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了，漂泊、流浪也终告结束。王世襄从千里之外返回老北京，新婚燕尔，和荃猷结婚后，让他拥有了一个温馨甜蜜的港湾。按说两人该欢度蜜月，更何况八年离难，人心思定，就更应有一段花好月圆相欢共度的日子。但因当时日军刚退，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在平津区的办公处刚刚筹建，追寻文物的工作又是千头万绪，王世襄毅然放弃了按一般常情之想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事业中去。新婚夫人荃猷，也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于国难后应该做的事，可谓志同道合。

到北京才不多日，王世襄就去东厂胡同见了沈兼士先生，汇报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商定的事项后，即跟沈先生探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筹建事项。沈告诉王世襄说，自己现在手头的工作极忙，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具体事务无法兼顾，有关办公地点和工作人手的召集他已联系了，但具体事务只能全交给世襄处理了。于是，根据沈先生的介绍，王世襄去故宫博物院找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借到了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屋作为办公地点后，就开始着手召集工作人手。

当时，沈兼士先生对王世襄说，关于工作人手，如有合适的人可自行决定找一两个人来帮忙，按月付酬；若没有或不够，则请故宫派人支援。于是王世襄找到了周士庄，周士庄曾是帮王世襄抄写过《中国画论研究》的年轻人，如今世襄又找到他。之后张庭济又将贾玉田（后在故宫博物院保管总部工作）借调至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暂时协助工作。

1945年11月，追寻国宝的工作正式展开。刚开始时，似乎一切都比较顺利。1945年12月17日在《华北日报》第二版刊登了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时隔不久，北海团城的办公处便收到了众多社会机构和个人的申请函件及登记报表。但那雪花般的申请书，经过王世襄的冷静分析，便发现真正可用作追偿文物依据的材料甚少。一些重要的文物单位，比如故宫，也只有室外的清代消防用贮水铜缸若干个，被日寇劫去销毁化铜（后又在日寇仓库中查获部分未毁者）。还有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图书未遭劫夺。而个人上报的文物损失，也多以一般版本的大部图书为多，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之类。这时王世襄觉得光靠机关、个人上报的情况，无法追查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物，而这些无价之中国国宝，很可能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之中，被偷运或贩卖至海外。王世襄认为应当把力量集中于追查日本人、德国人隐匿的文物上，才可能有所收获。他将这一想法告诉沈兼士先生，沈先生听了也深以为是，并支持他往这一方向追查。于是，王世襄广泛走访了北京的一些古玩商，仔细摸底。1946年2月25日，王世襄特地在中山公园董事会设宴招待北京比较知名的古玩商四五十人，请他们为保护国家文物，提供各种线索。考虑到这些古玩商都是生意人，透露买主信息可能有违行规，为打消他们的顾虑，王世襄又分别对他们进行劝说，并保证成功提供有用情报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经过一趟趟不辞辛劳的明察暗访，王世襄终于从一些爱国的古玩商处探索到了一些有用的情况，如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张彬青等人提供线索说，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WernerJannings）买去；又如成古斋古玩铺孙成章，向王世襄报告天津同业李文治知悉日本人原田、税田有宋元瓷器。这两批文物都价值不菲。

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的经理，洋行及住宅位于东城干面胡同中间路北。1945年11月一天，王世襄跑去禅臣洋行查看，一进门就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他便机警地凑上前去，发现打字的内容便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如获至宝，便将目录拿到手里，并声明正是为此而来。但女秘书说不能将目录给王世襄，因为是罗越（MaxLoehr）先生交给她打的。

说来也巧，那时的罗越，住在东城芳嘉园1号，正在王家的东隔壁，因而王世襄与他相识。这么个偶然的机会，并从女秘书口中获得此情况，于是，王世襄立刻找到罗越，询问目录之事，罗越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并说杨现正在天津，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故杨不能到北京来，罗也不能到天津去。王世襄一听此言，心想要追缴这批青铜器，必先让杨承认有这批青铜器，而要杨承认最好得带罗越去天津，持目录与杨对质。由于这批青铜器不是清宫旧藏，王世襄原先不知道这批青铜器的详细情况，如果没有及时发觉这份编目，也许就失之交臂，不可能实现这批重要国宝的回归。在王世襄的要求下，作为教育部特派员的沈兼士先生，即去北平市警察局申请签发了罗越离京去津的许可证，王世襄便和罗越一同去了天津。到天津后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找到了杨宁史，由于罗越的对质，杨宁史无法隐瞒，便承认有这批青铜器，但他却说现在全部青铜器封存在天津的住宅内，而此住宅已被九十四军占用，军长为牟廷芳，如果要接收这批文物，王世襄只能自行去找九十四军洽谈。说起杨宁史其人，他1886年出生于瑞士阿尔本，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汉堡一家公司任职，1908年到德国禅臣洋行从事贸易工作，1911年奉派来华，在天津禅臣洋行任职，三年后升任经理，为总公司主要股东之一，其股份占全公司的三分之一。

王世襄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追查，从实际情况看，他感到若马上贸然去找九十四军，并不能起什么作用。于是他回到北京，申请了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公函，函中说明杨宁史所藏青铜器是一批重要文物，要求进入杨的住宅查看。得此公函后，王世襄立即又赶去天津，将公函送到九十四军办事处，但收文的人却爱理不理地让他放下就可回去了。隔了一天后，他再去发现公函依然放在桌上，王世襄又几次催促，但九十四军的人仍不理不睬。王世襄只好返回北京，将九十四军的态度报告沈兼士，但当时在那种战乱刚结束之际，沈兼士也无法左右军方。过了几天，沈兼士又找王世襄说教育部长朱家骅正在天津，让王世襄拿介绍信去找朱，希望他能帮忙协助。于是王世襄又去天津，等了许久终于见到朱家骅，朱家骅得知是文物的事，便让秘书拟文以部长名义与九十四军交涉，但王世襄将文送去九十四军，九十四军方面态度依然如旧，王世襄只得又从天津回到北京。

三次赴津，三次均无功而返，眼看着追还文物的事希望渺茫，王世襄自然心急如焚，但当时连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员沈兼士都无能为力，王世襄也只能是无可奈何了。1945年12月下旬，王世襄在多方努力而无效后，将此事面告朱桂老（朱启钤）。几天后，朱桂老电召王世襄去他家，说：“宋子朱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查寻杨铜的困难及郭葆昌藏瓷之重要，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王世襄有了朱桂老这句话，感到追查国宝可能有了转机，迅即起草了一份追查国宝有关情况的“节略”。宋子文来到朱桂老家，问明缘由后，立即答应派人去办理。

在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被迫同意“呈献”这批文物，但条件是：杨宁史无偿献纳241件青铜器，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辟景仁宫专室陈列，并拟订室名为“杨宁史献呈铜器陈列室”，室内用文字形式写明这些文物的搜集、收藏、献呈经过，关于陈列方式及编制目录说明等，准予参考杨宁史聘请的两名德国文物专家博士康思顿（女，Dr.Consten）、罗越（Dr.Loehr）的意见。陈列室开幕时由博物院邀请中外名流前往参观。同时允许两名德国专家留华，一年内完成其对该项铜器的研究及编撰图说工作，并出版专集，所需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的“护送”下，杨宁史携带铜器来到北平，并将其暂存于北平瑞典百利洋行内。22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一大早就来到故宫内等候验收。上午9时，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博物院总务处秘书赵儒珍（原定为总务处长张庭济，因病未到）等，由行政院驻平办公处出发来到百利洋行，与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杨宁史及两名德国文物专家交接青铜器。要装上卡车时，发现铜器并没有用木箱包装，只是分装于181个囊匣中。为保险起见，临时又让办公处的庶务员刘豫章拿来两条地毯，铺垫在卡车车厢内。卡车进故宫神武门后，由院中工役在古物馆人员及警察监视下，用抬筐将青铜器运至绛雪轩。

午饭后中德双方一行9人开始点验。因杨宁史交给宋子文的献纳文物目录正本，尚未寄过来，大家遂以其手中一件副本作为根据，参照文物图片进行查验。据统计，此次杨宁史献纳的有铜器120件、兵器121件，两项共计241件，包括“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其中缺少目录中的第118号簠器。据杨宁史说，此件明日即可运来。目录中的第63号戈因在运平途中破碎，已被杨宁史事先撤出，软囊内有文字注明。另将目录中没有记载的001号到008号8件兵器记入目录中。经验收人员点收无误，即在每页目录上签名盖章。当日下午将所有铜器一并运往延禧宫库房保存。故宫博物院开具了一张临时收据，验收人员签名盖章后交给杨宁史，临时收据上有附注两条，说明日后补交第118号一件及正本目录尚须核对。大家商定，等正本目录寄到后与此副本目录核对无误，及在津的118号簠器缴来后，全部正式手续再行补齐。下午6时接收完毕。第二天，杨宁史将118号簠器交到故宫博物院，据该院专家鉴定称，此为周代铜器，名曰“名蟠虺簠”，为稀世珍宝，虽已破碎，但如用胶粘好，仍能观其形状。事后得知，杨宁史早已将这批青铜器送到托运公司，企图伺机外运，而他对王世襄陈述的这批文物封存在天津军方占用的住宅内的说法，纯属谎言，意在增加中方索宝的困难。

追寻国宝之难，由此可见一斑。假如没有王世襄的穷追猛打，朱桂老和宋子文的助力，这批珍贵文物将难逃海外流浪的命运。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是杨宁史文物中的珍品之一，极为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很高的史学和审美价值，当为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尔后至1954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杨宁史驱逐出境。

追查青铜器事刚完，恰好又有一批重要文物的追缴让王世襄牵肠挂肚。原来郭觯斋生前有一批历代精美瓷器收藏着。郭觯斋，字世五，号觯斋，原名郭葆昌，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后为袁世凯管总务，因而致富，此人对瓷器鉴定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又曾在景德镇管理窑务，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后又大量购买古瓷，编有藏瓷图谱《觯斋瓷乖》二十册，民国时成为陶瓷专家，以精鉴别、富收藏闻名中外。郭氏于1935年前后逝世。他的藏瓷，就长期存放于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内。当时这批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

早在王世襄1945年9月离开重庆前，马衡先生便告诉他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瓷器藏品尤精，如清官窑古铜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特别嘱咐世襄与郭的后人好好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王世襄回到北京后便寻访到郭昭俊，了解到瓷器虽分为几股但并未散失，也未出售，且愿意由公家收购。但是这批瓷器不是敌产，除了收购外，别无他法，而收购需要大笔资金购置，沈兼士和马衡一时间也求不得款项，收购之日仿佛遥遥无期。为了得到这批瓷器，王世襄多方努力，最后还是通过朱启钤先生找到宋子文，得到10万美元，才从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手中购得这批瓷器珍品，共有422件，点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王世襄当时收查的这批文物与明清故宫原有的藏品相比，十分宝贵难得。

1946年7月，王世襄又在驻平津美军的协助下，从溥仪留在天津张园的保险柜内顺利取回21匣珍贵文物，并连夜在故宫绛雪轩开匣、清点、造册。有关方面代表签字后送入故宫延禧宫库房。这批文物件头虽小，但价值高数量多，总件量有1085件，附件39件。其中的珍品古玉就有数百件。现已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中的商代鹰攫人头玉佩，这件无上之精品国宝，就是当年王世襄花了无数心力，从溥仪出走之处收回的。宋元人手卷四卷，分别是：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代邓文原章草卷，元赵孟頫设色秋郊饮马图卷，元代老子像道德经书卷。此外还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怀表等。至于黄杨绿翡翠扳指，更是价值连城。这些国宝均为故宫后来开辟之珍宝馆增光添彩。

1946年9月，王世襄又在各方合作下，将海关扣留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运往故宫御花园存放。这时的王世襄从亲手点交的一批批文物瑰宝中，真正感受到了不辱使命的欣喜，为国为民，可算是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国宝能逐一收回而心潮激荡，同时也领略了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后那种特别的充实与舒畅。

1946年秋，沈兼士先生突然中风逝世，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改由马衡先生兼管。另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王世襄肩上，这就是向日本交涉偿还文物。早在1946年春，王世襄就编写过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的目录，并将每件文物都注明了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马衡对王世襄说：“接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因为你懂外文，打算派你去，不知愿意否？”王世襄欣然受命。

也许，爱国主义与革命热情，是20世纪中期青年人灵魂中的两个主要源泉。由于身经残酷的八年抗战的现实，以及他们为争取改变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社会与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激发，王世襄在心灵中早就想有报效祖国与民族的愿望。他将一股深深的忠诚献给为祖国追宝的活动。

194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王世襄在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此次东渡，他的任务大致可概括为三项：一，从东京运回日寇1941年底侵占香港时掠去的中央图书馆的一批善本书；二，向日本政府追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的下落；三，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的目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决定派王世襄到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工作，为赴日专员。那时，同在东京的代表团人员，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及他的夫人著名作家冰心。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被掠到日本的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大多是抗战初期的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的藏书、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当时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的是，这批书竟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访，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住地。当王世襄东渡日本后即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这批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

随后，又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赔偿文物问题。由于涉及到文物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很复杂的问题，再加上中国一开始在与联合国洽谈时，已经答应了附加之条件，致使王世襄在日本的追查国宝工作一开始就带来了先天的条件限制。在眼看要求日本政府对文物赔偿不会有什么结果情况下，王世襄心中十分焦急，于是提出要求日方“以类赔偿”，但对于这个唯一的追查方式，当时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特别是张凤举组长认为：“现在中国政府要求联合国的事正很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王世襄当时在日本的处境，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作为一个有巨大热情、一腔热血之青年，王世襄的心中一直在盘旋着一个问题，即如果从人类发展之历史看，还有什么比追回中华民族之文物瑰宝更重要的事呢？为此，他多次碰壁后仍另辟蹊径，想法在日本仔细追踪散落在各处的文物，当调查有所获时，再向日本政府提出追缴或赔偿问题。

当时美国由于原子弹的作用，说话的权威应说最大，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文物的机构，当然值得沟通。王世襄首先去坐落在东京某街的一座楼内的这家机构。接见他的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据告知这里的负责人有两位，一位名叫霍利斯，另一名叫李雪曼，恰好他们俩都外出。工作人员知晓王世襄是盟国同行，十分热情地带他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有十几个抽屉，唯内容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的登记卡片。当然某一寺院如藏有重要文物，卡片上也有反映。只翻阅了几个抽屉，因到下班时间，只好约定第二天再去查看。可是就在第二天清晨，接待过王世襄的那个人却慌慌张张地跑到代表团，说昨天他犯了错误，受到霍、李两位上级的责备，说他不该擅自带人去看他们的卡片。

如此之后，王世襄只能通过代表团去约定时间。但美国代表团几次都回答说，管文物的人员目前太忙，无法安排时间，待今后有时间时再通知你们。实际上就是拒绝接待，防止中国方面打听到有关中国文物的线索。这时，王世襄感到凭个人的一片爱国之心以及靠自己的勇气在日本追查中国文物，已寸步难行，处处碰壁，而如此无聊地待在此处，也只是空耗时日而已。这次的日本之行，世襄原想要从日本尽最大努力追寻国宝的计划没有能实现，当然，他对当时联合国对中国追查自己的文物苛刻的限制，以及当时中国政府之软弱自有恨铁不成钢之愤。因为事后证明霍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而来往于日本和美国，中国在日本也无多大收获。于是，在日本工作了两个多月后，王世襄的注意力已从全身心地追寻在日文物转向能早日回国进故宫博物院工作。虽然蕴藏在他心中的多追寻国宝为祖国民族之火花，偶尔还会燃烧起来，但最后他请他的老师吴文藻与谢冰心帮助（吴当时任法制组组长），勉强说服了当时派往日本的团长朱世明将军，同意王世襄回故宫博物院工作。朱最后说，回去的条件是把那批在日本的善本书，用船押运回国。

这批善本书，当时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船码头则在横滨，坐火车要走一个多小时。运书上船至少要提前一天通知日本文部省，第二天才能提书。书共107箱，至少需用卡车五六辆，也须前一天联系好。至于是否有船去上海；船上有无空仓位承担107箱图书的运输任务；船在横滨停留多久，是否在三天以上等等都必须弄清楚。当时的横滨没有保险仓库，只有一般货仓，这就涉及到古籍的安全。所以只能船到后再启运书，运到直接入船舱。唯一的妥当办法是到码头向轮船管理公司了解来船的情况，并与货船核实，确知其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能动手去运书。做好此事要有耐心，又需勤快。

王世襄经过十多天的查询，得知有艘美国货船，将在横滨停靠三天后去上海，船上有空仓位。当王世襄看到该船确实停靠码头后，又向船长核实了情况，便马上赶回东京，报告代表团并通知日本文部省，定于次日去上野公园提取善本书。次日中午去上野公园用卡车装书，下午美国宪兵骑摩托车为之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送到横滨码头，量好书箱尺寸，计算吨位，办完运输手续后，立即上船入舱，看船员吊放妥当，锁好舱门，傍晚再赶回东京，第三天王世襄携带个人的行李上船。该船在横滨多停了一日才起航。船到上海后，郑振铎先生派谢辰生（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孙家晋（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到码头来接书。王世襄即将书箱数目点清移交无误，由他们二位运走。

王世襄两个多月在日本的追宝生涯由他自己早早地结束，但当时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同仁们大多是不理解的，甚或有人认为他真有点傻。当时的驻日代表团组长张凤举始终不理解王世襄，他说：“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现在有清理文物的职务，正可借机会在日本各处观光，给你时间，给你旅差费，何乐而不为？为什么偏要冒风险急急忙忙去运这批善本书呢？现在国内的人挤破头想到代表团来，而你却忙着要回去，真是不可理解！”

王世襄也振振有词地答复他：“故宫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在这里耗费时日。”世襄当时确有很好的条件，可在日本借机游览异国风光，而个人在日本也是有脸有面的胜利国的一个特派专员，确是很多人想去而去不成的好差使，何苦要提早回国呢？其实这里还有一段王世襄从未说过的难言之情，他曾对笔者述说过这样一段往事：“日本战败后，国内因战争所耗，确实很穷，当时有几个和我一样驻日的工作人员，他们拿出一包香烟分给日本的男服务员，对方就感激不尽了；对女的日本服务员，他们用晚上请她们吃饭的方法，就把她们引诱而彻夜不归。这些人还有理论，说什么抗战时期日军强奸妇女，还有慰安妇，现在也轮到中国人报复的时候了。真是荒谬无耻，当时我在日本就想揭发他们，但又恐闹出事来，后传闻就连代表团团长都有绯闻，从此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政府之腐败，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就这样，王世襄在33岁年轻有为之际，独有他早早地离开了日本。这也许就是他处世、处事独特的一种的风格，他愿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喜随波逐流，他喜欢堂堂正正做人并以自由翱翔之想像力、实践之精神，去从事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和生活。或许王世襄也没想到，1947年在日本追寻国宝的这段历史，日后成了他长长一生的一道分水岭，甜酸苦辣的人生体验，都带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使他茫然、让他疑惑，但这又是谁之罪呢？

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初春，空气中仍泛着清冷的寒气。一艘邮轮从日本横滨港缓缓起航，船上载着各色人等，推开太平洋碧波万顷的水域，向一海之隔的上海驶去。甲板上，一位体魄强健的中国年青人正凭栏远眺，他方脸阔额、浓眉大眼，戴着一幅金丝边眼镜，透着斯文和睿智。他，便是中国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派往日本的特派专员王世襄。

在船舱把自己行李中的书箱、衣物等安放妥帖后，王世襄便上甲板来呼吸新鲜空气。只见熙熙攘攘的各国商旅，均在议论着当时中国的时局，他在一旁不经意地听着，此时，一水之隔的祖国正处在内战全面爆发中。

八年抗战，中国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抗战胜利又恰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分界点。世界各国，无论是亚洲、欧洲或美洲都在关注着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地大物博的古老国家。因为，同仇敌忾、一致抗日而取得的胜利的国共两党，倏忽之间转而成为一场决战的双方。

在这样的局势下，王世襄回想起，去年隆冬之时，自己正从上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当时他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的委托，去日本追寻一批在抗战中流落异乡的文物国宝。接受此任后，他意气风发，准备全心全力投入国宝的追寻中。谁知到了东京，他才发现情况不对，联合国的战后追偿条款，似完全偏袒日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是“弱国无外交”，追偿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在日本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尽管他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要求归还中国文物，呼吁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合理追偿条款，岂料仍是一再碰壁。也许，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国与国之间，因牵涉到了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故在当权者的心中，文物仅是可有可无的附带点缀而已。

踏上归国的路途，虽是明智但也是无奈的选择。王世襄想起种种世事，心中不免感到有些颓伤，为了能安全运回这批国宝善本，他在日本港口辗转了二十多天，每天得从东京到横滨港了解船只通航情况，由于责任重大，焦急心忧，身子也消瘦二十多斤，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但此刻的他，想起为民族、为国家保存文物的使命感，总为战时尚有大批流失海外的国宝而心纠不安。呵，107箱古籍善本在他手中运了回国，自小就热爱古籍的他，又想起这些珍籍的漂泊的命运，“自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的五十年时间内，中国典籍东流的文化交流意义已经暗淡，更多地显示出日本作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依据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强权，对中国文化财产的巧取豪夺。湖州皕宋楼藏书的东流还多少带有江户时代商业流通的遗迹；而东海楼藏书的东徙，则是日人以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巧取；抗战时期中国典籍的大规模东渡，已成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这种掠夺的规模和手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一次最为严重的书厄。”想着，想着，不一会儿，太阳渐渐躲进了海上云边，层层的阴云压着渐暗的苍穹……

此刻，甲板上的旅客也逐渐散去，轮船在海面上全速行驶着，螺旋桨击起的水珠，不时溅到王世襄的脚边，他的喉口也似感到些许淡淡的苦涩。在这样一个世事更迭、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下，在一艘承载着不同人命运、梦想、离愁的客船上，王世襄远眺着矇胧的海波，不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仿佛一如海面上正在飞翔的一群群海鸥，穿越着重洋，飘至千里之外。 PhYMp0Fr9ns/eAMaxyNh/jtvlPK5cdAxHZ0X2VQ7yqwniomPBxbZMAnueE5bhn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