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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未进大学前，你被许多人宠着，父母可为你操持一切，包括设计你的下一步方向。上了大学，情况就相同了。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从第一年开始时的手足无措，到你渐渐成长、成熟。大学期间，你可以尽情地读自己喜爱的书，做喜欢做的事，认识你欣赏的人。钱学森尽情徜徉在大学生活的欢乐、充实中。钱学森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学音乐，听各种讲座，和同学们天南海北地聊。可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初出家门的19岁的钱学森根本不会照顾自己。加上刻苦的学习和费心的排练，钱学森不小心染上了伤寒，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回故里杭州养病。这是1930年暑假后期的事。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这一年的养病期间，钱学森不仅有机会精心学习自幼便钟爱的国画，还借熟读艺术史之际，知晓了艺术中包含的科学的分析观。这次养病还成全了他与表弟李元庆的相遇、相知。这位热心左翼文艺运动的表弟，把当时进步的民主思想和爱国热情捧到了钱学森面前。
西湖的美丽，用苏东坡那句“淡妆浓抹总相宜”来形容确实最为形象。西子湖的婀娜多姿，浪花千层，记录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事，孕育了多少千古英雄豪杰。然而，最吸引钱学森的是西子湖的永恒生机。那盈盈一湖清波，周围镶嵌的堤岸、垂柳、草地，还有洒满了多少爱恨情长的蜿蜒石板小路……每一个生动的画面，总是存在于瞬间。那披着五彩花衣的小鸟，或默立于柳枝，或婉转起优美的小曲，或扇动着一双翅膀在枝头跳来跳去，载歌载舞。仅仅这么一个小生灵的出现，便给西子湖带来非常诱人的魅力。
在西子湖畔，钱学森再一次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大自然是怎样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样一个美丽脱俗的西子湖？雕刻了这样一座充盈着灵气的杭州城？
文史积淀深厚的父亲告诉他杭州湾的来历，为他讲解雷峰塔的建立和倒掉，领他参观岳飞墓。可是，他想自己记下一颦一蹙中魅力尽显的西子湖。打小就对画画的热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前，再一次跃上心头。
父母看透了他的心思——亲人之间，兴许真的有所谓的心灵感应。钱学森还没来得及开口，父母就已经为他找好了国画老师高希舜。钱学森与美术的“交手”，只此一次。画画，也从未是他的主业。但令人佩服的是，多少年之后，钱学森的一位远亲钱学文，路经香港拜访一位友人，看到这位友人收藏了钱学森当年的一幅国画作品。钱学文欲出高价买下此画，带回来送给钱学森本人，可收藏者就是不肯，他断定一生专心科学的钱学森的国画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我们再说这位国画老师高希舜。他当时在国画史上的地位如何，无从得知。但他后来，的确有相当的名气。一是因他的国画得到许多人的赞赏；另一点，也许是最主要的一点，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二人私交甚密。
钱学森作画，主要是写生。高老师陪他到西湖，帮他选景，指点他如何先用碳条勾画轮廓，而后如何着色。很快，钱学森便掌握了山水画的基本技法，作画水平大有提高。一天，他拿出几幅写生作品给父母看，果然得到了赞许。他也很高兴，还告诉父母：“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会在心里。那时，所有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
尝到国画带来的无限乐趣后，钱学森开始刻意涉猎艺术史。这其间，对他影响很大的是一本匈牙利人写的艺术史小册子。作者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写艺术史。从未接触过艺术领域书籍的钱学森，根本没有想过艺术史还可以用科学的观点分析。年轻的钱学森对此产生了兴趣，便开始广泛阅读这方面的书籍，他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意的阅读，却使他成为同代青年中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为他终身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早在读中学时，钱学森就知道列宁了。但苦于当时的大形势，他根本没有机会阅读列宁的作品。而此时，自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拥戴列宁、信仰马列、向往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潮流。
学国画之余，钱学森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又是暑假，表弟李元庆经常去看他。和表弟的谈话内容，多为马列主义、国家、时事。表弟还为表哥详细讲解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影响了他。后来，休学期满返校后，他便积极地接触共产党外围组织，加入学生运动。
钱学森虽是独子，但钱家和章家都是杭州的名门望族，钱学森有很多的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当时比不得现在，空间的相隔是亲人交流的大麻烦。钱学森和这些堂表兄弟姐妹的交流，只能限于书信往来和几年仅有的一两次短暂相聚。
这次回杭州借养病之机，成全了他与这些兄弟姐妹的感情交流。钱均夫夫妇为了离在上海求学的儿子近一些，特地把家从北京搬回故里杭州。
在这些表亲中，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表弟李元庆了。
钱学森在许多文章里这样形容这位表弟：“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护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先生，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
李元庆当时关心左翼文艺运动，并在上海开始从事音乐工作。对于钱学森和李元庆来说，他们之间，是亲人，是朋友，更是精神战友。李元庆给钱学森介绍了许多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思想和救国观点，也更加深了钱学森对音乐和文学艺术的兴趣。
这年寒假，钱学森和李元庆一起回杭州过春节。两人形影相随，总有讲不完的话题。有一个冬夜，钱学森与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旁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奋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一些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这以后的每年寒暑假，钱学森只要回杭州，几乎都和李元庆在一起读书、讨论时事、外出漫游。但当时国家危急，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让的政策，“一•二八”之后，上海日租界又多次发起日本军队枪杀中国居民事件。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更将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沉闷的时局使青年人感到窒息，也预感到一种不幸。因此，两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有一天，钱学森和李元庆在湖边的草地上散步，钱学森突然看到一条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与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搏斗。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只见那条蛇吐着红舌慢慢逼近青蛙，而那只青蛙已吓得动弹不得。花蛇见它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便张开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头部，尽管那青蛙大部分身体、四肢还露在外边，但是仍看不到它进行最后的挣扎和抗争。那花蛇得寸进尺，一节一节地将青蛙全部吞入腹内，然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进草丛深处。
悲惨的一幕结束了。两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然而，他们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对于心地善良的钱学森来说，这残酷的场面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他久久不能平静，心里反复地叨咕着一句话：这就是弱肉强食。不斗争，不反抗，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