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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对于钱均夫来说，可是个大日子。前一夜兴奋得几乎无眠的他天未亮便起床，叮嘱佣人拿好他早已买好的中国画画册——他要把这个送给钟爱绘画艺术的儿子。家人都劝这位已74岁的老人不要亲自去接站了，但思儿念孙心切的钱均夫在家里哪能呆得住？
火车缓缓进入上海站，透过车窗，钱学森第一眼望见的是站在月台上的老父龙钟的身影。相比9年前，父亲的背影越发佝偻了。当年那个健步如飞的父亲，不知何时已拄上了拐杖。趁大伙拥抱空隙，钱学森偷偷擦干眼泪，拉过永刚和永真，叫他们问爷爷好。两个孩子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爷爷好！”
看到一双孙男孙女这样活泼可爱，老人十分高兴，搂在怀里，淌着热泪连连说：“我好，我很好！”
钱学森和蒋英搀扶起老父，领着孩子，一起回家。
这一天，他们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一幕，他们曾经在梦里见过千百回！这一时刻，他们等得太久了。眼前的故土，如此熟悉！童年时住过的老屋、少年时走过的街道……一切仿佛依旧，一切却真的已经不同！
钱学森一家归国后在上海家中合影
万千心绪稍微平稳，老父这才记起抱在怀里的画册，递给儿子，道：
“学森，这套画册是送给你的。你从小就喜欢国画，不知道现在还喜欢不？”
“喜欢，喜欢。”学森连忙说着，将画册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两个孩子也围过来看。钱学森爱不释手，一再提醒两个孩子，要小心翻动，千万不要弄脏了。见永刚专心致志地看画，他突然想起，今天正巧是永刚的6岁生日。
听说是孙子生日，钱均夫愈加高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今天你们一家人从国外回来，又恰恰是我长孙的生日，真是双喜临门。我们吃面条庆贺吧！”
来不及多休息，第二天一大早，钱学森拉起第一次回家的孩子奔向上海街头，他要好好看看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城市。
街上熙熙攘攘，行人脚步匆匆，或赶早市，或去上班；小学生们红领巾飘在胸前，边走边吃着早点，嬉笑打闹着，向学校奔去。他记忆中上海市民那种有气无力的沮丧神情，已荡然无存。
世道真是变了，欣喜涌上他的心头。现在他感到浑身轻松，一个多月以来的紧张和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上海休息了两天，钱学森又带着妻子、儿女赶往杭州老家，为已故的母亲扫墓，也让两个孩子寻根拜祖。
又是8个年头了。母亲的坟墓隐没在草木之中。旺盛的紫云英，金黄、浅蓝色的野菊花，使得静穆的墓地充满了生机。按照家乡的习俗，钱学森把带来的香、纸和蜡烛放在母亲的墓前点燃。然后，他和蒋英，还有永刚、永真一一行礼。
从墓地走出来，钱学森夫妇领着两个孩子逛了西湖——就像19岁那年父母带着他游览西湖那样，走同一条线路，看同样的景点，讲几乎是同样的话题。
尚且年幼的永刚、永真第一次听说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感人事迹。他们随着父母参观了香烟缭绕的灵隐寺，登上了高大古朴的六和塔。
这一夜，天气很好。不舍离去的钱学森一家沉浸在西子湖无尽的美丽中。阵阵秋风吹来，抚摸着他们的脸和手臂，他们感受着有如丝绸一样柔滑的西湖风。半个月亮挂在上空，碎落的月光掉在静静的湖里，闪闪地亮着光，更添西子湖的清幽、淡雅。
出了西子湖，一家人又走进街市，两旁栉比鳞次的商店灯火辉煌，小吃店的老板用乡音招揽顾客，听来十分亲切。
这所有熟悉的一切，是他的故乡——这么多年，只能在梦里相会的故乡。
再回上海。钱学森第一站就是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一踏进交大的校门，又似8年前，他被学子包围得水泄不通。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友，争先恐后地问他问题，并请他签名、留言。
他乐于做这些事。
等学校领导终于挤进人群时，那里俨然已是欢乐的海洋。钱学森和学生一起，正手拉着手跳集体舞呢。
在上海停留期间，钱学森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参观了别的高校和工厂。
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前，他特地抽出时间去拜访殷宏章教授。他记得1947年回上海时遇见的殷宏章，穷困潦倒，落魄不堪。而今，老友相聚，分外亲热。眼前的殷宏章教授，已是上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正踌躇满志地从事着他的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