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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25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并由此开始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五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在整个会议期间，双方共进行了三次接触。外长会议结束后，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继续进行接触。
王炳南在会议期间特别提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回国，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美国代表约翰逊认为：“他的说法有一点点道理。”但是，约翰逊解释道：“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政府曾根据1918年的立法条文发布命令，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面对美国方面的强词夺理，中方代表并未放弃，接触继续进行。17次接触之后，1955年8月1日下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大楼举行了大使级别的会谈。
会谈前不久，周总理收到了钱学森的求救信。
看完这封短信后，周总理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当即，周总理将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叫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王炳南看过后，严肃地说道：
“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终于再次复会。经双方代表磋商，最后一致同意首先讨论平民回国问题。王炳南见议题已定，便按照周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７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８月４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赴日内瓦会议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谈判，后放人”，但是周总理的部署却是“先放人，后谈判”。
实践证明，周总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消息宣布以后，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禁不住感叹：“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8月2日，当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问题时，王炳南大使陈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把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于被动。他们既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的中国侨民名单，又没有具体的措施。美方大使约翰逊在历时一小时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４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一经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面对当面撒谎的谈判对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提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
而后王炳南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间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６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依然遭受到种种阻拦。他们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在钱学森的短信面前，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好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耸耸双肩，说道：“真有此事？我们一定会认真进行调查的。”
这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事实揭穿了美国的谎言。
在事实面前，加上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极不情愿地通知钱学森一家，准许他们离开美国。
长达５年的软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朝思暮想的祖国，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