的熏陶下，追求进步，热爱科学，富有独立思考能力。而勇于攀登高峰，是联大同学在各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