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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留学期间，钱均夫因为心怀教育救国的梦想而主攻教育学，就像他的老友蒋百里心怀军事救国的梦想一样，人虽在日本，心里满满装着的却是祖国。
出国前夕他们就已约好：要好好地学日本人的知识，拿来为己所用。
留学日本后，钱均夫成为当时中国的教育家，专注近代教育。他自然不会让儿子和上代人一样，也去读私塾，成天摇头晃脑地背四书五经，听老者讲孔夫子曰。作为近代教育家，作为父亲，他果断地送儿子去接受当时最现代的教育。
到北京后，钱学森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北京师大附小和北京师大附中在当时是办学十分先进的地方。无疑，这些先进的学校教育给钱学森带来了一段充实丰盈的青春生活。当他长大了，当他年老了，只要提及自己的学生生涯，他最为垂念的岁月永远是中学时代。他提师大附小，更提师大附中。他说，师大附小、附中让他在快乐中学习。他们的学习迥异于私塾，没有枯燥，没有无味。他每天的学校生活充满了生命本应有的快乐、轻松与获取知识的满足。
杨绛，当年和钱学森一起进的学校。邓颖超，当年在那里教书。钱学森和邓颖超之间的缘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回国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钱学森发现总理身旁那位受人敬重的邓大姐原来就是当年师大的女先生——她演讲时的风采、对待学生的耐心顿时一一浮现。寒暄之后，邓大姐记起了这位学生。两人遂以师生相称，十分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