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８月22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坚持隐蔽斗争，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院长的这种举动是在清晰地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往台湾，也是在告诉故宫上下全体同仁：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正当国内新旧交替，翻天覆地的政治大变动之际。年轻的王世襄，此时正身在海外，的确，美国的考察让他受益匪浅，同时结识了不少倾心文物的同好与海外学人。正当他准备动身回国前夕，两家美国的博物馆希望他能留任工作，同时又有国外几所大学拟聘请王世襄任教。其中一所就是他在燕大的同学刘予健任教的匹兹堡大学，刘后又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是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当时刘介绍王世襄去匹兹堡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可王世襄对此未予考虑，谢绝了这位同窗的好意，因为他从未有丝毫留在美国的念头。祖国的一切都正百废待兴，特别是他魂牵梦绕的故宫，他渴望着尽早能回到祖国，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用于中国文博事业的建设。为此，他离开美国之前，还特意劝说在美国大学专攻化学的堂弟王世仪，也改学文物修复，因国内博物馆十分需要这样的人才，但堂弟却倾心化学研究，并未接受王世襄的建议。

1949年7月，王世襄毫不犹豫地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美国。由于新中国即将诞生，美国海关竟谓中国已经易帜变色，在美国的华人可申请留在美国并得到居留证和护照的优待。爱国的学者王世襄，对这般通知的态度，则是嗤之以鼻。当笔者听到他这段回忆时，不禁想起清华的老学者何兆武先生口述自传《上学记》中的一段文字，他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我想，当时的王世襄一定是怀有这样的一种思绪，踏着矫健的步子、登上由美回国的飞机的，他应是带着这样一种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他相信新生的中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在向他招手呼唤，在这即到来的新社会，自己的所学所爱，也定能得以施展，而他与他妻子、孩子，在新生的共和国定能过上非常美满的生活。他和那时许许多多千方百计从海外返回祖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当眺望浩渺的太平洋，故国的土地越来越清晰可见时，总怀着这样的一种幸福感——只是，今天看来这种幸福持续得实在太短了，短得像一场梦境。

王世襄由美回国取道香港，但由于香港北上轮船恰恰停航，他等候了一月有余，才乘上了前往天津的船，回到北京时已是1949年8月中旬，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

新中国的成立，对王世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他与马衡先生一样从内心对旧社会与国民党政府腐败与专制统治是痛恨的，他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的、富足的世界。在那个新生时代，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总是相知相通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世襄担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仍在古物馆上班。正值35岁风华正茂的他，刚从国外考察游历归来，应该说无论从学识还是实践经验，都是一个人的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也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故宫恢复与发展的各项事务中去。

故宫博物院当时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用于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他们被分为5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5个小组是：玉器，专家是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鼎，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碑帖，马子云。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陈列部主任，王世襄亲自拟定了1951年的工作计划，同时也议决通过了故宫具体的陈列计划。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事实上，当时的故宫博物院虽名为“博物院”，但各种文物的分类、陈列和保管都与现代博物馆的要求相距很远，只是一个偌大的废弃的皇家宫殿。解放后如何让故宫内已存放了千年的古物，让人民可以一睹，无疑是由王世襄负责的故宫陈列部的一项重头戏。为此，他设想并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陈列部房屋的调配，各陈列室文物的清点核对，陈列展览贯彻宁精毋杂，陈列集中；口头讲解与文字说明并举；多开一些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库房要进行改革，处理非文物，拨出重复文物等等。以上这些都关系到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以及保持宫廷史迹的重要工作。王世襄的愿望是把故宫这一世界文物的宝库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院，他几乎放弃了自己一切撰书著文的想法，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了他热爱的文物事业上。

这一时期，他将北美考察笔记整理成《游美读画记》，发表于1950年第11期的《文物参考资料》。这些读画记的文章，所涉由中国流入到美国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堪萨斯奈尔逊、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的36幅唐、宋、元等时代的中国画精品。王世襄在其考察时，利用了在外的一切时间，把这些绘画在形制、内容、技术、风格和收藏源流等一一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可供人研究所用。

尽管故宫上下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氛，王世襄还是从他自小视为叔父的马衡院长日渐沉默的表情和微茫的背影中，感到了点点疑惑，心底泛起一丝难言的隐忧。有两处细节也许最能反映当时故宫的政治环境。

1950年的一天，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突来故宫博物院找到了王世襄。郑先生在抗战前曾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王世襄本有缘成为郑先生的学生，但1936年王世襄从医预科转入国文系时，郑先生已离校。而这次郑先生特地找到王世襄，郑重而具体地向他下达任务：必须动员古物馆全体人员在三天内在故宫的太和殿布置好“伟大的祖国”的展览，要把院藏的精品尽量陈列出来。

王世襄一听这任务，一时间惊呆了！因为，那太和殿正在进行着抗美援朝的展览（那也是一次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展览），光撤陈工作，就要花去一天，两天之内要在偌大的太和殿布置好一个显示祖国伟大的艺术展览，而且要求陈列故宫最好的精品，简直是不可思议且很难完成的任务。

既然局长都亲自下令了，王世襄也只好跟全部古物馆的馆员夜以继日地干，花了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终于将这“伟大的祖国”的展览布置完成。太和殿上云集了商周青铜、玉器，汉唐陶俑、三彩、陶瓷、金银器，宋元书画、官窑精品，明清文物。连故宫的镇库之宝——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和乾隆仿古铜釉牺耳尊都被从库中调出，因这两件文物最珍贵又最娇嫩，王世襄决定等大体摆好场地较为平静时，然后再将文物入柜安放。

王世襄在多年后曾回忆起自己安放瓷器时，那双腿发软、心发慌的情景，生怕一失手碰坏了，那将是遗恨终生之事。幸亏，展览布置顺利完成，不久之后因广大群众要看的是皇上坐的金銮殿，而不是这一柜柜的珍贵文物，便即撤收文物，总算也未有损坏。王世襄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但他始终觉得这种因长官意志而仓促行事的做法，极易损伤展品，不是一向重视文物保护的西谛先生应有之举。

不久之后，又有一次突来的事让王世襄不胜惊愕。他接到上级布置任务，说苏联文化机构派专家来京为我院拍纪录片，通过电影宣传两国友谊和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必须全力配合。当时，是与王世襄一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好友朱家溍，一起接待了苏联专家一行。专家在拍过故宫的宫殿建筑后，转向院藏文物，包括瓷器。他们要求把瓷器放在能旋转的台面上，以便拍到全形和周身纹饰，但他们又并未携带任何专用设备而要求故宫提供，这可把王世襄和朱家溍给难住了。

正在这为难之时，总务处从溥仪的遗留物品中找到一具西洋老留声机，拆掉喇叭，用中心挖洞的木板将机盘垫平，好在上面放瓷器，但王世襄发现木板欠平稳，旋转又忽快忽慢，无法保证安全，提出必须改进设备。可专家坚决认为可用，领导又指示专家工作不能延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王世襄和朱家溍商定，由朱坐镇库房，只选送有多件重复的官窑并搭配一些晚期瓷器；由王世襄负责拍摄现场，以防不测。因设备欠妥，留声机上的瓷器几次差点倾倒，都被王世襄及时抓住得以保全，惊得他一身冷汗。

正在这时，马衡院长和当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到来。王世襄不禁心中一喜，心下以为二位目睹此情此景定会命令暂停，待改进设备后再工作。谁知，马老却一言不发，而王冶秋局长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配合”，两人便匆匆离去。这两件事虽小，但可看出王世襄当时在故宫想要放手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已非常困难，这些其实在他1949年秋由美归来重回故宫后，便初感端倪。他回国继续在故宫工作后，首先拜见之领导为刘耀山同志，刘耀山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派来主持故宫工作者，名曰党代表，而故宫院中大小事儿，事无巨细均须呈送刘代表审阅批示，才可进行。而这刘耀山同志，本为河北农村塾师，对文物毫无经验，各部门的工作多受其阻碍，王世襄所拟的工作计划，也同样遭刘耀山的阻难。甚至连以著名学者出任故宫院长长达数十年的马衡先生所有设想，如不经党代表同意，也不能付诸实施，院长之职，形同虚设。

笔者写此，似在我们的生活中均可相遇毛泽东所描绘的那种“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之人物。王世襄在他的《自珍集》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入故宫博物院首先拜见之领导即刘耀山同志。当时印象，此君身材矮小，貎及平常，年四十左右，有小髭，着布制服，颇陈旧，手持旱烟袋，每日巡视院中各部门。职称为党代表，院务不论巨细，均须向他请示，首肯后始得进行。……1964年我与刘耀山同志在红楼重逢，暌违已逾十载，讶其昔何倨而今何恭，前后判若两人，故敢启齿询问其经历及近况。”后听刘自说其因缺乏经验，调出故宫。十多年后，才“始知为选劳动模范，渠曾弄虚作假，下令院中摄影师为其拍摄缘梯锯树，登殿拔草等多帧。被人揭发，成为一场丑剧，自此声名扫地。可见所谓‘因缺乏工作经验而被调离’应理解为‘因缺乏竞选假劳模经验而丢官’”。

偌大一个故宫，可谓东方博物重地，请一个外行来掌管大权，当然笑话百出，同时给故宫之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

当时的王世襄，确想施展其专业之长，一展抱负，但他越认真忘我地的工作，领导越认为他是做给人家看的，还认为他是别有用心的。这样的工作环境，虽然让原本年轻气盛、心怀壮志的王世襄感到憋闷难言，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不了解情况，不研究工作，擅自做出种种不合理的决定，目的只在显示其个人权威，必将阻碍故宫走向现代博物馆的进程。

虽然如此，王世襄生性乐观豁达，还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博之热爱，他业余时间则骑着单车，在北京城走街串巷，搜罗那些“人弃我取”的小文物。那个时候，北京城内古玩店中，有不少明清佛像、漆器、竹刻、家具等，因价值不如书画、瓷器，不被收藏者认识，王世襄常常能用较便宜的价格，买到他心爱之物，他从东直门内羊管故同极乐庵的老居士宋云普那里求来了明鎏金雪山大士像，从琉璃厂刘成玉店中购得了明朱三松竹根老僧，还有很多件他之后均收入了《自珍集》中的那些文房清玩，令不少学人雅士为之销魂。

新中国刚诞生的头几年里，除了在故宫的紧张工作外，王世襄只要一回到芳嘉园家中，就与心心相印的贤妻荃猷一起赏玩他闲时淘回来的小文物，与日渐活泼成长的小敦煌玩耍，生活也算过得平静而安逸。可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的一场疾风骤雨，彻底打破了王世襄和这小家庭的温暖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整个人生命运之轨迹。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尔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就这样，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即刻进入高潮。

在这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中，藏于紫禁城高墙中的故宫博物院，自然也难以例外。而王世襄因家庭出身官僚，又曾身为国民党抗战后的文物清点接收专员之职，自然成为整改对象之一。1950年王世襄被送至西苑华北革命大学改造一年，华北革命大学对当时的改造对象大多进行“洗脑”式的思想斗争教育，一开始就索性宣称：所有学员之入学动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之后领导又令王世襄参加广西南宁土改工作队，队长为田汉同志。约两个月后又急电召回包括王世襄在内的全体故宫人员。他本以为回到故宫是改造运动的终结，谁知这却是刚刚揭开的“三反”运动的序幕。

火车到站后，王世襄和故宫的人员即被卡车送回故宫，不准回家。次日清晨，全院人员被分送往东岳庙、白云观两处，开始集中“学习”。王世襄被送往东岳庙，名曰“学习”，实是纠集了一批“打虎英雄”对改造对象实行逼供，勒令其交代盗宝问题。当时对改造对象的态度是先认定其有罪，然后让本人一一坦白交待。照这早就既定好的犯罪逻辑，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因为这是铁定的罪行。如王世襄曾在美国学校读书，抗战后，在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过，在日本曾收回过大量文物，还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在那个阶级成分决定一切的年代，这种种经历，似已凿凿确证了他的“盗宝罪行”。

于是，王世襄被视为重点之重点，被单独囚禁一室，周边围着十余个“打虎英雄”，他们轮班对王世襄实施夜以继日的疲劳轰炸，大声恐吓喊叫只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才有出路”，审讯人员用力拍打桌子，勒令其交待问题，要其“竹筒倒豆子”，彻底说清自己对人民的罪行。可对王世襄来说，实在是无问题可交待，他接收的三批重要文物故宫均有清单列出，且当时经参与各方负责人共同签署，之前王世襄虽奔走联系，等文物运到故宫后会同各方清点编目时他才得以见到实物，怎么可能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一手遮天将文物盗走呢？另有四批他经手的文物，一批是直接由海关送交故宫的，另三批因没有拨给故宫，根本连实物都未曾见过。可这种简单调查便能确证的道理，在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打虎英雄”们看来则是“盗宝犯”的花言巧语，他们的主观逻辑是：王世襄是坐飞机来的接收大员，这样难得的机会怎么可能不浑水摸鱼一把；短短两年内收回七批文物，不仅多次往返平津，还从东京运回这么多的善本书，如果没有好处，岂肯如此日夜操劳尽心尽力呢？

面对这一形势，王世襄真是无可奈何，百口莫辩，他怎么也不曾预料到自己费尽心力为祖国追回的那几批无价之宝，今日却成了最有力的呈堂证供，如此戏剧化的情节，竟然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了。可那时，他对这场运动性质的认识仍非常天真，他错误地相信“三反”确实是为了揪出一些盗宝犯，以使社会、国家更健康地发展，所以当看到故宫同事李连镗先生将自己花钱买的丝织小品上交队部，声称是偷自故宫时，他认为应实事求是，如人人以假乱真，真盗宝犯岂不蒙混过关了，因此他认认真真地到队部说明此事。可第二天，整个东岳庙停止一切活动，特别针对王世襄召开了一个全体大会，大殿前神道正中摆一张桌子，设宣判者席，命王世襄跪在神道正中方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随即宣布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拒不交代坦白认罪，还破坏他人交代，当批斗大全召开之时，千人举拳，高喊口号，声震殿瓦。面对这从未见过的阵势，王世襄未免恐慌，后又听宣布已呈报上级，批示后，立即枪决。

这消息一度使王世襄万念俱灰，还曾萌生轻生之念。可那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回想白天惊心动魄的场面，忆起往昔的种种，忽然想通了：自己并没有任何隐瞒和欺骗，倘若真因此被处死，政府势必将承担误判之错；若自杀，无形中等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背上了个“自绝于人民”的罪行。那晚，他一夜没有合拢眼皮，待天边泛起微微的鱼肚白时，王世襄经过思想的斗争，终于完全放弃了自杀的想法，非但如此，他还下定决心要更坚强些，以应对所有无中生有的诬蔑、恐吓与逼供，只要坚信真理，所有的黑暗终会消融殆尽。这，也成为了王世襄日后重要的人生信条，之后的岁月也终如他坚信的一样，还了他人生历史以清白的面目，但在当年以及更长的日子里，那令人寒栗的绵长之痛苦，在那些年却似永无终结。

在东岳庙的改造终于在四个月后画下句点，宣布解散，多数人员，包括交待偷盗行为但坦白得好的留用故宫，而王世襄则一件也交代不出来，他已预感到这场运动绝不会就这样轻易结束，自己的命运恐仍难测。

果然，他回家仅两天后，派出所通知他去问话。而王世襄刚踏入大门，便被已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一把抓住，铐上锃亮的手铐带走，押送到了前门内路东朱红门的公安局，俨然是一副对待重犯的架势。之后，王世襄则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内，开始了他生平唯一的一次无妄牢狱之灾。

一条黑黝黝的走廊，唯有尽头的受审室里透出灯光，“38号！”只听见一声刺耳尖厉的喊声，回荡在阴沉的空气中，“有！”一个声音应道，“吱呀”一声牢门打开了，随即伴着“咣铛，咣铛”的镣铐声，一个高大的青年，前头走着一名公安，缓缓地从牢房走向受审室。这颇有点儿像老电影《红岩》中渣滓洞的一幕镜头，便是王世襄当时在公安局的亲身经历，38号，便是当年他在狱中的编号。这个冷漠的数字，让看守所里所有的人，没有了人格，没有了尊严，这一幕虽已流水般逝去了，但在将近50多年后，老人仍对这个数字记忆犹新。

自从被关进看守所以来，王世襄已受到多次的提审，审讯的问题也大同小异，无非是他在清损会工作时，接收了哪些文物，并要他交待盗宝经过。马衡院长是否指使其为盗宝或潜移了院外。对此，王世襄与在东岳庙时的态度始终如一，即以实事求是来回答，对知道的问题如实回答，而对莫须有的指控坚决否认。

当时王世襄蹲的看守所条件非常差，一个牢房里关了几十号人，没有床都打地铺，牢房尽头搁着尿桶，初到者的铺盖只能放在尿桶旁的地面上。若再进一个新号，才能上移一位，大都用此法来折磨新进来的囚犯。王世襄刚进牢中时，便睡在尿桶旁，夜夜闻着刺鼻的臊味还不能有丝毫的挪动移位，直到一个多月后，新犯人进来了，才得以上移铺盖。饭食只有早晚两餐，饭为窝头、馒头，菜食往往是熬白菜或一点点咸菜，全部盛在面盆内，大家伸筷去夹，非常容易传染疾病。关进牢中后，王世襄日夜手铐未除又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对一介手无寸铁的书生，竟使用如此如临大敌的手段，不禁让王世襄感到惊恐也有些可笑。牢狱中的生活除了提审外，还需进行劳动改造，主要是糊火柴盒，倒并不劳累，只是日复一日的关押着，他不知道何时是尽头？而此时芳嘉园的家中既被监控又经历了公安局的抄家，把王世襄历年购买的文房杂玩、漆器标本等等，连同他随手记录的购物登记清单也全部抄走。

看守所内关了不少人，提审时必先叫号，被叫者答应后再出去受审。一日，王世襄忽听喊56号，应声者的声音颇为熟悉，似是他的老友、同在故宫工作的朱家溍。王世襄被封闭于东岳庙“学习”时，朱家溍被送往白云观，已是数月未见，不期竟在此同囿一地，心中自然感到亲切和会心。之后，又几次听到叫56号审讯的应声，确认无疑，到底是多年之交的老友，朱家溍也认出了王世襄的声音。尔后，两人在出狱后交换说出彼此的编号，也算同坐班房时的一段情缘。

写至此，我们应提一下朱家溍先生在“三反”中的遭遇。原来，当王世襄在东岳庙里被批斗、逼供时，朱家溍则在白云观被逼供交代盗宝问题；王世襄在公安局看守所被关押了十个月，朱家溍则被关押了长达一年半之久。只是到多年后他们两人才知道了千方百计对他们逼供，进而使他们身陷囹圄的真正原因，实由于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马衡院长的亲信，关押逼供王世襄和朱家溍，实际上是企图揭出马院长的“罪行”，以便揪出更大的“老虎”。

同一时间，马衡先生也被单独关在一个院内，也配备“打虎英雄”逼问，被视为主要盗宝嫌疑对象。作为一个知名学者，他在1922年就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1928年又被当年国学重地的清华国学院聘用。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其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人物，也难免遭殃，虽然最后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位从1934年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1952年被调离他长期服务的故宫博物院，1955年又不幸地过早离开了人间。

对于这位前辈，王世襄在其《锦灰二堆》一书中带着哀伤回忆道：“马衡先生以著名学者出任故宫院长长达数十年。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派飞机在东单操场降落，接回文化机构诸领导。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即乘之南下。马院长匿身一地，故意延误行期。盖早已决定追随共产党，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不意此后在故宫院长任期中，竟有一冬烘先生凌驾其上，岂非咄咄怪事！马老心情，不问可知。‘三反’后，马院长调任一闲散单位文物整理委员会任主任委员，不久即患肝癌逝世。先生嗜烟酒，不免伤身。惟其罹郁悒之疾，与其晚年遭遇，恐不无干系也。”我们从今日之眼观昔日历史，无不嘘唏矣。

王世襄在看守所里长达十个月的关押，无休止的提审逼问，没有摧毁其意志，因为他的心是坦诚的。但狱中恶劣的环境却拖垮了他的身体，本来非常强健连感冒也很少的他竟染上了肺病。而此时，公安局经与出售者一一核对，始终无法找到王世襄“盗宝”的所谓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并将查抄物品及清单送还。

于是，在回到北京一年多后未获自由的王世襄，也终于拿着一纸“取保释放”通知，夹铺盖回家。可尚未走出公安局大门，他已虚弱得气喘吁吁，之后去医院检查，才知得了结核性肋膜炎，赶紧回家卧床休养。病床上的王世襄满心以为既然调查结束、无罪释放，等病好后必然能重回故宫任职。不久，他竟接到文物局通知，告知他“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这对王世襄来说无疑犹如晴天霹雳，当年他全力以赴，收回文物，自始至终，廉洁无私，追宝、护宝反被诬为盗宝，这使他清白的人生受到玷污，人格遭受极大的屈辱；现既经反复调查，证明无辜，便应是无罪有功，他盼望能因此得到世人的理解，理应得到公证的结论。

天啊，谁知，他如此热切发誓献身的故宫，竟如此轻飘飘地就用这样一纸薄文，这么几句冰冷的话语，就将王世襄拒于高墙朱门之外了！这般的通知顿时令他痛彻心屝，心灰意冷。就在这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在家养病，尔后，身体总算逐渐恢复，王世襄当时总不明其因，某日，还持着开除通知，去当时在团城办公的文物局，询问处理原因，恰好在办公室遇见他一向敬仰的郑振铎先生，王世襄便将通知给郑先生看，谁知身为文物局长的郑先生见到这张通知，竟一时无语，只望着窗外的白皮松，表情难过而无奈。见到如此情境，王世襄已明白他的除名，未必是郑先生的决定，甚至他可能并不知悉此事，因此要撤销或收回开除的决定，郑先生可能也是有心无力，王世襄不愿再为难于人，便取回通知，匆匆离开心爱的故宫，这段时间他便成了一位失业青年了。

无可奈何之下，王世襄在家休养了一年，这可说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他困惑、愤懑、失望、灰心，从儿时起便多少次眺望的故宫，如今却永远向他关上了大门。真的，从那时我们可以说王世襄的人生命运“总是坎坷上行走，总是让命运穿过激流”。尽管梦碎了，冤屈的苦涩也不得不深埋心头，但生活还得要继续，幸运的是王世襄有一位永远理解他、支持他的妻子袁荃猷。在那样的逆境之中，无论外界的境地如何，有多少人屈辱他，但她都义无反顾，甘愿和他荣辱与共。她时时鼓励世襄说要坚强，并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么还能坚持？！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如此明晰条理，如此温暖的鼓励，仿佛为王世襄在黑暗的海流上点亮了灯塔，使被浪涛风暴袭击而帆损棹断的船只得以驶入那避风的港湾。王世襄始终是一个负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决不会因挫折和否定而消减，虽然对他一生的命运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想为故宫服务的诚挚意愿，在他人生的整个时期终结了。这是那个时代被摆布的历史，也是整个与王世襄同时代的人们的命运。

但王世襄以后的人生命运，在他夫人荃猷的鼓励下，他又重拾起生活的希望，像他80岁时所做的诗中所言那样——扬起了“化泪为苦学”的航帆，靠他的智慧与顽强重又找到了热爱生活的出发点。

1954年，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所长李元庆、杨荫浏先生邀请王世襄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当时的音研所，正着手开展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发掘、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两位所长知道王世襄古文根底扎实，觉得正缺乏像王世襄这样的人才。而此时的王世襄，也正渴望能重回工作岗位，尽管不是与文物相关的工作，但只要能学有所用，总能向社会证明自我的价值，他便欣然应允，从此直到退休便一直在音乐研究所工作。

事实上，这一过程中，王世襄还曾有一丝重回故宫的机会，那是在1956年。当时吴仲超（1902—1984）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青年时期即投入上海工人运动，1928年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助理。吴院长非常热爱文物，并且明白要把故宫的文物工作发展下去，专业人才是必备的，知人善用的他，希望能把王世襄从音乐研究所调回故宫，已通过文化部和音研所两位领导协商此事。但音乐研究所的领导不同意，因为音乐人才，不论中西，都容易找；可是能读线装古籍，有历史、考古知识，又可以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人材却很难找，而王世襄恰正是这种人才。所以当吴院长来征求王世襄的个人意见时，王世襄忆起“三反”时被批斗、逼供时的屈辱情景，仍感心有余悸，从而没有明确表明想调回故宫的念头，最终他没有像与他经历类似的老友朱家溍先生一样重回故宫复职。但吴院长还是特地三次送来故宫不同委员会的委员聘书，聘请王世襄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御花园专门安排了供王世襄工作午休的地方。在那段时间里，王世襄每周都到故宫协助工作，并曾向故宫建议收购市面上出现的明代家具精品。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王世襄被错划为“右派”，无法再去故宫，而吴院长本人在“文革”中，也被列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后派他做勤杂工作，直到后来因周总理出面干预才重新恢复院长职务。

人生的际遇啊，就是如此的无常，但无论如何曲折蜿蜒、坎坷崎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的精神，总会穿透岁月的迷雾，闪烁其无比的光芒。 E1U+m1psyMU4We44Ykb2Oz31mnp/WI3pwviSRXP/woiJSVWqjZt6TNb6nmYvoc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