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从日本归来后，先到达上海随即去了南京，见了杭立武先生。他把朱世明的决定和押运点交善本书的经过汇报了一遍。但杭立武对王世襄急于要回国也颇为不满；当即对他说，如再派人去日本就不那么容易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计划和部署给打乱了，增添了不少的麻烦。王世襄心中却感到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日本应尽的使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更不必作过多的解释了。

在南京，他把用剩的数百美元连同账目、单据等交给了杭立武和郭志嵩两位，连护照也一并交还。至此，王世襄作为战后追查文物驻日特派员的一段生活，以及他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关系宣告结束。他在南京也未作停留，最后一次客气地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官员们握手告别，当天就折回了上海。

说真的，这时刻对于他，想得最多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惟有这，是最吸引他灵魂之处。祖国的文物，战后亟待整理和保护，至于个人在日本之得失、工作的利益，以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上级领导对他之看法，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想的是自己应负的一种使命感，尽快应该回到自幼他就热爱的故宫博物院，去重扬自己事业的风帆！

到上海后，他即搭乘招商局的一艘客轮到天津，再乘火车回北京，时间是1947年3月初。从此时起，王世襄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并被任命为古物馆科长。

说真的，这里的一切，对他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特殊情感。此情此景，直可追溯到他父亲对文物爱好的渊源，慈母对中国书画的无比热爱，自己战后追寻国宝的种种经历，以及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执著追求，这些都无不深入了这位年轻人的精神骨髓里了。

当时的故宫，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王世襄不惜从登记卡片、分类造册、清理院子等一件件寻常又必须做的工作做起。故宫原本是帝王的废居，哪里是一个博物馆，但其一草一木又都有历史、文物价值。要将它变成博物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意想不到的困难，再加上经费极少，可谓难上加难。

那时的王世襄，正值三十多岁，回到故宫工作后，抗战时的流离漂泊，初得安定，也许，应属于世襄一生中一段平稳与志在所得的时光。因中国的内战之火，当时还未燃烧到北京。那时的国内局势，尚处在双方拉锯、相持、谈判阶段，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王世襄工作之余，在芳嘉园内一如以前那样恬静地生活，也可和新婚夫人荃猷一起弹琴、吟诗、读书、赏画，闲暇时，夫妇俩还可去串街走巷，寻觅他们喜欢的小古董作点收藏。从另一方面看，其实那段时间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可谓忙得不可开交。他曾对笔者回忆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当时实在全力以赴，没有丝毫闲情逸趣。晚上都在设计故宫文物分类表，计划清理何处改为库房，以及文物出入库的手续哪些方面应进一步的完善。当时内人也天天帮我画表格、制单据，真可用得上是‘全力、全心、全意’了！”故宫中的工作虽忙，王世襄在马衡院长的支持下，故宫文物的整理工作是开展得有条不紊的。他按科学管理的方法，做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战后被清损回来的文物，也充实故宫，物得所列。

这时，最可喜的一件事，应该说是芳嘉园里又诞生了一位新主人公，这就是他与袁荃猷之间的爱情的结晶——儿子王敦煌。敦煌的诞生，无疑给他们全家带来了一如“战后重建”的希望之光。但是，可能因为王世襄夫人产后没有调理好，或者原本身体里就有结核杆菌的潜伏，产后身子羸弱，使她患上了结核病。夫人产后，得了这在当时讲是很难医治的“肺痨病”，而那时的北京，治这病的针药都很紧缺，这使王世襄很焦急，四处求名医指教。当时，协和医院妇产科刚从国外回来的林巧稚大夫，曾再三对他们讲，因肺结核病已出现空洞，照此病况，是不能再生第二胎了。如此的名医之嘱，犹如一声惊雷，无疑给家中当时较为平静温馨之生活，带来了心理与生活上的影响。

随着夫人的肺结核病的痊愈，这一切并不会很大影响王世襄在故宫的工作。因为就在他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早抱定旨意，要把自己将来的事业贡献给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上，而最令他看中的未来之实验场，就是在故宫。这并非因中国皇宫的壮丽恢宏，王世襄心中向往的只是如何把原藏在皇宫中，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瑰宝，如何聚集好，传承发扬光大，使中国能建起一座让世人瞻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也许，在当时一般知识者的眼光里，大都不会对故宫有这么执著的想法，但在王世襄身上，却具备了别人所没有的各种条件，可以说，故宫的一个伟大而又美丽之梦，是王家几代人，同时也是他的母亲金家兄弟几代人的向往，它是一个故宫梦的最真实的延伸，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中，还有什么人生之梦更可以吸引这位年轻人的心呢？有哲人曾说过这样的话，“世上再没有比政治更能吸引着无数青年人的心灵！”但是，这句话若用在王世襄身上，却似乎未必适用。虽然，王世襄的人生之旅，有大半生被政治所累，令他怎么也难于躲避政治对他的浩劫。但说真的，他从来就不喜与政治结伴，他结伴的永远是他夫人在大树图中，表述得最为生动的那些伴侣——髹饰艺术、古代家具、竹刻、火绘葫芦、绘画、佛像、蛐蛐、大鹰、獾狗这些东西。他心中的爱在故宫，这在他心灵深处是有着深深渊源的，他的父亲曾是故宫接待外宾的翻译和顾问，他母亲的绘画，曾得到清皇室肃亲王的赞赏与亲笔题词，他的大舅舅金城和故宫中所藏绘画情意深切。所以，王世襄回故宫后，就像是投入了亲人的怀抱一样。那时的他，无论从家世渊源、兴趣爱好，以及在故宫的工作岗位，真可谓水乳交融为一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世襄后来曾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卖给了故宫的！”所以，他对故宫始终一往情深，怀抱着不灭的期许：走出了人生坎坷的怪圈，“我为故宫服务了一辈子”并最终以自珍的姿态，立足于文物世界。

1947年3月他回故宫后，心中的愿望是把故宫改造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当然此愿从未能实现，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从日本回来后，他总是竭尽心力想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他曾对笔者说过：“当年我进故宫时，由于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战乱，皇宫年久失修，院内积土盈尺，杂草丛生，小房倒塌，大房渗漏，就连那里边搁着的一堆堆炉灰，也让我们清除了很久。”

的确，帝制已经革除，皇帝早已赶跑，民国后，那里曾驻有各方军阀，加上日军的八年侵占，有谁去打理这皇家旧居呢？所以，当时的故宫是百废待兴，一切需待重建。当王世襄进入故宫工作，他就提出了一个最为言简意赅的建构方针，那就是“弄清家底，加强保管”八个字，这是极具见地的。世襄在故宫的工作思路是清晰的，很快就得到马衡院长的鼓励和支持。

笔者也曾听王世襄说，在一个原皇宫旧居里，要建一个现代博物馆，不是最佳的选址，他曾经有一个想法，是在北京的景山区，原有一块大平地，在那里建一个博物馆是很适合的，因博物馆首要条件是采光好。他对我不无惋惜地说：“这样的想法，解放后的我，人微言轻，就算能提出，也不会有人接受的。当年就连郭沫若，也说在原故宫中建博物馆，遑论其他人的建议了。”

从1947年3月到1948年6月，可以说在马衡院长的支持下，王世襄虽在故宫仅有一年多时间的工作，但如果从他奉献于中国文物生涯来讲，这期间恰是他最能够施展才干的一个时期。他竭尽全力将散集在故宫各室的文物，一件件按图索骥般地集中到古物馆，这个清理就是所谓“提集”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清理家底的基础，是件很烦琐的工作，文物的一件件登记，编号，分类造册。故宫藏有中国几千年保存下来的品种繁多之文物，要一一理清，确是件不易之事，因当时缺乏现代博物馆应具备的基础和经验。为了把文物清理分类、分级、分库、上册、储藏，还必须把原皇帝住用的旧居，一间间腾空，移作库房，才可妥存文物。当然，为了做好上述事项，还要修缮房屋，添置设备，编目分类、拟订藏品指引卡式、分类簿目等烦琐的工作。

1946年新收进了许多藏品，还必须重新布置各类陈列室。说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故宫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诸如文物的修复、收购，以及随着故宫图书的增加，成立了古物馆图书资料室，故宫是当时收藏书画最多的一个图书室。故宫从一个皇帝旧居，成了一个集几千年文物的博物院，在当时确实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前来参观的人也络绎不绝，包括外国著名人士及国内高官，这时王世襄的接待工作也够繁忙，因他既是古物馆科长又是精通英语的翻译，头绪纷杂，忙碌不堪。家中孩子、家中事务，他是完全顾不上了。

尽管分身乏术，但这时期对他一生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着手做，那就是对一件国宝级文物——《平复帖》准备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当时《平复帖》藏在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家里。作为晚辈，王世襄登门拜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先生，希望得到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张先生不仅爽快地答应让他看，而且还让他拿回家去看。就这样，被视为“头目脑髓”的宝中之宝，被王世襄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中国的大收藏家，对他都非常关爱。这使他想起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翟荫馆长来华，他任临时翻译，到上海后，翟馆长提出想见一位收藏家，这时他想起名噪江南的庞虚斋先生，曾冒昧打电话联系，结果庞公允晚上即到家，拿出了收藏的四王山水，让他们俩赏析。时隔六十多年，已九十多岁的王老还对我说：“这就是当年的收藏大家的风格，一如当年学术上的大家，今天已经出不了这样的大家了！”

真的，面对大师的提携，王世襄感激万分。他以虔诚的心态，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观察、仔细阅读和认真笔录，终将《平复帖》上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家题跋，永瑆的《诒晋斋记》及诗等抄录完毕，并尽可能记下了历代印章。其间，钤在帖后的唐代鉴赏家殷浩的印记，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边和“浩”字右半隐约可辨。正是经过这样仔细地辨认，才终于完成了一份具备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项目，并记有保存和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从而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与建档提供了范本。

在故宫实际工作一年多以后，王世襄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文博事业源远流长，公私藏家历代不衰。但是，由于历经战乱，中国文博界对博物馆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尚处在感性的经验认识阶段。唯有走出国界去，在诸多的考察与比较中，方能看到自己的差距，进而迎头赶上。那时，世襄已经不满足于中国旧有的对博物管理的形式与方法，无论从小就耳濡目染的西方教育，还是从他父亲曾作为一名外交官，以及母亲留学英国时所带回的国外先进理念，这些在他进取的心间尚不够用，他必须走向一种新的世界的生活，那种与他在东方日本看到的，以及一如中国皇宫旧居所封闭的模式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活。

机遇往往提供给有准备的人。1948年5月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赠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及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就决定派王世襄去。马衡之所以派他去，这当然和他们两家之间的社会渊源及日寇投降后王世襄曾参与清损文物工作都有关联，再说从工作性质上看，因世襄精通英语，在语言文字上与外国交流没有困难，又比较年轻且对文物工作执著热爱，确是一块可造之材，这些当然都是优先的条件。

王世襄得知此讯息时，很兴奋，因为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向往有出国深造的机会，现在终于能实现了，但他又感到，故宫的工作刚上手在做，他夫人患有肺结核病，孩子尚幼小，因此世襄对去美考察有些犹豫。可马衡对出国考察一事，当有更深远之权衡，作为院长，他力劝世襄不要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夫人荃猷也积极鼓励他，叫他不必挂虑家中琐事。

王世襄也看到国内局势之发展，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学术机构，已因内战日厉而很不景气，运转日显艰困。就连清华这样有名的大学，在1947年末至1948年初，也因经费短绌，停止了冬天提供暖气；北京城内最有名的学者，因无钱购煤，只能卖掉自己的藏书度日。马衡院长认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能出国考察的机会了。事实也确如此，至1948年的12月，内战之火已迫近了北京城郊，到了阳历岁末之际，许多著名学者已纷纷南迁了。王世襄确也避过了战火，当然北京最后是和平解放，但并非说是没有战火。1948年6月1日，世襄终于从上海搭乘威尔逊号赴美国。

那年夏天，他先后访问了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堪萨斯、圣路易斯和加拿大等地的博物馆及美术馆，特别留意收藏有中国文物的公私博物馆，并对各馆藏品考其形制，追其源流，仔细欣赏，认真笔录。与此同时，他还对博物馆建设和管理以及文物修复技术等，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1948年9月，他来到加拿大的托朗多博物馆，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向该馆修整部的陶德先生学习壁画粘布托裱的方法。通过讲授和实习，王世襄逐渐掌握了用麻布和木板来代替壁画背后泥层的“脱胎换骨法”。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他还潜心浏览了流传至此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卷》、宋龚开的《中山出游图卷》、元赵孟頫的《二羊图卷》、元吴镇的《渔父图卷》等十余幅宋、元绘画精品。

他对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的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图卷》、五代董源的《平林秋霁图卷》、宋李成《雪山行旅图轴》、宋徽宗墓张萱《捣练图卷》、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卷》、宋陈容《九龙图卷》等佳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8年冬，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参观和仔细研究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书画作品。这些作品无疑对于他研究中国历代书画艺术，拓展了新的审美视野。

芝加哥博物馆是美国比较闻名的大博物馆，临芝加哥湖，景色优美，建筑雄伟，收藏的中国文物相当多，尤其是青铜器。世襄将它列为收藏我国文物的七大中心之一。该馆东方部主任叫凯莱，王世襄到那里的参观，由他陪同的时候较多。芝加哥馆是王世襄做参观访问记录的第二个馆，因该馆的重要绘画并不多，当时的读画笔记也仅记了几件。在该馆考察时，有一天，凯莱和王世襄谈起克利夫兰博物馆的情况。说也凑巧，那里的负责人就是李雪曼，在日本时，世襄就与他打过交道，当时在日本做清损工作的世襄去看他们编制的日本文物卡片时，他带着敌意之情，不准他阅读这些东西。有一次，世襄很友善地想去看他，他却推托不见。还有，当王谈起关于要求日本赔偿中国的文物损失时，联合国也用刁难的手段来对付。可凯莱不同意王的说法，认为这不是刁难，而是一切应当按照手续办事。他们为这些往事双方争执了起来，甚至弄得不欢而散。对于这些往事和趣事，王世襄在几十年后，都有滋有味地回忆着。

在芝加哥待了二十多天，到10月中旬前往加拿大。在此期间，约用了一半时间写参观访问记录及读书笔记，其余一半时间用于参观芝加哥的其他的几个博物馆。它们是：菲尔德自然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之一；芝加哥大学东方博物馆，其中有许多从埃及、叙利亚及中亚细亚其他地方掠夺来的文物；芝加哥科学教育馆；芝加哥水族馆；西班牙中古文化博物馆。王世襄对钱币博物馆，也去参观了半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在芝加哥工作的王毓铨、胡先晋夫妇。

在芝加哥时，凯莱还陪王世襄去芝加哥近郊看一个叫邵音香（音）收藏的中国玉器，以及到芝加哥市内一家旅馆，去看布伦戴奇收藏的中国铜器。布是这家旅馆的老板。

在芝加哥参观后，就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按原计划，王世襄要在多伦多馆参观学习半年，实际上只待了二十多天。该馆的负责人是天主教传教士怀德，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怀履光，曾在河南住了多年，是个中国通。1948年10月王世襄去时，他已退休，不常到馆，只见到他一次。其态度极为傲慢，十分狂妄，看不起中国人，说什么多伦多馆是世界上唯一有系统地按照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来陈列的博物馆。王世襄与他见面，和他刚谈了几分钟，就无法忍耐他的傲慢与偏见，实在听不下去。原来准备将《故宫书画集》送给多伦多馆，也因此而不送了。此书后来在美售出，王世襄以书款买了一台录音机，回国后交给了故宫博物院。

从山西盗去的约与永乐宫壁画同时的大幅壁画，也嵌在一面墙上，怀德曾有专书讲到它。其他文物则真伪杂处，所谓按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有系统陈列，只不过是大体上分朝代的。多伦多馆的中国文物陈列约占十间陈列室，是按朝代顺序摆出来的，其中河南、陕西出土的陶俑较多，都是怀德在中国传教时所得。多伦多馆是王世襄做了参观访问记录的第三个博物馆。当时，多伦多馆要王世襄作一次有关中国美术的报告，因缺乏资料，世襄只得将在纳馆写的关于墨竹画的文章，读了一遍。

下一段行程是由加入美，经过勃弗洛（布法罗）到美国的纽约。他在勃弗洛只停留了一天，博物馆不大，是一个兼有艺术和自然科学两个部分的博物馆。当夜又上火车，于次日清晨到达纽约。据王世襄当时作的笔记，是在1948年11月初。到纽约后，王世襄就住在内兄袁桓猷家中。

袁桓猷1939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去美留学，后与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结婚，居住在美国。曾在纽约经营过中国手工艺品，主要是做花边台布生意。袁桓猷一直未回国。当笔者问到一些轶事时，王世襄电话告知笔者，说事隔六十年，有些事大都忘了。但笔者随后收到王世襄的信，对内兄是这样描述的：“内子的祖父将青岛一所房子出售后，送燕京毕业的哥哥袁桓猷去美留学，几十年过去了，嫂嫂是华侨，生二女，二女又各生子女，后寄来合家照片，不下三十多人。”接到照片一看，“这哪是合家欢，简直是联合国成员的合影。”荃猷爱说笑话：“哥哥90岁了，在美国生活不成问题，不过对国家毫无贡献，青岛卖房换来一个美国居民，似乎意义不大。”

纽约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博物馆，王世襄用了两天的时间巡视了一遍。又用了三四天时间，将纽约的几个比较出名的博物馆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其中有全美最大的美国自然博物馆；纽约市历史博物馆，专门陈列与该市有关的文物，着重表现该市的发展历史；现代艺术馆，专门陈列奇形怪状的造型作品。

经史克门的介绍，王世襄还到纽约57街去看最大的一个中国古玩商。他名叫卢芹斋，年约70岁，在法国多年，后来到纽约来开设古玩店。不知有多少重要中国文物经他的手流落到国外。美国的博物馆，凡是有中国文物的，几乎都是他的主顾。当时他有一批比较重要的中国绘画，王世襄当然主要是为看这批画去找他的，并向他说明，要将在美的重要绘画，写成读画笔记，但这次来不及细看，待明年来纽约再细看。卢答应了，并供给照片。

1948年11月中旬，王世襄离开纽约，来到华盛顿。到1949年2月初王世襄离开，待了两个多月。在华盛顿他先在一家租房并包伙食的人家住了两天，因感到不方便而搬走，后来租了一间楼顶居住，冬天很冷，但房租很便宜。王世襄后来在《老舍先生吃过我做的菜》中，对当时他在纽约的生活，曾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在那里旅居的燕京学长有瞿同祖、赵曾玖夫妇。我是走到哪里都想找地方做菜的，他们两位又欢迎我去，所以不用事先约好，早晨买到东西便提着包进了瞿家。就在那天中午，老舍先生吃到了我做的菜。”他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做菜、如何把中菜与西方的菜结合起来而做出美味佳肴，“我还记得那天做的两个菜是面包虾和鸡片炒龙须菜。美国的面包品种繁多，只要买切薄片的无糖白面包，切掉边，改成四小块就可以往上堆虾泥了。虾用小包的冻虾仁，化冻后斩成泥，调入打好的鸡蛋清和玉米粉，加入葱、姜末及佐料就行了。往上撒些洋火腿末并粘一片外国香菜叶。炸油是提炼过的棉花籽油。这个菜几十年前上海就流行，叫虾仁吐司。虾仁中可以加一点剁碎的荸荠，那时纽约不好买就免了。”

老舍先生原准备回国，但因写作与翻译的需要，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那时老舍家务靠人帮助，所以当吃到独具风味的菜肴，感到有点诧异。问起这些知识是从哪里得到的。王世襄回忆说：“这是因为当年我喜欢八旗子弟的老玩意儿，用狗到坟圈子去咬獾（俗称‘逛獾’）的缘故。咬獾在夜里，但白天必须把獾窝和周围的地形都看好才行，要一连去几天才能把獾的行踪摸清，故行家有‘勤瞧懒逛’之说。这一下子老舍先生可来了劲儿了，一顿饭的时间和我聊的都是关于养狗捉獾的事。恐怕连我做的菜是什么滋味他也没有尝出来。要不是瞿大嫂在旁夸了我几句，我还真有点下不来台呢。”

在华盛顿期间，主要参观弗利亚（弗利尔）博物馆和美国国立艺术博物馆。前者很小，只有十来间陈列室，但它主要搜集东方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而且很精。收藏的铜器在全美占第一位，雕刻、绘画也占第一或第二位。是当时美国最晚建成的一个馆，采光、冷暖、通风等完全电气化。

王世襄大部分时间用在弗利亚博物馆，此馆有绘画一千几百件，世襄看了全部绘画的照片，并选看了其中的实物有三四百件，又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数十件，做了读画笔记。该馆的馆长叫莱文，副馆长叫波泼，号称中国陶瓷“专家”，和王世襄1945年在上海见过面的。

除上述两馆外，王世襄在美期间，参观了莎士比亚纪念馆，那里专收莎士比亚著作的不同版本及一切和莎翁有关的文物或物品。还参观了美国最大的一个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那里有不少中国的线装书，其中有许多与中国的国防、经济有关的地方志。音乐书也不少，已经编成专门目录。王世襄在该馆见到中文图书的负责人赫默尔，还买了几部明代古琴谱的缩微胶片带回来，后来送给中国音乐研究所使用。1948年秋和1949年春，王世襄还两度前往纽约，在大都会美术馆等多家博物馆流连忘返……

在这期间，他虽身在国外，心却常在挂念着北京芳嘉园内的夫人与仅仅三岁的小儿敦煌。王世襄隔三差五地询问家事，远在大洋彼岸的他真可谓“家书抵万金”，那时候的国内似也正值“烽火连三月”之际，北京也炮声不断。1949年1月1日，袁荃猷所记的日记就有这般的记载：

“今接畅安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四日，各一信，并枯木龙吟琴照片两张。大为高兴，但愿报一年平安。”这是袁荃猷收到王世襄远在美国寄来的两封家书，而为之欣慰，并遥祝世襄在外一年平安。

事隔三天，她又接丈夫从远道邮来的信，她也立即回信：“将孟德取出与松风比长短大小，用尺得细量好，作图寄畅安，中午接畅安十二月二十一日信，知仍欲找松风。”

（1949年1月4日袁荃猷日记）

这样的家书尚有许多，如1月6日她又给世襄信，“星期四，晴。上午给畅安写信，午后珉中来，谈松风事，约明日听讯。晚弹梅捎月，顿觉味不同。”

1月8日的日记：“星期六，晴。昨夜炮响未能入睡。上午去寄信、买药……接查君转来畅安信，是12月28日之挂号。晚给畅安写信。”

这一年多，王世襄身在国外，夫人荃猷在北京芳嘉园内生活平静，她每日做些家务琐事，时弹古琴并有小儿敦煌相伴，王世襄的一封封信，虽时时慰藉着她寂寞的心灵，但毕竟相隔千万里，那种“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的离愁别绪，不时会袭上她的心头。

今日想来很可惜的是，那时多少封鸿雁传书，后因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早不知去向，可以说那时两个年轻人，有多少个梦想与现实的故事，令人扼腕的是，却犹如一场风似的吹走了。

北美的考察，使王世襄有一种要使美梦成真的强烈冲动。他遥望东方，归心似箭。1949年8月，王世襄离开美国，回到已经解放的北平，重回故宫博物院的怀抱。他坚信新生的共和国将会把自己多年之梦想变成现实。真的，那1949年的夏日，正是北京山花烂漫时光，他同时谢绝了美国聘他留美工作的机会，终于，他怀有鸿鹄之志并带着一颗拳拳的报国之心，回到可爱的祖国。

缅怀与期盼，一腔热血和风华正茂，一种新的生活，将在他面前展开。 JaAR1TEMRZjRA10/4L3p9sVvpb5OL5sdyI+giVdj0AhvjtbLJ7bLuZ9eU/YyMk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