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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12日，中国农历8月27日，南京金陵神学院内一座两层的大洋房里喜气洋洋，陈金镛提调家里又迎来了一个刚刚诞生的男孩。那个年代，这个日子是中国孔圣人的生日，也是中国的“祭孔”日。
“提调”是对当年南京金陵神学院中国人“头领”的称呼，其职位相当于院长。这一年，陈金镛提调48岁，夫人蔡灵恩38岁。他们为刚刚出生的男婴按照陈家男孩名字的排列取名陈梦熊，乳名传莱。
传莱是陈金镛提调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的夫人蔡灵恩在生下6个女儿后，又为陈家生下的第4个儿子。因此传莱虽然刚刚出世，却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姐姐哥哥团队”。几年后，传莱又有了妹妹陈智灯和弟弟陈梦罴，陈家的兄弟姐妹队伍就整整12个人了。只不过抑于当时的条件，后来五姐和六姐夭折于童年，陈家的子女成人者即为10人了。这就是大女儿陈秋光，二女儿陈调盐，三女儿陈郇磐，四女儿陈冕珠，大儿子陈梦杰，二儿子陈梦士，三儿子陈梦家。四儿子陈梦熊，五女儿陈智灯和五儿子陈梦罴。
陈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虽然人口众多，但陈金镛夫妇为人善良，家庭也非常和睦。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仅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且不论男孩女孩一律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陈金镛虽身为金陵神学院提调，但对于过生日却从不太讲究，即便是家中有个和孔圣人一个生日的孩子，也从不为他单独庆贺生日。这也使得传莱在逐渐长大之后，才在每年隆重的祭孔日活动中，想起这一天是自己的生日。
或许正是基督徒家庭的毫不在意，才使得陈家的第4个男孩子走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几十年后，这个曾经和中国孔圣人一个生日的男孩，早已成为中国著名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家。
而对于自己的生日，晚年的陈梦熊院士也曾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是从不给孩子们庆祝生日的。那时候过生日都是大人的事，而且大人也都只过大生日，也就是每逢四十、五十、六十才过。而且我们家也不太讲究这些事，大人们也很少过生日。我小时候家里虽然没有庆祝过我的生日，但每年我的生日我都会记得。因为那时候一到孔子的诞辰日，全国各地就要搞祭孔活动，报纸上就会刊登有关消息。所以我一看报纸上的祭孔活动开始了，就知道我的生日也到了。解放以后我的生日改用阳历了，而且祭孔活动也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祭孔活动，但规定孔子的生日是阳历9月8日，这样我的生日和孔子的生日就不是一天了……”
1918年，幼时的陈梦熊与部分兄姐在南京家中的合影。后站立者为三姐，坐在四姐怀抱里的是陈梦熊，其余分别为二哥陈梦士、三哥陈梦家及两个早夭的姐姐。
刚刚来到人间的传莱不仅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更有一个工作严肃认真又热心讲学的父亲。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传莱的父亲陈金镛不仅是该院的创办人，而且和当年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分别成为金陵神学院中国和外方的领导成员。两个人共同为金陵神学院效力，还成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因此亦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陈金镛是南京金陵神学院最有实力的中国教员。
事业发展可说是顺风顺水，陈金镛却从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和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48年前，陈金镛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仅靠一条木船运输为生的普通人家。在这以前，陈家在上虞已经生活了几代人，原本家道还不错，据说陈金镛的祖父还是个翰林。但是到了陈金镛的父亲陈玉兰这一代，陈家的财力就不行了。陈玉兰没有读过书，做生意时饱尝了不识字、受人欺的艰辛，这让他痛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学读书。
1935年， 陈梦熊与父亲陈金镛。
那个时期的中国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朝的门户顿开。
宁波作为首批通商口岸，大批的外国传教士从此踏上了中国浙江的土地，并慢慢深入到内地。他们在中国传教，办教会，也办学校、医院。紧邻宁波的上虞，也在曹娥江边设立了教会学校。虽然当地的很多人家都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教会学校读书，但由于教会学校不要钱，因此信奉基督教的陈玉兰夫妇在他们的大儿子陈金镛6岁时就把他送进了上虞县曹娥镇的教会小学——曹娥义塾。
懂事的陈金镛果然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学习努力，成绩十分优秀，11岁即从曹娥义塾毕业。随即他又考入了杭州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育英书院继续读书。育英书院完全采用一套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因此陈金镛在这里不仅接受了新式教育，更学到了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也使得他在育英书院毕业后，顺利当上了小学老师。
1893年，已经在杭州一带当了六年小学教员的陈金镛来到宁波做了一名私塾教师，生活贫困的陈金镛有时也会帮人代考乡试以贴补生计。虽然贫困，但陈金镛却一贯勤奋努力地教书，而且聪明好学、待人坦诚。
由于陈金镛在18岁毕业的那一年就接受了洗礼，正式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他在教书期间结识了当地有名的蔡老牧师。德高望重的蔡老牧师十分看好陈金镛的人品和才华，决意将二女儿蔡灵恩许配给这个虽家境贫寒却品行端正又聪明能干的年轻人。
1894年，25岁的陈金镛与15岁的蔡灵恩完婚。从此，年轻的私塾教员陈金镛在宁波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由于教书认真努力、积极肯干，他的事业也在一天天发展。在宁波教书的13年，先后在当地的崇信学校和崇德女校任教，由于工作出色，陈金镛从教员被一直提升至崇信学校和崇德女校的教务长。
工作直上的陈金镛生活上也很如意，他与妻子蔡灵恩感情真挚、家庭和睦。在宁波，他们先后生下6个女儿和长子梦杰。
1907年，自学三年神学的陈金镛校长同时接到了两份工作邀请，一份是来自南京圣道书院院长甘路得亲自邀请他去教授汉文的聘请书，还有一份来自商务印书馆，是陈金镛昔日的一些同窗好友的盛情邀约。
信奉基督教的陈校长权衡再三，还是决定赴南京圣道书院受命，因为那里有他的信仰。于是待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在宁波工作、生活了整整13年的陈金镛校长携妻子与6个女儿、1个儿子来到了南京赴任。
这个时期的圣道书院还是一个只有十几名学员的小规模书院，但自从勤奋能干的陈金镛来到后，圣道书院就一天天在变化。四年后，圣道书院改称为金陵圣经学校。七年后，学校创办了刊物《神学志》，一直教授汉文的陈金镛兼任主编。工作量虽然不断增加，陈金镛却始终积极筹备创办神学院。又过了三年，陈金镛的奔走和努力终于初见成果，一个由中国华南地区几个不同宗派的教会联合创办、专门培养宣传宗教牧师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终于成立了。这一年是1917年，是陈金镛从宁波来到南京的第十个年头，也是在这一年，陈金镛的第4个男孩传莱出生了。
在南京金陵神学院陈家一家人居住的那座两层楼洋房里，在《圣经》的诵读声和虔诚的祷告声中，一天天长大的传莱懂事了。
这天清晨，传莱老早就醒了，看见走到床前的大姐秋光，立刻说：“我听见‘咕噜噜’的响声了……”大姐笑着说：“走，我抱着你去看看那个‘咕噜噜’声在哪……”
说着，陈家的大女儿秋光就抱起了2岁的小弟弟传莱走出了房间。传莱只觉得那个“咕噜噜”的声音越来越近，终于，大姐指着一个“家伙”告诉他说：“看见了吗？就在这儿，这是爸爸在煮咖啡……”
从此，每天早晨不断的“咕噜噜”声音就走进了传莱的记忆中。再长大些，只要早晨听见“咕噜噜”的声音，他就知道，爸爸已经起床了。后来他也一直都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就和哥哥姐姐去街上买咖啡，他们最喜欢的是DDS的咖啡。
每天爸爸早上喝剩下的咖啡，他们就加点水接着喝……金陵神学院占地很大，陈金镛一家居住的那座两层楼洋房就在校内离门口不远的地方。走进校门往上走一个斜坡，再走过一片绿色的大草坪，再走过一段高坡，就可以看到陈家居住的那座墙上爬满了藤萝的洋房了。
不过这些似乎都没有给传莱留下太多的印象，因为从出生到随全家搬走，他在金陵神学院家中度过的童年光阴还不到三年。留在他记忆中的是家中门前的大花园，走出屋门，穿过走廊，就是那座用石头垒成一圈漂亮围墙的大花园。花园里有花有草，最南边还有整整齐齐的并排冬青树。没事的时候，妈妈和大姐会坐在花园里，看着传莱和二哥梦士、三哥梦家一起玩耍，或者是传莱一个人在花园里尽情奔跑……金陵神学院家中还有一个情景最让传莱难忘，那就是每次吃饭前，父亲都要带着全家人做祷告……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震惊中国大地。平日教书认真、治学严谨的陈金镛这时虽身处南京，却也抑制不住满腔的爱国激情，他不顾神学院外方领导的阻拦，毅然带领一拨学生直奔北京去了。
当风尘仆仆的陈金镛北上归来时，金陵神学院再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了。外国人明显地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经在工作上领教过他严厉作风的一些人更是公开站出来形成一股强烈的反对力量。很快，昔日那个教学认真、又最有权势的中国“提调”失去了以往在金陵神学院的威严。
显然，一向忠于职守、工作优秀的陈金镛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明白，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效力的日子该结束了。
于是，在递交了辞呈后，陈金镛就与夫人蔡灵恩一起，带着身边的儿女（这时陈家年长的子女有的已经成家，有的在苏州上学）离开南京去了上海。那一年，幼小的传莱还不满3岁。
辞职来到上海的陈金镛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宗教事业，虽然一开始只是在广学会书局办一份与教会活动有关的杂志，但他为宗教事业三十余年拼搏与奉献的光荣历程，早已使他在中国的宗教界声名显赫。来到上海不久，陈金镛就被选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员，这也让一向勤奋工作的陈金镛更加忙碌。
只不过陈家在上海再没有住上像南京那样宽敞的两层楼洋房。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上海，陈金镛带着一家人先从闸北宝兴西里搬到衡业里，又相继搬到了北四川路、桃园新村和元昌里，后来虽然也住在离法国公园不远的华龙路元昌里的楼房，但毕竟院子里没有南京神学院那样美丽的大花园。
环境的改变从没有影响陈金镛的工作，他仍然整日在为他的信仰而辛勤努力。所以在传莱的记忆中，爸爸一天到晚总要伏在桌上写东西。写什么，他不懂，只知道爸爸总是写，从来不管家里的事，而妈妈和大姐管家里的事最多。
妈妈不但悉心照顾孩子，还会做饭，做得饭也特别好吃。
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也是传莱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全都围坐在大圆桌旁，不但有妈妈亲手做得好吃的饭菜，还有每顿饭必不可少的酒。
从记事起，传莱就知道爸爸特别爱喝酒，而且最爱喝绍兴黄酒。他还看到，妈妈也爱喝酒，还喜欢在坛子里放上一些青梅，再倒进白酒或是黄酒。等到再打开坛子时，一股酒香就飘出来了。
在爸爸妈妈的“带动”下，陈家的孩子也是个个都能喝酒。喜欢喝酒的传莱最忘不了的是陈家大圆桌的饭香和酒香，忘不了一家人围坐在桌旁的温馨，忘不了堆放在门厅或是过道里一个一个的酒坛……
儿女众多和睦相处的陈家没有什么讲究和太多的规矩，但每顿饭之前陈金镛带着一家人做祷告的规矩仍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这一规矩在陈家偶尔也会遭到“破坏”。
那是一天临近吃午饭的时候，传莱坐到大饭桌前，总觉得和每天吃饭时有些不一样，原来最靠里边对着门的座位还是空的，那是爸爸每天坐的地方。再一看妈妈的座位也是空的。他问旁边的三哥梦家：“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有来？”三哥没有说话，二哥梦士说话了：“爸爸妈妈今天出门了，要到晚上才回来。”
正说着，大姐秋光帮着把饭菜端了上来。饭菜摆得差不多了，按饭前的规矩该做祷告了，可是爸爸不在，只见二姐调盐一边拿起筷子一边说：“吃饭吧！”大姐秋光没说什么，也拿起了筷子，于是陈家的兄弟姐妹纷纷拿起筷子开始吃饭了。
从那以后，传莱知道，只要爸爸妈妈不在，陈家的兄弟姐妹在吃饭前是不做祷告的。
一转眼，陈金镛一家来到上海已两年多，传莱也快6岁了。这时人丁兴旺的陈家又添了两个孩子，即传莱3岁的妹妹陈智灯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陈梦罴。眼见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陈家的财政支出也日渐“囊中羞涩”。
好在陈家年长的几个女儿已经完成学业，而且能够贴补家用，给经济不算宽裕的陈家增添了不少“应急之需”。陈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如此缓解，应该说得益于信奉基督教的陈金镛与妻子蔡灵恩一向的开明思想和陈家良好的家风。
整日忙于教育和宗教研究的陈金镛虽然一连得了6个女儿，却从来没有重男轻女之心，除去早夭的两个女儿，4个女儿不仅在他们夫妇的疼爱下幸福成长，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她们长大后，又先后走进了苏州景海师范读书。
景海师范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是学校里设有专门的钢琴班。即便是钢琴班需要单交学费，陈金镛仍然把4个女儿先后送进了景海师范钢琴班学习。这让陈家4个年长的女儿不仅个个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知书达理、聪明活泼，毕业后也都在学校里教书。大女儿陈秋光毕业后留在景海师范当老师，升任教务主任，工作一直很出色。后来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帮助母亲蔡灵恩料理陈家琐碎的家务，放弃了担任景海师范校长的机会。二女儿陈调盐毕业后在上海和海外独立生活，三女儿陈郇磐毕业后成为国立东南大学（即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的音乐教员，四女儿陈冕珠毕业后留校担任钢琴班教师。后来陈家最小的女儿陈智灯也走进景海师范，并成为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最得意的门生。
陈家4个年长女儿毕业后都在经济、生活上给了父母不少支持，而相比较之下，还是替父母带大了几个弟妹的三女儿陈郇磐对陈家的付出最多。毕业后刚刚参加工作的陈郇磐就对父母说：“让三弟和四弟到南京来吧，我现在工作了，有能力照顾他们了，就让他们跟着我在这里读书吧。我该为爸妈分担家务了……”
陈郇磐的提议，得到了父母的应允。于是离开了南京不到三年的传莱和三哥梦家从上海回到了南京三姐的身边。这个时候，三姐陈郇磐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既教小学音乐也教中学音乐，还担任中央大学体育系的音乐课。三姐不但工作优秀，待人也十分热情，生活上更是把两个年幼的弟弟照顾得细心周到。
来到南京的传莱和三哥梦家就和三姐住在中大实验学校靠东侧的一座小院里，那是实验学校女老师的宿舍。从此离开了父母的传莱就在南京三姐郇磐的身边生活、学习。这一年，传莱6岁，三哥梦家12岁。
传莱从幼稚园到小学，再到中学毕业，一直是三姐担当母亲的职责，抚养教育了小自己16岁的弟弟，这也使得他们姐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晚年的陈梦熊院士曾回忆说：“在所有姊妹中，我三姐对陈家贡献最大，她总共帮助我父母抚养了四个弟弟妹妹。我就是由三姐带大的，所以也和她最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