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寒冬，川北边境的山路上，一群群逃难的老百姓踽踽而行，他们衣衫褴褛，面带饥色，有些还拖家带口、扶老携儿，一看便知都是从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逃出避难的人们。王世襄和几位同学也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自11月时挥别父亲，离开北京城，开始踏上往大后方的路途，奔波行进将近两月。先由商丘坐排子车，穿过了皖北界首的日军封锁线，又绕道河南、陕西两省，有时坐敞篷运输车，有时只能徒步前行，一路上可谓担惊受怕，饱经风霜雨雪。1943年岁末，王世襄终于进入了四川境内，从这段行程中，他目睹了中华大地因战事而民不聊生的景象，希望能在大后方，找到谋生立足之处，发挥所学之长。

王世襄到四川后首先来到成都，当时因抗战内迁的北方各高校联合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燕京大学在北平的分校遭日军侵占封闭后，原燕大的师生迁往西南，也已在成都复校，成立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因复校不久，教师紧缺，恰王世襄从北京到来，梅先生很希望他能留下，力邀他作中国文学系的助教。但王世襄觉得自己所学不足为人师表，而且志不在成为国文教员，他一心希望能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尽管成都是当时西南条件最好的城市，他还是婉言谢绝了梅校长的好意，重新上路，离开成都，决定去重庆。

战时的重庆，云集了大量迁往西南地区中央机构的办事处，故宫博物院的办事处便设于重庆南岸的海棠溪。王世襄到重庆后，首先去办事处求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马衡早年在北大任教，后因清华国学院王国维自沉未名湖和梁启超逝世，陈寅恪于1928年提议聘马衡为讲师从教清华国学院。但从1935年起，马衡先生一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故宫资深院长，为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衡与王世襄家颇有渊源，他与世襄父亲是上海南洋公学的同窗，后又同在北平为官，而逢故宫有外宾参观时，马衡还会邀世襄父亲王继曾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常请他代为故宫翻译并拟复函。故宫南迁之前，世襄父亲还曾受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两人可说交谊深厚。王世襄小时便知道有位父亲的同窗好友马老伯，马衡也可说是“看着世襄长大的”前辈。现在抗日大后方的重庆见到马院长，王世襄便直截了当地向其表达了自己希望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之愿望，渴望能有机会尽自己所长，献身中国的文博事业，马衡院长听了世襄的话后，深为其热切而感动，当即表示：“青年人有此志愿的不多，值得欢迎！”

然而，当时故宫文物“西迁”后，为防止日军偷袭掠夺，都保存在四川乐山、峨嵋山和贵州安顺的山洞里，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几乎因战事而停止了。所以，马衡院长在答应世襄留任的要求后，也只能坦率地告知他若想在故宫工作，目前只能是人事秘书之类的行政管理。王世襄了解这一情况后，觉得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伏案写公文乃至做些应酬工作，无法看到文物，更学不到知识；对自己一心想做的研究也无法开展，于是，他爽快地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马衡先生。马院长明白了他的心意，毫不介意地答应说：“那也好，将来故宫复原，肯定要增加研究人员，那时你尚可参加。”尽管当时王世襄没有留在故宫，但与马院长的这次见面，已吐胸臆，无疑让他与故宫博物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后，他最终得以进入故宫博物院，并走上文博家的发展道路，无疑与马衡院长的关怀、提携密不可分。

离开故宫办事处后，王世襄思忖再三，又来到位于重庆聚贤新村的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希望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从事考古、历史、语言等相关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史语所成立初期分设3组，第1组为史学组，第2组为语言学组，第3组为考古学组，李济长期任第3组主任。到1934年时，又增设第4组，即人类学组。

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汇集如李济、梁思成、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郭宝钧、刘尹达、夏鼐、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在内的大量有识之士，其所长傅斯年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王世襄到了办事处想求见傅斯年所长，但他与傅先生素昧平生，又无人引见，自然不便贸然求见。正当他徘徊犹豫之时，一个清瘦微微有些背弓的身影渐入他的眼帘，王世襄遇到了梁思成先生。

梁家与王家是世交，梁思成的父亲、清末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还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而梁思成又与世襄的大哥王世富是清华的同学，后来两人又同时留学美国。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娴，则又是王世襄母亲金章的闺中密友。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时，还与梁思成的外甥是同学，同住过一间宿舍。梁思成先生此时认出了王世襄，尽管两人在北平时仅有几面之晤，但这次在重庆的不期而遇，彼此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当时梁先生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当他了解到王世襄想求见傅斯年所长时，便主动代为引见，并陪同他去傅斯年处。王世襄终于见到了傅先生这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并向其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愿望。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办事认真，当即便询问他之学术背景，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

谁知，傅斯年一听立刻断然拒绝道：“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语所！”当然，傅先生的话，兴许太看重学校背景了，也确出乎世襄的意料，弄得介绍人梁思成也没办法。这可能因为当时燕京大学，没有像清华国学院那样曾有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任教过，所以傅斯年竟会以毕业学校来论人才了。傅斯年的冷遇对王世襄来说仿佛当头浇上一桶凉水，不禁有些挫折心冷。一旁的梁思成看出了他的失落，也看出了王世襄对文物事业的一片热诚，想起了自己任职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应多吸纳像他这样有志的青年，于是便对他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经历过两次满怀信心的求职不成，特别是被傅斯年冷淡地拒之史语所门外后，在这样的进退为难时刻，难得有梁思成先生之提携，王世襄一时真有“莫愁前路无知己”之感，于是便欣然接受此聘。

说起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营造”一词在古语中即“建筑”之意，可理解为“中国古建筑学社”，1929年在北京创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是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最初的办事地点，设在北京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由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抗战开始后，他们带领一批青年学者辗转入四川，继续研究工作，工作机构设在李庄。

由于梁的提携，王世襄走入了一个新的人生的起点。1944年1月，他跟随梁思成先生乘江轮溯水而上，前往距离重庆200公里的李庄。在这长长的200里水道上，面对那烟波浩淼的长江，面对两岸崇峻秀丽之风光，梁思成先生与王世襄谈起自己对战时古迹保护的些许忧虑，随着战事之进展，中国文物被破坏的事例也逐一增多，这确令梁百思愁结于心间。当他们俩谈起那些令人心醉的古刹、宋墓等古建筑时，无不令小于梁十多岁的世襄所神往。正是这一刻的变化，梁思成将年轻的王世襄引入了另一片崭新的文化世界，并成为日后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追求。

在距离四川省宜宾市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一偏僻的川南小镇，这小镇在秦以前属僰侯国，隋以后属南溪县，是长江上游的水路驿站，那便是李庄。这个始建于公元6世纪北周时期的山乡古镇，有着一条条狭长的青石铺就的幽长的街道，低矮的瓦房，淳朴的居民们，祖祖辈辈都在镇上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抗战时的李庄，却因汇聚诸多内迁的高校和学术机构，让人永远缅怀。在那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她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珍贵的宁静，为中国文化单位的大西迁、为当时中国一批文化精英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中华文化免受战火的摧残，做出了不能忘却的贡献。那时期，海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达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这个偏僻小镇。

1940年，日寇逼近长沙、宜昌，日军飞机同时对昆明一带地区，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是时，国民政府的许多高校与学术机构均分散在西南大后方各山区间，李庄，这个小小的古镇，竟然与重庆、昆明和成都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四川李庄，即便在当时最详尽的地图上，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战火的硝烟尚未弥漫到这个千年古镇。那时，国民党李庄区分部的书记罗南陔，在了解和看到这一战时的状况后，认定接纳迁川的机构，对于李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罗家在李庄历来就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凭着经验和直觉，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当时李庄的人口不足三千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是否有能力容纳内迁机构的到来，这也确是个问题。罗南陔在多次与乡绅商量后，首先捐出自家祠堂，又腾出镇上的大小寺庙，并草拟一份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你看，言简意赅的十六个字，如此生动有力，彰显李庄人一片真诚。就这样，李庄收容了迁移来的同济大学，收容了迁移来的各大机构，也收容了众多学人颠沛流离、饱受煎熬的心，让他们在“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中华大地上寻到了一处珍贵的宁静之地，重新继续读书做学问。六十年，一个甲子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往事，李庄，那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确对中国的文化留下了深远的烙印。

就这样，同济大学的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几所寺庙和大量民居里。李济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离李庄五公里路的板栗坳，成了中央研究院下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体质人类研究所的驻地，而社会所则搬到了门官田。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则选择了上坝月亮田，这些个地名，颇有些诗情画意，都成为最高学府、学术权威机构的工作地了。

王世襄初到小镇李庄不久便赶上了元宵节，是镇上新春舞龙最后一夜，也是全年最热闹最欢腾的一夜。“爆竹声声过元宵”，那晚，整个营造学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长幼全体参加盛会。那里独特的人文景象给王世襄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多年后他在《李庄琐忆》中，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一番：“李庄镇东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广场，通称坝子，是年年舞龙的地方。黄昏时分，几乎全镇的人都已集中到这里。二三十个大红灯笼悬挂在坝子周围，五条龙色彩绚丽，须能颤动，眼会滚转，形象生动。竹箍为骨，外糊纱绢，各长五六丈，分列场边。一队队小伙子挨着各自的龙，有的解开衣襟，有的光着膀子，准备上场。坝子毕竟小了些，几条龙不能同时共舞。刹那间，点燃鞭炮一齐掷入场中，火花乱溅，震耳欲聋。”这热情奔放、欢天喜地的川南山乡的庆典场景，让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王世襄感到非常新鲜和兴奋，刚在李庄安顿下来的他，写给远在北京的袁荃猷的第一封信，不仅报了平安，还将这元宵舞龙的场景描绘告知了她。当时，他们俩正处于热恋之中，一封封鸿雁传书，也定让荃猷身在千里之外，能分享世襄之种种经历，虽身隔两地，可那喜怒哀乐，也感同身受，使两人在校园中的倾心，能转变为共同担负人生风雨、更坚固的感情。可惜的是，世襄写给荃猷的许多信件，包括荃猷在补读完辅仁大学的那段时光中，收到的那一封封穿越日军封锁线的信件，都在“文革”中被抄没，查无所踪，时至今日，已无法再让我们去品味那段风火激荡之岁月，他们俩心心相印的感情。

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有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有刘致平（后任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宗江（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卢绳（后任南开大学建筑系教授）、罗哲文（后任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等人。尽管李庄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但所有的成员丝毫不以为意，大家都全身心、孜孜不倦地投入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去。特别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他们俩一个身患脊椎钙硬化，全靠铁架子支撑着整个身躯，仍坚持研究写作，中国建筑史上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便是梁先生在李庄破陋的村庙和昏黄的油灯下呕心沥血完成的；而林徽因，她当时也身患肺疾，仍拖着孱弱的身子去野外实地考察，访古刹、探古墓，对研究工作乐此不疲。抗战时期在四川李庄物质匮乏、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身患肺病、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5年的林徽因，躺在床上还在为中国战后的城市重建殚精竭虑。她在油印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中国学人们那百折不挠、献身追求之精神，深深感染了王世襄，他积极地投入到营造学社的工作之中。梁思成先生先教他试画建筑构件并临摹写在图上的中外文字体。但王世襄虽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但画起那些斗拱梁柱、希腊、罗马柱式却是七扭八歪，外文字体也写不到位，只有中文字体勉强可用。梁先生见此状，知道他不是学制图的材料，便改让世襄多阅读一些古典书籍，如《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王世襄在李庄时与梁思成、林徽因住房就很近，很多年以后，王世襄有一次在电话中讲起林徽因，就谈起了许多当年他们生活在一起时的许多趣事，如林徽因常跟他谈起沈从文的小说，如《边城》等，但王世襄往往重视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作家往往不太感兴趣，所以林有时对他说，你怎么对沈从文的小说也缺乏了解呢？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也有使林徽因感到刮目相看之处，比如林徽因烹调的香酥鸭极隹，王世襄便暗自学了一手，有一次做了一只香酥鸭，拿去给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品尝，林尝后感到比她还做得好，开始还不知是出自王之手，后来才知是王世襄亲手烹制的。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的崇宁刊行本已失传，后该书在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重新刊出，但亦未能传世。至南宋后期，平江府又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我们现在常用的《营造法式》版本是1919年由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式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营造法式》由宋匠人李诫编著，他以个人十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而编成。全书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营造法式》可说是一本奇书，梁思成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收到父亲寄来的该书影印本，便深入阅读，被其中关于中国古建筑、各类古代工艺所吸引。梁思成回国后，便义无反顾地与林徽因投身于中国古建筑文化之中，并终身为研究与保护中国的古建筑贡献力量。

古代建筑营造方式有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在我国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实物中，以唐宋明清时期的建筑形式为多，在这个时期还为我们留下了两部完整的文化遗产，即北宋朝李诫修编的《营造法式》和清朝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些书，对于一个从小就受中国古代经典所影响的人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李庄有这些好书，并有像梁思成这些研究古建筑的大家帮助下，王世襄很快对这方面的知识与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捧读至深夜，书中有关小木作和室内装修的内容，让他更感兴趣，我们可以说，当时在李庄的这些阅读与研究，是他日后研究明式家具的发端。

李庄虽是个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却有着历朝历代的深厚人文积淀，傅斯年曾惊叹李庄“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因此其附近藏匿着丰富的未遭破坏的古代建筑，尤其是明清建筑保留得甚为完好。这无疑给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提供了实地考察古迹的良好机会，王世襄也曾与同仁们一起参加了李庄唐家湾宋墓的野外考古调查，并撰写了考察实录，详述了该墓的位置、结构、雕饰，又配上了由莫宗江、罗哲文绘制的插图，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上。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所写的有关山东武梁祠的文章，也刊登在《汇刊》上。这一阶段，王世襄走出了校园的象牙塔，看到了那些生动美丽却近乎被世人遗忘的古迹，他深深为古代工匠们的巧思奇工所折服，这也使他不再拘泥于书本典籍、故纸堆里的理论描述，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接触和探寻，他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开阔，也使他日后无论研究明式家具、书画雕塑，还是漆器竹刻都致力于考察实物和实地寻访。

除了参与学社的研究工作外，王世襄还在业余时间将母亲金章的著作《濠梁知乐集》抄录、刊印完成。他离开北平时，因防母亲之遗稿因战乱而散失，就将稿子藏于行箧之中，随他一路来到西蜀。在李庄安顿下来后，王世襄每晚在煤油灯下用端正的小楷一笔一画地把一卷四册手稿，全部抄录清楚，又设法将稿子刊成书。他在学社中听闻李庄有一家小石印车间可印书，便前往访之，得知是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作坊，每天可印五六页，于是心想石印遗稿有了着落。他接下来又得知邻县夹江县生产竹纸，便抽空搭当时往返宜宾的小火轮，再用学社发的煤油一桶易得竹纸两刀及深色封面而归。就这样，备齐了纸张，找到了石印作坊，还写信给马衡、沈尹默先生，求得赐题了书签及扉页，《濠梁知乐集》终在抗战期间李庄的小石印作坊中，陆续印成百余册，其中的五十册线装完成，王世襄将其分赠各图书馆及身边朋友前辈。

世襄以此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使母亲论绘鱼之著得以传之于世。1989年香港翰墨轩精印《金章》画册，后附王世襄亲手抄录之《濠梁知乐集》影印，相隔四十余载，当时在简陋的石印小作坊中印成的母亲遗稿，依然墨色浓厚、清晰可读，真让世襄有恍若隔世之感，时不时勾起对李庄生活的一丝丝眷恋。

1944年，日寇在东南亚各地节节败退、陷入困境，同盟国军队准备乘此进行全面大反攻，我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已经闪现出了胜利的曙光，光复失地即在眼前。但盟军的大反攻，在连天的炮火袭击、飞机轰炸中，难免会给古建筑古文物带来损毁。中国土地广阔，在当时整片的沦陷地区则分布着众多的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如宫殿、寺庙、石窟、陵墓、园林、桥梁、塔幢等等，这些几千年遗存的无价瑰宝，若在炮轰中毁坏丧失的话，无疑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失。为此，几位有识之士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鉴于此，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专门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这机构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前身，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先生担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担任副主任委员。

此时，反攻已箭在弦上，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空军，知道哪些是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其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如何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一定的鉴别知识。文物委员会经商讨后，认为必须迅速编出一本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地图上标出名称和方位，同时用中、英文各备一份。梁思成先生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已对华北几个省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加之他留学欧美多年，英文翻译也是驾轻就熟，梁先生自然成了承担该项任务的不二人选。梁思成先生因抗战奔波而身体不好，但他觉得这项任务很重要，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担纲，当责无旁贷。从此，他经常往返于重庆和李庄之间，毅然地承担起这项繁忙的工作。

梁先生从编中文目录开始入手，随即译成英文，但当时学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梁先生便将部分校对工作交给王世襄去完成。大约近一年，到了1945年5月，编写和翻译的工作全部完成，并将目录印成小册子。几十年后王世襄曾回忆梁先生，说了这样的话：“现纵观全目录，深为梁先生能把这一繁重而急迫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全仗他思想缜密，考虑周详，方法科学，语言简明……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他那不能站直的身子顽强忘我地工作。那股力量来自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文物的心。每一页，每一行都闪耀着从那颗赤诚的心发射出来的光辉！”

随着大反攻的开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还计划随军配备文物工作人员，随行保护，梁先生便问王世襄是否愿意参与这一类工作，王世襄当然很愿意去，自己对北方尤其是北京一带比较熟悉，所以他最好连北方一带都去。

但是，1945年8月，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在当时一般人也无法想像，当时在大后方的陈寅恪先生，得此消息后为之惊愕，曾作《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诗一首，前二句是：“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抗战八年的突然胜利，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感情都是欣喜而又复杂的，且对每一个人前途是未知数。

失地重回祖国，无须再进行反攻，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也从随军保护转变为奔赴各地抢救可能流往海外或遭毁坏的文物。一日，林徽因先生接到梁思成先生的信后，转告王世襄说：“清损会工作马上要全面展开，正在选派人手去各地工作。”听闻这一消息，使得王世襄再难安稳地呆在李庄，他觉得这时如果去重庆，可能有机会马上参加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工作，比在李庄坐等好。于是，他马上给马衡、梁思成先生写了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希望参加清损会工作的热切愿望。还没等到回信，他便匆匆整理行装，与相处了一年多的林先生和社中同仁们挥泪告别，离开李庄去往重庆。

一年之前，王世襄曾乘江轮由重庆来到李庄，一年之后，他又乘着同样的江轮离开李庄前往重庆，但两次旅程应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一年之前的他，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辗转来到西南山乡，尽管有燕京大学扎实的学术根基，但刚离开校园的他，对自己的未来仍较为茫然，只单纯的如一块海绵般渴望汲取更多的知识，渴望自己所学能有用于社会；而一年之后，离开李庄时的他，已清楚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李庄的岁月让他更为成熟和坚韧，保护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已在无形中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血脉。这正如王世襄在年过八十后，对这段人生经历的回顾之诗所证：辞家赴西蜀，营造结胜缘。

著书超喻皓，明仲诚空前。

大木展结构，小木示雕镌。

梓人制器用，矩矱皆自沿。

又读清则例，诸作纪綦全。

我生一何幸？得窥此薮渊。真的，那时正值风华正茂的他，就如一叶张满风帆的扁舟，随时准备起航疾驶远方。

王世襄来到重庆后，即由马衡、梁思成两位先生引见，见到了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的杭立武先生。当时，杭立武与王世襄素不相识，但由于马、梁两位副主任委员的推荐，杭立武同意派王世襄到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去工作。这自然让王世襄非常高兴，一来为能参与他认为意义非常重大的战后文物清损工作，二来离家已两年多，这样一来终于有机会重返北平，看看父亲在家是否安好，还有已分别多年、朝思暮想的袁荃猷了。

在王世襄到达重庆前，教育部已派沈兼士任教育部特派员，兼任当时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代表。王世襄进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算是在沈兼士先生领导下工作。马衡与沈兼士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两人交往颇深，便带着王世襄去拜见了沈兼士先生，一面之晤后沈兼士先生随即飞往北京。因为当时飞机非常紧张，一般工作人员只能坐轮船到武汉或上海再转往北京，坐轮船还得登记等候，时日难定，所以王世襄仍留在重庆等待有交通工具才能成行。

9月间，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又在重庆教育部开了一次会，出席会议的有杭立武、马衡、梁思成、郭志嵩（时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秘书）等。会上商定派往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区的工作人员到达后如何开展工作，大致确立了四点工作方针：（一）到达后立即成立该地区的办公处。（二）去藏有文物、图书的机构查询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要求开列清单上报。（三）各地区办公处在报上刊登通告，不论机关或个人，文物损失均应列目上报，登记备案，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将据此进行追查索偿工作。（四）了解调查日寇及德国纳粹分子匿藏的文物，查获后予以没收。在这次会议上还公布了唐兰、傅振伦（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两位作为平津区的副代表，也确定王世襄作为平津区助理代表。

真正无巧不成书，正当王世襄发愁不知何时能回到北京时，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副馆长翟荫（HoraceJayne）来到重庆。他持有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函件，声称受委托来华观察调查战后中国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他向杭立武提出行程，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京三地看一看然后再返回美国。杭立武向其表示，可以允许他去各地考察，但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工具，翟说搭乘飞机不成问题，他可与美军联系，搭乘便机去各处，不必中国政府安排。另外翟希望能有一个懂英文的人随行任译员，这时杭和马、梁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世襄，一来王世襄英语娴熟，又具备文物知识，实是任随行译员的最佳人选；二来考虑到王世襄本就正待北上，这样一来便解决了交通问题。就这样，翟荫的意外到来提前了王世襄返回北平的时间。临行前，马衡先生还特别嘱咐王世襄说，须对翟荫密切注意，防范他借观察调查文物之名，行盗窃搜购文物之实，如有此等事发生，应立即阻止并报告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于是王世襄和翟荫于10月6日启程离开重庆，搭乘美军飞机到达成都，两人在成都参观了华西大学博物馆，又访问了几位收藏家，翟荫忽然提出要走访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先生是现、当代画坛上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1943年因战事而避居成都，但他人隐心不隐，尽管战火日酣，仍在家乡举行画展，成为抗战时的一大艺术盛事。当时大千先生居于昭觉寺，昭觉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刹，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后不幸毁于明末战乱，又在清朝康熙年间由破山和尚重建，成为宏大壮观的寺院。于是王、翟两人便驱车前往昭觉寺，在后院东北隅的画室里拜见了这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与王世襄的大舅父金城是旧识，王世襄在大学读书时在中国画研究会上和大千先生见过几面，但他对王世襄印象并不深，这次一听说世襄将参加文物清理工作，立即另眼相看。于是王世襄取出随身携带的书扇，请大千先生题画。

原来王世襄在离开重庆之时，前往沈尹默先生处辞行。沈尹默是著名的书法家、学者，浙江湖州人，是沈兼士先生的胞兄，与王世襄的舅父金北楼先生有乡谊。世襄早年便与沈老订交，初到重庆时便登门拜见沈老，到李庄后又求得沈老手书先慈遗稿《濠梁知乐集》书签和“俪松居”斋额，沈老视世襄可谓亲如子侄，所以将要离渝返京便特向沈老告别。沈老得知王世襄回北京后将开展追缴和保护文物的工作，还恰在沈兼士领导下工作，非常赞赏。那天沈老案头正散落着手书词稿，王世襄读后特别喜欢其中两首《踏莎行》，请求沈老赐书在扇面上，沈老即刻应允，题词如下：草草杯盘，寥寥笑语，闲愁知有安排处。高花自在倚春风，无心低逐江流去。蝶舞方酣，莺啼如故，青芜没尽门前路。此间信美不如归，为谁更向他乡住！

海国长风，山城苦雾，云情萦惹江头树。人间能有几多程？迢迢不断天涯路。花底闲的，樽前小住，匆匆燕子东还去。寻常事已不寻常，年华总被东风误！右调踏莎行。畅安将北归，持扇索书，且欲得此二阕，即如其愿与之。乙酉秋日，尹默。两词写出了沈老有家归不得的心情，感叹国难当头，当权者还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世襄先生得到沈老书扇后，随身珍藏，如今与张大千先生谈得甚为投缘，便想起请大千先生在沈老书背面赠画。

大千先生见扇面便欣然即席挥毫，用砚凹余渖，霎时间便把雄浑秀丽的峨嵋全景摄入尺幅之间，只见峨眉近景，仅露山巅，上有桠杈丛树，迎面岭连成嶂，迤逦横开，有奔腾百里、上下千寻之势，山头林木间，三处露出屋宇，正是峨眉三顶，落笔简省，惜墨如金，却胜人多许。兴情所致，他还题道：五年前从渝州还成都，以寇警，飞机绕越峨眉两匝，得纵观三顶之盛。畅安先生将之北平，因写此以赠其行，并请法教。乙酉九月三日蜀郡张大千爰。

拜别了大千先生，翟荫和王世襄又离开重庆奔赴西安，再由西安飞抵上海。原计划中并没有上海这一站，但由于当时从西安去北京的美军飞机极少，而上海至北京的飞机相对较多，取道上海就不必在西安为候机而耽搁时日。10月27日王世襄和翟荫由上海到北京。王世襄因这次机缘巧合成了营造学社首先回到北京的人。11月9日翟荫离开北京结束了此次中国之行返美，王世襄的陪同翻译旅程也由此结束，便到沈兼士处报到，开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办公处的筹备和成立工作。

重新回到北京，重新回到久别的芳嘉园老宅，北平城经历战火，老宅中的父亲和家人依然安好，自然让王世襄百感交集。而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见到那个他在西南山乡中思念已久的倩影。于是王世襄回到北京不久，便捧着亲手做成的一对红木小圆盒去找袁荃猷。可以想象，那时荃猷接过这对小盒，看到盒盖上镶的世襄亲手火绘的葫芦，应是会心一笑，想起世襄信中曾写道，正制火绘葫芦片，还许诺若做得好便送给她，如今他千里迢迢地回到北京，竟还记得曾向她许下的小小承诺。她将小盒捧在掌心，轻轻揭开盒盖，不期两颗娇艳欲滴的红豆霎时出现在眼前，“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不知她当时是否在心中会激动地吟起这两句千古流传的诗句。那瞬间，她应已明白世襄的心意，无须更多用天长地久之言辞表白，这件小小的定情信物从此串起了世襄和荃猷不离不弃、相守相随的人生之路。如今，当写到此时，我又重读了袁荃猷于1996年为王世襄刻纸并文的《大树歌》，在这支神爱之歌中，专门绘刻了一对小巧玲珑的红红的小盒，并深情地写上一段忆昔五十年前的那情景：“一对红木小圆盒，盒盖镶火绘葫芦，内盛红豆，是世襄1945年从重庆归来后赠我的定情之物。”真的，我又仔细地望着那第五格中美好的图画，一只鲜活的大大的葫芦，紧靠的是一对红木圆盒。我想，这就是象征了他们当年定情后的最美满的人生与爱情！

1945年的岁末，世襄与荃猷完婚，世襄31岁，荃猷25岁。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时的王世襄已成家立业，心智也经历练而成熟，早已脱去了少年时期之玩性，理想和事业也已经清晰地显现，但漫长的人生路，才刚刚拉开帘幕。 i3I24WuFN3Q3F+BNj4Xlt8MZMLog1IJqocYr+8u8NWjMPDi/1NtzS4PEMjeKFb2n